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应麟所撰《利子碑记》：“万历庚辰有泰西儒士利玛窦，号西泰，友辈数人，航海九万里，观光中国”。
自利玛窦罗明坚等耶稣会士来华传教以来，传教士的足迹何止九万里，其间所洒殉道士的鲜血何可数算。然而基督教之于中国，却仍然仿佛“观光”一回，未足介入传统文化成为其中一支主流，更未尝完全征服精英分子和底层民众的内心。利子跋山涉水远渡重洋，死的时候盼望中华归主荣耀归神。400多年过去了，利子当初所想见的现在也未能实现。
近代以来在中国知识界有一个传说，“佛陀是骑着白象来的，基督是乘着炮弹来的”。后来在上个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和非基督教运动中，基督教的耶稣跟着成了儒教孔子的陪绑；“反帝反封建”，一个是帝国主义的鹰犬，一个是封建主义的糟粕，全数遭到掌掴。基督教和儒家在近代中国的遭遇可以做一个十分有趣的文化比较，在经历了自五四到文革的历次文化激进主义的冲击之下，儒耶这对历史上的老冤家老对头，究竟何者最终挺到了当代，得以继续横生斜长。
利子泉下有知，断不会料到几百年后的他遗产的继承人们将要面对比彼时复杂得多得多的文化冲突问题。在他还在世的时候，就确定了“补儒、合儒、超儒”、“联合儒家，拒斥佛道”的传教策略；而几百年后的清末民初，乃至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随着儒家在国人精神界的退潮，如此策略显然out了。教会在今日，要直面激烈的意识形态搏杀，要处置教会世俗化问题，要厘清历史包袱和政教关系，等等等等已非利子时代的传教士所能想象。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基督教变成不再是真理了，“普世价值”才是真理；而在几百年前，基督教却是“普世价值”，是那个终极至真--也就是说，基督教中国化、神学国学化、教会本色化，之于当下各种文明多元共在、去中心化而多元叙事的后现代社会中，是不是已沦为一个毫无价值的彻头彻尾的伪命题，或者只局限在精英学者知识分子小圈子中的神智游戏？
利子在后世被称作所谓“儒家基督徒”的典范代表，是中西文明友好交流的桥梁。他对中国文化抱以的脉脉温情与敬意，常被用来批驳一些“战斗的福音派”、“自诩的改革宗”等对中国传统和礼俗大肆贬抑的激进态度。以后的基督教来华传教史上，也都因着利子的态度分裂成两派，有温和如如李提摩太的，就有基要如戴德生的；有这边厢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的石衡潭博士搞“《圣经》《论语》对读”，【1】 就有那边厢成都秋雨之福的王怡长老宣布“孔子在基督里已经被定了罪”。【2】
利子的追随者效仿他着儒服，戴儒冠，左手《圣经》右手《论语》，口诵“基督为吾主，孔子为吾师”，耶儒二家并行而不悖。敬虔奉教的基要派自然斥为异端，既与孔子为友必然是与基督为敌了，“一个人不能信奉两个主”。“God/神主”中文翻译、祭孔与祭祖、迎神赛会，亲儒的耶稣会和非儒的多明我会/方济各会之间的争辩，似乎真个与耶儒角力有点关系。“利玛窦方法”建立在与儒家精英文化调和，然后以基督之道一以贯之的方法，不见得每个人都能接受。在传教士内部互相对立的两种立场中，最大限度求取的共识是容许本地的“无邪”之礼--即可目为非偶像崇拜的政治性礼仪或者国民性的礼俗习惯法；譬如将“祭”祖改为“敬”祖，取儒家慎终追远不取佛道迷信的意思。【3】 1704年11月20日，罗马教廷发布教谕，禁止中国信徒使用“天”和“上帝”，禁止信徒参加祭孔祭祖活动，标志着“利玛窦路线”在教会内部路线斗争中的失败。直接影响就是礼仪之争后长达百年的教禁。
对于“利玛窦方法”，不要只看明末教会三柱石的徐光启、杨廷筠和李之藻，其实大部分儒家士君子是不买账的。讲求尊卑等级重视血亲伦理，既要慎终追远又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孟信徒呼基督教为“鬼教”，呼《圣经》为“鬼书”，断不能接受这无父无君若禽兽然的耶稣基督。【4】 清人王炳燮认为“天主教窃取佛书之说，以惑愚人。能奉教者，死登天堂，不奉教者，皆入地狱”；【5】 福建龙岩士绅认为基督教“教人藐视圣贤，不敬祖宗”；【6】 河南南阳府士绅则谓“（耶稣教）只敬天主，不祀神祗祖考，则礼义亡。此等乱夷，行同禽兽，不待教而诛之。岂容彼等禽兽之教化良民为莠民哉！”；【7】 另外还有一位“天下第一伤心人”在《天主邪教集说》中谈到：“（耶稣教）君臣父子，皆以兄弟相唤，母女姑媳，皆以姊妹相称，谓世上止有天父、天母、天兄，此外无所为尊卑者也”。【8】
雷立柏在《论基督之大小-1990至1950华人知识分子眼中的基督教》里谈到耶儒二家“大”与“小”的问题，可作一个参考。基督教和儒家互为他者的过程中，拔高自己的“大”，贬抑对方的“小”是惯性和常态。比如体会了儒家式的传统中国家庭生活，了解孔子思想对华夏美术史、文学史和贵族文化的广大影响，就可见儒家之大；而若意识到“述而不作”、“讷于言”阻碍哲学探讨和科技发展，就会马上翻转见其“小”。同样之于基督教，承认其铸造了现代西欧文化基本模型，“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现代西方社会”的客观事实，基督教之“大”自无可讳言；而教会组织的不足和基督徒的弱点，十字军东征和异端裁判所的历史污点，则可以说是基督教之“小”了。【9】
利子生命最后的10年是在中国皇权象征的北京度过，耶稣会传教事业最丰盛的也正是在这时期。成功进驻京城之后，利子一行终于得以贯彻“上行路线”，达官贵胄皇亲国戚引为座上宾，风闻奉教者日渐增长。彼时利子会否回忆起当年在澳门九死一生的艰巨历程？熟读儒书的他应该明白“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他们一直盼望中国皇帝是下一个君士坦丁，“一声令下”全民奉教。不过伴君如伴虎，上行路线是双刃剑，利子精神遗产的继承人汤若望和南怀仁的遭遇就是明证；并且多年以后，缺乏群众基础的基督教会果然被康熙大帝“一声令下”严厉禁止。看来中国皇帝的确不是君士坦丁，而利玛窦也实在不是圣方济各。
基督教在中国的水土不服，神/主翻译、祭祖祭孔、迎神赛会，都是一面而已。与皇权和儒家的冲突是本质。神权PK政统和道统，不在主场作战的基督教注定是弱势的一方。而对于儒家我更愿意报以同情的理解，“百代都行秦政法”，反法之儒在分权无效的情况下移情成为反西之儒，又有什么可怪的呢？去利子几十年后直接导致百年教禁的礼仪之争，至少更为根本的是礼仪深处的权力意志作祟，与儒家无关。当耶稣会士请求康熙皇帝介入之前，上行路线的毒素早就病变蔓延了--他们只是没有做到董仲舒当初做到的事情而已。在康熙大帝看来，传教士争论指责中国祭祀礼仪，是干涉大清帝国内政；传教士首脑“教化王”在扮演与他争夺统治权的反对派角色；在罗马教廷看来，教会内部神学问题竟然要请示异教徒君主做出裁决，已经僭越天主教会政教唯一权威的地位。吴莉苇认为礼仪之争终究是利益之争，“它部单纯是文化的象征，还具有社会控制的职能。它因为是社会规范体系的一部分而含有权力意义。这层含义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格外明显，在欧洲教权体制下也分量十足”。【10】
对于后世的中国人来说，也不该被利子“儒家基督徒”“中西文化交流大使”的一面遮蔽了。利子踏上中国土地是来征战的。他在书信中常提及“敌人”“魔鬼”，这敌人和魔鬼指的是谁，我们不得而知。耶稣来不是要让地上太平，而是让地上动刀兵，这经没念过吗？后极权时代，原子化社会，以泯灭基督教作为普世宗教独一特色为代价，来调和世俗文化，以期得到政权庇护的，前事不忘有大秦景教为教训。《利玛窦中国书札》记载了他的心志：
魔鬼非常害怕我们在这所会院中刚刚点燃的星星之火，想方设法要把它扑灭，并将这薪火，阻挡在中国之外。（1594年10月12日，自韶州致函耶稣会士吉罗拉莫.科斯塔Girolamo Costa神父--锡耶那）
我和三位同会会士一起努力拯救这里的人，使他们回归到造物主的道路上来。我们遇到很多困难、敌人的阻挡，他们不想失去到嘴的猎物。（1592年11月12日，自韶州致函乔瓦尼.巴蒂斯塔.里奇Giovanni Battista Ricci--马切拉塔）
我们遇到了不少困难，都是敌人为我们制造的。（1596年10月13日，自南昌致函耶稣会总会长克劳迪奥.阿夸维瓦Claudio Acquaviva神父--罗马）
今年八月，范礼安神父从印度派到我们这里来的两位神父到了，协助我们开展在敌人的土地上开辟的工作。（1585年11月24日，自肇庆致函耶稣会士朱利奥.福利嘉蒂Giulio Fuligatti神父--锡耶那）
魔鬼立即在这里给我们设置了障碍。和尚们还担心我们会无意中妨碍他们挣钱。（1589年11月9日，自肇庆致函耶稣会士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神父--澳门）
我们在其他地方每天都会同那些不希望我们平安地呆下去的敌人发生冲突。（1589年10月30日，自肇庆致函耶稣会士范礼安Alessandro Vilignano神父）
谁是我的朋友，谁是我的敌人。及至今日，基督教和儒家仍然没有走到一起。当初儒耶没能携手反抗皇权，现在也没有携手反制专制，都在各说各话着。这边厢基督徒对儒学复兴“一阳来复”冷嘲热讽，那边厢儒生对温州拆教堂十字架拍手称快。而如温伟耀先生所言的，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当下，基督教、儒家、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道教，何者能够面对世俗化浪潮而孤身应战呢？还不都是一根线上的蚂蚱！原子化沙化的后现代，千年传承的宗教/文化共同体撕裂殆尽，将一切崇高价值祛魅的单体化正好是通往极权的奴役之路。抑或者说，真如何光沪先生所言的，“儒耶对话”之类的文化比较研究，到底是脱离底层民众的实际生活，最后演变成像希伯来文一样的博物馆产品，而成为社会革命浪潮中的无效资源么？真是不敢想象。
【1】参石衡潭：《论语遇上圣经-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正面交会》，北京：世界图书出版社，2014年4月版。
【2】参王怡长老新浪微博"王怡的麦克风2"，网址：ttp：//weibo.com/u/3353589650。
【3】钟鸣旦：《礼仪的交织-明末清初中欧文化交流中的丧葬礼》，张佳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9月，p178-p1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