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开元二十四年末张九龄因李林甫进谗言而罢相为分界线，盛唐可以分为前后两期。盛唐前期，政治开明、经济繁荣，诗人们有较多的机会进入仕途施展才能。盛唐后期，社会危机日甚一日，诗人们仕途坎坷，而诗歌创作却获得丰收，王维、李白、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人诗歌创作的黄金时期都在此时，杜甫也有许多佳作问世。诗人仕途的失意与诗歌创作的繁荣形成巨大的反差。
关于这种状况我们拟另文论述，在这篇文章中，集中讨论李林甫与盛唐政局特别是与盛唐诗坛的关系，从这一特定的角度对盛唐诗坛作一番考察。
一
李林甫(?-752)是唐朝的宗室。据《旧唐书•宗室传》，其曾祖叔良是唐高祖李渊从父弟，武德中没于王事，赠左翊卫大将军、灵州总管，谥曰肃。叔良子孝斌，官至原州都督府长史。“孝斌子思训，高宗时累转江都令。……神龙初，中宗初复宗社，以思训旧齿，骤迁宗正卿，封陇西郡公，实封二百户。历益州长史。开元初，左羽林大将军，进封彭国公，更加实封二百户，寻转右武卫大将军。开元六年卒，赠秦州都督，陪葬桥陵。思训尤善丹青，迄今绘事者推李将军山水。思训弟思诲，垂拱中扬州参军。”（注：《旧唐书》卷六○《宗室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7册，第2346页。）思诲即李林甫之父。据《旧唐书•李林甫传》记载，李林甫初为千牛直长，开元中宇文融引为御史中丞，开元二十二年为相，直至天宝十二载病卒，执掌朝政长达十九年。
史载李林甫不学无术，轻视文学之士。《旧唐书•李林甫传》云：“自无学术，仅能秉笔，有才名于时者尤忌之。……林甫典选部时，选人严迥判语有用‘杕杜’二字者，林甫不识‘杕’字，谓吏部侍郎韦陟曰：‘此云‘杕杜’，何也？’陟俯首不敢言。太常少卿姜度，林甫舅子，度妻诞子，林甫手书庆之曰：‘闻有弄獐之庆。’客视之掩口。”（注：《旧唐书》卷一○六《李林甫传》，第10册，第3240页。）不识“杕”字，误“弄璋”为“弄獐”，在盛唐文人看来，的确可笑，《新唐书•李林甫传》亦云：“林甫无学术，发言陋鄙，闻者窃笑。”（注：《新唐书》卷二二三上《李林甫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0册，第6347页。）不过，李林甫出于丹青世家，其伯父李思训为著名画家，《历代名画记》卷九云：“（思训）早以艺称于当时，一家五人，并善丹青。世咸重之，书画称一时之妙。”“思训弟思诲，即林甫之父也，善丹青。”李林甫“亦善丹青，高詹事与林甫诗曰：‘兴中唯白云，身外即丹青。’余曾见其画迹，甚佳。山水小类李中舍也”。高詹事即盛唐著名诗人高适，此诗名为《留上李右相》。思训子昭道，乃李林甫从弟，亦为著名画家，“变父之势，妙又过之，官至太子中舍，创海图之妙”，世称小李将军；林甫侄李凑“尤工绮罗人物，为时惊绝。本师阎令，但笔迹疏散，言其媚态，则尽美矣”（注：所引《历代名画记》卷九的文字，见京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73页。）。《旧唐书•李林甫传》说“林甫善音律”。《全唐文》收其文六篇（不包括苑咸的代拟之作，见《全唐文》卷三四五），《新唐书》卷五九著录其《唐朝炼大丹感应颂》一卷。两《唐书》对李林甫粗鄙不文的记载恐不可全信。
开元年间，唐玄宗励精图治，提倡俭朴节约，政治开明，经济繁荣，国泰民安。但随着玄宗在位日久，他开始厌恶敢于直谏的张九龄，而信任善于拍马逢迎的李林甫（注：《明皇杂录》卷下：“张九龄在相位，有謇谔匪躬之诚，玄宗既在位年深，稍怠庶政，（九龄）每见帝，无不极言得失。李林甫时方同列，闻帝意，阴欲中之。”《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961页。）。并且耽于享乐，沉湎女色。王公贵族们上行下效，奢侈成风。据《开元天宝遗事》等书记载，宁王、申王等人，都穷奢极欲。李林甫本人之奢侈也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旧唐书•李林甫传》曰：“林甫京城邸第，田园水碨，利尽上腴。城东有薛王别墅，林亭幽邃，甲于都邑，特以赐之，及女乐二部，天下珍玩，前后赐与，不可胜纪。宰相用事之盛，开元已来，未有其比。”（注：《旧唐书》卷一○六《李林甫传》，第10册，第3238页。）
为了巩固自己在朝中的地位，李林甫前后两起大狱，大肆诛杀异己，株连甚广。据两《唐书》的《李林甫传》，第一次冤狱的经过是这样的：李林甫得宇文融引荐，官至刑、吏二部侍郎。当时武惠妃爱倾后宫，李林甫向武惠妃表示，愿助其子寿王为太子，武惠妃很感激他，开元二十三年，帮助他当了宰相。此时太子瑛等三王因母失宠而有怨言，被谮，玄宗欲废之，得张九龄力谏而止。开元二十五年，九龄被贬出朝，玄宗立即听从李林甫之言，废三王为庶人，不久又杀之，史称“天下冤之”。事后，玄宗对诛三王颇为后悔，且因武惠妃旋即病殁，寿王亦随之失宠，玄宗仍采取传统的“推长而立”的政策，立忠王为太子，李林甫立寿王为太子的计划并未实现。天宝五载，他又起大狱，《旧唐书•肃宗纪》曰：“及立上（即忠王，后来的唐肃宗）为太子，林甫惧不利己，乃起韦坚、柳勣之狱，上几危者数四。”（注：《旧唐书》卷一○《肃宗纪》，第1册，第240页。）此次大狱的经过，《旧唐书•李林甫传》记载较为清楚：“（李林甫）耽宠固权，己自封植，朝望稍著，必阴计中伤之。初，韦坚登朝，以坚皇太子妃兄，引居要职，示结恩信，实图倾之，乃潜令御史中丞杨慎矜阴伺坚隙。会正月望夜，皇太子出游，与坚相见，慎矜知之，奏上。上大怒，以为不轨，黜坚，免太子妃韦氏。林甫因是奏李适之与坚昵狎，及裴宽、韩朝宗并曲附适之，上以为然，赐坚自尽，裴、韩皆坐之斥逐。”不久，杨慎矜得罪了李林甫，被杀，王鉷、杨国忠得李林甫信任。“会皇太子良娣杜氏父有邻与子婿柳勣不叶，勣飞书告有邻不法，引李邕为证，诏王鉷与国忠按问。鉷与国忠附会林甫奏之，于是赐有邻自尽，出良娣为庶人，李邕、裴敦复枝党数人并坐极法。林甫之苞藏安忍，皆此类也。”（注：《旧唐书》卷一○六《李林甫传》，第10册，第3238-3239页。）柳勣、王曾同时被害，王琚、皇甫惟明、李适之亦死于这次冤狱。拿太子妃嫔的家人开刀，目标当然还是指向“非己所立”的太子，以及可能威胁自己相位的人。
李林甫独揽大权、排斥异己，大臣们噤若寒蝉，朝廷笼罩在高压与恐怖的气氛之中。《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开元二十四年评曰：“上即位以来，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纮、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其所长也。九龄既得罪，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无复直言。”（注：《资治通鉴》卷二一四，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5册，第6825页。）对那些敢于提意见的人，李林甫予以无情打击：“李林甫欲蔽塞人主视听，自专大权，明召诸谏官谓曰：‘今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之不暇，乌用多言！诸君不见立仗马乎？食三品料，一鸣辄斥去。悔之何及！’补阙杜琎尝上书言事，明日，黜为下邽令。自是谏争路绝矣。”（注：《资治通鉴》卷二一四，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5册，第6825-6826页。）有人为了告倒李林甫，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天宝八载夏四月，“咸宁太府（按：《资治通鉴》卷二一六作“太守”）赵奉章告林甫罪状二十余条。告未上，林甫知之，讽御史台逮捕，以为妖言，重杖决杀”（注：《旧唐书》卷一○六《李林甫传》，第10册，第3239页。）。
李林甫在排斥异己的同时，重用一批听命于自己的贪官污吏，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如增加西京一带的租庸，修建通至长安的运河，弄得民怨沸腾。李林甫相继任用杨慎矜、韦坚、王鉷等聚敛之臣，大肆掠夺百姓。《旧唐书•杨慎矜传》曰：杨慎矜知太府出纳时，“于诸州纳物者有水渍伤破及色下者，皆令本州征折估钱，转市轻货，州县征调，不绝于岁月矣”（注：《旧唐书》卷一○五《杨慎矜传》，第10册，第3226页。）。《旧唐书•韦坚传》曰：韦坚任长安令时，“见宇文融、杨慎矜父子以勾剥财物争行进奉而致恩顾，坚乃以转运江淮租赋，所在置吏督察，以裨国之仓廪，岁益巨万。玄宗以为能”（注：《旧唐书》卷一○五《韦坚传》，第10册，第3222页。）。后来，他又开关中漕运，凿广运潭，以挽山东之粟，岁四百万石。其所搜刮来的财物，多为绫罗绸缎、珠玉玩好，以供皇帝与王公贵族享乐之用，借以邀取功名。《资治通鉴》卷二一五曰：“江、淮南租庸等使韦坚引浐水抵苑东望春楼下为潭，以聚江、淮运船，役夫匠通漕渠，发人丘垄，自江、淮至京城，民间萧然愁怨。二年而成。”（注：《资治通鉴》卷二一五，第15册，第6857页。）《旧唐书•王鉷传》曰：“时右相李林甫怙权用事，志谋不利于东储，以除不附己者，而鉷有吏干，倚之转深，以为己用。既为户口色役使，时有敕给百姓一年复。鉷即奏征其脚钱，广张其数，又市轻货，乃甚于不放。输纳物者有浸渍，折估皆下本郡征纳。又敕本郡高产为租庸脚士，皆破其家产，弥年不了。恣行割剥，以媚于时，人用嗟怨。”（注：《旧唐书》卷一○五《王鉷传》，第10册，第3229页。）《旧唐书•宇文融韦坚杨慎矜王鉷传》史臣曰：“宇文融、韦坚、杨慎矜、王鉷，皆开元之幸人也，或以括户取媚，或以漕运承恩，或以聚货得权，或以剥下获宠，负势自用，人莫敢违。”（注：《旧唐书》卷一○五《宇文融韦坚杨慎矜王鉷传》，第10册，第3232页。）融、坚、矜、鉷四人的作为，极大地破坏了朝廷的威信，并促使皇帝与贵族挥霍奢靡，大大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动摇了玄宗朝的经济基础。
在军事方面，李林甫重用安禄山等人，以杜绝边将入相之路，进而巩固自己的地位。他对边疆第一名将王忠嗣的排斥、陷害，就是如此。王忠嗣天宝中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兼知朔方、河东节度事。“忠嗣杖四节，控制万里，天下劲兵重镇，皆在掌握。”（注：《资治通鉴》卷二一五，第15册，第6871页。）李林甫以其功名日盛，恐其入相，忌之。并想方设法陷害，将他贬为太守，以致他忧愤而死。《大唐新语》卷一一曰：“天宝中，李林甫为相，专权用事。先是，郭元振、薛讷、李适之等，咸以立功边陲，入参钧轴。林甫惩前事，遂反其制，始请以蕃人为边将，冀固其权。……玄宗深纳之，始用安禄山，卒为戎首。虽理乱安危系之天命，而林甫奸宄，实生乱阶，痛矣哉！”（注：《大唐新语》卷一一，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73页。）《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天宝六载）论曰：“自唐兴以来，边帅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功名著者往往入为宰相。……李林甫欲杜边帅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书，乃奏言：‘文臣为将，怯当矢石，不若用寒畯胡人。胡人则勇决习战，寒族则孤立无党，陛下诚以恩洽其心，彼必能为朝廷尽死。’上悦其言，始用安禄山。至是，诸道节度尽用胡人，精兵咸戍北边，天下之势偏重，卒使禄山倾覆天下，皆出于林甫专宠固位之谋也。”（注：《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第15册，第6888-6889页。）这两段论述都指出李林甫重用番将别有用心，其目的是压抑在边疆握有兵权的文臣，阻断他们入相的途径。
对李林甫的种种劣迹，唐玄宗后来也有所察觉，他在《李林甫削除官秩诏》中说：“爰因宗室，奖以班序。建履清贯，尤持矫饰，鄙夫患失，狡迹多端。朕待以勿疑，任当殊重，恩私逾分，崇高至极，秉据枢衡，二十余载。岂知外表廉慎，内藏凶险，筹谋不轨，觊觎非望。昵比庸细，谮害忠良，悖德反经，师心蕴慝。祸福生于喜怒，荣辱由其爱憎。使缙绅钳口，行路侧目。”（注：《唐大诏令集》卷一二六，《适园丛书》本（据明钞互校本），第四集。）可惜此时李林甫已死，衰败的形势已不可逆转了。
总之，李林甫破坏了开元时代政治开明、经济繁荣的大好局面。当“安史之乱”爆发时，朝廷缺少足够的军事力量，特别是独当一面的大将与安史军队抗衡，造成潼关失守、长安陷落、玄宗幸蜀的悲剧。唐王朝从此一蹶不振，中国封建社会也以“安史之乱”为标志，由前期转入后期。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李林甫个人所起的作用也值得充分注意。
二
李林甫阴险狠毒，盛唐文人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新唐书•李林甫传》说他“性阴密，忍诛杀，不见喜怒。面柔令，初若可亲，既崖阱深阻，卒不可得也”（注：《新唐书》卷二二三上《李林甫传》，第20册，第6345页。）。《开元天宝遗事》卷下曰：“李林甫妒贤嫉能，不协群议，每奏御之际，多所陷人，众谓林甫为肉腰刀。又云林甫尝以甘言诱人之过，谮于上前，时人皆言林甫甘言如蜜。朝中相谓曰：‘李公虽面有笑容，而肚中铸剑也。’人日憎怨，异口同音。”（注：《开元天宝遗事》卷下，《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739页。）《资治通鉴》卷二一五曰：“李林甫为相，凡才望功业出己右及为上所厚、势位将逼己者，必百计去之；尤忌文学之士，或阳与之善，啖以甘言而阴陷之。世谓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注：《资治通鉴》卷二一五，第15册，第6853页。）
李林甫对文士的轻视忌恨，固然与他个人的性格有关，但还应看到深层的政治因素，这就是吏治与文学之争。
汪篯先生在《唐玄宗时期吏治与文学之争——玄宗朝政治史发微之二》一文中指出：在姚崇用事期间，匡赞玄宗的大臣，如刘幽求、张说等人，都相继被贬出朝，“姚崇和这些功臣中间的互不相容，似乎还隐含着用吏治与用文学的政见不同”（注：《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6页。）。汪先生的说法很有启发性，姚崇得到武则天的赏识，得以超擢，是由于吏事敏捷，他在开元初年用事时，亦以明于吏事见称。姚崇的继任者张说、张九龄等人则以文学见长，他们当权后大量拔擢文士。而李林甫的掌权标志着用人政策的又一次变化。李林甫于开元十四年得宇文融之助而任御史中丞。宇文融“明辩有吏干”（《旧唐书•宇文融传》），且与张说矛盾很大。李林甫本人富于吏才。《谭宾录》曰：“林甫虽不文，而明练吏事。”（注：《太平广记》卷二四○，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5册，第1857页。）《旧唐书•李林甫传》：“自处台衡，动循格令，衣冠士子，非常调无仕进之门。所以秉钧二十年，朝野侧目，惮其威权。（注：《旧唐书》卷一○六《李林甫传》，第10册，第3241页。）”《新唐书•李林甫传》曰：“（林甫）练文法，其用人非谄附者一以格令持之，故小小纲目不甚乱。”（注：《新唐书》卷二二三上《李林甫传》，第20册，第6347页。）玄宗纵容李林甫专权，不仅改变了重用文士的状况，同时也改变了广泛听取臣下意见并虚心纳谏的状况，破坏了唐太宗所建立的决策机制，这对唐朝的政治局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李林甫对文学之士总的态度是排斥的，但因这些人情况不同，他采取的对策也不同。情况可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声望在李林甫之上或声誉颇高的文士，这些人或阻碍其独揽大权，或对其权势产生直接或间接威胁。他们在李林甫执政期间，遭到致命的打击。
李林甫首先要打击的就是张九龄。张九龄进士出身，是张说的继承人，文才出众，以直谏而深得玄宗信任，玄宗欲任李林甫为相，曾遭到张九龄的反对。张在废三王一事中与李有矛盾，且威望远出李之上，故李林甫忌之。李林甫欲引小吏出身的牛仙客为相，张九龄屡言不可，引起玄宗不快；张九龄又因为袒护友人、中书侍郎严挺之，被玄宗认为结党，于开元二十四年罢知政事（注：张九龄在相位上某些事务处置不当，加之性格急躁，容易得罪人，也为李林甫打击他提供了口实。《旧唐书》卷九九《张九龄传》云：“九龄在相位时，建议复置十道采访使，又教河南数州水种稻，以广屯田。议置屯田，费功无利，竟不能就，罢之。性颇躁急，动辄忿詈，议者以此少之。”（第9册，第3099-3100页），次年，李林甫又找借口诬陷张九龄，将其贬为荆州长史。《本事诗》曰：“张曲江与李林甫同列，玄宗以文学精识深器之。林甫嫉之若仇，曲江度其巧谲，虑终不免，为《海燕》诗以致意曰：‘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暂来。岂知泥滓溅，只见玉堂开。绣户时双入，华轩日几回。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亦终退斥。”（注：《本事诗•怨愤第四》，《历代诗话续编》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页。）张九龄《庭梅咏》后人多认为作于荆州，诗云：“芳意何能早，孤荣亦自危。更怜花蒂弱，不受岁寒移。朝雪那相妒，阴风已屡吹。馨香虽尚尔，飘荡复谁知。”方回《瀛奎律髓》卷二○曰：“详味诗思，盖为李林甫所陷，先罢相，又坐举周子谅为御史，贬荆州长史，此荆州诗也。”（注：方回《瀛奎律髓》卷二○，黄山书社1984年版，第439页。）《唐律消夏录》评《咏燕》及《庭梅咏》曰：“二诗想系曲江罢相后作。其慨世嗟生，忧谗畏讥之念，见于言表。既不诡随以求免，又不讦直以撄患，生平学问得力处，亦自然露出。”（注：据《唐诗汇评》上，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3页。）清人贺裳《载酒园诗话》卷一云：“余观此诗（按：指《庭梅咏》），字字危栗，起结皆自占地步，正是寄托之词。亦犹《咏燕》，特稍深耳。”（注：据《清诗话续编》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74页。）这两首诗寄托遥深，表现了作者在李林甫淫威之下痛苦而又无奈的处境和心态，在当时正直知识分子中是有代表性的。
被李林甫排斥并杀害的著名文人还有李邕等人。李邕在武则天时即已为左拾遗，以敢于直谏闻名。天宝初年，李邕先后为汲郡、北海、青州太守，六载(747)为李林甫所害，酷吏罗希ｓｈì(12)就郡（青州）杀之，时年七十三（注：据李昂《唐故北海郡守赠秘书监江夏李公墓志铭并序》，见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766页。）。《宣和书谱》卷八曰：“邕刚毅忠烈，临难不苟免，少习文章，嫉恶如仇，不容于众，邪佞为之侧目。然虽诎不进，而文名天下。卢藏用谓之如干将莫邪，难与争锋，但虞伤缺耳。”（注：《宣和书谱》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13册，第251页。）李邕为著名《文选》学者李善之子，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文章家，他与文人关系密切，高适、李白、杜甫等人对他都很景仰。天宝元年，李邕任滑州刺史时曾与高适作诗唱和，四载，李白有《上李邕》诗。李邕曾宴杜甫于历下亭，有诗，高适有寄和之作。李邕也能诗，其《六公咏》，在金石史上颇有影响，杜甫《八哀诗》亦曾提及。六公，指初唐张柬之、桓彦范、敬晖、崔玄暐、袁恕己等“五王”和宰相狄仁杰。赵明诚《金石录》曰：“唐《六公咏》，李邕撰，胡履虚书。余初读杜甫《八哀诗》：‘朗咏《六公篇》，忧来豁蒙蔽。’恨不见其诗。晚得石本录入，其文词高古，真一代佳作也。六公，五王为一章，狄丞相别为一章云。”（注：《金石录》卷二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81册，第339页。）董逌《广川书跋》曰：“李北海《六公咏》，读杜子美《八哀诗》则知矣。今《泰和集》中虽有诗而无其姓名。……余见荆州《六公咏》石刻，文既不刓，故得尽存，可以序载于此。……诗尤奇伟，豪气激发，如见断鳌足立四极，时至今读之，令人想望风采。有味而深叹，可以赏余音而不息也。”（注：《广川书跋》卷七，《适园丛书》本，第五集。）可惜李邕这组诗今已失传。李邕今存诗十一首，分别见于《全唐诗》卷一一五、王重民《补全唐诗》和陈尚君《全唐诗续拾》卷一二，但个别诗的主名在疑似之间。\r
被李林甫杀害的大臣王琚也能诗，今存诗六首，其中有五首是开元四、五年入朝途中经过岳州，与时任岳州刺史的旧同僚、故相张说唱和之作。另有一首《美女篇》可能是借咏美人以寓己怀，诗的后半云：“二八三五闺心切，褰帘卷幔迎春节。清歌始发词怨咽，鸣琴一弄心断绝。借问哀怨何所为，盛年情多心自悲。须臾破颜倏敛态，一悲一喜并相宜。何能见此不注心，惜无媒氏为传音。可怜盈盈直千金，谁家君子为藁砧？”
李林甫还残酷地打击了其他一些文人，如宰相韦安石之子韦陟，“（韦）陟自幼风标整峻，独立不群……广平宋公见陟，叹曰：‘盛德遗范，尽在是矣。’……张九龄一代辞宗，为中书令，引陟为中书舍人，与孙逖、梁涉对掌文诰，时人以为美谈。……李林甫忌之，出为襄阳太守，兼本道采访使，又改陈留采访使，复加银青光禄大夫”（注：《旧唐书》卷一○六《李林甫传》，第10册，第3238-3239页。）。再如张说之子张均，与其弟张垍俱能文，“（张）说在中书，兄弟已掌纶翰之任。居父忧服阕，均除户部侍郎，转兵部。……九载，迁刑部尚书。（张均）自以才名当为宰辅，常为李林甫所抑”（注：《旧唐书》卷九七《张均传》，第9册，第3057-3058页。）。又如严挺之，他本与张九龄同时受到李林甫的排斥，数年后，唐玄宗又拟用之，复为李林甫所抑（注：见《旧唐书》卷九九《严挺之传》，第9册，第3106页。）。裴宽，以文词进，景云中入仕，开元中，其见识曾得到张说的称赞，天宝初，任范阳节度使。天宝三载，为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玄宗素重宽，日加恩顾”。“李林甫惧其入相，又恶宽与李适之善”，于是挑拨裴敦复告发裴宽，裴宽因而被贬，差一点被杀（注：《旧唐书》卷一○○《裴宽传》，第9册，第3129-3131页。）。
第二类文人受到李林甫的冷遇，王维与孟浩然具有代表性。
王维曾于开元二十三年前后，作《上张令公》、《献始兴公》二诗给张九龄，前诗请求汲引，后诗是张九龄擢其为右拾遗后的答谢之作。张九龄被谪出朝，王维心情抑郁，作《寄荆州张丞相》：“所思竟何在？怅望深荆门。举世无相识，终身思旧恩。方将与农圃，艺植老秋园。目尽南飞鸟，何由寄一言。”当李林甫势焰熏天之时，王维诗中述说张九龄对自己的大恩，表达归隐田园之志，应当说还是颇有骨气的。张九龄出朝后，王维曾出使边塞，知南选，开元末、天宝初隐居终南。天宝三载前后，他已开始经营辋川别业，且经常徜徉其中。天宝六载前后，李林甫的亲信苑咸作《酬王维》之诗，讥其年老官卑，有援手之意。王维作《重酬苑郎中》表示婉拒，同样体现了他的人格。从此，王维一直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孟浩然早年即与张九龄有交情，又曾入张九龄荆州幕府，写了不少同情张九龄的诗，并希望张东山再起，从而能汲引自己，也算是因张九龄失势而断送了仕途。
李林甫打击文人的一个典型事例发生在天宝六载(747)，《资治通鉴》卷二一五曰：六载正月“上欲广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艺以上皆诣京师。李林甫恐草野之士对策斥言其奸恶，建言：‘举人多卑贱愚聩，恐有俚言污浊圣听。’乃令郡县长官精加试练，灼然超绝者，具名送省，委尚书覆试，御史中丞监之，取名实相副者闻奏。既而至者皆试以诗、赋、论，遂无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上表贺野无遗贤”（注：《资治通鉴》卷二一五，第15册，第6876页。元结《喻友》的记载与上文相近，或是《通鉴》此条的主要依据。）。在被摈落的士子中，就有杜甫和元结。
高适曾受到李林甫的冷遇，《旧唐书•高适传》曰：“宋州刺史张九皋深奇之，荐举有道科。时右相李林甫擅权，薄于文雅，惟以举子待之。解褐汴州封丘尉，非其好也。”（注：《旧唐书》卷一一一《高适传》，第10册，第3328页。）萧颖士曾受到李林甫的压制。《旧唐书•萧颖士传》曰：“萧颖士者，字茂挺。与（李）华同年登进士第。当开元中……缙绅多誉之。李林甫采其名，欲拔用之，乃召见。时颖士寓居广陵，母丧，即缞麻而诣京师，径谒林甫于政事省。林甫素不识，遽见缞麻，大恶之，即令斥去。颖士大忿，乃为《伐樱桃赋》以刺林甫云：‘擢无庸之琐质，因本枝而自庇。洎枝干而非据，专庙廷之右地。虽先寝而或荐，岂和羹之正味。’……终以诞傲褊忿，因踬而卒。”（注：《旧唐书》卷一九○下《萧颖士传》，第15册，第5048-5049页。据《全唐文》卷三二二萧颖士《伐樱桃树赋》之序文，知赋作于天宝八载，即为李林甫排斥萧颖士之年。）此外，尉迟匡的遭遇也值得注意，范摅《云溪友议》卷中曰：“举子尉迟匡，幽并耿概之士也，以频年不第，投书于右座（李林甫），皆击刺之说。匡有《暮行潼关》之作，云：‘明日飞出海，黄河流上天。’又《观内人楼上踏歌》曰：‘芙蓉初出水，桃李忽无言。’又《塞上曲》云：‘夜夜月为青冢镜，年年雪作黑山花。’相公鉴此句曰：‘得非才子乎？若使匡伏恨衔冤，不假陶铸之力，则从四夷八蛮，分为左衽矣！岂为进人乎？岂为贤相乎？’及得相见，右座曰：‘有一萧颖士，既叨科第，轻时纵酒，不遵名教。尝忤吏部王尚书丘……几至鞭扑。子之诗篇，幸未方于颖士，且吾之名，复异于王公（言王吏部），重欲相干，三思可矣。’匡知右座见怒，惶怖而趋出。牺屑无依，退归林墅。”（注：范摅《云溪友议》卷中，《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5-1286页。）
第三类文人是为李林甫所用者。
《旧唐书•李林甫传》云：“林甫恃其早达，舆马被服，颇极鲜华。自无学术，仅能秉笔，有才名于时者尤忌之。而郭慎微、苑咸，文士之阘茸者，代为题尺。”（注：《旧唐书》卷一○六《李林甫传》，第10册，第3240页。）郭慎微，初为李林甫主书记，后任金部郎中，天宝间终于司勋郎中、知制诰。存诗一首，见《会稽掇英总集》卷二，题为《送贺秘监归会稽》，当作于天宝三载(744)贺知章离朝还会稽时。苑咸，开元中进士及第，为李林甫主书记。《新唐书•艺文志》曰：“开元末上书，拜司经校书、中书舍人，贬汉东郡司户参军，起复为舍人，永阳太守。”（注：《新唐书》卷六○《艺文志》，第5册，第1602页。）尝参预《唐六典》撰修，出力颇多（注：《大唐新语》卷九：“开元十年，玄宗诏书院撰《六典》以进。时张说为丽正学士，以其事委徐坚。沉吟岁余，谓人曰：‘坚承乏，已曾七度修书，有凭准皆似不难，唯《六典》历年措思，未知所从。’……其后张九龄委陆善经，李林甫委苑咸，至二十六年，始奏上。百僚陈贺，迄今行之。”（第136页））。有《苑咸集》，已佚，《全唐诗》存诗二首。苑咸多才多艺，王维曾赠诗给他，题为《苑舍人能书梵字兼达梵音皆曲尽其妙戏为之赠》，称赞苑咸能书梵字、通梵音，对其位至三公充满期望。苑咸读了王维的诗后，作《酬王维》，序云：“王员外兄以予尝学天竺书，有戏题见赠。然王兄当代诗匠，又精禅理，枉采知音，形于雅作，辄走笔以酬焉。且久未迁，因而嘲及。”诗曰：“莲花梵字本从天，华省仙郎早悟禅。三点成伊犹有想，一观如幻自忘筌。为文已变当时体，入用还推间气贤。应同罗汉无名欲，故作冯唐老岁年。”由于苑咸是李林甫的亲近之人，且嘲王维久不升迁，故王维《重酬苑咸》有婉拒汲引之意。
总之，李林甫与盛唐文人的关系错综复杂，他对待上述三类文士的态度与做法是完全不同的。对于那些具有政治才干，可能威胁自己地位的著名文人如张九龄、李适之、李邕、王琚辈，李林甫极尽打击、诬陷之能事，必欲除之而后快。对于那些在文坛上颇负盛名，在仕途上不太顺利的文人，如王维、孟浩然、杜甫、萧颖士等人，他总的态度是轻视与排斥。至于他所任用的文人郭慎微与苑咸，主要是为其办理文案，如《全唐文》卷三三三就有十余篇苑咸代李林甫所写的谢表之类文章。从现有资料看，郭、苑二人并无明显劣迹，李林甫对二人似亦未特别垂青，“阘茸”的恶谥，恐怕是受李林甫连累所致。
这里需要交代一下，李林甫受盛唐风气的影响也会作诗（注：李林甫存诗三首，即《送贺监归四明应制》、《奉和圣制次琼岳应制》、《秋夜望月忆韩席等诸侍郎因以投赠》。），一些文士曾与他酬唱往还。从李林甫今存之诗看来，他具有盛唐一般文人作诗的能力，但没有诗人的才情，不入诗人的行列。与其唱和或往还的诗包括张九龄三首，孙逖二首，王维、高适各一首，诗的体裁不同，内容各异，大体上有普通应酬、忧谗畏祸、陈情兼嘲讽三种情形（注：盛唐诗人赠李林甫诗的大致类别是：张九龄《和吏部李侍郎见于秋夜望月忆诸侍郎之什其卒章有前后行之戏因命仆继作》，孙逖《奉和李右相中书壁画山水》、《奉和李右相赏会昌林亭》，王维《和仆射晋公扈从温汤》是普通应酬之作；张九龄《咏燕》、《庭梅咏》为忧谗畏祸之作；高适《上李右相》是陈情兼嘲讽之作。），在这里就不详述了。
三
在李林甫执政期间，除了直接受到其压制的诗人外，其他著名诗人的仕途也都较为坎坷。如李白，开元二十四年后，移居山东任城，与孔巢父等隐于徂徕山。天宝元年，由玉真公主等人推荐，应诏入京，供奉翰林。三载春，因权贵谗毁，被玄宗“赐金放还”。虽然史称李白被放主要是与高力士、张ｊì(16)的矛盾，且无李白与李林甫发生冲突的记载，但以李白张扬的个性、绝世的才华，必然不会见容于李林甫。在天宝五、六载遭受迫害的文人中，李邕、韩朝宗都与李白有过交往，李白友人崔成甫亦受牵连被贬，崔成甫在贬所作《泽畔吟》，李白为之作序云：“《泽畔吟》者，逐臣崔公之所作也。……流离乎沅湘，摧颓于草芥。同时得罪者数十人，或才长命天，覆巢荡室。崔公忠愤义烈，形于清辞，恸哭泽畔，哀形翰墨。犹风雅之什，闻之者无罪，睹之者作镜。书所感遇，总二十章，名之曰《泽畔吟》。惧奸臣之猜，常韬之于竹筒，酷吏将至，则藏之于名山。”（注：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卷二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584页。）文中隐含对李林甫的指责。崔成甫是韦坚之党，其被贬即受韦坚之案牵连。成甫《赠李十二白》诗云：“我是潇湘放逐臣，君辞明主汉江滨。天外常求太白老，金陵捉得酒仙人。”与李白有同病相怜之意。李白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十分激愤地说：“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李北海（邕）和裴尚书（敦复）都是遭李林甫忌恨而被杀的，从这些诗中也可看出李白对李林甫的态度。又如李白与杜甫的友人任华（生卒年不详），也是一位“文辞可谓卓绝，负冤已久”（注：《唐摭言》卷一一，任华《与庾郎中书》，《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681页。）的文人。卢象（？—约763），本是张九龄拔擢的文人，是著名隐士诗人卢鸿之侄。刘禹锡《唐故尚书主客员外郎卢公集序》云：“（卢象）始以章句振起于开元中……由前进士补秘书省校书郎，转右卫仓曹掾。丞相曲江公方执文衡，揣摩后进，得公深器之，擢为左补阙、河南府录司勋员外郎。名盛气高，少所卑下，为飞语所中，左迁齐、邠、郑三郡司马。”（注：《全唐文》卷六○五，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册，第6112页。）
殷璠《河岳英灵集序》曰：“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学界通常将开元十五年作为唐诗高潮到来的标志，我们不妨对此年前后中进士的诗人在李林甫执政期间的遭际作一番考察。已知开元十四年举进士的诗人有储光羲、崔国辅、綦毋潜三人，开元十五年有常建与王昌龄。储光羲(706?-762?)中进士后，有诏中书试文章，释褐为冯翊县佐官，其后又历任安宜等县县尉，二十一年，辞官还乡，因仕宦不得意，开元、天宝之际，隐于终南山。天宝六、七载之间，任太祝，九载前后，迁任监察御史，尝出使范阳。殷璠《河岳英灵集序》卷上称其为“经国之大才”，可惜未能尽其用。綦毋潜(692?-755?)开元中授宜寿（即盩厔）尉，人为集贤院直学士。开元末，任秘书省校书郎。天宝初，弃官归江东。十一载前后，在右拾遗任。仕终著作郎，后不知所终。崔国辅（生卒年不详），初授山阴尉。开元二十三年登牧宰举，授许昌令。开元末、天宝初，入为左补阙、起居舍人。天宝中，转为礼部员外郎，十载，加集贤院直学士。十一载，坐与王鉷亲近，贬为竟陵郡司马。《唐摭言》卷一一“憨直”载：崔国辅《上都督何履光书》云：何履光指责他“怠于奉上之礼”，崔国辅则反驳说，拘于俗礼则事近“佞媚”，且自比叔向、百里奚、屈原、张良、萧何，对自己的处境深为不满。常建（生卒年不详）进士及第后曾任盱眙尉，以仕途失意，遂放浪琴酒，往来太白、紫阁诸峰，有肥遁之志。开元末，谪居鄂渚，王昌龄、张偾贬官龙标时，常建有《鄂渚招王昌龄张偾》，寓招隐之意。其《赠三侍御》诗亦作于此时，诗云：“……谁念独枯槁，四十长江干。责躬贵知己，效拙从一官。……托身未知所，谋道庶不刊。吟彼乔松诗，一夕三长叹。”此后不久，常建即卒，年仅四十上下。常建仕宦虽不得意，但诗名颇高，殷璠《河岳英灵集》卷上对其“高才无贵仕”、“沦于一尉”的遭际深表同情。王昌龄(?-756)进士及第后，授秘书省校书郎，开元二十二年，又中博学宏词科，迁汜水尉。越数年，以事谪岭南。二十八年北返，二十九年前后，任江宁丞。天宝八载，被贬为龙标尉。李林甫执政期间，王昌龄几乎都在江宁县丞和龙标尉任上，政治上难有作为。他两次被贬的原因，殷璠《河岳英灵集》卷中说是“晚节不矜细行，谤议沸腾，再历遐荒，使知音者叹惜”。常建《鄂渚招王昌龄张偾》当作于王昌龄初谪岭南时，诗云：“谪居未为叹，谗枉何由分。午日逐蛟龙，宜为吊冤文。”王昌龄《为张偾赠阎使臣》云“犹畏谗口疾”，亦当作于此时，看来王昌龄之初谪岭南，也是受人冤枉所致。
薛据(701?-767?)登开元十九年进士第，殷瑶《河岳英灵集》云：“据为人骨鲠有气魄，其文亦尔。自伤不早达，因著《古兴》诗云：‘投珠恐见疑，抱玉但垂泣。道在君不举，功成嗟何及！’怨愤颇深。”其《初去郡书情》曰：“时移多谗巧，大道竟谁传？况是疾风起，悠悠旌旆悬。征鸟无返翼，归流不停川。已经霜雪下，乃验松柏坚。回首望城邑，迢迢间云烟。志士不伤物，小人皆自妍。”亦多忧愤。
开元二十二、二十三年也是诗人登进士第较多的年份，开元二十二年有阎防、梁洽、颜真卿等人，二十三年有李颀、萧颖士、李华等人，这些人的境遇同样坎坷。如阎防（生卒年不详）曾官大理评事，二十五年前后，因事贬为长沙司户，《唐诗纪事》卷二六云：“防在开元、天宝间有文称，岑参、孟浩然、韦苏州有赠章，然不知得罪谪长沙之故也。”孟浩然《襄阳旅泊寄阎九司户》曰：“襄王梦行雨，才子谪长沙。长沙饶瘴疠，胡为久留滞。”对其遭遇深表同情。开元末、天宝初，阎防曾隐居于终南山之石门，以此自终。《河岳英灵集》存其诗五首。梁洽，及第后不久即卒，高适《哭单父梁九（一作洽）少府》：“开箧泪沾臆，见君前日书。夜台今寂寞，独是子云居。……常时禄且薄，殁后家复贫。妻子在远道，弟兄无一人。十上多苦辛，一官恒自哂。”可见其遭遇之坎坷。梁洽今存诗一首。李颀（生卒年不详）曾任新乡尉，其《欲之新乡答崔颢綦毋潜》诗云：“数年作吏家屡空，谁道黑头成老翁。男儿在世无产业，行子出门如转蓬。”可见其困顿之状。故殷璠《河岳英灵集》卷上云“惜其伟才，只到黄绶”。后归隐颍阳，炼丹求仙。萧颖士(709-760)为李林甫所抑事，见前。颖士释褐金坛尉，历仕桂林参军、秘书正字。天宝中，为集贤校理，因受李林甫排挤，天宝八载调为广陵府参军事。李华《扬州功曹萧颖士文集序》述其生平云：“君为金坛尉也，会官不成；为扬州参军也，丁家艰去官；为正字也，亲故请君著书，未终篇，御史中丞以君为慢官离局，奏谪罢职；为河南参军也，僚属多嫉君才名，上司以吏事责君，君拂衣渡江。”颖士《答邹象先》诗云：“桂枝常共擢，茅茨冀同荐。一命何阻修，载驰各州县。壮图悲岁月，明代耻贫贱。回首无津梁，只令二毛变。”李华(715-766)的遭遇也颇有代表性，独孤及《检校尚书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中集序》曰：“（李华）开元二十三年举进士，天宝二年举博学宏词，皆为科首。由南和尉擢秘书省校书郎，八年历伊阙尉。……公才与时并，故不近名而名彰，时辈归望，如鳞羽之于虬龙也。十一年拜监察御史，会权臣窃柄，贪猾当路，公入司方书，出按二千石，持斧所向，郡邑为肃。为奸党所嫉，不容于御史府，除右补阙。”（注：《全唐文》卷三一五，第4册，第3946页。）
又如盛唐大诗人岑参(715-770)，少孤，从兄读书，能自砥砺。天宝三载进士及第，释褐授右内率府兵曹参军，颇不得志。其《初授官题高冠草堂》诗云：“三十始一命，宦情多欲阑。自怜无旧业，不敢耻微官。涧水吞樵路，山花醉药栏。只缘五斗米，辜负一鱼竿。”由于在朝中没有出路，天宝八载以后，他多次从军西北边塞。
总之，李林甫当政期间，极力压制文士，大多数文士尤其是诗人仕途坎坷，与张说、张九龄执政时大批文士得到拔擢的情形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旧唐书•文苑下》云：“开元、天宝间，文士知名者，汴州崔颢，京兆王昌龄、高适，襄阳孟浩然，皆名位不振。”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三据两《唐书》的《玄宗纪》说：开元年间，郭元振、张说、姚崇、卢怀慎、宋璟、源乾曜、苏颋、张嘉贞、李元纮、韩休、裴耀卿、张九龄等文士先后任宰相。“玄宗开元中，宰相至十数人，皆文学士也。先是又有魏知古等。古今词人之达，莫盛此时。继之林甫、国忠，虽天资狡狯，然俱以不学称。唐治乱判矣。”又说：“《明皇杂录》云：天宝末，刘希夷、王冷然、王昌龄、祖咏、张若虚、张子容、孟浩然、常建、李白、刘眘虚、崔曙、杜甫，虽有文章盛名，皆流落不偶。”（注：所引诸条，见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三《唐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174-177页。）胡应麟所列诸人情况虽不完全准确，但大体不误，他对开、天年间诗人穷达变化的看法是相当敏锐且深刻的。
但就诗歌创作的实绩而言，李林甫当政近二十年间，远远超过张说、张九龄执政时期。如张九龄、孟浩然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创作出一批优秀的诗作。王维的山水诗主要成熟于天宝年间。李白的一些重要作品如《古风五十九首》其八“咸阳二三月”、其十五“燕昭延郭隗”、其二十四“大车扬飞尘”、其三十九“登高望四海”，以及《月下独酌》四首、《行路难》三首均作于天宝初年供奉翰林期间。《鸣皋歌赠岑征君》、《鲁郡尧祠送窦明府薄华还西京》、《梁甫吟》、《远别离》、《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酒》、《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等，均作于天宝三载被放出京之后的数年之间。据刘开扬先生《高适诗集编年笺注》，自开元二十六年高适作《燕歌行》至天宝末年，其间可编年的诗就有约二百首，高适一生的重要作品基本上均作于此期之内。崔颢的边塞诗亦多作于开元末及天宝年间。此时杜甫的创作高峰虽未到来，但亦有《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和《丽人行》、《兵车行》等佳作。盛唐诗歌最辉煌的时期，大体上即在开元二十四年以后的大约二十年间，而这段时间恰好是李林甫专权、朝政日趋昏暗、文人仕途坎坷之时。对诗人们来说，创作的丰收与仕进之“歉收”，形成巨大的反差。
形成这种反差现象的原因十分复杂。唐朝建国以来，随着科举制的推行，涌现了大批优秀人才。但在初唐和盛唐前期，他们的首选大都是仕途，那里确实有发挥才能的余地和成功的可能，盛唐前期张说、张九龄执政期间拔擢了许多文人，就是很好的例子。盛唐后期，大量文人在仕途上受阻，便以更多的精力从事诗歌创作。再加上社会矛盾日趋激烈，提供了大量的素材，也激发了他们内心的不平，这正好发泄到诗歌之中。此外，盛唐文化在各个领域高度发达，也对诗歌的繁荣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诗歌本长于抒写忧愤，文人在仕途上顺利的时候，忧不深愤不广，缺乏写作的冲动，还要写一些应制应教、不痛不痒的酬唱之作，反而埋没了他们的文学才能。而当他们仕途坎坷之际，有机会接触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并深入思考一些社会问题，内心的不平反而容易激荡成优秀的作品。何况，李林甫执政时期，虽然朝政日趋昏暗，但还只是盛唐走向衰落的开始，从整体上看来社会还处在繁荣之中，政治的黑暗面并没有对诗人的信心产生过大的影响。他们带着盛唐人的眼光观察正在变化着的社会，敏锐地预感到社会的危机，勇敢地用笔揭示出来，这就容易成为好诗。从这个意义上说，李林甫毁了一些文人仕宦的前途，却又在客观上促成了一批优秀诗人的出现。当然这决不是李林甫的本意，我们也没有将功劳记在李林甫身上的意思。
从这个角度考察盛唐诗歌之盛，其背景是复杂的。一方面，当时的经济繁荣政治开明，文人们生活比较有保障，因而有条件投入大量精力从事诗歌创作，并对当时社会的光明面作直接或间接的赞美，或在诗歌中折射出那个时代的辉煌；另一方面，由于李林甫等奸臣把持朝政，文人的仕进之路基本被堵死，他们遂转而以诗歌为媒介，抒发自己的愤懑之情。他们的愤怒与呼喊，带有盛唐那个时代特有的色彩，往往是强有力的，怀有希望的。对盛唐诗歌之盛，既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纯粹的颂歌，又不可简单地认为只是在揭露社会的阴暗。正是盛唐时代由盛到衰的巨变，激起了诗歌创作的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