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叙事之所以引人入胜，甚至让人欲罢不能，两种因素形成不可代替的作用：情节内部的传奇性与悬念产生强大的吸附力，人们被“欲知后事如何”渴念牢牢拽住而无法脱身；众多斑斓夺目、逼真神肖的细节构筑或者还原栩栩如生的生活场景，令人如临其境、感同身受。细节是对于事件整体一个切面的捕捉、截取，或者聚焦、扩大、展示某一个点，使之成为特写镜头。
文学的细节可以是一个脸部表情、一条皱纹、一块衣襟上的污迹，也可以是一个街景、一面悬崖、一阵掠过森林树梢的风声或者一辆斜倚在墙角的自行车。对于文学来说，细节制造的清晰形象和感官活跃是审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只有情节的传奇性与悬念而缺乏充足的细节，如果人们读到的仅仅是故事梗概，文学的魅力会大打折扣。中国经典文学之中，《红楼梦》之所以花团锦簇、琳琅满目，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丰盛的细节再现。否则，人们无法想象那个既诗意又世俗的大观园。
当然，细节的再现并非堆砌式的描写，不分青红皂白地放大所见所闻。杰出的文学大师往往敏捷地抓住一个细节，从而激活一个特殊人物形象，或者带动一段完整的生活气氛。《三国演义》第五回“关公温酒斩华雄”堪称著名范例：“关公曰：‘酒且斟下，某去便来。’出帐提刀，飞身上马，众诸侯听得关外鼓声大振，喊声大举，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众皆失惊。正欲探听，鸾铃响处，马到中军，云长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上。其酒尚温。”作者甚至不屑于正面叙述两将交手的激烈场面。喧天的鼓声与呼号作为背景，“其酒尚温”的细节展示了关公的神勇。
对于人物的肖像，许多作家擅长细节的点睛之笔。孙犁的《芦花荡》形容船上的“老头子浑身没有多少肉，干瘦得像老了的鱼鹰”，矍铄的神态跃然纸上。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形容三仙姑“老来俏”的细节是小鞋绣花、裤腿镶边、黑手帕盖秃头、涂粉的老脸像“驴粪蛋上下了霜”。鲁迅的叙事风格内敛节制。他时常以简约的笔墨勾出几个生动的细节，从而使人物活灵活现。《祝福》之中祥林嫂神情木然，“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阿Q正传》之中，围绕阿Q癞疮疤的各种细节令人失笑，与王胡比赛捉虱子的场面既夸张又传神。文学作品的一个精彩细节可以胜过众多盘旋于外围的冗长形容。由于细节的神奇魔力，许多作家孜孜以求，广泛搜索，甚至祈求有擒获精彩细节的好运气。
对于作家来说，发现各种精彩的细节往往比构思一个完整的情节还要困难。如果一百个作家可能构思一段曲折的恩怨情仇，只有二十个作家有望为之配置相宜的细节，使之合理而完整。至于构思出神入化的细节，一两个作家而已。各种起伏跌宕的故事激荡人心，强烈的戏剧性冲突赋予情节转换的强大能量，然而，依存于情节骨架的合理细节常常成为作家的难题。许多时候，起伏跌宕的剧烈程度恰恰与合情合理构成矛盾。宫斗戏钩心斗角，丝丝入扣，作家不能构思两个宫女发微信互通关键信息；战场上的冲锋即将开始，拼死决战，作家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召唤坦克凌空飞越五十米宽的沟堑跃入敌阵。如果众多细节质量欠佳，情节整体的可信程度会迅速下降。贾宝玉从大观园的一个花花公子到斩断情丝毅然出家，人物命运的转折相当尖锐。可是，由于《红楼梦》的无数坚实细节，人们觉得这种转折恰恰是无法逆转的人生必然。
作家擒获细节不能仅仅依赖所谓的灵感或者想象力。出神入化的细节有时是妙手偶得，更多的是基于丰富的生活经验、充分的历史知识、锐利的观察和独特的颖悟。只有了解足够的背景资料，作家才能知道一个即将破产的企业家穿什么服装赴宴，或者一个被房贷压得喘不过气的小职员收到一份婚礼请柬时的尴尬表情。总之，细节并不是文学之中无足轻重的小节，相反，细节的展开几乎凝聚了一个作家的全部修养。
并非所有类型的叙事作品同等关注细节描写。神话或者历史记载的叙事之所以相对粗率，往往是因为作者的特殊意图。德国学者埃利里希·奥尔巴赫的《摹仿论：西方文学中所描绘的现实》曾经对照荷马史诗与一部相同时期宗教神话的叙事差异。前者脉络清晰，画面明朗，因果关系一目了然；后者突兀、简略、一个场面与另一个场面之间的衔接匆忙而生硬。这并非作者的疏忽。相对于宗教神话强调的神圣与崇高，俗世的服饰、相貌、运输工具、地貌风景、前因后果等均无关紧要。《史记·刺客列传》描述荆轲动身刺杀秦王，作者仅仅从荆轲告别太子及宾客的盛大场面之中挑出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的细节，再现的是荆轲昂然赴死的英雄侠气。至于何人驱车、路途几许、如何饮食起居等另一些事务则由于不足称道而一概隐于历史的帷幕之后。
这时必须提及许多作家无形遵从的一个原则：艺术无杂音。出现在作品之中的内容必定负担某种意义，不负担任何意义的内容将因为多余而剔除。细节描写也是如此。文学叙事并非流速均匀，波澜不惊，而是时密时疏，时快时慢，起伏错落，回旋缠绕，有时一句话概括了二十年，有时五页纸仅仅书写半个小时的经验。面对一个房间，可以是三言两语的简述，也可以洋洋洒洒三百句。重要的是，作家力图聚焦生活的哪一个部位，剖开哪一个层面，同时删削哪些被视为累赘的边角料。譬如，多数武侠小说刀光剑影、英雄辈出、纵横江湖、快意恩仇，作家不会腾出精力关注柴米油盐、衣食住行、锄草耕地、随行就市这些日常生活细节。
恩格斯在致玛·哈克纳斯的信中曾经指出，细节的真实是现实主义文学一个不可或缺的特征。相对于高蹈的浪漫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之中的日常生活逐渐清晰，种种带有烟火气息的细节密集浮现。文学史考察表明，庸常小人物、世俗的生活场景和种种家具器物或者人物对白的细腻描写，是十九世纪西方现实主义小说的重要标记。这种状况包含了一种新的价值观的崛起。相对平静的日子里，古老的悲剧倾心的激情开始退却，饮食起居、市场消费、家庭气氛等日常生活占据的分量愈来愈大，文学的呼应即是日常生活细节的持续增加。中国文学史也曾显现出相似的转折。如果说，《三国演义》《水浒传》显示的是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大开大阖的人生，那么，《金瓶梅》与《红楼梦》转向了琐细的人情世故与家长里短。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概括后者“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态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情书’也”。
细节会说话。文学细节隐含相对独立的观念。某些时候，文学细节的独特意味可能与主导叙事构成某种紧张，二者之间产生的交织与对话造就复杂的艺术张力。“五四”新文学之中，反抗家族父权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主题。作为这个主题的代表作，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控诉了父权的专制。蛰居于阴森森深宅大院，高老太爷的威权不容冒犯。他对觉新、觉慧们颐指气使，发号施令，不惜窒息一个又一个青春的生命，年轻一代只能夺门而出，甩开父权的枷锁谋求独立的空间。很大程度上，儿子们对于父亲的反叛构成了当时的主导叙事。尽管如此，当人们读到朱自清《背影》的时候，读到戴着黑布小帽、穿着深青色棉袍的父亲蹒跚地穿过铁道和月台给儿子买回几个橘子的时候，脑中浮现出父子关系的另一个层面。即使在父子对立的文化背景之中，真挚的父爱仍然无声流淌，令人泪目。这时，文学揭示出生活图景的丰富纹理甚至矛盾的交织。对于文学来说，如此复杂的内涵并非诉诸喋喋的议论，而是仅仅借助一个形象的细节。
文学叙事的内在分析表明，情节隐含了一种前赴后继的动能。人们时常说，第一幕挂在墙上的枪，最后一幕必须打响。这不仅表明情节是一个有机整体，同时，情节保持始于开端、继而高潮、终于结局的持续演变。相对地说，细节的出现往往带来停顿之感。两军将领阵前挥刀厮杀，两个恋人咖啡馆晤面密谈，一个间谍潜入密室窃取情报，一个足球运动员即将临门一脚——这时，任何肖像、服饰、神态、身姿、心理和外部环境的细节描写都将暂停动作性，从而使情节滞留于原地。细节愈是密集，情节愈是丰满，情节的进展速度愈慢；反之，细节愈是稀少，情节愈是简明，情节的进展速度愈快。这是文学叙事内部情节与细节之间的辩证统一。按照叙事学的观点，前者被视为文学叙事的横坐标，后者被视为文学叙事的纵坐标。然而，情节与细节的不同叙事倾向曾经引起现实主义文学内部一场深刻的争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契在论文《叙述与描写》之中提出情节与细节的对立，并且以独到的分析阐述这种对立的意义。卢卡契比较了左拉与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左拉的《娜娜》与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共同描写了一场赛马：左拉无微不至的细节再现仅仅是情节之间的某种“穿插”，托尔斯泰的赛马却是情节的有机组成部分；左拉的《娜娜》与巴尔扎克的《幻灭》共同出现了剧院：相对于《幻灭》之中剧院与人物命运的紧密联系，左拉对于种种剧院细节的严谨描写只不过制造出一个完整的孤立片段。总之，左拉的细节描写精细准确，一丝不苟，然而这些细节可能脱离情节或者人物性格而毫无节制地就地膨胀，甚至成为情节内部一个笨重的赘物——“真实细节的肥大症”。卢卡契认为，左拉的倾向隐含了自然主义的危险，逼真的表象复制无助于认识表象背后的历史运动机制；托尔斯泰或者巴尔扎克之所以成为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是，摆脱静态的细节堆积而在叙述中展现出历史的动向。
卢卡契雄辩地论证了他心目中的现实主义文学，但是，情节与细节的关系或许仍然比他预料的还要复杂。卢卡契对于“叙述与描写”隐含的期许是，情节的持续演变犹如历史运动机制的寓言，众多纷杂的细节完整地反射出情节的内涵。因此，细节、情节、历史之间构成彼此象征的同心圆。或许，这仅仅是一个哲学家的艺术理想。事实上，三者之间的呼应方式远为错落曲折，甚至隐而不彰。许多时候，恰恰由于细节、情节、历史之间的落差，文学可能显示出其不意的特殊发现。很大程度上，这种状况表明的是现实主义文学的真正贡献。当然，无论人们对《叙述与描写》的观点产生何种异议或者提供多少补充，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卢卡契对于情节与细节关系的论述开启了巨大的理论思考空间。
（作者：南帆，系福建省社科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