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和傅国涌去台湾参加“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学术研讨会”，陈宏正请我们吃饭。我这人孤陋寡闻，除了在《胡适研究通讯》上见过“本《通讯》承蒙陈宏正先生予以资助”的谢辞之外，居然不知道这是怎样一个人。

那天晚上，我们来到台北市闹市区的一个饭店，上了二楼，陈先生已经在那里等候。互致问候以后，我看到这是一个衣着朴素、面容清癯的老者，年龄在70岁上下，说话时声音很低，好像与他的名字不大相称。落座以后，他说还有一个人要来，随即拿起手机打了个电话。过一会儿来了个女人，陈先生向我们介绍：“这就是崔蓉芝女士。”

能够在这里邂逅崔蓉芝，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记得在1985年前后，我在民革山西省委祖国统一办公室有过一段短暂的工作经历。由于没有什么实质性工作，因此每天上班，我只能靠《中央日报》和《蒋经国传》来打发时间。这两种读物都是经过特批用外汇买来的，在当时能有这样的机会实在是弥足珍贵。

我记得当年的《中央日报》还在连篇累牍地刊登关于“江南命案”的后续报道，因此我对江南的夫人崔蓉芝印象极深。江南的真名叫刘宜良，他原来是《台湾日报》派往美国的一位资深记者，因为发表大量揭露台湾当局的文章，在海外华人圈颇有影响。他撰写的《蒋经国传》在美国媒体连载后，因为涉及到蒋介石一家的许多隐私，令台湾当局震怒。1984年10月，江南在美国被人暗杀，所以人们推测这件事肯定是蒋经国指使的。第二年真相大白后，才知道这是台湾情报局长汪希苓私自雇佣黑社会干的。于是，蒋经国下令逮捕了汪希苓，并撤销了他领导的国防部情报局，另外成立了军事情报局。与此同时，围绕江南命案的审判也开始了。所以我每天上班以后，一边读《蒋经国传》，一边浏览《中央日报》有关这一案件的报道，真是别有一番情趣。

有意思的是，就在“江南事件”发生之后，著名报人陆铿因为报道此事，居然与崔蓉芝由相识到相爱，最终结为夫妇。遗憾的是，因为我很快就离开了那个单位，所以对这个浪漫的故事一无所知。

话说回来。那天晚上我们见到崔蓉芝之后，发现在她“温婉娴淑”(陆铿语)的外表下，似乎很难掩饰内心的悲愁。后来我才知道，当时陆铿去世还不到一年，她好像还没有从第二次失去丈夫的痛苦中挣扎出来。无巧不成书的是，就在前一天中午，我在台湾大学附近的茉莉书店淘到一本《陆铿回忆与忏悔录》，还没来得及翻阅，就见到了作者的夫人。

饭局结束以后，我回到宾馆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出这本书。打开一看，最后一章就是“和崔蓉芝的黄昏之恋”，其中详细介绍了陆崔二人的浪漫故事。与此同时，我也注意到作者在后记中说：早在1978年离开大陆时，香港的朋友就鼓励他写回忆录，他也有此想法，但因为各种原因未能如愿。这事一直拖到1996年，“在台湾纺织工业家、柏杨称为‘文化大护法’的陈宏正兄的安排、督促下，才定下心来，回到回忆和悔改上。”他还说：“宏正的美意和不断地查问进度，给我以七八岁时读私塾，老师逼着背书的感觉，有点压力，却有上进的喜乐。”可见若不是陈宏正先生，就不会有这本书问世。

据我所知，陈先生虽然是一位著名的企业家，但是他却热衷于文化事业，尤其是传记文学写作和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据说早在上世纪60年代他还在台湾大学读书时，就曾经邀请李敖前来演讲，还鼓励李从事胡适研究。陈宏正与海外许多文化人都有来往，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自序中说：“本篇之能付梓，实有赖于刘绍唐、陈宏正两先生不断的指导，以及无数老友和读者热情的鼓励……”。柏杨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说，在他视力衰退的时候，除了妻子之外，陈宏正是对他帮助最多的朋友之一，“没有他们，这本回忆录根本不可能开始。”

近年来，陈宏正对大陆的胡适研究也特别关注，其中除了资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主办的《胡适研究通讯》外，还为修缮安徽绩溪的胡适故居筹集款项。另外，唐德刚先生去世前曾经立下遗嘱，要把全部藏书捐给家乡的安徽大学。为此，他的好友陈宏正也以其名义在安徽大学设立了奖学金。所有这些，可能只是其“文化大护法”中的一小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