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天大的题目，而讲天大的题目似乎首先要有天大的学问。写大题目的人很多。老老实实地讲，我自度没有天大的学问，而且今生也不会有天大的学问，但有天大学问的人有几个？所以，我没有天大的学问，但有天大学问的人也不多。况且，我要讲的是“天下的学问”，而天下不等于天大。今天要讲的，实际上是我这些年来渐渐觉悟和明白的一个自身学术生涯定位，是我已臻天命之年时悟出的一个道理或方向。
在这样一个题目下，今天要讲的实际上是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的人生，二是天下的学问。讲这两个问题有一个必须了解的前提，即东西方文化的价值取向是截然不同的，但其内容却是恰成互补的。概括地说，东方文化主要是讲做人立世，西方文化主要是讲做事立人。
东方文化的思想方向是由世到人，世人一体，即先有自然，后有人事，人事合一。在东方文化看来，人首先是先在的世界的一个元素或组成部分。具体说，东方文化是从自然出发，最后归结于人，因此，它主要或首先是讲人的问题，要求如何在自然与人的社会中做好一个人，如何在一个已经形成的社会和天地中找到自己的生存位置和生存方式，它把人放在一个既存的、已然的空间中予以描画塑造，因而是一种静态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人与自然，即人与其生存的外部世界是合一的，人的生存方式和进取方式必须与其赖以生存的外部世界或环境的存在及其运行规律相一致，此即所谓天人合一。概括地讲，在东方文化的思想语境下，人与自然不是对立的，而是一体的。其起点是人与自然的定位，其过程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其终点是人与自然的合一与共生。
西方文化的思想方向是由事到人，是从事出发来评价人，最后归结于事。它并不以先在的外部世界为人的存在的条件或前提，而是强调人才是世界存在的条件和前提。法国的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就是一个典型。与此不同，中国人则说“物是人非”、“青山依旧”、“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等。西方文化把人放在人存在的外部世界之外去思考，甚至把外部世界的存在理解为服务于人的生存发展的服务对象，因而从一开始就把人与其赖以生存的外部世界对立起来。于是，它主要或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做好一件事，如何在一个变化多端关系重重的人的社会和世界里创造和制造自己生存的条件与位置。它把人放在一个变化不定的可以为人把弄的空间中去予以描画塑造，因而是一种动态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人与自然是分开的，主体客体是分离的，人的对立面首先是自然。因此，西方文化的起点是人与自然的对立，其过程是人与自然的斗争，其终点是人与自然的失衡与毁灭。
认识到上述东西方文化完全不同的思想方向，就很容易看到这两种文化的各自的核心。东方发达的是一种做人的人文文化，更为主观理想；而西方文化发达的则是一种做事的科学文化，更为客观现实。于是，东方文化的核心主要是从人文科学出发，西方文化主要是从自然科学出发。因此，这两种文化只有互补，才可以造就出一种较为全面的知识体系或学问。我要在这里说的天下学问，就是一种将东方文化中的做人文化与西方文化中的做事文化融合为一体的，能够说明和指引整个人类社会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世界文化观念。“中国的人生，天下的学问”这个命题，便是缘此而来。
现在先讲中国的人生。首先，要明确这个命题的内涵或对这个命题予以界定，即什么是中国的人生。我这里所说的中国的人生，就是指以中国文化酝酿和塑造的人生，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的人生，是中国式的人生。显然，它首先要求一种明确的主体意识和思想境界：不论是以前还是现在，不论是今天还是明天，你必然都是一个中国人，这是中国式人生的基本要求，也是你们的宿命。这不仅是一种文化的塑造，其实也是一种生物物理的必然。所以，你要想在这个芸芸众生大千世界里做一个明白清楚的、受人尊敬承认的、有自身人格的人，那么你的人生就必须是中国式的。
那么，中国人生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生呢？
第一，克己尚礼，规矩做人。“悠悠万事，唯此为大”；这是来源于儒家思想的一种生活准则，实际上体现着一种秩序观念。孔子的思想核心其实就是礼，是一种行为规范，在此意义上它和法律是同一种东西。当然，它的许多内容因历史的发展而过时和落后，所以必须剔除，必须用新的内容去替换或更新，但其一些基本思想至今仍可奉为圭臬。对于中国来说，最大的问题恐怕是礼的产生方式和实现方式是不确定不规则的，因而很可能从一开始就是，或者在适用过程中变成一种与法治背道而驰的规范。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有许多人强调法治、呼吁程序公正的深层原因之一。但是，这并不应导致我们要全面否定礼的一些内涵。我们可以将其现代化，将其直接作本质的理解，即行为规范，包括行业规范、习惯规范、纪律规范、道德规范、法律规范，并用特定的程序和制度去保证其实现。其实我们中国人常常说的做事做人要讲规矩，这种规矩就是在说规范，它是规范的一种集中表述，是由众多规范体现的这样那样的原则。如今中国社会的最大问题之一，在我看来就是改革开放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发生的价值观念变化所带来的规矩和信仰的缺失。
第二，与人为善，宽以待人。这是起于儒家思想，后来由佛教思想予以进一步充实的一种生活准则，是儒释结合的一种观念生成。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然，差不多同时代的西方人也有完全相同的说法：“正直生活，不害他人，各得其所。”（罗马法学家帕比尼安语，其实更早出自于亚里士多德）。在佛教那里，便说：诸恶莫做，众善奉行（诸恶莫做，奉善而行）。总之，做事处世，要以已度人，设身处地地考虑待人处事的方式方法。这对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和多元世界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孔子曾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那么什么是仁，孔子说，就是“爱人”（《论语．颜渊》），我的理解就是与人为善，行善于人。与人为善是最基本的要求，是发生于人的本性的处世原则；行善于人则是更高的要求，是发生于人的理性的一种处世态度。
东西方古典文化中不约而同地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处世准则，说明了人性的共同。这个原则现在已经被公认为人类社会的“黄金规则”，《世界人类责任宣言》中明确将其规定为全球各民族国家和社会的至理准则，可以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
第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现今清华大学的校训就是这八个字。这句话本出《易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说宇宙日月等自然界的万事万物，运行永恒，从不间歇。一个君子，即有品格、有素养、有思想的人也属于这天地之间万事万物的组成部分，所以他的行为和活动也应该像大自然的运行一样，有规律地持之以恒，不息不弃，从而有所作为。“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说大地上山脉连绵、森林无际；原野辽阔、沃土肥田、江河浩荡、海纳百川，各有其势。在这气象万千的大地之上，孕育着各种各样的生命和生机。大地实在像母亲一样，仁爱宽厚，承受着万事万物，从无怨言。因此，君子的处世要像大地母亲一样，以仁爱宽厚对待所有的人，无论这个人是高贵抑或卑贱，是聪明还是愚鲁。不仅如此，还要用这种仁爱之心和开阔大度去承担一切，去处理所有的事情。
第四，自然和谐，无为而为。这是道家思想的体现，是由道家思想所宣扬的一种人生哲学。道家的思想，清静无为，无为而治；顺乎自然，因势取道。虽然这主要是针对人生处世而言，但实际具有深刻的哲理。它强调的是审时度势，面对实际，尊重自然规律，利用自然的赋予，而不去强求不现实的违背规律的作为。这里的无为不是什么都不为，不是消极地听从命运的安排，若是这样则是对无为表面的误解。无为只有通过有为才能够达到，此即所谓无为而无不为，总假有为而臻无为（太乙金华天心第一篇）。
第五，求同存异，和而不同。这也是儒家思想的经典体现，既可用以要求做人，亦可用以要求处世。孔子晚年曾强调说，“和为贵”（《论语·学而》）。他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知，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和为贵”始终是一个根本特征和基本价值取向。而“君子和而不同”正是对“和”这一理念的具体阐发。这句话出自《论语·子路第十三》。原话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何晏《论语集解》对这句话的解释是：“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争利，故日不和。”就是说，君子之间虽然见解立场有异，人生道路不同，但其内心的确认大体是一致的，所以叫和而不同。但小人不一样，表面上看，颇有共同之处，爱好追求一样，都是道儿上的人，都是商人、官员乃至学者，但内心所求完全不同，表面称兄道弟热情如火，实际上却各有目的，相互算计，所以叫同而不和。
在为人处世上，君子和而不同是一个很高的境界，这个道理既适用于人与人之间，又适用于民族与民族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
现在接着讲天下的学问。当然，还是要先明确这个命题，即什么是天下的学问。我所说的天下的学问，就是指关于所有人的学问，人类的学问，它来自于对所有人群，对整个人类，对人的世界，对天地之间的人的理解，因而，这种学问对普天之下所有人来说都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也就是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学问。这个目标可能永远都难以实现，但却可以逐步地去接近。当然必须说明的是，中国的天下概念从文化历史的角度看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古代的天下和今日的天下有很大不同。我的理解，天下有两层基本含义，即：自然与社会。
为什么要做天下的学问？
第一，天下学问实际体现着一种学术境界。人类分子要有人类视野和世界胸怀。所以，你作为人类的一分子，必须要有做天下学问的意识，否则你的知识和学问不可能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这就是一种人类的视野和世界的胸怀。你要站在人类的高度去审视、思考和探究一切。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去追求更高的思想和学术境界，你才能够用你的学问去影响更多的人。古往今来的所有大学问家和思想家，他的思想和学问一定是超越了自己的文化、超越了本身所在的群体或民族文化，否则，很难称得上是大学问家和思想家。我们的老祖宗老子、孔子、孟子和朱熹，西方的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柏拉图、西塞罗、卢梭、洛克、霍布斯、马基雅维里、格老秀斯，近现代的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和恩格斯，我们中国的郑观应、魏源、康有为、梁启超、鲁迅、林语堂等等，数不胜数，无一例外，都是具有天下学问意识和成就的人物。
第二，天下学问反映着社会进步的节奏。一个一个时代的人有时代的压力和动力，社会越是进步发展，这种压力和动力就越为明显和强烈。特别是如今，你生活的这个世界越来越小，经济全球化、法律全球化乃至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这个时代实际上已经将每个人投入到了一个世界化的生活状态中。你实际上已经不再单纯地属于一个族群或一个民族，你面对的已经不仅仅是中国社会，而是整个世界社会，你实际上已经是世界大社会中的一分子。你的命运与世界的命运已经越来越多地连在一起，只因为中国的命运已经与世界越来越多地联系在一起。你的世界观，你的价值观，你的知识，你的选择，你的希望，已经不仅仅受中国影响，而且还会受整个世界影响。在这个时代，你不可避免地要接受来自于许多国家和地域文化知识的挑战。在这个时代，你的生活与活动空间已经不再仅仅是中国，而是整个世界。无论你将来是否走出中国，你都会感到你实际上是生活在世界上。中国只是你生命活动的一个圆心，世界才是你生命活动的半径。
第三，人的本性决定了人的共性，而人的共性又会反过来说明人的本性。因此，由个别到一般，再从一般说明个别，这也是一个做学问的基本逻辑。你是人，因而具有人的本性，思想、感情、理智和欲望，所有人，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会因此而具有一种共性。因此，你要了解自己，就必须了解他人，你要了解中国人，就必须了解世界上所有族群的人。从所有个别的人的本性和个性那里，你会发现可以还原于所有个别的人的共性。不仅如此，当你能够较多地了解他人，从而较好地说明他人时，同时也意味着你能够较好地了解自己，说明自己。总之，所以要做天下的学问，某种意义上就是为了更好地说明这天下每一个个别人的存在。如果说，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普通人都对自己与他人乃至与国家或社会，与世界和人类的关联有自觉性，但对于一个知识人来说，对于一个有学术素养和理性思考的人来说，他则必须要有这种自觉性。这是普通人和学问家之间的区别。
最后，天下学问本质上表明着一种人生态度。一个人是否有天下学问的意识，会很大程度上影响他对于人和人生的理解，影响他自己在人的类存在中的定位，影响他对自身以外其他生命的认识和理解，影响他在人的社会中的行为方式与行为准则，从而最终影响他整个人生的价值取向与内容设定。总之，影响他的人生境界与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