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经济转型在有记载的人类历史上来看是创纪录的，因为其承载的人口之多、治理复杂程度之高以及幅员之广前所未有。如果转型同时实现稳定和发展，中国经济转型可以把经验上升到模式。这个模式会进入到人类文明的宝库，成为普世智慧并供其他国家消化与借鉴。

中国转型的制度特征

在经济学家看来，所有的个体、家庭、宗族、公司和国家，其行为都可以抽象成一个简单公式：在既有约束条件下的收益最大化选择。研究我国转型的动态、行为及未来路径，就需要了解面临的约束。约束是长时间形成，短时间无法改变的制度性特征。我们国家转型有三个主要约束条件：面积很大、人口多及国家能力强。

地方大意味着异质性大，不同地方的需求偏好不同。但是不管多大的国家都只能由一个中央政府领导。整齐划一的行政就与丰富的地方异质性间存在天然的张力。关于组织的经济学理论最初使用这个框架来解释组织大小的驱动因素。经济学认为当国家幅员每增加一个单位带来的收益和成本一致时，国家幅员就达到了最优规模。这是从公司规模理论中借鉴的概念，是纯粹理论化分析框架，可为我们理解古今中外国家大小的变迁提供洞见。

中国人口多，持马尔萨斯观点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担忧新生人口会消耗掉新生财富，于是对生育施行计划。计划生育政策显著影响了我国千家万户的方方面面，这是中国转型的另外一个制度性特征：人口众多。

第三个制度化约束是国家能力强，这个特征在比较分析视野中尤为明显。中国具有超强的国家能力，体现在动员、组织、执行等方方面面。对国家能力的分析与国家大小类似：同时结合收益和成本。国家能力强的好处是提供了秩序，秩序提供稳定预期，带来安全感，这是人类的天性之一。秩序对长期经济增长不可或缺。同时国家强也会影响到社会，这包括：创新、企业家精神、社会资本、宗族网络等等。国家和社会间关系也是经济学研究的前沿之一，这个领域包括税收、寻租、产业政策及企业补助等等有趣的议题。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同样重要。所以，国家能力强弱，在一个纯粹的经济学视野中也是存在最优值的。

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从地缘政治来看，中原的地理位置很不错，不会四面受敌。但在华北地区有一个敞口，从这里草原部落可以南下到中原。这个敞口虽小，却是我国五千年文明进程的最重要影响因素。由于全球气候的周期性变化，在寒冷时期，北方草场出现会退化：草场退化成戈壁。游牧文明的南迁就和定居农耕文明产生冲突，这就是持续千年的北患问题。中原最聪明的脑袋们也就围绕这个问题思考了三千年。央地关系、文武关系、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分布、万里长城和大运河的修建、和亲、军屯、茶马互市等，这些制度创新全都为了处理这个问题。可以说这个问题塑造了中国，也塑造了中国人核心价值观和民族精神。

将国家产生和国家能力纳入经济学框架

做经济学研究特别是公共政策评估的学者，对战争和极端灾害等事件都很敏感。这源自经济学对因果关系的重视，因果关系是一个概率概念。比如，抽烟习惯会在多大程度增加罹患心血管疾病的概率？但这个问题不能转变成某个人抽烟就会得，或者不抽烟就不得类似疾病。后者是叙事，而非概率分析。概率视角对公共政策不可或缺，原因在于公共政策面临的对象是整个人群。如果研究发现抽烟有1/1000概率提高相关疾病。对于10亿人而言，就意味着大约10万人可能因此患病。为了获得可信因果关系，学者经常遇到困境：真实世界中的大多数指标都是缓慢变化的，大到GDP，小到身高体重等。在缓慢变化的无数线程中，很难认定某一因素是另一个因素的原因或结果。如果某个因素由于某种原因忽然发生一次明显的波动，此时如果另外一个因素之后也有变化，就有理由怀疑两者间存在因果关系。有了这个基础，再结合科学的研究设计，就可以建立可信因果关系，结论也就具备政策含义。

还是刚才抽烟的例子，抽烟的习惯是缓慢养成的，健康指标也是缓慢变化的。想象一下，一个地区在某一年把购烟法定年龄从18岁调整为20岁。这就意味着18—19岁这个区间的人群由于该政策忽然不能抽烟或者购买到烟了。这个忽然变化就能被学者利用来评估抽烟对健康的影响。具体来说，通过控新烟政策后18—19岁人群和那些没有受到这个政策影响的人群（比如16—17和21—22岁群体）在心血管疾病发病上的差异就可以识别出抽烟和疾病间的潜在关系。

不同领域学者建立因果关系的策略基本都遵循以上原则。对致力于长期经济发展的学者们来说，灾难、战争、革命、极端天气、政变、武装入侵、饥荒这些预期之外的忽然变化，和控烟政策的出台一样，就具有价值了。发展经济学家关注这些议题并非源自暗黑和猎奇心理，而是这些事件造成的突然扰动能够帮助学者识别出因果关系。

如果学者已经建立起战争和国家能力之间的因果关系，那么接下来需要进一步廓清作用机制。战争是极端严酷的外部威胁，为了应对战争，政府需要征兵、加税、建立后勤系统。实现这些目标都需要政府知道人口、土地、亩产量及道路信息。而获得这些信息的前提是要有一支高质量的官员队伍。哥伦比亚大学查尔斯·蒂利教授（Charles Tilly）是这方面最有建树的政治学者之一。蒂利教授基于欧洲历史讨论了战争动员对民族国家兴起的影响。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蒂姆·贝斯利教授（Tim Besley）是这方面最有建树的经济学者之一。贝斯利教授通过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讨论了外部威胁对国家征税能力的影响。与这些研究相比，基于中国语境的成果还相对有限。我目前所从事的研究试图将国家产生和国家能力纳入经济学框架。经济学和政治学及历史学对该问题理解的角度稍有不同，比如更注重系统数据、因果关系识别以及对标一般性理论。

在国家产生之后，就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关系，首要问题便是央地关系。没有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能直接治理所有辖区。治理需要按照人口或幅员将整个组织分成若干层级，然后相应的派遣官员到岗位上履职。非人格化的央地关系与父子关系互为镜像或隐喻。如果什么事情都听父亲的，孩子就无法成熟和体会世界。如果放任孩子，则可能会失去掌控。央地关系的权衡要同时兼顾自主性和服从中央权威。在古代社会，对地方政府的治理可以通过分封：指派一个和君主有血缘关系的人。血缘关系是先天的忠诚指标。也可以采用郡县制，派一名有能力的官吏。郡县和分封是央地关系设置的两端，绝大部分时间央地关系处于之间的某个位置。

自主性设置是一个永恒问题，不光对国家，对任何一个组织，大到地方政府小到下属，都有类似困境。困境意味着没有标准答案，价值判断和风险偏好就特别重要。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下，确保中央政府权威是央地关系设置的第一要务，失去这一前提，则稳定和秩序都无法保证。短期由于地方政府自主性所带来的经济发展长期都会归零甚至变负。认识到这一点，就会理解我国传统政治智慧比如“外轻内重”“强干弱枝”及“居重驭轻”等原则。历史人物岳飞和袁崇焕的案例也需要在这个政治文化下加以考察才能理解其人物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