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

从“国学”成为吸引眼球的词汇时——大约已有十来年的历史吧——譬如兴办复古学堂一类的事，譬如编纂所谓“国学”初级读本的事，譬如整出一些花里胡哨的祭孔拜师的仪式节目，譬如花尽心思弄出些这样论坛那样论坛的事等等。最重要的是，在一些倡“国学”、复读“经”者看来，不仅要在成年人中间补补课，而是要在呀呀学语或刚刚识点汉字的稚子孩童间发蒙。“发”什么“蒙”呢?大约就是让娃娃们读点《三字经》、《弟子规》等之类的蒙学老书。此两书曾登陆央视的高端讲坛，真是肥了先生的腰包，又赚了开坛者的名声，一举多得，“国学产业”真是不得了!问题当然不仅在于此，问题还在于倡“国学”复读“经”者将其“大任”，当成一种舍我其谁的事。更有甚者：“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首当其冲的就是儒家经典”(蒋庆《读经是中国文化复兴的开始与希望》)。

 如此危言耸听，有必要提及中国近现代史和近现化文化史上一公案。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1月3日，任命蔡元培为教育总长，仅仅半个月之后，也就是1912年1月19日，蔡元培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在《暂行办法》里有一条规定即是“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这显然为了新的国民从此与旧文化旧传统告别而接受新文化的一种表态。告别过去，是为了迎接新生。《暂行办法》有七条：一、原有学堂均改称学校，监督、堂长一律通称校长;二、初等小学，男女同校;三、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民国宗旨，清学部颁行的各种教科书，一律禁用;四、民间流行的教科书凡内容与形式具有封建性而不符合共和民国宗旨者，即予改正;五、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小学手工科，应予注重;六、中学校为普通教育，文实不必分科;七、废止旧时奖励出身制度。此七条的主旨很清楚，就是坚决废除以“读经”为主而贯穿了两千多年来的“尊孔”和“忠君”的文化基础。即从娃娃抓起，从反封建的根上即思想基础和文化教育基础抓起。这是二十纪第二个十年间的新气象、新气魄。虽然今天看来似乎有些“矫枉过正”，但从历史的角度看，不如此“矫枉过正”，就没有之后不久的“五四”新文化的狂飙猛进和激扬文字，也就不可能有的中国近现代中国最为华彩的文化转身，当然也不可能形成“共和”的社会心理。民国元年在小学生中废除读经一案，功莫大焉。这是中华文明史和中华文化史的划时代事件!

自上个世纪初川人吴虞的“打倒孔家店”还不到一百年，就在上个世纪末，有许多人呼吁重建儒学。更有人认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西学东渐”的时代，二十一世纪初当是“东学西渐了”。与台、港、新的一些新儒和有哈大、哥大的大儒一道，认为儒学的外王内圣及功用济世，经过二十世纪的战乱，经过了民主与科学的挑战和打压，已经到了复兴和重建的岁月了。而且信誓旦旦地预言儒学的春天，已经随着新世纪的来临如约到来了。几年前，笔者作为边缘人参加了一个叫“儒家伦理与东亚地区公民道德教育论坛”的会议。那是一个盛况空前的大会，除洋人外，两岸三地的名流多汇于此。在这些名流中，协会的会长、秘书长们，大学教授博导们，群贤毕至。开幕式上，记不起有好多人致辞，反正两岸三地摆平，大家都说一说。虽是边缘人，但有些致辞给我印象很深。一位是大陆的代表说，五四以降，儒学被整得支离破碎，许多中国人不知儒学为何物，不知孔子为何人，因此道德沦丧，贫富不均，秩序荡然……。对这位发言者来说，吴虞的“打倒孔家店”简直就如丧考妣。与大陆学者慷慨陈词不同，海峡对岸的台湾致辞一开始有些东方朔的味道。那位教授引了一段顺口溜，到了北京才晓得官不大，到了广州才知道钱不多，到了台湾才知道文革还在搞……云里雾里，要讲完了我才略懂了点，大意是，大陆都在复兴儒学了，而台湾却在糟蹋儒学。看一看论文题目，就知道多么的冠冕堂皇：《应当重视基础道德规范建设》、《克己复祀与公民道德建设》。《儒家道德与情感受教育》、《中庸之德与教育情感》、《儒家的无穷力量》、《夫妻伦常之根本说》、《论孝道的社会基础》、《传统儒学在中国的当代意义》、《仁义之道与现代价值观》、《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世态下的道德实践》、《唐君毅对孔子仁学的诠释》、《黄宗羲的修养功夫及现代意义》……。这些科目和题目，真应了儒家祖师爷的两句话，“一言以蔽之”与“克己复礼”。克什么?克西学;复什么?复儒家。

两千多年来，我们好不容易遇到了二十世纪初的“德先生”( Democracy)和“塞先生”(Science)的引进，我们好不容易敢于称孔子为孔老二，我们好不容易对孔学说“不”。大家心里都明白，对Confucius说不，并不是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书经》《礼经》《易经》《春秋》踩在脚下或扔进废纸堆，而是五四一代新文化先驱对中国两千年专制的反抗，和对新社会新范式的打望。试图通过彻底(“彻底”谈何容易，而且也根本做不倒)批判以儒学为核心的旧文化旧道德旧传统，建立起一个以“科学”、“民主”和“自由”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新道德新传统(当然，这一切都在进行之中，而且时有反复与周折)。面对所谓“物欲汹汹”，面对所谓的“人心不古”，一些大儒小儒(包括一些来历不明者)好事一般地出来开药方，认为孔子的“仁智礼义信”、认为朱熹的“格修齐治平”可以修复动荡无序的社会、可以拯救焦躁不安的灵魂，可以以此治国治心。这完全是一厢情愿!儒学经帝制之制和帝王之手，在两千多年里虽不能都说是失败的，虚伪和诛心却是实在的。譬如，孔学里有“民贵”的思想，到了孟子发展到“君轻”。明代开国大帝朱元璋，出自布衣，但当政后，见孟子“君轻”的思想和字样，官刻的《孟子》，竟毫不留情地将“君轻”从《孟子》里删除。洪武大帝为什么会这样，专制的制度使然。“民贵”可以(有时也只是说说而已)，“君轻”则万万不可以的。至于说到夺心，那当然要数康乾触目惊心的文字狱了。儒教治国以明、清为最完备，但就在明的中后期，神宗一朝共四十八年，自万历十六年起万历帝圈于自己卧室。从此，道德只在各种旌表和各式各样的忠烈节孝牌坊上看见，就连帝制的定制早朝，几十年可以不上了——礼义信的最后一块遮羞布，在万历与群臣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彻底撕下了下来。到了清代的君臣朝野，哪儿还有儒学拯救和道德治国，整个清朝就是主子与奴才的关系，连头发都要梳成一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