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处在各自的十字路口，各有各的问题。但主义之争、文明忧思、大历史叙述，都是这个当口必修的课题

《保守主义》（刘军宁著，东方出版社，2014年11月）一书再版，于2014年有着特殊意义，它让读者有机会重温“保守主义”的基本原则，即捍卫、守护自由传统。更重要的是，它告诉读者，这一传统，是西方的，也是东方的；是古典时代具有的，也是现时代政治演进突出的特征。以此视角观察2014年的出版，大体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保守自由传统上，从业者们基本做到了市场与志业的平衡，使读者们不致过于失望，“还有书可看”。

每逢年底年初，各媒体（包括书店）总要推出各类年度图书排行，因数量限制、视野局限以及所选标准各异，虽不尽如人意，仍家有千秋。有些出版物鉴于读者受众面小，常常难以入选书单，但其重要性，比入选者之于读者的价值，至少不低。借此机会，就此类读物，多说几句。

一

先说几册最新的。首推《里根：想象的胜利》（[美]理查德?里夫斯著，梁卿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11月）。比起美国历史上那些更伟大的总统，比如华盛顿、林肯，里根可能算不上优秀，但惟独他创造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里根主义”。无他，全因其鲜明、无歧义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经济上减税，鼓励投资和创造；政治上，大力削减政府开支，把小政府理想贯彻到底；价值上，坚定捍卫自由传统，无论修辞还是具体政策，与极权主义不做任何妥协；军事上，力主增加军费，研制新型进攻性武器。当然，八年执政，里根试图贯彻的政策，远远不止这些。看上去，这些理念和政策，搭建不起一个什么特殊的“主义”，历代共和党执政者大多如此。里根主义出笼及其实践，实与当时代大背景有关，即尼克松被迫辞职后，福特、卡特总统连续失误，拉低美国人争强好胜的自信心，让已近奄奄一息的苏俄政权，又有了还阳之气。有一句评价或许道出真相：里根的特殊之处，只在他与卡特不一样而已。将近30年后，再回头看里根，更接近真相的评价可能是，他应时而生，且顺应了时势，不仅顶住了勃列日涅夫最后歇斯底里的野心，也为老布什任内最后击败苏俄，奠定了民心基础。若此观之，里根的重要，绝不在美国历史上任何一位伟大总统之下。“里根主义”，当之无愧。

有里根遗风的德国现总理默克尔，在喜新厌旧的西方，是极其少有的政坛“不倒翁”，在寻求第三次连任的努力中，德国人毫不犹豫地站在她一边，使她成为任期将超过罗斯福的西方大国领导人。就像各国国民关心美国总统大选一样，欧洲人一样关心德国总理选举。事实上，默克尔领导的德国，无论在整合欧洲一体化进程，还是在拯救欧洲濒于倒闭国家的艰辛努力中，都承担起无可置疑的领导角色，且无愧于这一角色。从远处观之，我们几乎不能想象，过去十年如没有默克尔，欧洲会是怎样。

这位不愿意被人称为“铁娘子”的女强人，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默克尔传：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和她的权力世界》（[德]斯蒂凡?柯内琉斯著，杨梦茹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11月）虽然立意不甚高远，但还是粗线条地描绘了默克尔之所以如是的清晰轨迹。此作算不上优秀，但它给了读者思考德国以及默克尔成功的难得机会。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德国不仅残败不堪，被肢解为东西两块，且与日本近似，被解除武装，成为一个非正常国家。自俾斯麦以来，几代德国人的霸权梦想，被彻底、无情地击碎。在深刻反省，回归正常国家的道理上，又是几代德国人，从阿登纳、艾哈德，到勃兰特、科尔，再到默克尔，坚持在欧洲找回自己的位置——不是欧洲缺不了德国，而是德国离不开欧洲。换句话说，德国只有在欧洲确立自己的位置，才有欧洲的真正复兴，因而才有德国作为大国的容身之地。正是秉持这一遥远的目标，几代德国领导人前赴后继，向着目标一步步前进，在经历了左翼施罗德政府曲折后，终于迎来带领德国彻底实现这一目标的领导人默克尔。

不论默克尔本人如何“不愿意”，人们很自然地将她与撒切尔夫人相提并论，甚至会由她联想到可能出战2016年美国大选的克林顿夫人希拉里。她们的共同特征，是对自由传统的坚定信念。而默克尔的不同，是她30多年“民主德国”的生活经历——如果这不是她成功的根本要素，也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信念坚定而身段柔软，是默克尔制胜的法宝。无可置疑，她在权力顶峰的作为，将垂范后世领导人。

二

进入21世纪，整个人类又一次处在选择的十字路口，东西方皆然。但这不等于东西方同处一个十字路口。东西各有各的问题，但“关键时刻”的性质相同，主义之争、文明忧思、大历史叙述，都是这个当口必修的课题。2014年出版物中，此类主题多不胜举，也反映了中文学术思想界的回应努力。

临近年末，广西师大出版社推出张维迎《理念的力量：什么决定中国的未来》（2014年10月），让中国经济学界再次回到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传统，结合中国30多年开放实践，强调并论证了理念变革之于制度、政策变革的重要意义。几乎同一时间再版的刘军宁《保守主义》，则从历史、理论两个侧面，回应并支持了张的思考。如果读者还记得此作首版于17年前，不能不惊叹作者的“先见之明”。韦森以《重读哈耶克》（中信出版社，2014年6月），加入“主义之争”，在重现当年哈耶克与凯恩斯“巅峰对决”所涉问题场景同时，进一步引发人们对转型中国走向，建立优良市场秩序的深切思考。同样有参考价值的，还有《政治宪政主义：民主合宪性的一种共和主义辩护》（[英]理查德?贝拉米 著，田飞龙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11月）和《自然权利诸理论：起源与发展》（[美]理查德.塔克著，杨利敏、朱圣刚译，吉林出版集团，2014年10月）。

重编施米特文集，是刘小枫介入“主义之争”的曲折表达，《政治的神学》（[德]卡尔?施米特著，刘宗坤、吴增定等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1月）再版，让欧洲最后一位公法学家饱受争议的“主权决断论”再次进入读者视野。包刚升《民主崩溃的政治学》（商务印书馆，2014年6月），也是检讨民主实践的著作，但作者的重点，在于如何避免在民主建立过程中走向失败。

同样偏左立场的著作，法国人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9月）、英国人尼尔?哈丁《列宁主义》（张传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8月）要客观许多。皮凯蒂试图摧毁保守主义信条，虽不免老调重弹，即富人是靠钱生钱，而非“劳作”，但仍有历史数据支持，也揭开了某些真相，引人警醒。哈丁的贡献，不仅在于全面揭示列宁主义实质，更在于指出列宁主义，并非威尔逊《到芬兰车站：历史写作及行动研究》（刘森尧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2月）等所论，与马克思主义毫不相干，而是激进马克思主义精髓最为忠实的反映。

文明忧思与大历史叙述，或称广义历史哲学，亦为2014年颇为引人瞩目的出版主题。限于篇幅，仅列其中三种。《大历史——从宇宙大爆炸到今天》（辛西娅.斯托克斯.布朗著，安蒙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14年7月），布朗这部极富示范效应的作品，融戴蒙德、莫里斯、罗宾逊、福山和霍金方法于一炉，试图回答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能否掌控自身进化的逻辑；霍布斯鲍姆的《论历史》（黄煜文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1月），在扫描20世纪历史几次重大转折、检讨其中得失的基础上，再次鼓起人们面向未来的勇气，再次证明了作者非凡的胆识和勇气。施拉姆《世界历史的五个岔路口》（赵叶莹译，人民出版社，2015年1月），选取人类历史上五个决定性节点——摩西创“一神教”、基督教世界性传播、马丁.路德宗教改革、英格兰人移民北美首创代议制，以及俄国知识人发动的震撼世界的“革命”——描绘了人类波澜壮阔的演进画卷，给读者体悟其中内在关系，打开新的视角。

三

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百周年。国内学界一向疏忽“一战”研究，出版界也很少注意相关著述的引进。这一严重缺失，至“一战”爆发百年纪念年，依然如故。一般认为，“一战”不仅是人类现代史转捩点，也是现代中国进入世界历史的开端。在中国，惜之这一开端正逢国共两党都一致抹黑的北洋政府时期，所以，两党执政，均很少谈及“一战”之于现代中国的意义。

今年有关“一战”百年纪念书籍，大陆仅见十几种。有阅读价值的，译作有《梦游者：1914年，欧洲如何走向“一战”》（[英]克里斯托弗?克拉克著，董莹、肖潇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8月）、《一战简史：帝国幻觉》（[英]诺曼?斯通著，王岽兴、张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9月）、《一战史》（[英]约翰?基根著，张质文译，北京大学出版，2014年9月）。华人学者有关著述中最有价值者，均与巴黎和会有关，也均出自社科文献出版社，有唐启华的《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和邓野的《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1919年中国的外交争执与政派利益》。唐作不仅详细梳理巴黎和会期间，中国政府种种外交努力及其成就，还点睛地指出和会与“五四运动”的关系、现代中日关系的关节，以及左翼思潮在中国崛起的“一战”背景。邓著贡献在于明确论证了围绕和会，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较力，形塑现代中国的来龙去脉。两著皆称现代中国史学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