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此起彼伏的煤矿灾难，已经吞噬了无数矿工的生命。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对此都寄予了高度的关注，也采取了很多积极的应对措施，但是，情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为什么“前车之覆”不能成为“后车之鉴”？为什么数量众多的规章制度、层层叠叠的监管机构不能有效地遏制矿难的频繁发生？这样一些疑问，在我心中盘旋已久，且挥之不去。近日在农村调研，偶然遇到在乡政府作小职员的旧友老普。他的一席话，让我更深切地理解了矿难——特别是发生在乡镇煤矿里的灾难——是怎样发生的。我甚至突发奇想，如果对这个问题加以详细的探究，也许还可以成就一门“矿难社会学”。
老普耳闻目睹的矿难，主要发生在乡镇煤矿。在老普生活的这个产煤大县，大大小小的矿难几乎每周都在发生，只是没有报道罢了。那些在中央媒体上得到披露的矿难，只不过是冰山之一角。
老普介绍说，遍地开花的乡镇煤矿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乡镇政府投资兴办的，称为乡办煤矿；另一类是由村集体投资兴办的，叫村办煤矿。大致在四五年前，当地小煤矿的经营体制经历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无论是乡办煤矿还是村办煤矿，先后都卖给了私人。当然，按照国家正式法律的规定，矿山的所有权是不能卖的。因此，严格说来，私人购买的只是煤矿的经营开采权。但在老普以及当地村民们看来，法律上的这种区别根本就不值得理会。他们普遍认为，乡镇政府或村委会已经把煤矿卖给私人了；煤矿已经被私人买下来了。
这几年，由于能源供应日渐紧张，原煤的价格也涨了好几倍。同样的原煤，十年前每吨只卖100多元，现在已经升到每吨500或600元左右。因此，那些正在开采的煤矿就像一只只正在下着金蛋的母鸡，成了炙手可热的紧俏商品，这就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对于煤矿开采权的购买欲望。
老普给我算了一笔帐：在煤矿出售的过程中，作为出售方代表的乡政府负责人或村委会负责人，可以狠狠地捞一把。比如，一家煤矿的市价是50万，那么，作为购买方的私人老板，他的出价情况大致是这样的：向乡政府或村委会公开地支付比如40万，同时，向乡政府或村委公的几个核心决策者私下里再支付大约10万或15万。私下里支付的这笔钱，分别装进了几个决策者的腰包。公开支付的那笔钱，则成了乡政府或村委会的收入，乡政府或村委会的负责人既可以把这些钱用来购置汽车、盖房子，也可以用于其他事项，比如向上级机构的实权人物行贿，以换取个人的升迁机会，等等。不管怎么说，通过出售乡村小煤矿，乡政府、村委会的核心人物，都可以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私人老板既然花了不菲的价格买下了煤矿，他当然有理由最大限度地追求自己的利润。因此，这些老板们奉行的基本原则，就是以最少的经济投入获得最大的原煤产出；相应地，安全生产方面的投入必然严重不足。在老普供职的那个乡，就有几个这样的老板，他们都急于把购买煤矿的数十万巨额投资早点挣回来；至于保障安全生产方面，不仅可以省的钱在省，很多不该省的钱也在省。在安全无保障的条件上下，矿难的频繁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虽然国家已经制定了种种规章制度，但在实践中都无法“较真”。因为，严格执行这些规章制度就意味着投入增加，利润减少。换句话说，对于经营煤矿的私人老板来说，国家的规章制度与他们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冲突。由此决定了老板们的基本立场：尽可能规避国家正式的规章制度。
那么，政府的监管机制到哪里去了呢？在乡镇政府内部，设有专门的企业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企办室”），他们当然有义务对私营煤矿的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监管，但是，这个监管机构几乎也失灵了。老普给我做了一个简单的分析：由于现在的乡镇财政普遍恶化，“企办室”的生存，都还要依赖于这些私营煤矿交上来的管理费。“企办室”也是一个“经济人”，它在收取常规性的管理费之外，经常还要额外地向老板们直接“要钱”——“要钱”的时候，甚至都不需要任何借口或名目。多收来的钱，既可以作为“企办室”工作人员的福利，但更多地用于“企办室主任”的花销，比如，他可以利用这些钱财，向乡镇政府的主要领导行贿、向上级机构的实权人物行贿。至于行贿的目的，又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积极的方面是为了职务上的升迁；消极的方面，则是为了保住现在这个职位。所以，现在的“企办室”，经常会不定期地向私营老板直接索要，比如3000元或5000元，等等。面对这些“勒索”，煤矿老板们一般都不敢拒绝，因为，只要你拒绝了，“企办室”就可以责令你这个煤矿“停业半年”，并责令你严格按照国家标准进行“整改”。由此产生的支出或损失，可能就是数万元甚至数十万元。因此，煤矿老板们一般都会答应“企办室”或乡镇政府的直接索取。当然，对于“企办室”或乡镇政府来说，既然额外地拿了人家的钱财，在监管方面就只好“睁只眼闭只眼”了。更进一步说，如果真让这些私营煤矿按照国家标准进行“整改”，煤矿老板获取的利润将会大幅度下降，甚至无利可图；如果煤矿“瘦”得太厉害了，“企办室”的财源也会随之枯竭；如果所有的私营煤矿都跨了，“企办室”本身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可见，“企办室”以及它背后的乡镇政府，它们的经济利益与煤矿老板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也有一致的一面，存在着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因此，乡镇政府及其“企办室”，并没有动力严格按照国家标准对煤矿的安全生产进行监管。
在乡镇“企办室”之外，还有其他的监督管理机构，比如县政府内设的安全生产办公室，从中央到地方垂直设立的煤矿监督机构，以及侦查重大责任事故罪的检察院等等，但这些机构同样无法有效地履行监管的职责。据老普的分析，造成这些机构监管效能低下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纳为这么几个方面：其一，乡村小煤矿太多，且常常处在交通不便的山沟里，上级政府设立的专门性的监督机构，不可能经常性地监督每个煤矿的日常生产。其二，县检察院、县安全生产办公室之类的机构，也在向这些煤矿老板直接索取金钱，也在接受老板们提供的各种招待、礼金。因为，这些机构与乡镇“企办室”一样，也在千方百计地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也是一些不折不扣的“经济人”。其三，一些实力相对雄厚的私人老板，甚至还与这些监管机构的负责人之间，形成了以经济利益为纽带的亲密关系，诸如此类的因素，极大地消解了众多监管机构的监管效能。
概括地说，这些私营煤矿的老板们用金钱“摆平”了各路监管者，然后，用最小的安全投入换取最大的经济利润。在这样的生产过程中，私营老板与各路监管者的经济利益分别都实现了最大化，但与此同时，矿工们的生命安全则会处于经常性的危险之中。
有人可能会说，既然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矿工们可以拒绝下井嘛。这话听上去似乎有道理，但在实践中，却是不可能的。因为，对于那些正在安全隐患严重的矿井下劳作不止的矿工们来说，这几乎就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他们没有其他更好的技能，他们不能通过其他更安全的方式来养活自己、养活家人，他们别无选择。“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就是对这群矿工们的真实写照。
200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