这个题目来自一个文学座谈会。当然，题目的覆盖范围远远超出了座谈会，以至于我愿意借助这个机会继续给予纵深的考察。
我们不难估计到，现今提出这个题目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某种持续的焦虑：文学已经挤不进公共空间。文学的影响正在丧失，公共空间基本上听不到文学的声音了。什么叫做“公共空间”呢？我们可以参考哈贝马斯对于“公共领域”的解释：“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众。那时，他们既不是作为商业或专业人士来处理私人行为，也不是作为合法团体接受国家官僚机构的法律规章的规约。当他们在非强制的情况下处理普遍利益问题时，公民们作为一个群体来行动；因此，这种行动具有这样的保障，即他们可以自由地集合和组合，可以自由地表达和公开他们的意见。当这个公众达到较大规模时，这种交往需要一定的传播和影响手段；今天，报纸和期刊、广播和电视就是这种公共领域的媒介。”①至少我们可以简单地说，这是一个谈论公共事务的场域；这里所出现的声音、观点将得到全社会性的瞩目和议论。然而，公共空间居然将文学排斥在外，这是一个令人忧虑的现象。抚今追昔，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曾经如火如荼。文学是种种启蒙观念的策源地，是我们描述和阐释历史的重要依据；至于20世纪之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学甚至开创了历史本身。然而，如今的文学仿佛已经退休。文学没有资格继续充当社会文化的主角，活跃在大众视野的中心。无论是报纸、电视节目还是互联网上，文学的份额越来越小，甚至消失——许多文学杂志已经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我们的印象中，公共空间的主角是另一些学科，例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如此等等。这个年度的国民生产总值以及目前股票市场的趋势如何，明天的民主政治将以何种形式出现，数以亿计的农民涌入城市带来哪些问题，哪些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遭到了侵犯——这些问题哪一个不比平平仄仄的文字游戏或者虚构的悬念更重要？某些作家或者诗人还在那里孤芳自赏，强作欢颜，自诩文学乃是皇冠上的明珠；然而，这些观点无助于改变一个事实：老态龙钟的文学退出了公共空间，呆在路边的椅子上打瞌睡去了。
迄今为止，不少批评家对于文学与公共空间的现状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一些批评家认为，形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文学的不争气，咎由自取。文学远离了开阔的社会历史，一头扎进了私人写作的死胡同。文学之中已经见不到田野、工地或者沸腾的码头，作家要么躲在阴暗的房间里构思一些乏味的偷情故事，要么热衷于杜撰一些珠光宝气的豪门恩怨。这种文学与多数公众又有什么关系？他们看来，只有返回重大的社会主题，文学才能修复与公众的联系——例如关注底层的生活，或者正面强攻腐败与体制之间的关系。然而，另一些批评家并不认可这种诊断书。他们觉得，聚集公众的目光或者因为故事的尖锐性而耸动一时，这并非文学性的胜利。因为文学之外的某种追求而牺牲文学性，这种教训一个世纪以来已经够多了。所谓的“底层”并不是拯救文学的灵丹妙药。文学就是文学本身，文学是自律的，纯粹的文学——许多批评家愿意使用“纯文学”这个概念——从来不会把评判的标准移交给社会学。事实上，公共空间的拒斥与否和文学价值的增损无关。
在我看来，上述的公共空间想象似乎存在一些问题。这一幅图景之中，公共空间如同一个高悬于前方的空中楼阁，大部分人都是观众，只有几个主角占据这个舞台尽情表演。我认为，公共空间的结构内部包含了远为复杂的内容。公共空间决不是一条明晰的理论单行道，这里存在各种观点的交汇与剧烈交锋。通常，我们听到的是那些占据了统治地位的声音。然而，这不是因为发言者的嗓门特别大，也不是因为我们天然地崇拜这些观点。这些声音的统治地位往往是在多种观点的角逐和冲突之中逐渐赢得的。相同的理由，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诸学科的重要性不是哪一个人赋予的，而是社会生活的选择——这种选择潜在的包含了历史、社会对于文学以及其他各个学科的评价。总之，我要说的是，占据公共空间的各个主角是在相互比较和衡量之中浮现的，它们的对手也为之作出了贡献——哪怕贡献的是反作用力。
这么看来，文学并未被剔除出公共空间。相反，文学仍然存在于公共空间内部，尽管这个因素不再像20世纪80年代那么活跃。我觉得可以接受的结论是，公共空间内部文学所占有的比例大幅下降，但是这与没有文学的公共空间迥然不同。文学仍然是一颗随时可能发芽的种子，尽管现在的气候和土壤不是那么适合了。
我曾经提出“话语光谱”的概念。公共空间内部，诸种话语如同光谱似的横向展开，例如经济话语、军事话语、法律话语、外交话语，如此等等。顺序排列的光谱波长并不一致，这如同每一种话语拥有的不同分量、威信和权力。显然，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均为现今的强势话语。上述社会科学的崛起与当前的历史状况密切相关。这些学科的共同特征是，它们的研究结论通常是描述一个社会——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一个社会的法律。哪怕某一项研究关注的是社会内部的一个群落，乃至具体地描述这个群落之中张三李四的生活片断，但是，这种研究阐明的仍然是这个群落的社会形象。总之，“社会”是这些学科考察的基本单位。相对地说，人文学科关注的基本单位是人；文学的主人公甚至是具体的个人。20世纪80年代，人道主义一度充当了历史的背景，个人的权利、个性成为突破禁锢的历史动力。这种气氛之中，文学显然特别擅长扮演先锋的角色。换一句话说，文学在公共空间唱主角。20世纪90年代之后，市场经济的启动以及各方利益的博弈形成了相当复杂的社会状况，这对于理论的社会视野提出了要求。于是，人文学科逐渐后撤，上述社会科学相继走到了前台。
这是众所周知的普遍情况。现在，我们开始集中考虑一个有趣的问题：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如此盛行的年代，文学还有哪些不可代替的意义？
社会科学描述的基本单位是社会。可是，这种社会通常是抽象的，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通常被设想为同质的平均数，他们的个人性格以及种种特殊生活方式通常忽略不计。例如，经济学家公布某个年度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8％，但是它不负责解释为什么张三的收入增加了16％而李四的收入却负增长。社会科学的结论不需要处理每一个具体的个案。又如，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时常共同认为，利益的觉醒是争取权利乃至法律制度的根源；然而，这种观点几乎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一些衣食无虞的知识分子义无反顾地加入革命，少数人——的确仅有少数人——竟然愿意为一个遥不可及的理想牺牲生命。
文学的个人、具体、感性常常戳破了同质的平均数的统治。这些个人、具体、感性如此生动鲜明，以至于不可能消融到千人一面的芸芸众生之中。同质的平均数无法化约贾宝玉、阿Q、哈姆雷特或者安娜·卡列尼娜。许多时候，文学之中出现了那么多异常的人物——从罕见的天才、英雄、神话人物到变态者、虐待狂、精神病患者，我们甚至找不到现成的社会学概念给予概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法学的相加很可能仍然无法穷尽一个人性格的所有角落。这些观点的解释范围无法深入到一个人额头上的皱纹，另一个人走路的奇怪姿态；一个人对于某种服装款式的狂热，另一个人对于异性伴侣的特殊标准。总之，同质的平均数舍弃了许多人物身上生动具体的因素。我不是说社会科学的视野有什么不对，而是说这些视野并未完整地覆盖社会的所有层面。个人的、具体的、感性的文学顽强地提示了另一种视野的存在——社会科学之外的视野。某些时候，文学与社会科学相互吻合，文学之中个人的命运、遭遇恰如其分地证明了社会科学描述的社会；另一些时候，文学可能与通常的社会科学结论出现了分歧，甚至相互矛盾。这种文学常常是尖锐的，具有一种令人不安的性质。文学之中的形象可能将既定的社会科学结论撕开一个缺口，出其不意地带入另一种历史景象，或者提出另一种前所未有的发现——例如，某种称之为“意识流”的内心领域。这时，文学充分显现了不同于社会科学的独立价值。如果文学的声音愈来愈大，以至于社会科学观点不得不做出表态——要么联合扑灭文学的骚动，要么修正传统的结论，那么，公共空间就会出现巨大的震颤、裂变，甚至开始重新洗牌。
在我看来，这是理解公共空间结构的一幅重要图景。社会科学诸学科与文学分别提供了考察社会生活的不同视野。这些视野不仅在交叉之中彼此补充，而且彼此校正。它们相互依赖，同时又相互抗衡，因此，公共空间的结构是一种充满了张力的稳定性。每一种学科的特征均在比较之中显示得更加清晰。这个意义上，个人、具体、感性是历史分配给文学的任务，甚至要求文学制造出特殊的叙述学或者修辞学。文学就是在个人、具体、感性之中嗅到了历史的气息。我曾经提出用“关系主义”的观念考察文学——在公共空间的多种关系之中定位文学：文学之为文学的原因不是由于内部的某种独一无二的本质，而是在一系列比较、权衡之中逐渐降落在自己的领地上。文学如何异于经济学，异于政治学，异于社会学，异于法学，甚至也异于哲学、历史学或者新闻——那么，这就是文学之为文学了。
现在，我要补充的是，这一幅图景与现代性密切相关。不知道一些人依据什么断言，我认为文学性仅仅出现于资本主义文化之中。这从来不是我考虑问题的方式。我多次说过，我不关心所谓永恒的文学性。目前为止，这种“文学性”的内涵仍然无法确认——这也就是无法确认某种始终如一的文学性确实存在。因此，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断定它出现于封建王朝还是资本主义文化之中？我感兴趣的是，不同的历史阶段如何产生不同的文学性。之所以认为个人、具体、感性的文学与现代性密切相关，首先是因为文学周围的参照物—例如，诸种社会科学——同样诞生于现代性的环境里。按照华勒斯坦的看法，“近代国家亟须更加精确的知识来作为制定决策的基础，这种需要早在十八世纪就已经导致一些新的知识门类的出现，只是它们的性质和范围还不十分明确”。这种知识显然即是社会科学的前身。社会的变革为社会科学提供了发展空间②。这种状况即是当时文学的历史规定性之一。社会科学有效地分担了“社会”的考察，从而将“个人”交给了文学。如果在史诗时代，文学的真正主人公通常是集体；史诗叙述的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史诗之中的个人毋宁说是集体的一部分。西方古典悲剧的主人公常常是皇室成员，他们的事迹亦非普通的个人故事而是历史传说。按照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之中的分析，有名有姓的个人，具体的、琐细的日常生活经验——这些内容进入文学已经是18世纪之后的事情了。到了现代社会，无意识、情绪、非理性、感觉领域——这些内容终于被确认为历史的组成部分。个人如何觉醒以及个人主义如何演变是一个庞杂的话题，但是，这个演变相对的另一面恰恰是社会视野的成熟。毫无疑问，文学之中曾经出现过秦时明月汉时关，出现过巴黎的街道或者伦敦的大雾，这当然是“社会”——亚里士多德强调文学比历史更为必然，恩格斯说他从巴尔扎克小说之中了解的历史和经济细节甚至比历史学家、经济家和统计学家还要多③。然而，相对于上述社会科学，这些形象的、个人经验之中的生活景象与经济学或者法学之中概括的“社会”并不相同。这是具体、个别与抽象、综合之间的差异。对于公共空间而言，这些视野共同存在，尽管它们的比例以及获得重视的程度并不相同。
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古典文学的意义无法与公共空间联系起来——因为公共空间并不存在。众所周知，先秦时期文学、历史、哲学之间的分界并不明显。诸子百家的言论之中，谈论个人经验与谈论公共事务常常混为一体，“治大国若烹小鲜”或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均是如此。当时并不存在现今意义上独立的“文学”，也没有哪一种文体专门负责私人生活领域而另一些文体负责论述整个社会。封建王朝确立之后，决定公共事务的最高机构无疑是朝廷。往来于朝廷的重要文字通常是圣旨、奏折或者策论，文以载道是这些文字的根本宗旨。中国古典文学曾经留下不少民间疾苦的记载，杜甫甚至有“诗史”之称，但是，没有多少迹象表明，这些文学对于公共事务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文学进入朝廷视野的狭窄通道仅仅是“采风”。“采诗观风”是古已有之的政治文化传统。古代知识分子如果要“兼善天下”，只得加入政治体制获得一个官员的身份。科举制度诞生之后，“学而优则仕”几乎成了知识分子的介入社会的唯一途径。至于文学，仅仅是知识分子“独善其身”之际的遣兴而已。雕虫小技，玩物丧志，这是传统观念对于文学的定位。总之，当时只有“兼善”与“独善”两个体系，前者是以朝廷为核心的政治结构，后者保留了各种私人生活领域——不论是慷慨激昂的“壮怀激烈”还是“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小情调。这时，文学对于私人生活领域的开拓无不隐含了对于朝廷权力体系的态度——而且常常是一种失意之情。怀才不遇，报国无门，“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邻家种树书”，如此等等。抛出了朝廷的权力体系之后，窥破荣华富贵，感叹世态炎凉，人生无常；于是寄情山水，释道药酒，意境神韵，这些内容成为中国古典文学持续不断的主题。换一句话说，“兼善”与“独善”的二元关系深刻而隐蔽地影响了文学的发展轨迹。尽管宋代之后出现了瓦舍勾栏，长篇小说与戏曲的崛起显示了另一类型文学的萌芽，但是，导致“兼善”与“独善”二元关系彻底解体的原因是现代社会的大众传媒。大众传媒显然是现代社会政治、经济与科学技术的共同产物，也是现今公共空间的依托。大众传媒尚未出现之前，公众找不到一个可以交流各种观点的“精神广场”。由于报纸杂志的出现，梁启超等人才可能想象文学对于民众精神的改造，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才可能在《新青年》发表种种激进的“异端邪说”。这时的文学迅速地摆脱了怀才不遇的主题原型，开始全面地接受西方的启蒙思想。如果说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在于痛击古典文学的迂腐虚伪，那么，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在于提倡现代文学必须注视真实的人生经验。现在许多人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是积极参与建构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如果将这个命题表述得更精确一些，或许应当说，现代文学力图表现的是，各种私人生活领域对于建构民族国家的意义——正如经济学或者政治学分别考虑国民生产总值和政治体制对于建构民族国家的意义一样。
“温柔敦厚”或者“发乎情，止乎礼”的古训是中国古典文学对于个人主义的约束。这种约束显然秉承了“内圣外王”的宗旨，亦即保证私人生活领域与公众社会存在转换的可能。道德限度之内的个人情志修炼甚至有利于治理社会。这是文学、个人与社会三者的统一。然而，现代性的压力终于导致三者的破裂。现代社会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道德的控制范围，制度、契约、法律和利益成为社会成员之间的联系依据；同时，个人的权利、欲望、无意识以及种种琐碎的情绪无不表明，个人经验是一个深不可测的区域。这个区域与公众社会之间的互动可能制造出千奇百怪的故事。文学负责向公共空间报告这个区域的存在，以及这个区域隐含的颠覆性能量。
弗·詹姆逊曾经在他的著名论文《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之中抱怨说，资本主义文化“在公与私之间、诗学与政治之间、性欲和潜意识领域与阶级、经济、世俗政治权力的公共世界之间产生严重的分裂。换句话说，弗洛伊德与马克思对阵。”④詹姆逊不满的是，西方文学之中的个人与社会脱钩了。读者遇到了一个又一个奇特的个性，可是不知道这说明了什么。这似乎是资本主义文化的一个征兆：每一个人都是孤单的原子独自转动，它们散落于社会的各个角落，互不联系。社会的各种共同体业已名存实亡。文学写出了某一个人的故事，可是仅仅是一个人——他不再代表哪一个阶层或者哪一个群体。回到公共空间，什么也不说明的文学无异于一个没有意义的、孤立的话语部落。
詹姆逊的抱怨再度涉及文学之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曾经启用“典型”这个概念解决詹姆逊的问题。典型意味着一个人物性格成为一批同类人的概括。例如，一个小公务员或者一个银行家身上集中地体现了公务员或者银行家阶层的普遍特征。在“阶级”成为社会生活之中最为重要的范畴时，典型无疑必须是阶级本性的形象说明。典型的基本特征是个性显现共性，或者现象显现本质。二者之间的张力愈大，文学愈是成功。一个真正的文学典型综合了如此之多的同类人，以至于我们可以从他身上看到整个社会的结构。这就是文学为我们提供的历史图景。文学批评竭力推崇“典型”的理由是，文学写出的人物性格将让我们认识到历史的未来方向。
这种观点显然具有强烈的黑格尔色彩。我曾经指出，典型的推崇背后很大程度依赖于总体论。例如，卢卡奇认为，整个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总体。大到一个阶级、一个阶层，小到一颦一笑，所有的局部都被社会有机地组织在自己的位置上，各司其职。我们可以从这里察觉到该理论的雄心壮志：找到一个宏大的结论控制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某种程度上，文学的典型提供了一个小号的社会模型，我们可以从这种模型之中看出历史的前景。即使我们仅仅与一个人物相遇，但是，总体论的意义就在于，利用每一个局部片断推测出总体图景。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我们如何获得俯视历史全景的制高点？因为无产阶级是历史上最后一批解放者。他们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最后才解放自己。这种使命赋予他们一个重新叙述历史的终点高度。他们已经察觉远古到未来的历史规律，因而也能够从任何一个典型人物身上找到历史的踪迹。
当然，这种总体论遭到了后现代主义的拒绝。后现代主义认为，历史已经丧失了深度，丧失了中心，变成了各行其是的小叙事。我没有必要复述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路线，但是，我们至少要从后现代主义那里得到一个启示：历史并非单向的，每一个细节都如此必然地衔接在一起，并且显示出指定的意义。这犹如一场足球赛：一次进攻开始之后，带球，传球，过人，互相配合，如此等等，但是，这一切可能因为一个不无偶然的大脚解围而烟消云散。于是，一切如同没有发生似的——一切都重新开始。如此松散的历史过程之中，许多形象的意义是多向的，浮游不定的。一个女仆形象之中包含了阶级的烙印，同时还包含了喜好甜食、南方人的口音、双眼皮、短发、脚步很轻、常常聚众聊天等等特点。显然，这个性格可以承受多方面的阐释。并非所有文学人物的意义都是充当奔赴历史终点的一块跳板。
我们记得，歌德曾经鼓励作家放手写出人物的个性，不必过多地考虑这些个性代表了哪些共性。然而，每一个批评家几乎都是共性爱好者——他们常常对无法阐释的个性表示由衷的恐慌。或许我们没有必要那么迂腐，但是，有一个问题至少需要考虑：为什么有一些个性意味深长，另一些私人生活的细节根本提不起读者的兴趣？
我们必须承认，典型是阐释文学人物的一种重要方式；但是，我们还必须为另一些阐释方式留下空间。一个性格的共性不一定是这个人物最为重要的意义。例如，一个独特的性格如同一个楔子打入社会。尽管他并非某一批人的代表，但是，他的出现引起一片哗然，以至于许多人都要权衡自己与这个性格的距离。这个性格可能破坏某种传统的结论，扰乱既定的社会平衡，或者表明某种激烈的叛逆正在呼啸而来，于是强迫整个社会与之对话。文学如此热衷于招来各种异常的少数人，因此，我们至少要保持一种阐释方式：这些文学人物的意义并非概括什么，而是造就种种对话的机缘。
一个相似的意义上，我们可以重新回到文学与公共空间这个话题。我们承认文学在公共空间之中处于边缘，甚至是一个异数。文学之中的人物、故事以及许多奇思异想常常无法纳入社会科学的现成结论。这将打破平静，挑战各种传统的成见，形成社会文化内部的波澜。这就是文学在公共空间之中的重要意义。正是因此，即使今天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如此的令人景仰，文学仍然不可或缺。
这就是我对于文学与公共空间的关系做出的基本判断。
注释：
①尤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汪晖译，见《文化与公共性》，125页，三联书店，1998。
②参见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8—11页，三联书店，1997。
③参见亚里士多德：《诗学》，第九章，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恩格斯：《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
④弗·詹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张京媛译，《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23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NU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