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小资产阶级”是许多人耳熟能详的概念，通常溯源于社会学领域。然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这个概念悍然闯入文学王国，成为描述文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小资产阶级”可能表示一种不屑的贬抑，可能形容一种风格或者趣味，可能是一种身份或者身价的证明，也可能成为一种令人恐惧的政治烙印。相当长的一段文学史之中，“小资产阶级意识”或者“小资产阶级情调”是一大批作家无法摆脱的魔咒。当然，当初没有多少人可能料到，这个概念竟然在数十年之后摇身一变，脱胎换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小资文化”已经被用于形容一个由优雅、格调、品味、精致集合而成的浪漫空间。
    从毛泽东的早期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到二三十年代左翼作家的言论，从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五六十年代此起彼伏的文学论争，“小资产阶级”始终是一个带有贬义的概念。人们对于小资产阶级的分析通常伴有程度不同的贬抑、讥刺和挖苦。十八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断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决战的历史时刻即将来临。这个意义上，小资产阶级仅仅是两大阵营中间灰色的过渡地带。小资产阶级时刻处于分化瓦解的状态：要么战战兢兢地依附于资产阶级的尾巴，要么被抛到了贫困的无产阶级队伍之中。毛泽东的分析显然承袭了这种历史视域。《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详细地将小资产阶级置于地主、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序列之中，并且解析为左、中、右三个部分，进而分别考察经济地位的差异如何转换为小资产阶级分子投身革命洪流的不同姿态。（1）根据这些考察，小资产阶级软弱的文化性格――例如，患得患失，摇摆不定――很大程度地源于暧昧不定的阶级身份。虽然毛泽东阐述了小资产阶级的多种社会来源，但是，从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到六七十年代，这种文化性格逐渐凝聚到知识分子的形象之上。
    然而，如果仅仅将小资产阶级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犹犹豫豫的骑墙派，人们可能遇到一些难以解释的历史事实。数十年的时间里，小资产阶级遭到了一而再、再而三的抨击和驱逐，然而，成效并不乐观。小资产阶级仿佛是一只匍伏在丛林之中的巨兽，只要防范稍为松懈，它就会一跃而出，放肆地扰乱革命文学的秩序。九十年代之后“小资文化”的迅速复活似乎就是一个证明：旷日持久的批判并没有从根本上重创小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奇怪问题：小资产阶级为什么隐藏了如此巨大的美学能量和吸附力，以至于反复纠缠，屡禁不绝？许多时候，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可能对小资产阶级产生奇异而隐秘的好感。相对于无足轻重的阶级地位，小资产阶级似乎占据了一个文化的中心位置。如果说资产阶级陷于物质再生产的循环而分身乏术，那么，小资产阶级似乎赢得了更多的文化自由。除了忧虑时政、恐惧革命的不安和惊惧，小资产阶级意识还同时包含了许多生产资料占有方式所无法解释的内容。阶级地位与文化之间的不对称表明，后者是一种奇特的话语――小资产阶级话语。
    小资产阶级话语具有某种特殊的气味。无论是遭人厌恶还是惹人怜爱，这种特殊气味均是首要原因。有趣的是，虽然人们对于小资产阶级话语如此熟悉，这种特殊气味的清晰表述始终阙如。如果说太小的社会学框架容纳不下小资产阶级话语的许多特征，那么，文学为之提供了充分的展示场域。从鲁迅的《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到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记》、《韦护》，从庐隐的《海滨故人》到郁达夫的《沉沦》，从茅盾的《蚀》三部曲到巴金的《激流三部曲》，蓬勃生长的小资产阶级话语盘踞了相当大一部分文学史空间。因此，描述和解释小资产阶级话语特征，文学是一个再适合不过的例证。考虑到论述的简约和富有效率，我愿意集中谈论一部小说――杨沫的《青春之歌》。
    《青春之歌》于1958年出版，不久之后就遭到了严厉的批评――“作者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进行创作的。”（2）诸多批评家和作家往返辩难的言辞之中，小资产阶级的文化症状陆续呈现出几个重要的特征：第一，多愁善感，抑郁寡欢，温情主义，动不动就伤感，在回忆之中打发日子。这显然是一种多情而纤弱的性格。一旦与坚硬的社会现实相撞，《青春之歌》主人公林道静的典型表现不是哭哭啼啼就是企图投海自杀；第二，恋爱至上，缠绵悱恻，充满了不切实际的浪漫式幻想。爱情生活的不如意――而不是自觉的阶级反抗――是林道静冲出家庭罗网的首要原因。她很快就和余永泽同居，并且先后三次爱上了不同的男人。由于追求个人幸福，恋爱是大多数小资产阶级念念不忘的主题，“革命加恋爱”常常是他们遵从的著名生活公式；第三，刻意讲究所谓的生活情调，例如林道静兴致勃勃地徜徉在海边欣赏风景，漫步于沙滩拣贝壳，这种悠哉游哉的习性显然来自寄生阶级的家庭；第四，习惯于从书本之中――尤其是文艺书籍――寻求慰藉，林道静阅读的是高尔基，并且从余永泽那里听到了《战争与和平》、《悲惨世界》、《红楼梦》、杜甫和鲁迅，等等。通常，引导他们投身于革命的常常是书本知识而不是生活实践；第五，个人主义思想，热衷于一时的狂热和自我表现。林道静擅自冒险贴标语，散发传单，无疑是个人英雄主义作祟。与谨小慎微和懦弱的性格相反，小资产阶级身上同时还存在极端激进的一面。个人主义思想时常损害了无产阶级铁的纪律，列宁曾经斥之为“小资产阶级幻想和空想”以及“幼稚的狂热性”。（3）
    当然，五十年代文学批评的强大火力网之下，小资产阶级话语仅仅是一个被压抑的话语。《青春之歌》这个文学标本之中，小资产阶级话语特征只能有初步的、羞怯的表露。直至进入九十年代的文化气候，各种压抑开始解除――文学之中诸多小资产阶级话语特征终于迅速地发育成熟，膨胀为一个盛大的景象。

二
    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史上，bourgeoisie　、petty bourgeoisie 和middle class――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存在极为复杂的纠缠，由日语转译为汉语进一步增添了交错的层次；许多时候，“中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这两个概念可以互相指代。（4）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在 bourgeois（资产者、资产阶级分子）的条目之下解释说：bourgeois的定义是由法律范畴界定的：“这个词的基本定义是：生活稳定、没有负债的可靠‘居民、市民’（citizen）。”这表明了“布尔乔亚”这个词与中产阶级生活的渊源关系。通常，bourgeois也指中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社会，这是插入贵族和下层大众之间的一个社会群体。雷蒙•威廉斯认为，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新定义是根据bourgeois这个词的早期用法而来的――范围涵盖了生活稳定、没有负债的可靠居民及与日俱增的中产阶级（由商人、企业家及雇主所组成）。”有趣的是，雷蒙•威廉斯在同一个条目里有一个小小的补充：“贵族对the bourgeois（资产阶级）的平庸表示轻蔑。尤其在18世纪时，这种轻蔑的态度在哲学家及学术界人士身上表露无遗。他们看不起这种‘中产’阶级的狭隘（即使是稳定）生活及浅薄见识。”（5）

以上的考证再度证实了一种由来已久的感觉：尽管中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学涵义时常重叠，但是，二个术语聚焦的层面并不一致。中产阶级意味的是稳定、可靠、拘谨、克制的安全生活。由于竭力保护已有的社会地位，他们尽量避免任何冒险，阉割种种不合时宜的冲动，并且以一种严肃刻板的姿态对待文化。中产阶级亦步亦趋地模仿资产阶级，同时又不可能具有后者那种趾高气扬的威风。中产阶级身上平庸中等的美学趣味显然是他们古板生活方式的写照。如果用马尔库塞的话形容他们的干枯性格，那么，这就是那些“单向度的人”；相对地说，小资产阶级的称谓背后更多地暴露出激进的文化成份。这似乎是一个奇怪的文化部落。这一批人的确常常大幅度地左右摇摆，而这种状况进一步增添了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复杂和丰富，以至于他们有时会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惊世骇俗之举。正如《小资产阶级生活的两张面孔》一文所说的那样：小资产阶级生活的第一张面孔充满了庸俗而志得意满的幸福表情，另一方面，“这些不断被规训的人还被要求去成为一些与众不同的人，一些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因此反叛的神话便成为了小资产阶级需要不断追逐的另一种神话。事实上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小资产阶级都是反叛神话最热烈的制造者和拥趸”。（6）总而言之，“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是同一批人分裂出来的两个形象。当人们用“小资产阶级”这个术语代替“中产阶级”来谈论同一个群体的时候，他们身上种种“超越”社会地位的文化表演得到了更多的考虑。通常的情况下，中产阶级保守、刻板、循规蹈矩；小资产阶级浪漫、狂热、波西米亚。革命形势如火如荼的时候，中产阶级倾向于右翼，小资产阶级明显左倾。

如果说，经济利益通常被视为阶级划分的基础，那么，从理查德•霍格特、雷蒙•威廉斯、Ｅ•Ｐ•汤普森到斯图尔特•霍尔，这一批英国理论家转而考察了阶级背后的文化渊源。例如，Ｅ•Ｐ•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力图从许多日常的经历之中找到工人阶级形成的线索。汤普森相信：“阶级是社会与文化的形成，其产生的过程只有当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自我形成时才能考察”。在他看来，文化对于工人日常经历的处理逐渐构成阶级觉悟，这一切具体呈现在“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这些文化观念之中。（7）一个更大范围内，传统习惯、价值体系和思想观念本身就在连续地生产不同的社会阶级。正如布迪厄的“区隔”这个概念所描述的那样，当今社会阶级共同体的形成源于各种特殊的文化趣味，这些共同体之间的界限已经不是由经济资本的多寡简单地决定的了。布迪厄提出了文化资本的概念。例如，良好的教育即是一种文化资本的投入。当然，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存在秘密的兑换率，二者在多数时候是成正比的。强大的经济资本可以轻易地造就文化资本，家庭背景通常对于受教育的程度产生关键的影响。这个意义上，经济最终决定文化仍然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前提――权力关系和阶级地位仍然相当程度地充当导演。尽管如此，人们不得不承认，文化的自主性、文化分割社会空间的能力空前地加大。许多时候，人们清晰地看到了一个闭合的轨迹：特定的文化资本训练出某种文化趣味，相异的文化趣味制造种种区隔。文化趣味不仅主宰人们评判艺术品，而且全面介入日常生活――介入服装款式、室内装修或者体育运动形式。某些时候，文化趣味的差异不仅会造成紧张的符号冲突，甚至延续至政治分歧。一个小资产阶级分子是如何成长起来的？从家庭出身、教育水平到文化趣味的考核时常是一个有效的分析模式。相对于粗俗的资产阶级暴发户，相对于充满泥土气息的农民，小资产阶级最为显眼的首要特征往往是文化。

描述文化对于小资产阶级形成的意义，大众传媒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场域。良好的教育和相近的文化趣味将在大众传媒产生同声相应的效果，一大批小资产阶级分子就是在这里发现彼此是同路人。他们自由地出入这个公共领域，并且在某种符号体系之下集合为一个共同体。显然，这是他们的擅长地带。良好的教育传授了强大的符号生产技能，大众传媒制造了一个充分施展的空间。由于大众传媒有效地集聚了文化资本的意义，小资产阶级甚至可以在这里与另一些拥有强大经济资本的集团相互抗衡。否则，人们不可能想象一个仗义执言的记者如何与百万富翁争一短长。古代知识分子无法集合到大众传媒领域，他们犹如散兵游勇，那些无法纳入经典系统的价值观念只能成为一些边缘的、零星的声音。如同许多人论证的那样，大众传媒是现代社会诞生的标志之一。《新青年》等一大批报刊杂志与五四运动的关系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证明。另一方面，这也是小资产阶级诞生的标志。教育、文化资本、大众传媒、小资产阶级――这一切均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文学恰恰是诸多因素的交汇点。这种描述深刻地意识到诸多历史因素的互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在中国传播现代观念和现代生活方式的盛大节日，学校、刊物、报纸、社团、出版社构成一整套越来越强有力的文化生产的机构和体制，阅读、写作、演说、结社、集会形成一系列越来越有影响力的行动方式，一个拥有新的文化资本的小资产阶级群体应运而生。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了五四新文化的知识分子传统，成为小资产阶级的创世纪，表现在文学中，就是五四新文学中小资产阶级“新青年”形象的大批涌现。（8）

如果说，贪婪地追逐利润是资产阶级的本能，推翻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是无产阶级的天命，那么，小资产阶级的阶级诉求十分模糊。许多时候，小资产阶级的文化特征不是追溯至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而是追溯至文化资本和大众传媒。因此，小资产阶级文化可能相当大程度地摆脱“经济”的制约而显示独特的逻辑――例如小资产阶级与革命的关系。对于衣食无虞的小资产阶级说来，投身于革命是一件奇怪的事。多数人并没有亲历严酷的阶级压迫和侮辱，他们的觉悟毋宁说来自进步的读物。某些时候，一首诗或者一台戏可能大幅度地改变生活的设想。正如王蒙的一批小说――譬如，《恋爱的季节》或者《失态的季节》――所显示的那样，他们的革命动力不是夺取基本的生产资料，而是考虑生存的意义，考虑如何从死水般的日子之中发现活下去的价值――

这无形地产生了两个特征：第一，与《红旗谱》或者《暴风骤雨》之中的劳苦大众不同，王蒙笔下的主人公不是追求几亩田地和一间安身立命的房屋，他们渴望的是一种更为纯洁也更为理想的生活。他们的革命动机之中似乎没有兑入那么多物质生活的私心杂念；同时，他们革命的急迫性和坚定程度也比劳苦大众逊色。第二，这批知识分子的革命经验之中并没有多少罢工、撒传单、坐老虎凳和监狱暴动；他们时常是一批擅长使用政治术语和革命名词的人。换言之，他们的革命时常活跃在思想传播领域，得到了一系列高深莫测的理论装饰，相对地说，他们对于革命的残酷程度――包括革命队伍内部的权力之争――几乎一无所知。（9）

 显然，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很难获得无产阶级的彻底信任。“衣食无虞”意味了一扇隐蔽的后门。经济上的退路必然会削弱文化的坚定性。一旦严峻的革命形势威胁到生命的时候，生存意义的争辩将会变成无稽的空谈，小资产阶级可能打开后门夺路而逃，背叛革命。尽管如此，无产阶级对于小资产阶级的持续批判始终无法取得大刀阔斧的效果。人们无法像剥夺资产阶级占有的生产资料那样铲除小资产阶级的存在土壤，小资产阶级的子孙更多地来自顽强的文化繁殖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中，毛泽东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批评小资产阶级意识。但是，他可能没有料到，相对于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政权，文化领域肃清小资产阶级分子的路途远为漫长。

迄今为止，小资产阶级文化丝毫没有显出衰竭的迹象，它的最新动向是“布波族”的诞生。二十一世纪之初，一本题为《布波族：一个社会新阶层的崛起》的著作开始流行。布波族即是布尔乔亚（bourgeois）与波希米亚(bohemian)的相加。保守的、一丝不苟的布尔乔亚世界与反叛的波希米亚文化正在合流。二者在学历、消费、商业生活、学术生活、享乐等方面的对立逐渐消失。按照《布波族》作者布鲁克斯的观点，布波族试图证明文化的主动姿态。这种文化具有弥合各种社会矛盾――例如个人自由与国家利益――的功能。在他看来，这个时代的成功政客无不巧妙地调和了两个冲突的价值体系。因此，布波族文化意味了“超越主义的政治”――在传统的左派和右派之间寻找“第三路线”。如果将布波族视为文化主义跨越阶级界限的范本，那么，人们有理由拭目以待：文化框架可能多大程度地替代经济利益的衡量――即使是对于小资产阶级而言？

三

  当然，如果仅仅涉及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而没有考虑这个过渡地带的文化状况，人们很难解释，小资产阶级的叛逆性格为什么如此显眼。革命飓风猛烈地刮起来的时候，小资产阶级的激进和冲击力相当突出。他们甚至比一无所有的工人阶级和贫农远为狂热。后者还在竭尽全力地维持可怜的生活底线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经激烈地投身于无政府主义运动。阿里夫•德里克指出，无政府主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要部分，“在1925—1930年间，无政府主义成了中国革命思想的一个源头”。他对这种观点深表赞同：“中国的知识分子多数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具有主观、片面、虚浮和急于求成的性格，当他们产生革命的要求时，最合他们口味的不是严整的科学社会主义体系，而是空洞浮夸的乌托邦和惊世骇俗的无政府主义。”（10）尽管近代历史隐含了某种持续的激进主义冲动，（11）这仍然是一个具体的问题：小资产阶级的叛逆基因是从哪里来的？

至少可以认为，个人主义在小资产阶级话语之中是一个核心主题。正如史蒂文•卢克斯所言，个人主义一词的用法历来缺乏精确性。他从人的尊严、自主、隐私、自我发展、抽象的个人以及政治、经济、宗教、伦理、认识论、方法论等诸多方面阐述了“个人主义”的基本观念。（12）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个人主义主题的进入开辟了存活的空间。当然，从individualism到汉语的“个人主义”，这个概念历经漫长的理论旅行。各种话语策略纷纷介入，形成了复杂的意义再创造。（13）然而，如果抛开复杂的理论纠缠，人们可以借助子君――鲁迅《伤逝》的主人公――的一句名言简单地表述个人主义：“我是我自己的”。个性解放是个人主义的首要内容。这时，个人不再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链条之中的最初一环，不再苟活于皇权和家族的重轭之下。独立的个人名正言顺地成为聚集力比多的一个单元。个人的名义，个人的思想、感觉、欲望必须得到正视，而且，物质生活有义务提供相对的保障。例如，谈论十八世纪隐私权形成的时候，彼得•盖伊同时提出了空间问题――一个独自占有的房间是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区分出来的前提。换言之，居住在贫民窟的穷人负担不起这种奢侈的权利。（14）或许，鲁迅的《伤逝》是一个更为典型的例子：没有物质生活的自由恋爱如同泡沫般破灭。因此，个人主义恰恰与小资产阶级的生活以及消费水平相互匹配，他们常常以个人主义卫道士自居。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动机常常源于对各种个人的压抑机制的反感。如果说，共同的经济利益是工人阶级和贫农革命的当务之急，而且，他们必须形成集体主义才可能与强大的统治阶级抗衡，那么，衣食无虞的小资产阶级更为渴望拥有更大的个人精神自由。这时，文化压抑理所当然地成为他们急欲解决的首要问题。一旦个人自由遭到了某些坚硬结构的限制，小资产阶级将英勇地喊出“不”。换言之，小资产阶级破门而出的依据是“个人”而不是“阶级”；他们不是强烈地反抗另一个阶级的压迫，形成压抑的机制广泛地隐藏于阿尔都塞所形容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中——例如教会、学校、家庭、政党、工会、传播机构，如此等等。这些更易于成为小资产阶级的攻击目标。相当长的时间里，工人阶级和贫农――尤其是后者――爆发出耀眼的革命能量，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意图混杂他们的呼啸之中，无法单独提出来给予的讨论。

 这个意义上，“革命加恋爱”恰如其分地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一批小说的程式。这的确是那些小资产阶级主人公积极实践的两个人生项目。工人阶级和贫农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除了揭竿而起别无出路。他们的革命彻底性可以解释为，抛掉最后一条锁链换取整个世界。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小资产阶级的爱情受挫竟然也能够转换成如此之大的反弹力量，甚至为之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小资产阶级革命的轨迹并不吻合经典的理论描述——贫穷、压迫、反抗、阶级意识的觉醒和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他们往往从突破家庭乃至家族的枷锁开始，尤其是反感封建家长专制的婚姻安排。学校通常是他们逃离家庭的第一块栖息地。这是他们接受启蒙的圣地，满口新名词的教师和进步刊物源源地送来了崭新的知识；另一方面，启蒙并未有效地释除青春期的苦恼和迷惘，许多人觉醒之后仍然陷于彷徨。这时，响应启蒙和摆脱彷徨的常见手段即是革命加恋爱。他们从四面八方汇入汹涌的革命洪流，摇旗呐喊，争先恐后，出双入对，放纵身心。如果说这是一个普遍的大故事，那么，丁玲、茅盾、巴金或者《青春之歌》无不呈现了其中的某些段落。不难发现，革命式的恋爱或者恋爱式的革命均是小资产阶级话语之中的显著代码。

小资产阶级的反叛从夺取政权的激烈搏斗之中游离出来，滑向了放浪形骸的风格，这是大革命之后的常见景象。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也是小资产阶级轻车熟路的人生――从激进开始，以颓废告终。另一个场域，人们也可以从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中再度发现小资产阶级反叛的颓废特征。现代主义是一场出现于十九世纪末期的文化奇观，人们至今依然争论不休。面对一批放肆无度的怪异之作，许多批评家倾向于这种结论：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歇斯底里发作。一大批作家无力掀翻资本主义文化的全面压抑，他们不得不采用非理性的手段进行破坏式的亵渎。人们也曾经将现代主义形容为“革命”，当然，这种革命只能爆发在文化领域。虽然现代主义作家的痛恨之情溢于言表，但是，人们并未从他们的视野之中察觉清晰的“阶级”范畴。无论卡夫卡、乔依斯还是伍尔芙、加缪，他们试图拯救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备受摧残的物化的个人。某些方面，他们对于法庭、学校、家庭乃至军队的鞭挞入木三分，然而，现代主义式的愤懑、悲观和玩世不恭的姿态表明，作家并不相信“个人”背后存在某种足以摧毁资本主义文化体系的阶级力量。所以，现代主义运动的纷乱表象背后，个人主义与压抑机制相互对抗的主题远比阶级对抗强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人们迅速地从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之中识别出现代主义的因素，这个主题无疑是首要标志。挑战文化权威，蔑视和讽刺正统的价值观念，对于名誉、声望和体面不屑一顾，看不起故作高雅的艺术趣味，恍惚、孤独和不思进取的形象――这一切无不散发出现代主义的熟悉气味。

小资产阶级革命的坚定性时常遭受怀疑，这丝毫不奇怪。人们似乎觉得，小资产阶级仅仅热衷于悬空的文化问题，例如革命理论的漂亮辞句或者人生意义的思辨，如此等等。他们对于饥寒交迫的奴隶与革命的迫切关系缺乏足够的体验，对于血腥的战场、监狱和种种酷刑也缺乏足够的承受力。总之，他们常常将革命想象得过于浪漫，甚至觉得是参加某种特殊的狂欢节。另一个常见的问题是，他们往往回避艰苦琐碎的日常事务而倾心于壮观的个人英雄主义。大量的日常事务必将相当程度地占据个人空间，剥夺个人精力，从而形成另一种压抑――这一切通常是娇生惯养的小资产阶级所无法忍受的。相对于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的远大理想，小资产阶级革命往往过于精致，过于渺小，过于脆弱、温文尔雅和个人化。因此，变幻不定的革命大潮之中，小资产阶级不可能被视为强大的中坚，委以重任。

     四
历史告别了大规模阶级对垒的颠簸期，小资产阶级逐渐摆脱了左右夹击的尴尬而驶入一个风平浪静的港湾。然而，尽管外部压力逐渐减弱，小资产阶级话语仍然保持了极为活跃的姿态。当然，如同嬉皮士修炼成了雅皮士，人们看到了一些意味深长的转向。抛弃了狂热的激进主义之后，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从高蹈的辞句返回身边的器具。小资产阶级文化的美学能量正在汇入日常现实，开始倡导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或者独具匠心地守护一方私人空间。正如彼得•盖伊分析19世纪中产阶级时指出那样，他们从复杂棘手的公共领域逃向相对清晰的私人领域――向往一个紧密和谐的小家庭，余暇时光吸收一点高级文化。（15）这时，如梦初醒的小资产阶级开始了对于个人主义的重新阐释，情调、高雅、文化修养以及艺术趣味终于正面出场。保罗•福塞尔《格调》一书的翻译和风行是一个象征性事件。怎么过一种有品味的生活？从说话、住房、消费、休闲、摆设、阅读到种种精神活动，品味决定一切。《格调》一书的英文标题是class，作者毫不忌讳地将品味与社会等级联系起来。不同的社会等级制造不同的生活品味。具有颓废意味的咖啡厅和酒吧、感伤的音乐、另类的服装或者欧洲电影、村上春树、怀旧的老照片――这些都是小资产阶级互相辨认的徽章。显然，这种社会等级不仅取决于财富，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情趣。这再度显示了小资产阶级如何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存在。二十一世纪开始的时候，人们读到了一个有趣的“小资”定义：

｛小资｝即“小资产阶级”的缩写，经常被用以描述具有浪漫激进气质的城市知识分子。20世纪90年代后期，“小资”重新成为流行文化的褒义关键词，以取代过于激进的“前卫”，用来指称起源于上海的都市青年白领（准中产阶级）及其优雅趣味，成为流行趣味的最高代表，并与白领丽人、旗袍、个性时装、酒吧、卡布季诺咖啡、孤独、忧伤、经典、格调等语词密切联系。某个网站在其主页上这样描述小资群体：“他们享受物质生活，同时也关注精神世界；他们衣食无忧，同时也梦想灵魂富裕；他们追求情调、另类、高雅，他们钟情品位、精致、浪漫；他们是时尚的先行者，是文化消费的主力军。”而批评者则认为，小资不过是后商业主义时代的消费群体，精心玩弄身份和面具，却从不创造什么。（16）
鄙夷他们“从不创造什么”显然不够公正。他们至少踊跃加盟“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批评家曾经形象地描述了这个文化动向：“今天的审美活动已经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艺术活动的场所也已经远远逸出与大众的日常生活严重隔离的高雅艺术场馆，深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空间，如城市广场、购物中心、超级市场、街心花园等与其他社会活动没有严格界限的社会空间与生活场所。在这些场所中，文化活动、审美活动、商业活动、社交活动之间不存在严格的界限。”（17）或许有理由更为精确地论证：小资产阶级情调乃是这个文化动向的大部分内容。一旦从革命的漩涡之中脱身，小资产阶级走下舞台返回平庸的日常生活。这时，压抑已久的小资产阶级情调迫不急待地出笼，泛滥在每一个角落。铁与血谢幕之后，精致、品味和不同凡俗气质共同组成了新的小资产阶级文化肖像。他们一如既往地重视美学。但是，这种美学已经收敛了激进主义的锋芒而与生活达成了和解。这种美学是实用的，装饰性的，构成了社交礼仪或者街道风景的组成部分。种种社会冲突和矛盾并未止歇，但是，小资产阶级不再天真地主张打碎不合理的体制，而是倾向于让那些遭到上司喝斥的白领到某一个富有情调的酒吧或者咖啡厅，一边啜饮料一边在若有若无的音乐之中排遣内心的压力。如果某些体格壮硕的“愤青”力比多过剩，震耳欲聋的迪斯科舞厅将开启一个安全阀。总之，这是一种温柔可亲的美学。美学曾经以生活“他者”的面目出现，并且因为与日常生活格格不入而产生批判功能，如同法兰克福学派所强调的那样：“真正的艺术也是人类对现实彼岸的‘另一个’社会的渴望的最后保存者。……真正的艺术是人类未来幸福中的合法利益的一种表现。”（18）这表明了文学“陌生化”的深刻意义，甚至以“再现”著称的现实主义也同日常生活拉开了距离――例如典型人物。然而，对于现今的小资产阶级说来，这些观念已经离得很远了。

也许，日趋“保守”的文化风格显示，已经到了用“中产阶级”代替“小资产阶级”的时候了――从波希米亚回到了布尔乔亚。的确，一些批评家已经开始谈论“中产阶级美学”。尽管他们承认中产阶级是发达社会的重心――他们接受社会学对于中产阶级稳定作用的赞许，但是，“中产阶级美学”还是招来了强烈的非议。批评家看来，中产阶级美学是享乐主义的，平庸的，以消费为中心的，迷恋于物质的；“它所代表的是一种删除了精英知识分子的启蒙批评立场的、同时也隔绝了底层社会的利益代言角色的、与今天的商业文化达成了利益默契的、充满消费性与商业动机的、假装附庸风雅的、或者假装反对高雅的艺术复制行为。”（19）总之，这种美学早已丧失了改造生活的宏图大志而仅仅剩下一些修饰性的花边和琐碎的快感。
如果为这种美学提供例证，人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上海正在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意象欣然崛起，用李欧梵的话说，“现在上海终于在一个世纪的战争与革命的灰烬里重生了”（20）。二十世纪上半叶，从茅盾的《子夜》、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等称之为“新感觉派”小说到张爱玲，上海活灵活现地浮出地平线。一个现代的、物质的、时尚的、光怪陆离的上海如同庞然大物坐落在文学史内部，成为众多小资产阶级游荡和寻欢作乐的天堂。五十年代之后，这种上海撤出了文学。改造小资产阶级的剧烈旋风之中，十里洋场熏陶出来的绮靡趣味首当其冲。声势浩大的革命最终以乡村包围城市的形式完成，上海常常被视为瓦解革命意志的历史沼泽地。然而，半个世纪的辗转终于将“现代社会”的原罪感洗刷净尽，久违的上海再度在文学之中隆重登场。从王安忆的《长恨歌》、李欧梵的《上海摩登》、陈丹燕的《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风花雪月》到卫慧的《上海宝贝》、安妮宝贝的《告别薇安》，上海续上了中断已久的线索。当然，这些作家分别拥有自己的主题：王安忆嗟叹一个美人儿的跌宕命运，李欧梵企图重绘“现代性”的文化地图，陈丹燕正在劫后余生的传说和遗迹之中打捞昔日的繁华旧梦，而卫慧、安妮宝贝讲述的是置身于现代都市的孤独和迷惘，然而，他们不约而同地对那个充满物质光泽的上海表示了神往之情。从绣花的帐幔和窗帘、紫罗兰香型的香水、枝形吊灯下的“派对”到诱人的咖啡香味，从橡木门上锃亮的铜把手、打腊的木地板到晃动在街头的旗袍，从厚重典雅的外滩建筑、俗艳的月份牌到衣著考究的“老克腊”(old class)，从欧洲情调的酒吧、演奏爵士乐的舞厅到雕花铁栏杆，文学对于服饰、菜肴、生活用具、化妆品等诸多物质细节的津津乐道――批评家甚至称之为“恋物”――逐渐修复了一个既怀旧又“摩登”的上海。无论是生活品味还是文化风格，这显然是小资产阶级心仪的空间。这里既有可供记忆消遣的“历史”，又有享誉国际的名牌商品；既有帕格尼尼或者海明威这些通行的“文化”代码，又有满足个性化消费的物质。陈丹燕富有沧桑感的温婉语调如同小资产阶级们的“寻根”叙事，（21）卫慧或者安妮宝贝的主人公游刃有余地周旋于咖啡厅、酒吧、购物中心以及异族情人之间，雅俗得体，进退适度。这时，浪漫的革命成了历史，现代主义不驯的“嚎叫”与狂乱已经式微，小资产阶级终于安全地降落在日常生活的跑道上。如同一个批评家谈论《告别薇安》时所说的那样，这些主人公的物质消费和文化消费已经恰如其分地融为一体。她们言行之间残存的各种现代主义痕迹不过是区分于庸庸碌碌小市民的标志――这就是她们的美学走得最远的地方。（22）至于上海的物质生活与广大内地之间的差异，上海内部底层与显贵之间的生活差异――这些问题已经无法进入文学视野了。（23）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种文学视野同时证明了个人主义的限度。

    五
将知识分子与小资产阶级联系起来，许多人已经对这种考察相当陌生了。半个世纪之前，小资产阶级曾经是知识分子无法摘除的荆冠。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划分的阶级谱系之中，知识分子只能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这个论断的回响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文学果断地中止了传统的知识分子叙事，小资产阶级范畴所包含的诸多判断相继失效。从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谌容的《人到中年》、宗璞的《我是谁》、《泥沼中的头颅》到丛维熙、张贤亮、李国文，知识分子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历史姿态出场。他们的阶级出身被搁置，圣徒式的道德形象构成了美学征服的主要魅力。尽管陈景润的数学痴迷或者陆文婷的任劳任怨已经闪烁出圣洁的道德光芒，但是，知识分子的动人形象更多地源于盗火者的角色。他们因为远见卓识而获罪，并且成为遭受严惩的普罗米修斯。如同蔡翔曾经指出的那样，八十年代的文学策划了一个秘密的转换：这些殉难者的个人经历被有效地转换成一种“集体记忆”，他们的苦难转喻了整个民族的苦难――他们的故事具有“民族志”的叙述效果。（24）另一些知识分子的名字向文学的虚构提供了充分的素材，例如马寅初，顾准，还有陈寅恪。相对于五十年代以来文学之中羸弱苍白的知识分子性格，文学重新设置了另一个历史开端――至于现今这些知识分子是否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已经成为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
然而，上述转换必须隐含一个前提：知识分子注视的问题恰恰是整个民族的核心问题。不少人声称，公共性是这些知识分子的价值保证，也是知识分子异于一般专业人士的标志。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涵义即是，超越族群或者一己的利益而以天下为己任，站在真理的高度发言。他们对于权贵的逆耳之言不计后果――知识分子的批判代表了社会良知。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之中，左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第一次进入历史的职责就是在公共领域伸张正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他强调知识分子必须超脱国家和各种体制的束缚而成为“对权势说真话的人”，“不管个别知识分子的政党隶属、国家背景、主要效忠对象为何，都要固守有关人类苦难和迫害的真理标准。”（25）弗兰克•富里迪曾经将相近的观点阐述得更清晰：“知识分子的创造角色要求他远离任何特定的身份和利益。自现代社会以来，知识分子的权威就来源于他们声称一切言行都是为了社会整体利益。知识分子可以被视为启蒙传统的化身，始终追求代表全人类的立场。”（26）这个意义上，芭芭拉•埃伦赖希形容知识分子时使用的一个比喻富有深意：知识分子“更倾向于成为一个‘无阶级的阶级’――脱离肉体的思想。”（27）这个比喻说明的是，知识分子的思想将飞越种种社会关系对于肉体的羁绊而自由遨翔。
可是，没有多少人严肃地阐述知识分子如何弹压肉体的猛烈反抗。如果说，阶级和社会关系结构限定了多数人的精神空间，那么，知识分子的思想何以可能成功地甩下了肉体？许多人仅仅提到了知识分子的“良知”――仅仅满足于一个道德主义的解释。知识分子没有义务存心扮演道德楷模，也不必动用人格的感召力争取民众的选票，他们为什么会由于遥远的真理而放弃尘世的享乐？如果不愿意用空洞的道德辞令架空知识分子，如果企图有效地解释这种道德的来源，至少必须部分地返回小资产阶级的文化特征。
人们可以再度使用这个结论：小资产阶级文化拥有某种超出阶级地位的能量。这不仅诱使他们以浪漫的风姿投身于革命，同时还可能鼓励众多的知识分子超越出身、收入以及种种利益机制而投身于真理的陈述。很大程度上，为了真理而冒险与为了革命而冒险如出一辙。良好的教育不仅赋予小资产阶级高雅的文化趣味，而且将他们引入庞大的知识话语空间。如同科学史家意识到的那样，以科学为核心的知识话语内部隐藏了一种合理和公正的伦理学。我曾经将这种状况称之为知识话语对于知识主体的约束：
科学话语的基本规则是统一的。进入这个话语系统首先必须遵循理性原则。科学话语内部，人们有义务坚持真理，怀疑权威，宽容异见，拒绝独断和迷信。如果毁弃这些守则，科学话语不可能正常运行。这种理性原则是科学话语的强大规约力，或者说是知识对于知识主体的基本规定。许多知识分子的性格原型――例如理性、精确、严谨乃至刻板、保守――无不可以在这种基本规定之中得到解释。（28）
尽管多数知识分子没有选修特殊的道德课程，但是，知识话语内部的伦理提供了强大的资源。将知识分子与专业人士一分为二，并且赋予前者某种特殊的道德高度，这多少有些强词夺理。我宁愿认为二者同源。专业人士遵循的伦理超出了书房和实验室的时候，他们就将以知识分子名义在公共领域实践上述道德守则。尽管小资产阶级身份的维持意味了向一系列权势机构、体制和财富的引诱妥协，但是，杰出的知识分子将尽可能扩展形成于专业领域的人格，并且将自尊、荣誉和成就感建立在道德的完善之上。这是知识分子与小资产阶级的平庸、自私、左顾右盼、卑躬屈膝离得最远的时候。

当然，必须充分意识到上述结论的限度――如果夸张了小资产阶级文化的超越性，人们很可能产生错误的判断。杰出的知识分子形象具有强烈的道德光芒，以至于人们常常忽视了知识分子身后阶级地位的结构性制约。种种迹象表明，如今这种结构性制约愈来愈强大。现代社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日益增多，相对地说，杰出的知识分子寥若晨星。萨特已逝，萨义德已逝，拉塞尔•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之中悲叹波希米亚精神的衰微。他所敬佩的那一代公共知识分子消逝了。学术体制将年轻的知识分子圈在学院的围墙内部，成为精通业务的专业人士，他们再也不愿意为公共事务振臂疾呼了。（29）与此同时，另一些饱学之士正在谋划撬开权势机构的大门，担任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知识分子。这一切无不溯源于小资产阶级身份的迷恋。杰出的知识分子所遵循的道德守则遭到愈来愈大的挑战时，人们不得不意识到隐藏于挑战背后强大的布尔乔亚价值观念。

考虑小资产阶级文化超越性的同时，另一个历史性的变化不得不引起人们的关注：“文化”的变质。某些方面，文化正在转换成为资本――正在产生和货币资本相似的功能从而充当阶级划分的标志。阿尔文•古尔德纳的名著《新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未来》对于这个变化表现出特殊的敏感。在他看来，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如此紧密结合的时代，一批知识分子依靠学识渔利的时候到了。这批知识分子的佼佼者“是一些靠控制那些可以生财的文化产物，而不是靠拥有金钱来谋取利益的一种新型文化资本家。”专业主义是他们崇尚的意识形态，公共教育是他们的繁衍之地。因此，必须形成一套“文化的政治经济学”给予描述――古尔德纳将这一批知识分子视为“新阶级”。（30）这个意义上，文化――而不是经济地位或者生产资料的占有――形成了利益集团，确定了不同的等级，并且充当了再生产的起点。对于文化主义说来，这犹如一个意外的肯定。

不管古尔德纳是否夸大了知识分子的待遇，他肯定察觉到某种意味深长的历史动向。蔡翔对于八十年代文学的解读证明了这一点――浪漫主义的表象之下，知识与财富之间的联系得到了隐蔽的沟通。（31）进入九十年代之后，信息行业如日中天。这时，知识创造财富上升为堂堂正正的命题。一批网络精英为主的文化资本家浮出水面。他们的英文名字叫Yetties，汉语形象地称之为“知本家”。一份影响广泛的报纸简要介绍了他们的文化性格：

除了年龄与财富不成正比外，这些Yetties在性格上还有以下几个共通点：
他们均热衷于追捧高科技产品。价格昂贵而体积细小的手机几乎是他们的必备品，其他重要“配件”还包括随身手提电脑、装满热门时事杂志的背囊，以至MP3唱机和掌上型电子记事簿等。
Yetties的衣著模式比较不一，有人爱名牌，有人专拣平价特色衣裳，但总之要穿得前卫有型，若能带点皱折的凌乱则更佳；服饰最好让人一看便知他们酷爱滑水、风帆等刺激运动。Yetties从不打领带（可能他一条也没有）。
爱时髦的Yetties当然不会再选他们贬为老套守旧的奔驰房车，只有开敞篷车、甲壳虫车才合心意，而新款的金属爬山脚踏车，亦是心头好。Yetties一般住在宽大的市内公寓，但却缺乏时间购置家具。他们吃的是热量朱古力与日本寿司，闲时则在附近健身室玩附有上网功能的跑步机，一边运动一边上网。对政治涉猎不多，只相信股市是赚钱的圣地，关心环保和公民权益。（32）

 这些人显然被视为新时代的英雄，比尔•盖茨通常充任了他们的代表。他们不仅主宰时代文化，同时主宰时代经济。这时，“小资产阶级”的命名对于他们再也不合适了――一个能量如此之大的群体怎么可能再将“小”作为前缀？一批知识分子从小资产阶级之中破蛹而出，必将打乱传统的阶级谱系。对于小资产阶级文化说来，知识与经济之间的直接转换可能带来哪些后果？如果这是另一种历史图景的前兆，那么，不久的将来，“小资产阶级”概念的涵义以及历史位置将会得到重新认定。这不仅是社会学密切注视的问题，而且也可能在文学王国产生深刻的连锁震动。

注释：
（1） 参见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 郭开：《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杨沫专集》，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编，1979年。
（3） 参见列宁：《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列宁选集》第12卷；《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列宁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 参见｛德｝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359页至363页，赵倩　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5） ｛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26页至27页，刘建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
（6） 孙健敏：《小资产阶级生活的两张面孔》，《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214页，朱大可　张闳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7） ｛英｝Ｅ•Ｐ•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第4页和第2页，钱乘旦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8） 郑坚：《吊诡的新人――新文学中的小资产阶级形象研究》，６０至６１页，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9） 南帆：《后革命的转移》，４４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10） 阿里夫•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第25页，第150页，孙宜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1） 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
（12） 参见｛英｝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阎克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3） 参见刘禾：《个人主义话语》，《语际书写》，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14） 参见｛美｝彼得•盖伊：《施尼兹勒的世纪――中产阶级文化的形成》第九章，梁永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5） 参见｛美｝彼得•盖伊：《施尼兹勒的世纪――中产阶级文化的形成》第335页，梁永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6） 凌麦童，见朱大可等主编的《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第一卷，第229－230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7） 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杭州，《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1期。
（18） ｛美｝马丁•杰：《法兰克福学派史》第205页，单世联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9） 张清华：《我们时代的中产阶级趣味》，同时参见孟繁华的《中产阶级的身体“修辞”》，赵勇的《学者的中产阶级化与中产阶级美学的兴起》，均见《南方文坛》2006年2期。
（20） 李欧梵：《上海摩登》，第352页，毛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1） 参见练署生：《如何想象“上海”？》，沈阳，《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4期。
（22） 参见张柠：《上海市民的身份焦虑》，朱大可等主编的《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第一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3） 详细的分析参见练署生：《如何想象“上海”？》，沈阳，《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4期。
（24） 蔡翔：《专业主义和新意识形态》，沈阳，《当代作家评论》２００４年２期。
（25） ｛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第6页、第4页，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
（26） ｛英｝弗兰克•富里迪：《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第3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7） 芭芭拉•埃伦赖希：《再谈职业管理阶级》，｛美｝布鲁斯•罗宾斯编著的《知识分子：美学、政治与学术》，第197页，王文斌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8） 南帆：《札记：知识与人格》，海口，《天涯》，1998年5期。
（29） 参见拉塞尔•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0） 参见阿尔文•古尔德纳：《新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未来》，第7页、17页、23页、15页、24页，杜维真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31） 参见蔡翔：《专业主义和新意识形态》，沈阳，《当代作家评论》２００４年２期。
（32） 参见2000年4月7日《南方周末》1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