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文学史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无论通史的研究，还是对某一时代、某一文体的研究，都有可喜的成果问世。新的世纪即将来临，展望前途，我们相信文学史研究将取得更多突破性的成果。那么，今后的文学史研究有哪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呢？谨在此谈一点个人的粗浅看法。

一、大作家和一流作品的研究

文学史研究的布局一直是一个制约着本学科发展的宏观性的问题。近二十年来，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些空白已经得到填补，一些薄弱环节也得到了加强。如汉赋、六朝骈文、北朝文学。文言小说、明清诗文，以及文学流派和作品艺术性的研究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相对说来，对大作家和一流作品的研究虽有一些突破性的成果，但是显得薄弱，特别是这方面的研究对整个文学史学科的带动作用不够显著。学术界的注意力也许过多地放到了填补空白和加强薄弱环节上，而有些忽略了大作家和一流作品的研究。文学史研究仅仅局限在大作家和一流作品上，当然是一种缺陷，反之也是一种失衡。文学史研究的布局有待进一步调整，要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到大作家和一流作品上，并用大作家和一流作品的突破性研究成果来带动整个文学史学科的发展。文学史研究方法的改进也要靠大作家和一流作品的创新性研究来示范。这样，文学史研究的进展就不仅表现在面的扩大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深度、高度和创新的程度上。”

对大作家和一流作品的研究，应当全景式地展开，既要抓住其主要方面，又要兼及那些尚未被充分注意的次要方面；要从多学科的广阔背景上展开研究；研究者要努力提高自身的修养和境界，从新的高度去理解和阐释那些大作家丰富的内心世界。

二、深入的文本研究

文本即作品本身是构成文学史的基本要素，没有作品就没有文学，也就没有文学史。文学史研究的深入离不开对文本的深入钻研。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文学史的论文，对文学作品缺乏深入的阐释，甚至有的地方理解错了。还有一种情况，看题目是文学史的论文，但并没有深入到文本之中，而是在文本之外打转。这种状况有待改善。

文本研究离不开细密的考证和严谨的训估，也离不开研究者自己对文本的精鉴、深味和妙悟，结论应当是从自己的体味中升华出来的。这样的研究成果既有客观性，又融会了研究者的个性。文学是诉诸感性的，有些基本事实不能含糊。但是对作品的理解却很难定于一尊。研究者应当抱着开放兼容的态度，以促进多元化研究格局的形成。

三、史实的考订和梳理

近二十年来史实的考订有很大进展，今后仍然会成为一个热点。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个案的考订固然重要，整体的梳理更加迫切。应当努力把若干孤立的考证成果整合起来，对一个时期文坛的面貌，或者对文学的发展流变等重要问题取得新的看法。第二，考证工作中的随意性，往往使这项十分重要的基础性研究陷入无谓的争执，妨碍了研究工作的进展。我认为应当为考证工作建立必要的规范。这种规范至少应包括以下4点：1.对已有的全部资料加以系统的整理和通盘的考察，不以枝节害全体。2.对资料的可信度加以分级，尽量使用可信度高的资料，不以次要的资料轻易否定重要的资料。3.必须注意版本的选择，应使用最好的版本。如果有几个价值相当的版本（如几个宋本），其中的异文应择善而从。可以理校，但不能擅改。4.以准确理解作品为基础，以对其作品的胜解求得考证的可信。

四、田野考察和民俗调查

这里所谓田野考察是指用实地调查的方法，从现存的遗迹以及活在民间的传说、习俗和演出中，寻找文学史的资料。到目前为止，这类考察和研究，大都是由从事民俗学研究或戏曲艺术的人来做，而文学史研究者并不亲自去做，只是利用别人的成果而已。如果文学史研究者亲自从事这项工作，把案头的工作和田野的工作结合起来，和民俗学、民间文学结合起来，也许能开辟一块新领域。由于社会的急剧变革，许多传统的艺术正在消失，这类考察实际上带有抢救的性质。现在不做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五、文学语言的研究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研究应当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余地。以唐诗为例，语言研究较好的途径有三条：一是把语言和意象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中国传统的词语诠释方法和西方的意象统计分析方法，可以互相补充。我们可以研究唐人最喜欢使用的是哪些词语（意象），哪些词语（意象）是唐人创造的，这些词语（意象）有哪些新的涵义，这些词语（意象）的出现说明了什么。还可以研究某些大诗人的词语群（意象群），以及唐人连缀词语（组合意象）的特殊方式。二是研究语言的多义性，研究其本义之外的各种启示义；研究唐诗之所以为唐诗的各种语言特点，研究每一位独具特色的唐代诗人独特的语言符号。三是研究诗人独特的语言风格，具体地说就是研究其语言的感情内涵和语境。感情内涵是指以诗歌语言为载体的感情意趣及其组合；语境是指隐藏在诗歌语言背后的种种复杂的历史、文化因素，这种历史、文化因素构成语言风格的大背景。

六、与邻近学科的交叉研究

我主张文学史研究既要“纵通”，也要“横通”。所谓“纵通”，是就文学论文学，力求将上下三千年文学发展的来龙去脉整理清楚。所谓“横通”，是力求将文学与哲学、宗教、艺术等其他学科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并努力从它们的关联上，从它们之间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关系上，寻求带有规律性的东西。“纵通”是普遍采用的方法，但通得还不够，似乎有必要打通各段的界限，甚至打通古今的界限。文学史研究至今仍然是古今隔开，界限分明。这样虽然可以在一个段落上或者一个方面深入，但毕竟受到很大的限制。如果研究者在各自的基地之外，另开辟一个或几个研究的领域，尽量打通，我们的研究状况也许会好得多。如果研究古代文学的人当中有一部分关心现当代的的文学研究，特别是关心当前的文学创作，并从当前创作的问题中寻找新的课题，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就会增添许多生气。另一方面，今后还应当向“横通”的方向努力，“横通”是综合济究，也就是以文学为中心的多学科交叉研究。今后在文学领域内部也许难以找到太多的空白了，但是在学科的交叉点上，一定能找到许多新的生长点。例如古代文学的传媒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20世纪的文学史研究者是幸运的，一方面，此前留下了大量的空白，如戏曲、小说，可以填补；另一方面又有甲骨文、敦煌遗书这样千载难逢的发现，为文学史家驰骋才能提供了机会。前者是由于文学观念的转变而引起的，后者是偶然的机遇带来的。20世纪著名的文学史家都是因为掌握了新的资料或者具有了新的观念而成就了他们的事业。

21世纪将会怎样呢？今后还会不断有新的考古发现。从郭店竹简出土的情形推测，楚国文化和中原文化有密切的联系，在原来的楚地有可能发现秦始皇焚书之前若干原始的典籍。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幸运。但我们要做好准备，一旦有了某种新的发现，能够及时地做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今后文学观念还会进一步发展。现在西方的文学理论花样不断翻新，这些新东西究竟有多久的生命力，它们究竟会给中国文学史研究带来怎样的变化，还难以估计。不过，我们不应总是跟在西方学者的后面走，西方文学理论家大多不懂得中国文学，他们的视野受到很大的局限。我们能不能从中国文学的实际出发，提出我们自己的新的文学观念呢？中国的文学史研究者长期以来对理论兴趣淡漠，这种状况不利于文学史研究的发展，也不利于文学理论的发展。我希望从文学史家中出现一些权威的理论家，也希望文学理论家来研究文学史。理论和史的结合，也许能为文学史研究带来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