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家转型是现代化的政治性后果。现代国家观念的形成、政治结构的改变、政治主体角色的变换、现代化导向的政策目标的调整是国家现代转型的要素和条件。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进行了180多年的艰难探索。在1949年以后，特别是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国家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国家现代转型需要构建相应的理论，北大政治学的发展一直紧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政治经济理论、政府改革理论、政治发展理论、外交与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方面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传统国家；现代国家；现代化；国家转型；政治学
实践是理论的来源，理论是实践的导引，这是理论与实践关系的一般表述。国家现代转型既是一个客观必然的过程，也是一个面对诸多要素而不得不做出选择的自觉自为的过程。一个传统古老的国家要转变为一个现代国家，需要系统的理论构建，这种理论构建也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经过180多年的艰难探索，中国的国家转型步入了正常的轨道。在此过程中，中国知识界为中国国家转型的理论构建做出了贡献。
中国现代政治学与中国现代化历程相伴随，它被打上了中国历史的烙印，也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论证。透过中国国家现代转型，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政治学科的历史地位和思想贡献。本文把国家转型视为现代化的政治性后果，把现代国家观念的形成、政治结构的改变、政治主体角色的变换、现代化导向的政策目标的调整看作国家现代转型的要素和条件，以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国家现代化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为背景，试图说明北大政治学的理论贡献。
一、现代化的政治性结果
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是社会变革的重要标志。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的文艺复兴，契约精神基础上的商业发展，新航路开辟和地理大发现，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兴起，这些历史事件被看作是现代社会来临的重要征兆。现代化意味着什么？国家现代转型需要什么条件？这是现代化研究的重要问题。
现代化通常被用来描述18世纪以来发生的、与工业化相伴随的社会和文化变迁现象，根据现代化研究的定义，现代化是发展中的社会为了获得发达的工业社会所具有的一些特点而经历的文化与社会变迁的过程。当代发展理论家一般把“现代化”一词理解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工业文明）转变的过程；其中，结构分殊化、权威理性化、文化世俗化被高度概括为社会现代化的主要内容。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深刻变化，它产生了一系列结果。20世纪7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从9个方面系统概括了这个过程的特点和后果。综合现代化研究成果可以看到，现代化给人类带来了一系列变化，其中包括学术知识上的科学化、政治上的民主化、经济上的工业化、社会生活上的城市化、思想领域的自由化和民主化、文化上的世俗化等。
从比较严格的意义上看，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起步一般被追溯到18世纪中叶英国开启的工业革命。现代化理论的知名学者艾森斯塔特（Alfred Eisen-staedt）从历史解释学的角度做出定义：就历史的观点而言，现代化是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向现代类型变迁的过程。就现代化开启和扩散的具体过程而言，艾森斯塔特认为，它在17世纪至19世纪形成于西欧和北美，而后扩及其他欧洲国家，并在19世纪和20世纪传入南美、亚洲和非洲大陆。现代化被认为是文明要素的创新、选择、传播、退出交替进行的过程，也是世界各国追赶、达到和保持世界先进水平的国际竞争。今天，经典理论认为现代化包含两个基本过程：一是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的深刻变化；二是后发国家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进程。无论怎么表述，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国家现代化不仅意味着传统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管理方式等方方面面的深刻变化，更重要的是产生了一个由分散的、相互“独在”的地方社会走向统合的整体性国家的国家化过程。
现代化最大的政治结果就是作为全体人民共同体的“统一国家”以及以“国家”为单位的国际体系从观念到制度再到政策的逐渐形成。因此，所谓现代国家的构建，实际上就是要完成两个过程：第一，作为人民共同体的“统一国家”的形成过程，这是一个克服地域性、家族性、民族性等传统要素的隔阂和障碍，以统一的国家意志和国家力量为核心，构建国家的边界认同、观念认同、制度认同、政策认同、文化认同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形成统一的国家观念，并且需要有主导性的政治力量来凝聚人心，整合社会利益，并将“人民性”和“公共性”理念导入国家生活，形成社会公认的制度和政策，推动国家内部的一体化（包括市场、行为规范、语言文化等）和均等化发展，形成和保持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竞争优势。第二，作为国际体系成员的“独立国家”的形成过程，是实现领土、主权和治权的国际确认，并使国家行为遵循由平等独立的国家之间相互认可的双边或多边协议基础上所形成的国际秩序的过程。这个过程也需要有主导性的政治力量来引领国家走上与邻为伴、与邻为善、和平发展的文明道路。
不论国家性质如何定义，也不管国家起源如何解说，国家作为一个古老的存在，恰恰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所谓国家的现代转型，就是指那些现实中无论通过什么方式建立的国家形式，诸如“部落国家”“王朝国家”“天下国家”“军事国家”等，向着具有“现代”特质的国家形式转变的过程，体现为国家组织内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诸体系在内的多向度的全面转型”。
二、国家现代转型的要素
在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对于国家的讨论一直没有中断。人们从不同角度解释国家，仅英语世界就形成nation、state、country、commonwealth等不同表述。在政治学的解释中，国家是包括人口、领土、主权及作为主权代表的政府的政治共同体。从历史上看，国家是指基于血缘联系，拥有共同语言、文化的族群（种族）占据比较固定的领土，建立政府或者统治权威机构的组织。今天，这样的国家分布全球。据统计，被国际普遍承认的国家有197个。
何为现代国家？至少存在历史解释和要素解释两种思路。所谓历史解释思路，就是依据历史现实，将国家演变过程分为不同阶段或形态，确定某一个重要时间节点为“现代时期”的起点，分析说明这个时期的国家状态。比如，对西方国家的历史分析强调从以希腊城邦为代表的城邦制国家（city-state）到帝制国家（马其顿或罗马帝国）再到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演进。它将在1648年欧洲三十年战争后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基础上形成的民族国家视为现代国家的主要范本，把主权、疆域、民族、平等独立当作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志。
所谓要素解释思路，就是依照国家要素的变化来定义现代国家，强调以下几个标志性特点：（1）“统治者”及官员的专业化；（2）权力的集中化与管理的科层制，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统一的法律体系，构成宪法—法律—行政命令的规范体系；（3）政治权力的公共化和制度化（非人格化、非家族化），这意味着公共权力与执政者名义上分离———执政者不再是国家和公共权力本身，而只是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的执行者（代表制）。此外，它还意味着公共权力被限制在法定的范围内，公共权力的行使须遵守现行法律，而非统治者的个人意志和偏好（即所谓法治）。
无论遵循哪种解释思路，“现代国家”实则包含两重标志性含义：一是国际政治意义上实现领土和治权统一的政治共同体；二是政治发展意义上确立法治与民主问责制的共和国。从政治发展的意义上说，国家治理者（统治者）本身是否受到宪法和法律的有效约束，是衡量国家现代与否的关键性指标；在“主权和治权分开”的基础上实行“有限责任制”，即责任政府依法而治，则是“现代国家”治理的主要方式。
多年来，人们努力区分传统国家、现代国家、转型国家的概念，试图对历史过程中的不同国家形态和现实存在的差异化国家形态做出分类和解释，把从传统国家到现代国家变迁的过程称为国家的现代化转型。综合考察这些研究，被视为国家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或重要条件包括：现代国家观念的形成、政治结构的改变、政治主体角色的变换、现代化导向的政策目标的推进。
现代国家区别于皇权国家，在国家形成、国家性质、国家职能、国家结构和政府权力来源等根本问题上形成了全新的理念：把“人民性”看作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志，把“民主共和”看作现代国家的重要形式，把民有（of the people）、民治（by the people）、民享（for the people）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理念，把国家定义为“自由人联合体”，强调人民同意、人民主权、人民参与、人民监督等核心概念。
现代国家区别于极权国家，体现为在政治结构上发生重要改变：（1）主权和治权分离，主权属于人民，治权交由具有管理经验和治理能力的政治精英掌管，并通过多种方式，让民众选择和更换“管家”，实现“人民统治”与“精英管理”的有机结合。（2）贯彻专业分工、保障民权、限制公权原则，对治权进行合理分工、分权，保证治权的“有效性”和“有限性”的统一。（3）无论采用单一制还是联邦制，明确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合理的管辖权限，通过宪法和制度安排以及足够的强制力，维护和强化国家的统一性。
现代国家区别于强权国家，强调国家的“公共性”和“认受性”，从根本上否定“权势集团”和“利益集团”特权利益的合法性。与此相关，政党成为体现国家公共性的重要角色，政党制度成为提供国家“认受性”的重要结构。在现代政治体系中，政党是政府运行的主角，并且为现代政府运行提供了合法性途径。政党作为“连接民众与政府的桥梁”，被认为是实现社会“利益聚合”、完成国家“政治整合”和实施大众“政治社会化”的重要渠道。
现代国家区别于神权国家，以世俗化的现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为目标，追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环境、外交等各个领域，制定和实施与工业化、信息化、科学化、社会化、国际化等“现代性”并行不悖的政策。
总而言之，国家的现代转型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它要使国家的运行从传统的轨道转入现代的轨道。为此，需要修桥补路，铺设轨道，还要通过适当的推动力量，实现国家运行的转轨。今天看来，国家生活良善治理的哲学理念、自由市场基础上的经济起飞、宪法至上的法治制度、务实有效的政党推动，是国家现代转型不可逆转的重要保障。
三、北京大学政治学的贡献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算起，中国现代化进程已经走过180余年。把这180多年分成三个阶段，可以看出中国现代化不同时期的不同状况。在清朝统治的最后70年中，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王朝帝国，不断遭受西方国家“坚船利炮”的挑战。由于清政府的短视和无能，中国国家安全和领土领海利益受到极大伤害，不甘于落后挨打的中国仁人志士为改良、革新而努力求索，先后酝酿和实施了洋务运动（1860—1895）、戊戌变法（1898）、清末新政（1901—1911），中国延续千年的王朝政治最终由于辛亥革命（1911）而画上句号。之后，在38年的中华民国阶段，国家陷入外敌入侵、内部分裂的状态，各派政治势力为了争夺国家的统治权而斗争。这个过程最终以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国民党战败退守台湾而告终。应当承认，中华民国的建立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但终因传统守旧势力强大，社会利益分化严重，缺乏足够强大的主导和整合力量，那时的政治派别及其精英未能完成国家的统合任务，因而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家贫穷落后、人民艰难困苦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出现了根本性转变的契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宣告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国家现代化改造方案的诞生。这种方案抓住了中国最大的实际，即从农民和工人等广大劳苦大众的立场出发来寻求解决问题，放弃为“病入膏肓”的中国寻找“良药”的努力，直奔“建造一个新中国”的目标。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主政70余年，实现了国家政治转型、经济起飞、社会发展，目前正在努力追求面向现代化的治理变革。2013年中国政府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9年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2020中国政府制定2035年远景规划和2049年实现现代化强国的行动计划。这一系列政策和行动表明，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家现代转型步入正常轨道，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并且产生发展效应，在国际体系中也拥有了应有的地位和话语权，相信未来中国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目标和步伐将更加坚定。
北京大学与中国现代化的历程相伴随，与国家发展紧密相连。从京师大学堂建立，到辛亥革命之后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从蔡元培校长实行北大改革，到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再到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直到今天的“双一流”建设，北大与中国共产党和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肯定北大的地位和贡献：“长期以来，北京大学广大师生始终与祖国和人民共命运、与时代和社会同前进，在各条战线上为我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北大与现代中国的关系主要体现为政治学与国家发展的关系。北大代表着中国现代大学的开始，北大的政治学也代表了中国现代政治学发展的开启，北大政治学的发展变化以及代际交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国家转型理论构建的探索过程。为什么北大能扮演这样的角色？为什么北大政治学与党和国家有着如此紧密的关联？这源于北大政治学本身的特殊性。
北大建校以来，政治学一直是它的重要学科。可以说，北大是中国现代政治学的摇篮。作为一门与现实政治高度契合的学科，政治学从一开始便与国家的发展休戚相关。中国共产党救亡图存、践行历史使命以及国家建设、国家治理现代化路径的探索，都与政治学议题直接相关。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严复这些人物在北大开展的思想活动，在创办的《新青年》等刊物中所讨论的问题，都体现了当时政治学研究的重大议题。这些议题归结起来就是中国如何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初心使命以及今天所设定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目标，都与这些议题一脉相承。
让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北大政治学科的发展历史。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是“戊戌变法”的产物。所谓“变法”，实质上就是中国谋求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1898年，京师大学堂宣告成立，第二年即在仕学院内设立政治专门讲堂。1902年，政治科被列入“大学专门分科”计划的“七科”之一。1910年，京师大学堂首次以法政科—政治学门为单位招收政治学专业本科生。1913年，政治学门12名本科生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标志学科和学系建立完成。1919年，北大“废门改系”，政治学门正式定名为政治学系。百余年来，政治学前辈筚路蓝缕、孜孜以求，李大钊、张慰慈、钱端升、张奚若、许德珩、萧公权、罗隆基、王铁崖、赵宝煦、罗豪才等都曾在这里执教授课，他们最早在中国系统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传承政治文明，培养后辈学人。
1980年北大恢复政治学独立学科地位后，北大政治学也伴随着改革开放全过程，为中国4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国家现代转型提供了重要的论证。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代化迈出了前所未有的步伐，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今天回顾40多年的历史，并从国家现代转型的视角来梳理政治学的成果，北大政治学所做出的重要学术贡献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说明。
第一，国家现代转型需要创新政治经济理论，这种政治经济理论显然不同于以往的自由市场理论，也不同于计划经济理论。在国家转型的政治经济理论构建方面，北大政治学人与全国同行共同努力，打破传统理论教条的禁锢和限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提供了论证；同时，创新思想和理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提供了论证。如果说经济学提供了市场机制的论证，北大政治学则更多地提供了政府机制的论证。今天，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的有机配合，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
第二，现代国家转型需要构建政府创新理论，这种创新理论应该为政府改革提供方向。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几乎每隔5年就要推出一轮政府改革，经过不同主题和不同目标的政府改革，最终将“计划型政府”和“发展型政府”两种模式结合起来，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府模式。在此过程中，北大政治学积极参与政府职能和作用的讨论，围绕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等问题，探究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式，讨论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建设以及“放管服”改革等议题，提出有效政府与有限政府的理论，为中国政府改革提供论证。
第三，现代国家转型需要构建转型政治发展理论，这种政治发展理论能够以国家的历史和国情为基础，以解决国家发展存在的现实问题为导向，摒弃制度解构和制度移植的简单结论，广泛吸纳民主转型理论、政治稳定理论、政治参与理论、政治合法性理论、社会建设理论等理论的合理要素，提供合乎本国发展规划、解释和引导本国实践的概念和命题。北大政治学致力于构建政治理论体系的探索，建立了区别于以往阶级分析这种单向度线性理论框架的多元化、多视角、多维度的政治学理论模型；并且，以治理变革为核心，突破基于政体理论的自由民主改革定义的局限性，将中国的改革定义为“治理改革”，从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等不同角度论证了中国全面改革实践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同时，以中国实际和实践为基础，以中国问题为导向，以中国故事和经验为内容，形成对中国政治问题的解释，即国家治理的系统性解释，阐释了治党、治政、治民的任务，并对中国制度及其治理的优势做出学理性解释，对中国的治理实践经验，包括政党治理（党的领导及其制度）、贫困治理、环境治理、腐败治理、社会治理等进行理论总结。
第四，现代国家转型需要构建既符合国际准则又适合国情和发展阶段的外交理论和国际战略。北大政治学从战略高度分析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际环境，聚焦大国关系和国际互动的历史及现状，分析国际贸易、意识形态、地缘政治、产业竞争等要素对外交和国际关系的影响，力求突破现实主义零和博弈逻辑，阐释了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理论和政策路径，在国际学术界清晰表明中国立场，系统总结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和地区合作的经验，围绕全球治理的政治逻辑，在国际组织决策、气候政治、贸易政治、发展政策等重点领域开展前沿性研究，构建了基于中国实践、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经济理论、国际组织理论和全球治理理论。
注释略。
燕继荣，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北大政治学评论》2021年第2期（总第10辑），第3-1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