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史上所谓初唐时期始自唐朝开国之初，即高祖武德元年(618)，这是没有问题的。至于其下限应划在何时，一般的说法是玄宗开元初，即公元713年，此后就进入盛唐。这是迁就历史上关于开元盛世的习惯说法，固然未尝不可。然而，唐诗的分期应当着眼于诗歌本身的发展，如果政治上的重大事件和转折与诗歌本身的发展阶段相吻合，两方面可以兼顾当然最好。如果不便兼顾，那就应当首先考虑唐诗本身。若从唐诗本身考察，713这一年实在没有划时代的意义。所以我想最好将初唐的下限定在玄宗开元八年(720)，而把盛唐的开始定在开元九年(721)。在720这一年之前，初唐的诗人如陈子昂、苏味道、杜审言、宋之问、沈佺期均已去世。而721年王维进士及第，李白二十一岁，杜甫十岁。随后723年崔颢及第，724年祖咏及第，726年储光羲、綦毋潜、崔国辅及第，李白出蜀。大致上说，从721年即八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盛唐的诗人们相继登上诗坛施展才华，这才出现了一个“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的新局面。所以将721年作为盛唐的开始也许是更为恰当的（盛唐的下限通常定在代宗大历初，公元766年。我想不如定为770年，即杜甫的卒年，杜甫的逝世结束了盛唐时代。这个问题将另文论述）。从618到720，初唐总共102年，举其成数为百年。
如果沿着诗歌史的顺序进行研究，进入盛唐之后再回顾初唐，不禁会感到初唐只是一场序幕，正戏要等盛唐的诗人们扮演，初唐只不过为盛唐诗歌的大繁荣作了准备而已。然而百年的准备岂不是太久了吗？中国历史上几个大朝代总是在开国后几十年就进入了文学繁盛的局面。汉朝建于公元前206年，经过大约三、五十年就有贾谊、司马相如等作家出现，从而开始了散文和辞赋的繁荣局面。宋朝建于公元960年，经过五、六十年就有欧阳修、柳永等作家出现，在诗、词、文等各方面都开创了繁荣的局面。元朝于1279年灭南宋，此前关汉卿已活跃于戏曲舞台，此后大约二十年又出现了王实甫，他们造成杂剧的繁盛局面。明朝建于1368年，明朝初年就有罗贯中和施耐庵这样著名的小说家。清朝建于1644年，二、三十年后就有蒲松龄、洪升、孔尚任、王士祯等大作家，小说、戏曲和诗文都臻于繁荣。相比之下，唐朝的前一百年的文坛反而显得冷落多了，唐朝开国四、五十年才有“四杰”，六十年才有陈子昂，而论成就和地位他们都难与上述作家相比。因此我们可以说唐诗作为中国诗歌史的高峰，它的起点是并不高的。唐朝三分之一的时间，诗坛竟如此平平淡淡地过去了。经过一百年之后，在玄宗当政的时候几乎是一下子涌现出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大诗人，使唐诗迅速地登上了高峰。
我们还可以对初、盛、中、晚四个时期再加以比较，初唐102年，盛唐50年，中唐65年，晚唐72年。初唐时间最长，可是无论诗歌的数量还是质量都是最差的。而且一百年间竟然没有出现一位第一流的诗人，缺少异峰的突起。本来，统一的唐帝国的崛起、南北文风的交流、太宗二十几年的贞观之治所带来的安定和繁荣，有可能促使诗歌迅速发展，但事实却不是这样。那么，初唐百年究竟是怎么过来的？初唐为盛唐作了哪些准备？初唐诗歌的发展为何如此缓慢？研究唐诗的人有必要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
1
这一百年走过了三代诗人。
第一代诗人活跃于高祖、太宗年间，其中有的是由隋入唐的，有的还是由南北朝经隋入唐的。如虞世南(558-638)①、陈叔达(？-635)②、袁朗（生卒年不详）③、褚亮(564-647)④、谢偃(？-643)⑤，都是三朝元老。杨师道(？-647)⑥、许敬宗(592-672)⑦、孔绍安（生卒年不详）⑧、陈子良(575-632)⑨、李百药(565-648)⑩，都是两朝元老。此外，魏征(584-643)(11)虽然是由隋入唐但在隋未曾入仕，和上述人不同。这批人有的是政治家，甚至居宰辅之尊；有的是皇帝的文学侍从，他们为皇帝或太子起草文书，以文章翰墨见称。他们原有的文集卷帙浩繁，如杨师道有集十卷，许敬宗有集八十卷，孔绍安有集五十卷，其中多有应制应诏之作，在当时是文名胜过诗名的。从今存诗歌来看，写诗似乎并不是他们自身的需要，而是应帝王之需以显示自己的学问和技巧并博取帝王欢心的手段。例如许敬宗，今存诗二十七首，其中二十首是奉和之作；唐太宗有一首《正日临朝》，奉和此诗的有颜师古、魏征、岑文本、杨师道、许敬宗、李百药等多人。唐太宗的《秋日望海》、《秋日即目》等诗也多有和作。这一代诗人普遍具有的这种御用品格，使他们在写诗时难有个性流露，更难唱出宏伟的声音，趣味往往小巧而细腻，如“归云半入岭，残滴尚悬枝”。（虞世南《初晴应教》）“翻飞未肯下，犹言惜故林。”（孔绍安《落叶》）“隔巷遥停幰，非复为来迟。只言更尚浅，未是渡河时。”（陈子良《七夕看新妇隔巷停车》）他们自然不可能开拓出诗歌创作的新局面。他们有时也在自己家里雅集酬唱，如安德郡公杨师道在他的安德山池举行过宴会，参加者有李百药、刘洎、岑文本、许敬宗等七人，各有《安德山池宴集》五言排律。这一代诗人虽不乏政治的才能和文学的才华，但是缺少诗人所必须的激情。辞藻的繁富和性情的贫乏形成很大反差。他们的生活圈子狭窄，诗歌的题材受到很大的局限。
在这一代诗人中王绩(585-644)是一个例外。他在隋末任秘书正字，六合县丞，因嗜酒被劾，还乡隐居。唐初以原官待诏门下省，后弃官归隐。他常以阮籍、陶潜自比，以朴素自然的语言表现自己的生活和感情，但他在当时不处于诗歌创作的主流之中，未能产生较大的影响。
第二代诗人生于隋末或唐初，活跃于太宗、高宗年间，可以说是唐朝新兴的一代诗人。这一代诗人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仍然是侍从之臣，他们在上一代诗人的阴影之下，太多地因袭了前辈作为一个侍从之臣的成功而作为诗人却多有缺陷的品格，诗歌在他们手上可以变得更加精细，但难有突破。这一类诗人的代表可以举上官仪（约608-664）(12)，《全唐诗》录存其诗一卷，二十首。其中七首是奉和、应诏、应制之作，一首是从驾时所作，一首是入朝途中所作，四首是应酬唱和之作，四首是达官贵人的挽歌。他的诗以“绮错婉媚为本”，当时多有效其体者，时人谓之“上官体”。他将六朝以来的对仗技巧程式化，提出“六对”、“八对”等名目，成为后人属对的一种规范。第二类诗人离权力的中心较远，以骆宾王(626？-684？)为代表(13)。《全唐诗》录存其诗三卷，在初唐诗人中算是多的了。以骆宾王的诗和他以前的其他唐朝诗人的诗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增加了个人抒情的成分，有许多诗是写他个人的或为他个人而写的，流露着他的真性情。这本是对诗歌的一种基本要求，但在他之前的唐朝诗人恰恰背离了这个要求，也就背离了诗，而骆宾王才使诗又回到了诗。他的名作《在狱咏蝉》虽然是一首咏物诗，但已不同于南朝以来传统的咏物之作，而融入了个人的身世和悲哀，是咏物诗中别开生面、显示了新的创作趋向的作品。
第三代诗人数量较多，他们生于唐太宗贞观年间，活跃于高宗、武后在位时期。以他们的生活经历和身份，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的代表诗人有：杜审言(645？-748)(14)、苏味道(648-745)(15)、崔融(653-706)(16)、阎朝隐(？-712)(17)、李峤(645？-714？)(18)、宋之问(656？-711？)(19)、沈佺期(？-713？)(20)、乔知之(？-690)(21)等。他们大都经历了武后带来的政治上的变动，不少人在仕途上也有升沉，官职的调动和贬徙使他们走过不少地方，和前两代长期在宫廷里养尊处优的诗人不同，有可能在诗歌创作上作出较大的突破。他们诗歌的题材确实也有所拓展，不再限于侍宴、应制、咏物的狭窄范围，贬谪羁役、咏怀感遇的成分增加了，相对于他们的前辈而言这是一个大的进步。可是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有谄事张易之兄弟、攀附武后而进入宫廷的经历，多少带有政治投机者的特点。他们受到自己人格的局限，未能唱出更宏亮的声音。例如杜审言今存诗三十九首，应制之作占四分之一，虽有《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渡湘江》等抒写性情之作，可惜这类诗数量太少。苏味道今存诗十六首，除《正月十五夜》以精巧见长外，其余未见佳处。崔融以文章之华婉典丽见称，朝廷诸大手笔多手敕为之，有文集六十卷。今存诗十八首，未见精彩。阎朝隐今存诗十三首，多应制之作。
在这一类诗人中，值得格外注意的是李峤、沈佺期、宋之问。李峤今存诗二百零九首，是不应忽视的一位诗人。他有不少应制诗，这些诗并无特出之处。更值得注意的是以下两类诗：一类是七言歌行，如《汾阴行》、《倡妇行》；另一类是咏物诗。他的七言歌行颇有类似卢照邻之处，在初唐是具有开拓意义的作品。他的咏物诗数量很多，举凡天文、地理、器物、文体、动物、植物，都有涉及，似乎是把一部类书拿来按照类别一项项作下去，而且全是五律，总数达一百二十首。这些诗也许可以说是李峤为练习五律这种新的诗体而从事的习作，从而也可看出五律的形式到李峤手上已经相当成熟了。沈、宋有大致相同的经历，都是武后的宠臣、都因谄事张易之而在中宗神龙元年被贬。他们在贬谪前并没有开拓出新的题材和境界，但贬谪后的诗歌脱离了宫廷的气息，抒写个人的感怀，而且文采斐然，有了新的面貌。另外，律体在他们手上得以定型，成为初唐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独孤及说：“当汉魏之间，虽以朴散为器，作者犹质有馀而文不足，以今揆昔，则有朱弦疏越太羹遗味之叹。历千馀岁，至沈詹事、宋考功，始裁成六律、彰施五色，使言之而中伦，歌之而成声，缘情绮靡之功至是乃备。虽去雅寖远，其丽有过于古者。”（《唐故左补阙安定皇甫公集序》）《新唐书•宋之问传》曰：“魏建安后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声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锈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王世贞《艺苑卮言》曰：“五言至沈宋始可称律。”
第三代诗人的另一类，有：卢照邻(634-686)(22)、王勃(650？-676)(23)、杨炯(650-693？)(24)、刘希夷(651-680？)(25)、陈子昂(661-702)(26)、崔湜(671-713)(27)等。张若虚生卒年不详，在没有进一步的考证之前仍按习惯算作初唐诗人，也属于这一类。
以王绩、骆宾王为代表的抒发个人情怀的创作趋向，在这一类诗人中得以强化，并蔚为风气。卢照邻今存诗一百零四首，在初唐诗人里是比较多的。他因病而在仕宦上无成，为了自己抒情的需要而写的诗也就比较多。如《赠益府群官》、《失群雁》都是感情深沉之作。他的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乐府诗较多，特别是长篇七言歌行较多，他的好诗多半属于这一类，如《结客少年场行》、《失群雁》、《行路难》、《长安古意》、《明月引》、《怀仙引》等。这些诗里寓有较深的人生感慨，和在他之前的诗人相比是一个大的突破。王勃虽然一度任沛王府修撰，杨炯一度任太子李显府中的詹事司直，又曾任弘文馆学士，但他们都不能算是宫廷诗人。因为他们今存的诗中，只有杨炯的《奉和上元宴应诏》这一首属于宫廷诗。他们的诗歌源自宫廷之外广阔的社会生活，是写自己真实的感情。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滕王阁诗》，杨炯的《从军行》、《骢马》，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刘希夷是应该特别注意的一位诗人。《全唐诗》录存其诗三十五首，比杨炯还多一首。《大唐新语》说他“特善闺帷之作，词情哀怨，多依古调，体势与时不合，遂不为所重”。又说“后孙翌撰《正声集》，以希夷为集中之最，由是稍为时人所重”。从今存诗看来，《大唐新语》对其诗的评价是不错的。他的诗多五七言歌行，只有三首五言律诗。据《唐才子传》：“希夷美姿容，好谈笑，善弹琵琶。饮酒至数斗不醉，落魄不拘常检。”似乎他并没有做过官，更没有机会进入宫廷，也许可以说是一位专业诗人，而且是一位颇具豪情的诗人。初唐不少诗作让我们觉得诗人的感情好像裹在一个锦制的套子里，没有完全向读者打开。读刘希夷的诗不会有这种感觉，他的心敞开了，把心的搏动呈现在读者眼前。那首著名的《代悲白头翁》固不必说，其他如《孤松篇》、《捣衣篇》、《故园置酒》也都是颇见性情之作。
陈子昂一向被文学史家所推崇，他的以复古为革新的诗歌主张和创作实践，对积重难返的初唐诗坛来说，确实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卢藏用说他“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在我看来，他的历史地位与其说是引导诗歌回到汉魏风骨的传统，不如说是强化了诗歌的抒情功能，特别是强化了写作政治抒情诗的趋向，这是初唐诗歌的一大转折。他的《感遇》三十八首、《蓟丘览古》七首和《登幽州台歌》等，均可从这个意义上去认识。
纵观初唐三代诗人，我们可以说，初唐诗歌的演化，就是从御用的路线转向个人抒情的路线。诗歌的御用性曾经束缚了齐、梁、陈、隋四代诗人的才能，在初唐仍然是诗歌发展的障碍。而初唐诗人由于身份发生变化，才逐渐摆脱了这种御用性，诗歌得以缓慢地发展。诗人身份的变化对他们个人的生活而言也许是不幸的，但对初唐诗坛而言却是一件幸事。
2
性情和声色的统一，是盛唐诗歌超出于前代而又使后代不可企及的关键所在。而这正是初唐诗人在一百年间为盛唐所作的主要准备。
所谓“性情”、“声色”是借用沈德潜《说诗晬语》中的说法“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转关也”。所谓“性情”包括诗人的人格、品性、才调、志趣、情感等各个方面，都是内在的。诗中的性情犹如人的素质，声色则如人的修饰。南朝诗歌性情渐隐声色大开，两者未能统一，诗歌的成就受到很大的局限。但若仅就声色而言，在南朝已发展得相当完备，初唐诗人本应在继承南朝表现声色的技巧的同时，努力培养和表现性情，并使性情和声色统一起来。但是初唐的诗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因循南朝诗人的老路，继续追求声色，而未能在诗里表现足够的性情。他们沉迷于声律、用事、属对等技巧，确立了精致的五律的规范，但诗歌创作的整体水平并没有因此而迅速提高起来。至于初唐的诗歌理论则又以复古为主调。唐太宗一方面要他的臣子们与他唱和，点缀升平，扮演御用的角色；另一方面也注意到诗风华靡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他在《帝京篇序》中表达了追慕古雅的意思，他说：“予追踪百王之末，驰心千载之下，慷慨怀古，想彼哲人。庶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漫之音。”这虽然是就整个文教措施而言，但诗风也包括在内而且占据重要的地位。可是情况并没有因此发生根本变化。后来杨炯在《王勃集序》里讲到高宗龙朔初载的文坛时又说：“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狥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可是这种情况也并没有因为“四杰”的出现而有根本的变化。所以后来陈子昂又大声疾呼诗风的改革：“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但他过于强调性情的一面，而忽略了性情与声色的统一，其诗以理胜情，以气胜辞，所以他没有真正解决问题。清人姚范《援鹑堂笔记》卷四十评其《感遇诗》说：“风骨矫拔，而风韵犹有未充。讽诵之次，风调似未及跌荡洋溢之致。”确是中肯之论。因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不是回到汉魏，仅仅回到汉魏风骨并不可能带来一个盛唐，而顶多是重复一次建安。如果不能将汉魏风骨和南朝声色统一起来，就不可能开创一个新的局面。
然而声色和性情的融和乃是诗歌发展的大势所趋。这个过程在初唐虽然缓慢，但还是进行着。这种融合是以南朝的声色为基础，加入诗人的性情，以构成意蕴丰富的意象。盛唐诗歌艺术的奥妙之一，就是多姿多彩的意象层出不穷。具体地说，初唐时期性情和声色的融和是通过以下三种方式逐渐进行的：
一是继承南朝山水描写的技巧，在自然景物中更多地融入诗人自己的感情和个性，结合着声律的技巧，构成诗中的意象。王绩的《野望》可以说是这种努力的先驱：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童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见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这首律诗的首尾两联抒情，中间两联写景。首尾是感情的主干，中间是景物的描写，也是感情的渲染。那树树的秋色，山山的落晖，衬托出诗人的迟暮之感。而牧童的“返”，猎马的“归”，则暗示着诗人归隐的心情，性情和声色已达到统一的地步。
又如王勃的《滕王阁诗》：
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銮罢歌舞。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此诗虽属七古，但不乏律句，可以看出融合性情与声色的努力。诗人的人事沧桑之感，通过一系列有声有色的景物描写衬托出来。“南浦云”、“西山雨”经王勃用过之后，已经成为带有特定感情色彩的诗歌意象，不断为后代的诗人所运用。
又如沈佺期的《杂诗》其三：
闻道黄龙戍，频年不解兵。可怜闺里月，长在汉家营。少妇今春意，良人昨夜情。谁能将旗鼓，一为取龙城。
沈佺期的《古意呈补阙乔知之》：
卢家少妇郁金堂，海燕双栖玳瑁梁。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白狼河北音书断，丹凤城南秋夜长。谁为含愁独不见，更教明月照流黄。
这两首诗一是五律，一是七律，不仅具备声色之美，也融入了深厚的性情。“可怜闺里月，长在汉家营”，那轮兼照闺阁与军营的月亮；“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那摧落木叶的九月寒砧，都是意蕴丰富的意象。所以何仲默推许沈佺期的《古意》为唐代七律的压卷之作。（《艺苑卮言》卷四）
此外，如“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王勃《山中》），“开襟坐霄汉，挥手拂云烟”（宋之问《登禅定寺阁》），“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也都是性情和声色兼备的诗歌意象。
二是吸取南朝咏物的经验，更多地融入诗人自己的感情和个性，结合着声律的技巧，构成诗中的意象。如杨炯的《骢马》：
骢马铁连钱，长安侠少年。帝畿平若水，官路直如弦。夜玉装车轴，秋金铸马鞭。风霜但自保，穷达任皇天。
这首诗所吟咏的是一匹骢马，这骢马的意象同时也体现了任侠少年的豪爽气概。“秋金铸马鞭”一句声情具备，已是盛唐气象。
又如骆宾王的《在狱咏蝉》：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侵。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借蝉自喻，风格深沉，已脱离南朝咏物诗的旧习。
三是继承南朝宫廷宴游诗的写作技巧，换上诗人自己的经历和感受，表现诗人自己的性情。有的诗是由宫廷移入日常的友朋之间，有别于那些侍宴应制之作，而呈现出一种新的转机。如刘希夷《秋夜宴临津郑明府宅》：
行止皆无地，招寻独有君。酒中堪累月，身外即浮云。露白宵钟彻，风清晓漏闻。坐携馀兴往，还似未离群。
这首诗虽然是写一次“夜宴”，但一反通常的写法，很少涉及酒宴本身，却刻画了主客两方面的情趣。这就和宫廷中热闹的宴集形成鲜明的对比，而别开生面。
有的诗是将宫中的宴游移向市井，诗人也由参预其中的身份改换为身居事外冷眼旁观，如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就是代表。此诗以热色重彩淋漓尽致地描写长安达官贵人的骄奢生活，末尾却以冷峻的笔调点出富贵荣华之难久。以贵族的豪奢与书生之寂寞这两种生活对照，后者更有意义。此诗对长安的繁华极尽铺陈之能事，最后的冷嘲不过寥寥几笔，却让人觉得有千钧之力。这首诗显然是从六朝的宫体诗演化出来的，诗题中“古意”二字已透露了这消息。但卢照邻的态度不再是沉缅于声色的娱悦，而是清醒地洞察着人世的沧桑，探寻着人生真正的价值。这种写法上承左思的《咏史》其四，而又具有更大的容量和更强的力度。
3
向来研究初唐诗歌，都重视五律的形成，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五律的形成使诗歌的体裁更加多样化，从一个方面为盛唐诗歌的繁荣作了准备。在初唐也确实出现了性情与声色兼备的五律，如骆宾王的《咏蝉》，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杨炯的《从军行》。但总的看来，五律并没有为初唐诗歌的创作带来新的气象。五律的丰收，以及五律带动整个诗坛走向繁荣，要等到王维、杜甫才得以实现。在初唐，诗歌创作的突破主要是由七言歌行承担的，七言歌行带动了一个新的创作方向，对盛唐诗歌新局面的打开，起了重大的作用。
据《全唐诗》统计，初唐诗歌中七言诗所占的比例并不大，但其地位却不能低估。我们如果仔细比较可以发现，初唐的五言诗和七言诗具有不同的品格，五言有较强的御用性，适合应制，今存初唐的应制之作多是五言。而七言则少有御用性，初唐的七言诗也少有应制之作，七言诗更多用来供个人抒情之用。这当然不是说初唐的五言诗没有佳什，只是强调，兴起较晚的七言诗还没有被驯化为庙堂上的祭物，所以还留有较大的空间供诗人自己驰骋。在初唐的七言诗里，特别是七言歌行里，有一些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就是一篇划时代的作品，因上文已有分析，兹不赘叙。此外还可以举的诗例很多：
如宋之问的《明河篇》：
八月凉风天气清，万里无云河汉明。昏见南楼清且浅，晓落西山纵复横。洛阳城阙天中起，长河夜夜千门里。复道连甍共蔽亏，画堂琼户特相宜。云母帐前初泛滥，水精帘外转逶迤。倬彼昭回如练白，复出东城接南陌。南陌征人去不归，谁家今夜捣寒衣。鸳鸯机上疏萤度，乌雀桥边一雁飞。雁飞萤度愁难歇，坐见明河渐微没。已能舒卷任浮云，不惜光辉让流月。明河可望不可亲，愿得乘槎一问津。更将织女支机石，还访成都卖卜人。(28)
此诗是由银河引出一串联想，有对银河的描写也有对天上宫阙的向往，两者交融得恰到好处。从这首诗已经可以感受到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气息了。
李峤的《汾阴行》：
君不见，昔日西京全盛时，汾阴后土亲祭祠。斋宫宿寝设储供，撞钟鸣鼓树羽旗。汉家五叶才且雄，宾延万灵朝九戎。柏梁赋诗高宴罢，诏书法驾幸河东。河东太守亲扫除，奉迎至尊导銮舆。五营夹道列容卫，三河纵观空里闾。回旌驻跸降灵场，焚香奠醑邀百祥。金鼎发色正焜煌，灵祗炜烨摅景光。埋玉陈牲礼神毕，举麾上马乘舆出。彼汾之曲嘉可游，木兰为楫桂为舟。棹歌微吟彩鹢浮，箫鼓哀鸣白云秋。欢娱宴洽赐群后，家家复除户牛酒。声明动天乐无有，千秋万岁南山寿。自从天子向秦关，玉辇金车不复还。珠帘羽扇长寂寞，鼎湖龙髯安可攀。千龄人事一朝空，四海为家此路穷。豪雄意气今何在，坛场宫馆尽蒿蓬。路逢故老长叹息，世事回环不可测。昔时青楼对歌舞，今日黄埃聚荆棘。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不见即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飞。
汾阴县曾因汉武帝到那里祭祀后土而一度繁荣，后来就零落了。此诗上半铺陈昔日祭祀的盛况，并不见佳。下半写今日的荒凉，颇见情性。难怪唐玄宗将幸蜀时听歌者唱此诗，凄然涕下，不待曲终而去。（见《明皇传信》）
郭震的《古剑篇》：
君不见昆吴冶铁飞炎烟，红光紫气俱赫然。良工锻炼凡几年，铸得宝剑名龙泉。龙泉颜色如霜雪，良工咨嗟叹奇绝。琉璃玉匣吐莲花，错镂金环映明月。正逢天下无风尘，幸得周防君子身。精光黯黯青蛇色，文章片片绿龟鳞。非直结交游侠子，亦曾亲近英雄人。何言中路遭弃捐，零落飘沦古狱边。虽复尘埋无所用，犹能夜夜气冲天。
宝剑要逢上战争时期才会派上大用场，在和平时期它只能为君子防身，这似乎有生不逢时之意。但诗人仍然赞扬宝剑在遭弃捐的情况下气冲九天，并希望有朝一日大展雄图。这首诗以宝剑暗喻英雄，语言之豪放，情调之昂扬，都已接近盛唐。杜甫赞此诗云：“高咏宝剑篇，神交付冥漠。”（《过郭代公故宅》）
骆宾王的七言歌行佳什颇多，如《从军中行路难》二首，上承鲍照，下启高、岑，其中的佳句如：“昔时闻道从军乐，今日方知行路难。”“且悦清笳杨柳曲，讵忆芳园桃李人。”都是具有真切体验的话语。《帝京篇》、《畴昔篇》极尽铺张之能事，在铺张中时有真情流露。《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代女道士王灵菲妃赠道士李荣》写男女之间的相思之情淋漓尽致。
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捣衣篇》、《公子行》也都是性情声色交融之作。特别是《代悲白头翁》历来传为佳篇。它的突出之处在于对生命意识的出色描写，“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遂成为震撼人心的佳句。
乔知之的《羸骏篇》、《绿珠篇》、《和李侍郎古意》都是七言歌行中的佳作，今录《羸骏篇》如下：
喷玉长鸣西北来，自言当代是龙媒。万里铁关行入贡，九重金阙为君开。蹀躞朝驰过上苑，X（X字由“走参”构成）Y（Y字由“走覃”构成）瞑走发章台。玉勒金鞍荷装饰，路傍观者无穷极。小山桂树比权奇，上林桃花况颜色。忽闻天将出龙沙，汉主持将架鼓车。去去山川劳日夜，遥遥关塞断烟霞。山川关塞十年征，汗血流离赴月营。肌肤销远道，膂力尽长城。长城日夕苦风霜，中有连年百战场。摇珂啮勒金羁尽，争锋足顿铁菱伤。垂耳罢轻齑，弃置在寒溪。大宛蒲海北，滇豁旧崖西。沙平留缓步，路远暗频嘶。从来力尽君须弃，何必寻途我已迷。岁岁年年奔远道，朝朝暮暮摧疲老。扣冰晨饮黄河源，拂血夜食天山草。楚水澶溪征战事，吴塞乌江辛苦地。持来报主不辞劳，宿昔立功非重利。丹心素节本无求，长鸣向君君不留。只应漫漫归田里，万里低昂任生死。君王倘若不见遗，白骨黄金犹可市。
这首诗写一匹曾经立过功劳的羸马被弃置不用的悲哀。以马喻人，其意自明，使我们想到杜甫的《病马行》。
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是初唐七言歌行中的翘楚：此诗从月生写到月落，把客观的实境和诗中人物的梦境结合在一起，写得迷离惝恍，整首诗的感情也就像一场梦幻，随着月下景物的推移逐渐展开。亦虚亦实，忽此忽彼，而其中自有深邃的人生哲理。“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人初照人？”似乎是在探索宇宙的开始，追溯人生的开端。“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把人和月的关系以这等笔墨写出，性情和声色的统一可以说臻于完美了。
总之，初唐的七言歌行上承鲍照，下启盛唐，是很值得注意的体裁。其重要性可以和赋体在汉代的地位相当，初唐之有七言歌行犹如汉代之有大赋。汉、唐两代各有一种文体与之共荣。初唐的七言歌行在体制、规模、技巧等方面都为盛唐七言歌行的发展作了很充分的准备。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三曰：歌行祖柏梁体，南朝时有发展，“制作浸繁”，但“犹未大畅”。初唐时“韵则平仄互换，句则三五错综。而又加以开合，传以神情，宏以凤藻。七言之体至是大备”。在盛唐诗歌里，如张说的《邺都引》、李欣的《古从军行》、《送陈章甫》、《听董大弹胡笳弄兼寄语房给事》，王维的《老将行》、《洛阳女儿行》、《桃源行》，李白的《远别离》、《蜀道难》、《梁甫吟》、《将进酒》、《行路难》、《庐山谣》、《梦游天姥吟留别》、《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高适的《燕歌行》，岑参的《白雪歌》、《走马川行》，杜甫的《兵车行》、《丽人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等，都是代表着盛唐诗歌成就与特色的作品，如果抽去这些作品盛唐还成其为什么盛唐？而这些七言歌行正是对初唐同类体裁的诗歌的继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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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经过初唐一百年的历程，三代人的传承，才进入了盛唐。诗歌的发展如此缓慢，步履如此艰难，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一个时期的文学为什么发展迅速，另一个时期的文学为什么发展缓慢，起作用的因素实在太复杂，而且有些偶然性，不象数学那样可以总结出若干公式。关于这个问题，上文在描述初唐诗歌的发展过程时，已经零星地讲到一些，现在再试着集中扼要地加以说明。
首先，我们会注意到诗人的身份、经历、品格、性情等方面的不足，对他们的诗歌创作的影响。初唐没有出现统领一代风骚、开辟崭新局面的大诗人，而诗歌的迅猛发展是很需要这类大诗人的。这并不是说初唐没有人才，而是说初唐的人才仅以馀事为诗，没有将他们的才能放在诗歌的创作上，更没有将他们的才能放在诗歌的创新上。在南朝，文学掌握在少数贵族的手里，未能普及。经过隋末的战争，到唐朝建国之际，文人的数量必定又在下降。这少数的文人遂成为宫廷笼络的对象，而他们一旦进入宫廷，在政事之馀所从事的诗歌创作也必然会延续南朝宫廷诗人的老路，以适应帝王的趣味。诗人对宫廷的依赖以及诗歌的这种御用品格，是初唐诗歌难以迅速有所突破的一个重要原因。初唐前两个时期的诗人多数供职于宫廷，或在一生的一段重要时期供职于宫廷，是宫廷中掌管翰墨、起草文书的朝臣。宫廷的生活限制了他们的视野，写诗成为他们陪侍帝王讨好帝王的一种带有实用性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可能突破诗歌创作的困境。到了第三代，一批出身于中下层的诗人登上诗坛，才使情况有所改变，但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又谄事张易之兄弟，暴露了个人品格上的缺陷，因此也未能根本改变宫廷诗歌的旧习。随着文人层的进一步扩大，到了开元年间，一大批中下层的诗人，特别是那些在野的遗才，如孟浩然、李白、杜甫等人涌向诗坛，才从根本上改变了情况。
其次，初唐的诗人因袭南朝诗歌的传统太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继续南朝诗人的老路，醉心于完善南朝诗人未竟的工作。对诗歌的写作技巧如声律、属对、用事等倾注了太多的注意，而在诗歌理论上则又过于反对南朝诗风，强调复古，复汉魏之古，甚至复尧舜之古，理论与创作相互脱节。他们未能迅速找到并形成自己这一朝人的独特的诗歌发展的目标。整个初唐诗坛显出太多的盲目性。这也严重影响了诗歌创作的进展。
第三，除了陈子昂等少数诗人之外，从总体看来，初唐诗人未能开拓出有关国家政治、民生的重大的诗歌题材，没有用他们的诗歌反映当时社会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并引起社会的轰动，社会当然也就没有对诗歌创作报以足够的良性刺激（如盛唐李、杜的诗歌，或者中唐白居易的诗歌所得到的那种广泛的关注）。诗歌创作只是诗人自己的事，或者是宫廷中的事，没有走向广阔的社会和广大的读者，没有唱出时代的声音，因此不可能有突破的力量。
然而，初唐毕竟是诗歌史上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时期。我们不能想象，从梁陈如何直接进入盛唐。如果没有初唐的时渡，那个辉煌的盛唐时代也不会到来，虽然百年的过渡太长了。但即使以一百年迎来一个盛唐，也是值得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盛唐诗人的历史功绩仍然不可泯没！
注释：
① 虞世南，字伯施。早年以文章见称于徐陵，在陈除西阳王友，入隋官秘书郎，入唐为秦府记室参军。太宗即位历弘文馆学士、秘书监。《全唐诗》录存其诗三十二首。
② 陈叔达，字子聪。陈宣帝之子，在陈封义阳王。十余岁侍宴赋诗，入隋为内史舍人、绛郡通守。归款於唐，授丞相府主簿，掌机密，敕令文诰多其所为。贞观中拜礼部尚书。《全唐诗》录存其诗九首。
③ 袁郎，在陈为秘书郎，被陈后主召入禁中，迁太子洗马。仁隋为尚书仪曹郎，入唐授齐王文学，转给事中。《全唐诗》录存其诗四首。
④ 褚亮，字希明，在陈以诗为后主赏识，官至尚书殿中侍郎。入隋，为东宫学士，迁太常博士。唐兴，任太宗秦王府文学，贞观中累迁散骑常侍，《全唐诗》录存其诗三十二首。
⑤ 谢偃，本姓直勒氏，仕北齐为散骑常侍，改姓谢。在隋为散从正员外，唐太宗贞观初引为弘文馆直学士。《全唐诗》录存其诗四首。
⑥ 杨师道，字景猷。隋宗室，入唐尚桂阳公主，封安德郡公，任吏部侍郎、太常卿。贞观中拜侍中，迁中书令。《全唐诗》录存其诗二十一首。
⑦ 许敬宗，字延族。隋时即入仁，贞观中为著作郎兼修国史，改中书舍人，累转给事中，太子右庶子。高宗时官至中书令。《全唐书》录存其诗二十七首。
⑧ 孔绍安，隋末为监察御史，归唐拜内史舍人，恩礼甚厚。《全唐诗》录存其诗七首。
⑨ 陈子良，仕隋为杨素记室，入唐官右卫率府长史、隐太子学士。《全唐诗》录存其诗十三首。
⑩ 李百药，字重规。隋时为太子通事舍人兼学士，迁礼部员外郎。唐太宗重其名，拜中书舍人、授太子右庶子。《全唐诗》录存其诗二十六首。
(11) 魏征，字玄成。早年从李密，入唐为太子洗马，太宗即位拜谏议大夫、秘书监，拜特进，仍知门下省事。《全唐诗》录存其诗三十五首。
(12) 上官仪，字游韶。唐太宗贞观初擢进士第，召授弘文馆直学士，迁秘书郎，太宗每属文遣仪视稿，私宴未尝不预。后见恶于武则天，下狱死。
(13) 骆宾王，字观光。少时落魄无行，好与博徒游。曾任武功、长安主簿，升侍御史，寻得罪入狱，贬临海丞。光宅元年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后，属宾王为府署，作《讨武氏檄》，同年兵败亡命，不知所终。
(14) 杜审言，字必简。高宗咸亨进士，为隰城尉。坐事贬吉州司户，武后召还令赋《欢喜诗》，甚见嘉赏，授著作佐郎。中宗神龙中坐交张易之兄弟，流峰州，寻入为国子监主簿、修文馆直学士，卒。
(15) 苏味道，高宗乾封进士，武后延载中历凤阁舍人、检校侍郎，圣历初居相位，中宗神龙时坐张易之党贬。还为益州长史，卒。
(16) 崔融，字安成。中宗为太子时曾为侍读，武后长安中授著作佐郎，迁右史，进凤阁舍人。坐附张易之兄弟，贬袁州刺史，寻召拜国子司业。
(17) 阎朝隐，字友倩。少负盛名，连中进士、孝弟廉让科，为武后所赏，累迁给事中，圣历中转麟台少监，坐附张易之，徙岭外。景龙时还为著作郎。先天中除秘书少监，后贬通州别驾，卒。
(18) 李峤，字巨山。弱冠擢进士第，高宗时迁给事中，武后时官凤阁舍人，累迁鸾台侍郎、知政事、封赵国公。睿宗、玄宗时被贬。
(19) 宋之问，字延清。上元二年进士，甫冠，武后召与杨炯分直习艺馆，累转尚方监丞。谄事张易之，坐贬泷州。后逃归，匿张仲之家。闻仲之谋杀武三思，乃告变，擢鸿胪簿。中宗景龙中迁考功员外郎，谄事太平公主，故见用。及安乐公主权盛，复往谐结，故太平深疾之。中宗将用为中书舍人，太平发其知举贿赂狼藉，下迁越州长史。睿宗立，流钦州，赐死。《全唐诗》录存其诗三卷。
(20) 沈佺期，字云卿。上元二年进士，授协律郎，迁考功员外郎，又迁给事中，会张易之败，乃坐阿附，流驩州。中宗神龙中召拜起居郎，加修文馆直学士。常侍宴宫中，以《回波》舞辞悦帝，受赏。后历中书舍人、太子詹事。开元初卒。《全唐诗》录存其诗三卷。
(21) 乔知之，武后时累除右补阙，迁左司郎中，为武承思所害。《全唐诗》录存其诗一卷，十八首，其中只有两首是应制之作。他和刘希夷一样擅长七言歌行，《绿珠篇》、《和李侍郎古意》、《羸骏篇》都很见才情。
(22) 卢照邻，字升之。高宗永徽中入邓王府为典签，龙朔中调新都尉，后因疾居阳翟之具茨山。病既久，乃自沉颖水死。
(23) 王勃，字子安。六岁善属辞，未冠应举及第，授朝散郎。沛王召府属撰，为高宗所斥。后补虢州参军，坐事复除名。往交趾省父，渡海溺水卒。《全唐诗》录存其诗二卷。
(24) 杨炯，年十一举神童，授校书郎，为崇文馆学士，迁詹事司直。武后时左迁，卒于盈川令。《全唐诗》录存其诗一卷。
(25) 刘希夷，高宗上元二年进士，未及三十岁而亡。《全唐诗》录存其诗一卷。
(26) 陈子昂，始以豪家子，驰侠使气，至年十七八未知书。二十四岁中进士，为武则天所赏识，擢为麟台正字，屡上书指论政事。三十五岁擢为右拾遗。三十八岁随武攸宜东征契丹，不得志，四十岁辞官回乡，四十二岁被诬害而死。《全唐诗》录存其诗二卷。
(27) 崔湜，附武三思、上官昭容，由考功员外郎骤迁至中书侍郎、检校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一度贬官，睿宗景云中又为中书令，玄宗赐死。《全唐诗》录存其诗三十八首。
(28) 《本事诗•怨愤第四》：“宋考功天后朝求为北门学士，不许，作〈明河篇〉以见其意，末云：……则天见其诗，谓崔融曰：‘吾非不知之问有才调，但以其有口过。’盖以之问患齿疾，口常臭故也。之问众身惭愤。”此说是否可信姑存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