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唐朝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 其节日文化异彩纷呈。唐朝长江上中游地区的岁时节令是以年度为周期循环往复的全民性文化生存方式, 它是优秀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和集中展示方式, 它蕴藏着大量的文化信息。唐代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岁时节令是关系到国民长久性生活方式的重要文化制度, 也是关于民生的大事。对传统节日文化的珍惜与保护, 不仅是对民众情感要求的尊重和对民众精神利益的维护, 而且有助于达成民众情感的和谐, 也必将产生强大的社会和谐的精神动力。

关键词：岁时节令; 唐代; 长江中上游;

岁时节令作为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 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着人们的衣食住行、人际交往、人生礼仪、家族生活、闲暇娱乐、民间信仰等多方面的内容。它所体现出的民众意识,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当时人们的行为方式。因此, 岁时节令作为民俗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很值得关注和研究。

一、元旦节

“元旦”即每年的正月初一, 作为一年之始, 非常隆重, 持续数日之久。新岁之首, 万物复生, 人们认为此时是“人道报本返始之始”, 对祖先祭祀十分看重, 或行家祭, 或行墓祭。拜祭祖先的过程, 这就是家族人伦关系维系强化的过程, 元旦在当时的长江流域民间备受重视, 人们燃放爆竹驱邪恶。荆楚地区元旦大致有以下较有特色的活动。一是爆竹驱邪和门神逐鬼。据《荆楚岁时记》载:

正月一日, 是三元之日也。《春秋》谓之端日。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 以避山臊恶鬼[1] (第15页) 。

相传“山臊”是一种四角怪兽, 每隔365天就跑出来伤害人畜, 但它怕光亮、红色和爆炸声, 所以每到这天, 家家户户都争相燃放爆竹, 来吓退山臊和恶鬼。为了祈求平安, 人们在门户贴门神或插桃符来驱逐鬼怪。《荆楚岁时记》又云:“帖画鸡户上, 悬苇索于其上, 插桃符其傍, 百鬼畏之。” [1] (第26页) 后世之“桃符”驱鬼的民俗当由此而来。二是祈求吉祥。元旦通常是从除夕之夜子时算起的, 方志记载人们在元旦开始活动的时间 , 一般写作“晨起”、“五鼓初”、“早起”、“鸡鸣起”、“夙兴”、“五鼓后”等 , 多是五更起来, 然后准备一系列的活动。三是互相祝贺新年。《荆楚岁时记》载:“长幼悉正衣冠, 以次拜贺。” [1] (第18页) 拜年, 是元旦的一项重要事项。人们拜祭祖先后, 全家长幼依次拜长辈, 此今也如此。四是饮椒柏酒, 喝桃汤。《荆楚岁时记》又载:

(正月一日) 进椒泊酒, 饮桃汤。进屠苏酒, 胶牙饧。下五辛盘[1] (第18页) 。

据此, 当时荆楚一带已形成一系列以除疫、延寿为目的饮食习俗, 主要为饮椒柏酒、屠苏酒、桃汤、吃五辛盘、胶牙饧等。据说“屠苏”是一种药剂, 《天中记》卷4“屠苏条”引《岁华记丽》云:

屠苏乃草庵之名。有人居草庵之中, 每岁除夕遗闾里一药贴, 令囊浸井中, 至元日取水, 置于酒尊, 合家饮之, 不病瘟疫。今人有得其方, 而不识其名, 但名屠苏而已[2] (第25页) 。

显然, 最早的屠苏酒是预防瘟疫的一种中药配剂, 在元旦取浸过屠苏药剂的井水饮用, 含有新水崇拜的意味。晋人葛洪曾用细辛、干姜等泡制屠苏酒, 还演化为用一些中药来泡制酒, 以起治病、防病的作用。吃五辛盘也是为了健身, 魏晋时将大蒜、小蒜、韭菜、芸苔、胡荽称为五辛, 在元旦时, 人们将这五种辛香之物拼在一起吃, 意在散发五脏之气。明代朱义《普济方》卷151引唐人孙思邈《食忌》中说:“正月之节, 食五辛以避疠气。”按现代科学观点, 元旦之际, 寒尽春来, 正是易患感冒的时候。用五辛来疏通脏气, 发散表汗, 对于预防瘟疫流感, 无疑具有一定的作用。吃五辛盘反映了长江流域的先民把新年健康的追求, 寄托在元旦这一天。五辛盘是后世春盘、春饼的雏形, 唐时, 人们对五辛盘做了改进, 增加了一些时令蔬菜, 汇为一盘, 号为春盘, 取其生发迎春之义, 在元旦至立春期间食之。明代彭大翼《山堂肆考》卷8“荐生菜”条引唐《四时宝鉴》中言:“立春日荐春饼生菜, 号春盘。” [2] (第51页) 随着时间的推移, 春盘、春饼、春卷的名称相继更新, 其制作也越来越精美了。

元旦中还有一些固定的食物, 也多寓吉祥之意, 以表达人们对新年美好生活的向往, 如饺子、年糕等。据《酉阳杂俎前集》[3] (第69页) 卷7《酒食》载有所谓“汤中牢丸”。这里所说的“牢丸”恐即当时人们吃的“水饺”之类。

二、上元节

所谓“上元”即正月十五。古代称夜为“宵”, 故此日之夜称之“元宵”。我们知道, 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分别为春季、冬季的第一个月圆之夜, 故又有“三元”之称。即所谓上元、中元、下元。正月十五为上元, 有张灯结彩之俗, 故又名之为“灯节”。《册府元龟》卷53《帝王部·尚黄老一》开元二十二年 (734年) 十月敕:

道家三元诚有科诫。……自今以后, 两京及天下诸州每年正月、七月、十月元日起, 十三至十五兼宜禁断 (宰杀渔猎) 。

另据《旧唐书》卷18上《武宗纪》会昌四年 (844年) 正月敕:“仍准开元二十二年敕, 三元日各断三日, 余日不禁。”知唐尊道家“三元日”已成惯例, 有“断屠”之举。就“上元”节即元宵节而言, 隋唐间人们的庆贺活动实已超过了宗教的范围。元宵节的节俗活动首先是观灯。《隋书》卷15《音乐下》隋炀帝大业二年 (606年) 条下载:

每岁正月, 万国来朝, 留至十五日, 于端门外, 建国门内, 绵亘八里, 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 从昏达旦, 以纵观之。至晦而罢。

同卷下文又云, 此种为庆贺节日的“百戏”, 规模惊人, 所谓“金石匏革之声, 闻数十里外”, 各类演奏乐工达18 000人, “大放炬火, 光烛天地, 百戏之盛, 振古无比, 自是每年以为常焉”。 这是有关元宵节或以“百戏”歌舞, 或以“炬火”等大加庆贺的较早记载, 所说当然是京师一带, 但在各地似同样存在 。唐长江流域民间亦有上元日张灯以贺的习俗。据《全唐诗》段成式《观山灯献徐尚书》诗序称:

(襄阳) 上元日, 百姓请事山灯……亦天下一绝也[4] (卷584) 。

又《全唐诗》熊孺登《正月十五日江陵过夜》诗曰“楚郭明灯几处张” [4] (卷476) 。李郢诗中也提到上元日“恋别山灯忆水灯, 山光水焰百千层”。 [4] (卷590) 所写均为元宵灯节盛况。其次, 元宵节的节俗活动之一为迎“紫姑”。《荆楚岁时记》载:“其夕, 迎紫姑, 以卜将来蚕事, 并占众事。” [1] (第43页) 紫姑, 何许人也, 荆楚民众为什么要在正月十五日晚迎紫姑神, 这里似语焉不详。但据隋人杜公赡为该书所作之注可知一二。公赡在为《荆楚岁时记》作注时曾援引刘敬叔《异苑》中有关紫姑的佚闻:

紫姑本人家妾, 为大妇所妒, 正月十日感激而死, 故世人作其形迎之。咒云:“子胥不在, 曹夫人已行, 小姑可出。”于厕边或猪栏边迎之, 捉之觉重, 是神来也。平昌孟氏尝以此日迎之, 遂穿屋而去。自尔, 着以败衣, 益为此也[1] (第43页) 。

据此, 知“紫姑”原是一个受虐待而早逝的劳苦妇女, 人们视之为“厕神”, 在其亡日“迎之”, 这一方面是给不幸者的亡灵以慰藉, 另一方面是借此机会就年成、婚姻大事卜问神灵, 以祈平安和丰年。《荆楚岁时记》又载:

正月十五日, 作豆糜, 加油膏其上, 以祠门户。先以杨枝插门, 随杨枝所指, 仍以酒脯饮食及豆粥插箸而祭之[1] (第40页) 。

知元宵节以豆粥祭门户和迎紫姑都是为了祝愿桑蚕丰收。宗懔记述荆楚民众迎紫姑神、占卜农桑的风俗, 既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广大民众对年成和富裕生活的祈望, 也反映出农妇们对紫姑的敬仰和笃信。

有关唐代上元日的食俗记载不甚明确。似乎当时尚无元宵节吃“汤圆”之俗。我们知道, 六朝时荆楚之地的人们习于此日喝一种豆制品。上揭《荆楚岁时记》云:“正月十五日, 作豆糜。”所谓“豆糜”或即豆粥之类。

而在当时的巴蜀一带, 人们喜食一种粉果和焦饣追, 焦饣追似是一种油炸的带馅的面点。据《太平广记》卷234“尚食令”条引《卢氏杂说》载一尚食局之造饣追子能手曾表演过此类制作方法, 称此油炸之面点“其味脆美, 不可名状”。知此期长江上、中游之间在元宵节的饮食民俗上也是不尽相同的。

三、寒食与清明节

寒食与清明是农历三月的两个节日。寒食与清明时间相近, 庆祝活动也颇近似, 此将二者合并起来加以讨论。

寒食节禁火, 相传始于先秦时晋文公与介子推的故事。至迟在魏晋时期, 长江流域的荆楚地区已盛行寒食节。据《荆楚岁时记》载:

去冬一百五日, 即有疾风甚雨, 谓之寒食。禁火三日, 造饧大麦粥。据历合在清明前二日, 亦有去冬至一百六日者[1] (第56页) 。

知寒食禁火在六朝时乃至以前已成风俗。至唐, 长江流域更广泛存在此俗。《全唐诗》孟云卿《寒食》云:“二月江南花满枝, 他乡寒食远堪悲, 贫居往往无烟火, 不独明朝为子推。” [4] (卷157) 从此诗看, 江南贫民“往往无烟火”, 似乎并非是因寒食禁火之故。

有资料表明, 唐代长江流域清明节与寒食节已融为一体, 体现出综合性的节日特征, 其主要的习俗约有以下数端。首先为扫墓。寒食扫墓历史悠久, 但唐玄宗以前似一度禁止, 可能是制止民间上墓时纵乐的行为。《唐会要》卷23《寒食拜扫》录玄宗开元二十年 (732 年) 敕有云:

寒食上墓, 礼经无文。近世相传, 浸以成俗……宜许上墓, 用拜扫礼……不得作乐, 仍编入礼典, 永为例程。

朝廷允许“寒食上墓”, 但不得“作乐”, 想必此后寒食扫墓得成为“例程”。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3会昌二年 (842年) 二月条记:“寒食节。前后一日, 都三日暇, 家家拜墓。”又《大唐六典》卷6都官郎中员外郎条:“宦户、奴婢, 元日、冬至、寒食放三日假。”知唐代寒食日不仅官民有假, 而且官户、奴婢等官贱民也有假日。寒食之俗王建《寒食行》[4] (卷298) 诗说得十分具体, 诗称:

寒食家家出古城, 老人看屋少年行, ……牧童骑牛下冢来, 畏有家人来洒扫……三日无火烧纸钱, 纸钱那得到黄泉, 但看垄上无新土, 此中白骨应无主。

当时长江流域乡村民间寒食的节日情况如何呢?《全唐诗》徐凝《嘉兴寒食》诗云:

嘉兴郭里逢寒食, 落日家家拜扫回, 唯有县前苏小小, 无人送与纸钱来[4] (卷474) 。

嘉兴唐时属苏州, 地处长江下游。但“家家拜扫”、为逝去的亲人送纸钱之俗当不仅限于此地。《全唐诗》所录宋之问《寒食江州满塘驿》、《途中寒食题黄梅临江驿寄崔融》[4] (卷51, 52) 、张说《襄阳路逢寒食》[4] (卷89) 、窦常《之任武陵寒食日途次松滋渡先寄刘员外禹锡》[4] (卷271) 、窦巩《襄阳寒食寄宇文籍》[4] (卷271) 、杜甫《寒食》、《清明二首》[4] (卷226, 233) 、刘禹锡《酬窦员外使君寒食日途次松滋渡先寄示四韵》[4] (卷361) 、于鹄《襄阳寒食》[4] (卷310) 以及王建《江陵使至汝州》[4] (卷301) 等均言及长江上中游一带的寒食或清明节。

如上揭刘禹锡诗云“楚乡寒食橘花时, 野渡临风驻彩旗”;张说《襄阳路逢寒食》诗言“去年寒食洞庭波, 今年寒食襄阳路”;王建《江陵使至汝州》诗云“回看巴路在云间, 寒食离家麦熟还”。知寒食、清明节日在广大的长江上中游地区普遍存在。其次为“踏青”。清明正值春光明媚, 是踏青的好时节。长江流域各地多有此举。《全唐诗》来鹄《清明日与友人游玉粒塘庄》诗曰:

几宿春山逐陆郎, 清明时节好风光……醉踏残花屐齿香。风急岭云飘迥野, 雨馀田水落万塘。不堪吟罢东回首, 满耳蛙声正夕阳[4] (卷642) 。

来鹄, 为晚唐著名诗人, 曾长期游历于长江流域诸州郡, 留下不少有关荆楚风俗的诗篇, 如《鄂渚除夜书怀》、《鄂渚清明日与乡友登头陀山》、《洞庭隐》等。前述其《清明日》诗未言作于何地, 从其游历所及和诗中所提到的“岭云”、“万塘”等判断, 应在江南。知在当时, 江南一带民间在清明节前后踏青之俗与北方并无大别。 其三为文体活动。唐代寒食、清明节盛行各种文体活动, 甚至出现了“五人为火”的戏班子。据《酉阳杂俎续集》卷3载:“ (满川等) 五人为火……监军院宴, 满川等为戏, 以求衣粮, 少师李相怒, 各杖十五, 递出界 。”这种演艺活动当即民间艺人利用此节日以谋生即所谓“以求衣粮”的一种手段。

此外, 本区的巴蜀一带还有一种称之为“蹙融”的棋类游戏。据《资暇集》卷中载:“今有弈局, 取一道人行五棋, 谓之蹙融。” [5] (第65页) 又据《酉阳杂俎续集》卷4载:“小戏中, 于奕局为一枰, 各布五子角迟速, 名蹙融。” [3] (第60页) 当然, 这两种棋类, 今已失传, 其棋盘及着法已不可考。

此外, 唐荆楚地区在寒食、清明节还流行斗鸡、打秋千和施钩等游戏。具见《荆楚岁时记》[1] (第61, 64页) 。角抵这一节日体育运动在荆楚地区也可看到。据《酉阳杂俎续集》卷4载:“荆州百姓郝惟谅, 性粗率, 勇于私斗。武宗会昌二年 (842年) 寒食日, 与其徒游于郊外, 蹴鞠、角力。” [3] (第56页) 不知这种“蹴鞠、角力”在本区是否已成风俗。

当时寒食节之食俗似主要有饧大麦粥。前引《荆楚岁时记》云:“ (寒食节) 禁火三日, 造饧大麦粥。” [1] (第36页) 从其制法看, 可能是将大麦熬成麦浆, 煮熟后再将捣碎的杏仁拌入, 冷凝后切成块状, 食时浇上糖稀, 如《玉烛宝典》卷2云:“今世悉作大麦粥, 研杏仁为酪, 别者一锡 (疑为“饧”字) 沃之也。” [6] (第84页) 此或许即后世所说之“麦糕”, 其中的原料大麦改以粳米代替。

四、端午节

五月初五是端午节, 又称端五、端阳、重午、天中节。端午是长江流域荆楚地区除春节外最隆重的节日之一。

历史上的荆楚文化区一直是介于北方诸文化区和南方吴越、巴蜀等文化区之间的一个中间型文化区, 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利于兼收并蓄多种文化因素包括风俗习尚, 并通过为历史传说人物立祠奉享, 或围绕一个传统的小型节会活动聚会多种习俗因子等途径, 渲染、升华和组合出一个又一个大规模的节庆来。端午节的形成途径便是这样[7] (第418-419页) 。

我们认为, 端午节的由来, 大体是荆楚之地的人们将中原民族以祈雨拜龙为主要内容的夏至节和南方水居民族传承已久的龙舟竞渡风俗, 以及先秦楚人口角黍类熟食投獬豸神兽的习俗, 纳为五月五日 (或五月十五日) 吊享屈原的节日活动内容, 并赋予竞渡活动以拯救屈原和为屈原招魂的新的涵义[8] (第87页) 。

端午的节俗很多, 各地也不尽一致, 以荆楚地区而言, 则主要有几种习俗。

一是所谓“龙舟竞渡”。《荆楚岁时记》云:“五月五日竞渡, 俗为屈原投汩罗日, 伤其死, 故并命舟楫以拯之, 舸舟取其轻利, 谓下之凫, 一自以为水军, 一自以为水马, 州将及土人悉临水而观之。” [1] (第8页) 《隋书·地理志下》也说:“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 土人追至洞庭不见, 湖大船小, 莫得济者, 乃歌曰:‘何由得渡湖 ’因而鼓棹争归, 竞会亭上, 习以相传, 为竞渡之戏。其迅楫齐驰, 棹歌乱响, 喧振水陆, 观者如云。诸郡率然, 而南郡、襄阳尤甚。” 《隋唐嘉话》卷下也说“俗五月五日为竞渡戏, 自襄州已南, 所向相传云:屈原初沉江之时, 其乡人乘舟求之, 意急而争前。后因为此戏” [9] (第73页) 。

我们注意到, 唐代长江流域赛龙舟一般是由水乡人民自发进行的。元稹的《竞舟》诗描写了民间竞渡风俗和竞渡之前的准备工作。诗中写道:

楚俗不爱力, 费力为竞舟。买舟俟一竞, 竞敛贫者赇。年年四五月, 蚕实麦小秋。积水堰堤坏, 拔秧蒲稗稠。此时集丁壮, 习竞南亩头。朝饮村社酒, 暮椎邻舍牛。祭船如祭祖, 习竞如习仇。连延数十日, 作业不复忧。君侯馔良吉, 会客陈膳羞。画蠲来四合, 大竞长江流 。建标明取舍, 胜负死生求。一时欢呼罢, 三月农事休[10] (卷3) 。

这首诗虽然是以讽喻的手法, 告诫人们不要为竞渡而妨农害时, 但它给我们留下了很珍贵的江南水乡竞渡的民俗史料。

端午节的食品之一是精制“角黍”。这是荆楚地区普遍盛行的一种风俗, 其意在祭奠屈原。对此, 梁吴均《续齐谐记》[11] (卷4) 言之甚明, 称: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 楚人哀之, 每至此日竹筒贮米, 投水祭之。汉建武中, 长沙欧回, 白日忽见一人, 自称三闾大夫, 谓曰:“君当见祭, 甚善。但常所遗, 苦蛟龙所窃, 今若有惠, 可以楝树叶塞其上, 以五彩丝缚之。此二物蛟龙所惮也。”回依其言。世人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楝叶, 皆汨罗之遗风也。

吴均这里讲述了筒粽改楝叶粽的由来和投粽于水的目的。那么, 粽子为什么又称作“角黍” 呢”, 据陈元靓《岁时广记》卷21“裹黏米”条引《岁时杂记》说:“端午因古人筒米, 而以菰叶裹黏米, 名曰角黍相遗, 俗作粽。或加之以枣, 或以糖, 近年又加松粟、胡桃、姜桂、麝香之类, 近代多烧艾灰淋汁煮之, 其色如金。古词云:‘角黍包金, 香蒲切玉’。” [12] (第43页) 这种粽子的由来或称谓可参李时珍《本草纲目》卷25《谷部四·粽》[13] (第78页) , 无须详说。

有资料表明, 荆楚地区端午精制的粽子除了投入水中以祭奠屈原外, 还有其它用途, 诸如节日自食, 馈赠亲朋, 祭祀祖先, 小儿佩戴避邪和送斋僧道等。这似乎从一个侧面又证实民间信仰的多功能的特色。

端午时期的又一民俗活动是采药、悬艾和饮菖蒲、雄黄酒。悬艾之习在荆楚地区较为普遍, 《荆楚岁时记》云:“五月五日, ……采艾以为人, 悬门户上, 以禳毒气。”又云:“以五彩丝系臂, 名曰辟兵, 令人不病瘟。”有资料表明, 这种习俗以后仍存在。唐代虽缺乏此类记载, 但结合以后的事例, 可以判断其是早有渊源的。

我们认为, 端午节俗体现了唐人的民俗观念及对时间的理解。端午的节俗很多, 无论是悬艾、佩彩丝 、食粽, 还是竞渡、采药, 都脱离不了其避灾除祸的原始意义。

五、中秋节

八月十五日正值三秋各半之时, 故称“中秋”。中古时期民间逐渐形成一以赏月、拜月以及后世吃月饼等为主要内容的节日。唐代诗人欧阳詹《玩月诗序》曰:

八月于秋, 季始孟终, 十五于夜, 又月之中, 稽于天道, 则寒暑均, 取于月数, 则蟾兔圆。况埃盖不流, 大空悠悠, 婵娟裴回, 桂华上浮, 升东林, 入西楼, 肌骨与之疏凉, 神气与之清冷[4] (卷274) 。

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有关月亮的记述甚多, 以嫦娥奔月的故事最为著名。月亮神话传说在民间演变为中秋赏月之俗。不过这种风俗在唐以后南北地域内均普遍存在, 这里可略而不论。

六、重阳节

“重阳节”即夏历的九月九日。《易经》将九定为阳数, 两九相重故称“重九”, 又因日月逢九 , 两九相重, 故称“重阳”。民间于是日久有庆贺之俗。主要活动有登高、佩插茱萸、赏菊、食糕等。

登高之俗始于西汉。

佩插茱萸作为重阳节的另一项重要习俗也早见于汉代[14] (卷32) , 知六朝江南多处有此俗。

至唐代, 此风更盛。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4] (卷275) 诗早脍炙人口, 所说正是重阳登高、插茱萸事。而唐代帝王们在重阳节既要登高游宴, 又要赏菊赋诗, 还想射箭游猎, 很显然一天时间是不够用的。因此重阳节不是一天, 而是两天或三天。重九后一曰宴赏, 号“小重阳”。李白居湖北安陆时作《九月十日即事》诗曰:“昨日登高罢, 今朝更举觞, 菊花何太苦, 遭此两重阳。” [15] (卷20) 正谓此。《御定佩文斋广群方谱》卷5“登高条”引孙思邈《千金方·月令》, 视重阳登高为一项重要活动, 称:

重阳日, 必以肴酒登高远眺, 为时宴之游赏, 以畅秋志。酒必采茱萸、甘菊以泛之, 既醉而归[2] (第104页) 。

参据王维《奉和重阳节上寿应制》[4] (卷127) 、王缙《九日作》[4] (卷129) 、李欣《九月九日刘十八东堂集》[4] (卷132) 、皇甫冉《重阳酬李观》[4] (卷250) 诗可知唐代重阳前后登高、佩茱萸, 饮菊花酒之风是十分普遍的。如王维《九日作》云:“今日登高樽酒里, 不知能有菊花无。” 李欣《九月九日刘十八东堂集》:“风俗尚九日, 此情安可忘, 菊花辟恶酒, 汤饼茱萸香。”均可见唐人几乎是无菊无酒不重阳。

七、除夕节

除夕作为一岁的最后一日, 也是新年的前一日, 是世俗间相沿已久的重要节日, 除旧迎新是除夕节的主旨。除夕有一系列的节俗活动。可简述如下。

首先除夕要更换桃符、春联、门神, 并有一些其它门饰。应劭《风俗通义·祀典》引《黄帝书 》称有神仙兄弟二人, 一名神荼, 一名郁垒, 居于风景秀丽的度朔山下, 他们把祸害人间的恶鬼都用苇索捆起来让虎吃掉。这个传说恐在当时广泛流行于民间。因此为防止恶鬼进家, 削桃木梗制成神荼、郁垒两人形象, 立于门上。于是便产生了中国门神的雏形。至魏晋南北朝, 时人认为刻木为人形太麻烦, 于是削成一块桃木板写上神荼、郁垒两人的名字。把这块桃木板挂在门上, 称之为“仙本”或“桃符”。此已见前引《荆楚岁时记》。宋人王安石《元旦》诗所写 :“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疃疃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这里的“新桃 ”和“旧符”, 都是指辟鬼祛邪的“桃符”。与此相关联的是举行驱鬼除瘟疫的仪式——逐傩。关于逐傩, 前文已述。此再略加补充。《太平御览》卷17引《荆楚岁时记》云:“卒岁大傩, 殴除辟厉……桃弧棘矢, 所发无臬, 飞碟雨散, 则瘴必毙。” [1] (第103页) 据《酉阳杂俎续集》卷4《贬误》载“俗好于门上画虎头, 书渐字, 谓阴刀鬼名, 可息疟疠也。予读《汉旧仪》, 说傩逐疫鬼, 又立桃人、苇索、沧耳、虎等, 渐为合沧耳也。” [3] (第126页) 前为六朝时事, 后者为唐代。宋代及以后亦然[16] (第105页) 。

其次是所谓“守岁”。除日象征着一年即将过完, 新岁快要来临, 人们甚至通宵不寐, 坐而守岁, 至少在南北朝时期, 长江流域的荆楚地区即出现此俗。据《荆楚岁时记》载:“岁暮 (除夕之夜) 家家具肴蔌诣宿岁之位, 以迎新年。相聚酣饮。” [1] (第126页) 此类事例又见《玉台新咏》卷8徐君倩《守岁》诗。唐诗中也屡见此类记述, 如《全唐诗》卷509庐仝《守岁》诗、《全唐诗》卷659罗隐《除夜》诗等。

宿岁也是当时民间除夕习俗之一。《荆楚岁时记》前条接云:“岁暮……留宿岁饭, 到新年十二日。则弃之街衢, 以为去故纳新也。”这种“宿岁饭”大体是表示家庭富足和希望来年丰收之意。又有吃团年饭之俗。中守岁条注中《风土记》云:“除夜祭先竣事, 长幼聚饮, 祝颂而散, 谓之分岁。” [2] (第115页) 与上引《荆楚岁时记》云“岁暮……相聚酣饮”, 记述大体一致, 是说在除夕之夜祭这与流行至今的春节习俗已是非常地接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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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李匡义:《资暇集》, 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6] 杜台卿等:《玉烛宝典》, 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7]张正明、刘玉堂:《荆楚文化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8]宋公文、张君:《楚国风俗志》,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9] 刘饣束:《隋唐嘉话》, 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

[10] 元稹:《元稹集》, 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11]欧阳询:《艺文类聚》,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12] 陈元靓:《岁时广记》, 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13]李时珍:《本草纲目》, 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版。

[14]李肪等:《太平御览》, 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

[15] 李白:《李太白集》, 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年版。

[16] 赵彦卫:《云麓漫钞》, 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注释

1 文中所据方志中关于元旦、中秋等习俗, 皆参见《湖北省志·民俗》 (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省志·民俗》, 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

2 《唐大诏令集》卷113、《全唐文》卷35录同一《断屠诏》相对完整, 据补 (参见宋代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 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卷113。清代董诰等编《全唐文》, 中华书局1983年版卷35) 。

3 于上元观灯活动参见《隋书》卷62《柳彧传》、《资治通鉴》陈纪九长城公至德元年 (583年) 。唐代魏徵:《隋书》, 中华书局1973年版, 卷62。宋代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2007年版卷175。

4 关于端午的来历众说纷纭, 闻一多在《端午考》、《端午的历史教育》 (参见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1册, 第221-243页, 三联书店1982年版) 等文中, 援引《战国策·越策》、《说苑·奉使》等书, 认为起源于龙图腾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