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棨云：“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1]（《本事诗·高逸》）“诗史”的含义有两端：一、诗中所反映的社会历史；二、诗中所反映的杜甫个人生活经历之史。故杜甫诗，尤其是安史乱后之诗，其中所反映的社会生活、诗人个人生活大多历历可考，对于杜诗编年以及杜甫行踪等，研究界虽小有歧说，其大端多倾向一致，甚少歧见。本文拟对杜甫生活中甚为重要的一段——“弃官”华州西行秦州提出一些新见。愚意以为，传统的杜甫弃官华州西行入秦说并不成立，杜甫非自动弃官而是被动的罢官，而罢官的原因则与他在华州任上过于荒怠政务并触犯职律有关。臆考未能周详，粗疏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杜甫“弃官”华州材料的梳理
关于杜甫弃官华州西行，两《唐书·杜甫传》均有记载。《旧传》所记极简，云：“时关辅乱离，谷食踊贵，甫寓居成州同谷县，自负薪采梠……”[2]（《旧书》卷190下），在“关辅乱离，谷食踊贵”与“寓居成州”的因果之间，缺少了极重要的类似“弃官”等字眼。《新传》所记较为周备，云：“出为华州司功参军，关辅饥，辄弃官去，客秦州，负薪采橡栗自给……”[3]（《新书》卷201）遂为后世治杜者所宗，至于今，并无异说。
杜甫无有科第，入仕后仅为左拾遗，华州司功之后，晚年在严武幕检校工部员外郎，其位皆卑下。杜诗尝云：“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旅夜书怀》）他的诗，到了晚年才引起社会重视。仕宦经历的短暂而简单，国史馆无“行状”之类的文字保存；杜甫生前未能编辑其文字，故无有亲旧知交所为之集序；死时潦倒，“旅殡岳阳”，安葬殊草草，无当时人所为墓铭，故两《唐书·杜甫传》的撰写，应是多据其号为“诗史”的诗歌予以归纳而成。这就造成了杜甫生平记录的一个现象：其诗详而明者其传记亦详而明，其诗略而不详者其传记亦略而不详。弃官华州西行秦州恰恰是杜诗中略而不详的一段（详见下文），所以两《唐书·杜甫传》上述记载都存在严重疏漏和错误。
《旧书》的编纂在后晋天福六年(941)，止开运二年(945)，据杜甫之卒，已170余年。其关于杜甫离华州寓居成州的记载，材料盖取自唐代的两条资料。一是樊晃的《杜工部小集序》，云：“至德初，拜左拾遗，直谏忤旨，左转，薄游陇蜀，殆十年矣。”[4]（仇兆鳌《杜诗详注》又见唐文拾遗卷23[5]）樊晃玄宗时进士第，大历间为润州刺史，是杜甫同代人，《杜工部小集》即是他为润州时所编就。杜甫生前未尝与樊晃有交游，大历五年杜甫卒，樊晃或是有感于杜甫生前的寂寞和诗名的渐盛，遂“采其遗文凡二百九十篇……且行于江左”（《序》）。序中对杜甫生平家世有简略叙述，“左转”当即指杜甫的移官华州司功，“薄游陇蜀”指杜甫的西行秦州、成州和蜀地，未及杜甫缘何离开华州。另一条资料是元稹的《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元稹宪宗元和间为江陵士曹掾，当元和八年(813)，杜甫孙嗣业来耒阳迁其祖柩于偃师，途遇元稹于江陵，乞为墓铭，去杜甫之卒已四十三年矣。元稹《墓铭并序》的写法颇与同时人所为墓铭相异，其序的内容大多是对诗歌史的议论和对杜甫诗歌的评价，其系词乃涉及杜甫身世及经历，而语颇简要。关于华州司功及陇蜀寓居一节，仅云：“以直言失官，出为华州司功，寻迁京兆功曹。剑南节度使严武状为工部员外郎，旋又弃去。”[6]（《全唐文》卷654）元稹原本对杜甫的经历不甚了然，嗣业对其祖的行迹也殊茫然，所以元稹这一段系词不但未及杜甫缘何离华州任，且不及西行秦、成，又多出了“迁京兆功曹”这一毫无影响的说法。
中有关记载，借鉴《旧传》甚多，但叙述之间，语较周备，关于杜甫离华西行秦、成，其材料盖源于王洙的《杜工部集记》[4]。王洙为宋仁宗时人，但其《杜工部集记》之撰，在仁宗宝元二年(1039)，早于《新唐书》之始编五年，故《新唐书》完全有可能采其说入杜传中。《集记》云：“出甫为华州司功。属关辅饥乱，弃官之秦州，又居成州同谷，自负薪采梠，餔糒不给。”宋洙在《旧传》的基础上，关于杜甫离华西行的原因，加进了很关键的“弃官”一语，遂为《新唐书》所本。在没有可靠资料的情况下，“弃官”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宋洙不过是感觉到《旧传》“关辅乱离，谷食踊贵”与“甫寓居成州同谷县”之间缺乏必要的因果联系，他或者还从杜甫华州、秦州诗中读出了一些杜甫“退隐林下”的消息，于是便想当然地加入“弃官”一语，其实是不可靠的。
二、略说杜甫不可能主动弃官
先说两《唐书·杜甫传》谓杜甫“弃官”是因为“关辅乱离，谷食踊贵”（《旧书》）、“关辅饥”（《新书》）的不足据。两《唐书·肃宗纪》及《资治通鉴》均有京师“久旱”、“天下饥馑”的记载，《新纪》还有皇帝“减常膳服御”的记载。问题在于关中“谷食踊贵”与杜甫“弃官”并无必然联系。受“谷食踊贵”影响最大的自然是农民，以及其他无衣食依赖的下层百姓及“旅食京华”的寒士之流，但对身为华州司功参军的杜甫的影响可谓甚微，因为他毕竟有官俸可以依赖。即使因为“谷食踊贵”使杜甫的举家生活水平下降，杜甫并非丰衣足食宠惯了的富家子弟，比起当年他困居长安时“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生活并不算什么。乾元间的关中久旱，两《唐书·肃宗纪》上元后再无续闻，可见不久就得到缓解；由杜甫秦州期间诗《遣兴三首》可知，乾元二年秋末，秦州一带时雨已降，“耕田秋雨足”，以关中与秦州距离之近，气候之相接，则关中一带旱象亦应解除。关中地处秦岭北麓，本来就是春夏少雨易发生旱灾的地方，即久旱成灾在两《唐书》中也可说是“史不绝书”。杜甫久居关中，对此不可能不知晓，怎么可能逢一次旱灾就“弃官”出走呢？
前代注杜的几位大家、当代研究杜甫的几位大家，对于杜甫离华、西行秦州，并不拘泥于两《唐书》旧说，尤其是当代学者，复能从当时的社会政治和杜甫处境出发挖掘其“弃官”的深层原因。他们的观点，约而言之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一、对统治者，具体说就是肃宗感到绝望；二、对贬官华州司功极为不满；三、贬官华州后，一味有高蹈之志。以上三点是联系着的。客观地说，这些情况是存在的，但都不至于导致弃官。
先说第一点。唐肃宗当然不是“中兴”之主，平叛战争屡有受挫，与他的平庸有关。但唐肃宗尚非昏君，当乾元元、二年之际，平叛战争中的肃宗还是有一定号召力的，且肃宗重用郭子仪、李光弼等名将，战争虽有胜败，总的趋势尚是良好的。肃宗任用的几位宰相，亦多干练之臣。杜甫是目睹了天宝后期玄宗昏愦的过来人，相比于天宝后期，政治的清浊，杜甫自能判断。乾元二年春，杜甫有《洗兵马》三首，因叛乱平定在即（时九节度使兵围安史叛军于邺成），杜甫对国家前途充满信心，诗中对肃宗封爵太滥等事虽微有批评，但盛赞肃宗将相得人，其第二首甚至云“后汉今周喜再昌”，以汉光武、周宣王比肃宗，赞美无以复加。九节度之师溃于邺城，与肃宗虽重用郭、李而不能专任、又过分牵于寺宦有关，但杜甫对国家前途似并未丧失信心，观“三吏”“三别”总的情绪可知。肃宗的举措失误，固有多处令杜甫失望、乃至大失望之处，但不至于绝望。杜甫是以儒家兼济天下为己任的，对玄宗、肃宗，他都是抱着“不忍便永诀”的态度的。关于这一点，可资引证的杜甫的诗太多太多了。
次说杜甫对移官华州司功参军的怨怼。乾元元年六月，杜甫坐房琯党，由左拾遗出为华州司功参军。甫有《至德二载甫自金光门出间道归凤翔乾元初从左拾遗移华州掾与亲故别因出此门有悲往事》诗，云：“近侍归京邑，移官岂至尊？无才日衰老，驻马望千门。”不言左迁而言“移”官，是符合事实的。以品秩言，左右拾遗从八品上，州司，上州从七品下，中州正八品下，下州从八品上[7]（《唐六典》卷30）。华州为中州，司功参军的品秩，在左拾遗之上。唐人重内职，左拾遗为近侍之官，地位颇清要；但华州近在京畿，又不似其他荒僻远州可比，移官华州，杜甫不应有太大的怨怼。重要的是，既已入仕，杜甫必然有“宦海沉浮”的心理准备。唐人中，朝为宰辅显宦而暮为遐方小吏的例子太多了，绝少有人弃官以示对抗者。
关于杜甫移官华州司功后产生的“退隐”情绪，最不能视为杜甫弃官情绪的真实反映。唐人动辄就有隐居避世情绪的流露，多不可认真对待，多数不过是表示瞬间虚拟向往，或是附庸陶潜的高趣罢了。何况杜甫本无归隐意向。倘要说有，就是那首有名的《早秋苦热堆案相仍》罢？诗云：“七月六日苦炎热，对食暂餐还不能。常愁夜来皆是蝎，况乃秋后转多蝇。束带发狂欲大叫，簿书何急来相仍。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足踏层冰？”[8]（《全唐诗》）仇兆鳌注：“上四早秋苦热，五六堆案相仍，末欲弃官避暑。”[4]（《杜诗详注》卷六）同卷引《杜臆》：“公以天子近臣，因直言左迁，且负重命，长官自宜破格相视。公以六月到州，至七月六日而急以簿书，是以常掾畜之，殊失大体。”[4]此诗不过因苦热、簿书堆积发发牢骚而已，仇注因先有弃官的成见，所以便释“南望”二句是“欲弃官避暑”。至于王嗣奭的那一段话，则觉回护杜甫太过。为什么曾任左拾遗就要得到州刺史的“破格相视”？司功参军掌官吏考课、选举、祭祀、佛道、学校、及表疏、书启等事，“选部铨曹，勤于他职”[6]（《全唐文》卷492），簿书堆案，是分内之事。杜甫在秦州也偶有退栖的诗句，对于杜甫的栖遁思想，还是他早年“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表白更接近他的思想实际。总而言之，一应所谓杜甫弃官的理由都不能成立，传统的说法值得怀疑。
三、对杜甫《立秋后题》“罢官亦由人”的辨析及其他现象的考察
乾元二年(759)春末杜甫自洛阳返回华州。仇兆鳌《杜诗详注》在“三吏”“三别”（均作于三月间）后排列的杜甫华州诗仅三首：《夏日叹》、《夏夜叹》和《立秋后题》。《夏日叹》二首写于本年五月，《立秋后题》写于七月（七月五日左右立秋），此后的诗，就都是杜甫八、九月之交抵达秦州以后的诗了。从三月到深秋，将近半年的时间，杜甫的诗作只有3首。这一段时间正是杜甫决意辞华西行的时期，说明辞华西行对杜甫精神影响之大。因心情之坏连诗歌创作也几乎没有了，这在杜甫此前和此后都是绝无仅有的。
《立秋后题》可以视作杜甫华州的告别诗：
日月不相饶，节序昨夜隔。玄蝉无停号，秋燕已如客。平生独往愿，惆怅年半百。罢官亦由人，何事拘行役？[8]
《杜臆》引张綖语曰：“公诗‘苦乏大药资，山林迹如扫’，又诗‘往与惠询辈，中年沧州期’，皆生平独往之愿也。余谓此诗（按即《立秋后题》）乃公转念以后一味有高蹈志矣。”无论是杜诗的旧注者还是今之研究者，评论这一首诗，似乎皆专注于“平生独往愿”和“何事拘行役”两句，于有意无意之间绕过了“罢官亦由人”，或者强为作解。如陈贻?{先生《杜甫评传》讲评此诗说：“老杜时年四十八，故有‘半百’之叹。知了叫个不停，更增加人的哀伤。秋燕亦如客子，不久将离此而去。我早就有了像庄子所说的‘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轻天地细万物而独往也’那种念头，直到今日还为此苦恼?。陶令《归去来兮辞》说：“既自以心为行役，奚惆怅而独悲？’那么就挂冠而去吧，做不做官还不是由自己来决定？——这简直是老杜的《归去来兮辞》，是他弃官的宣言书。可见他采取这一行动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所传因‘关辅饥’而弃官，只不过是托词而已。”[9]
杜甫明明说罢官，古之注者今之解者皆持《新唐书》之说为弃官，这是很令人诧异的。对杜甫来说，“罢官”是被动的、上司的行为，“弃官”是主动的、个人的行为，二者差异很大，是互相对立着的，在这个关键字眼上，杜甫岂能模糊？
可以肯定杜甫离华西行是因为罢官而非弃官。至于杜甫罢官的原因，将在下一节讨论，以下三个现象的辨析或将有助于对此问题的思考。
第一是杜甫除《立秋后题》言及罢官外，此后终其一生不再语及罢官事，甚至也不语及华州司功事。杜甫乾元二年(759)秋间抵秦州，至本年底发同谷往成都，其间有诗80余题120余首，写其在秦州、同谷间行迹至为详细，其中如组诗《秦州杂诗》20首，《遣兴》同题诗三题共12首，皆无一语言及华州事。杜甫晚年有自传体长诗如《壮游》、《昔游》、《遣怀》等，亦无一语言及华州罢官事。《壮游》诗长达五十六韵，自童年写到晚年，单是写为房琯罢相“廷诤守御床”之事即用去八韵，不避辞费如此。诗中“之推避赏从，渔父濯沧浪”二句，前句指由左拾遗改官华州司功，后句指漂泊陇蜀，含蓄地绕过了华州一段。这是颇令人奇怪的。前面说过，罢官是被动的、上司的行为，弃官则是主动的、个人的行为。倘是主动弃官，追步陶潜，是文人乐于自我标榜的事，杜甫不但不必回避，甚至可以一再言及；倘是被动罢官则又不同，因为罢官毕竟不甚光彩，言及罢官不免触动某种隐情。
第二是杜甫离华选择西行的路线。无论杜甫罢官或弃官华州，皆有一个往何处去的问题。对于杜甫来说，失去职位和固定的俸钱，又携家带口，家累颇重，生存和相对安定是选择去向的第一考虑。杜甫秦州时诗《寄高适岑参三十韵》云“无钱居帝里，尽室在边疆”，确是实情。长安居不得，故乡洛阳一带，正遭战争蹂躏，也归不得。早年曾寄家的奉先，仍在关辅以内，难以安身。设身处地为杜甫着想，以中国之大，委实没有一个理想的去处可以容身。相较而言，江南或者较好一些，中原战争较少波及，富庶较易立足。但是杜甫选择了当时颇为偏僻贫穷的秦州为落脚之地。秦州属陇右道，西距京师八百里[10]（《元和郡县图志》），自汉以来，古人戍边行役，皆视度陇为畏途，故古乐府有《陇头歌辞》。杜甫称秦州为“边疆”，又称秦州为“天末”（《天末怀李白》）；天末，天之尽头也。从地理、民族、文化等意义上讲，陇右道东南部确与关中及中原有较大悬隔。自秦汉以来此处即是羌、戎杂居之地，唐统一前，这一带少数部族政权频繁更迭，而当安史乱后不久，自乾元元年(758)到宝应初(763)四、五年之间，包括秦州在内的十数州即复“陷于西番”（注：陋见所及，惟一的例外是胡适先生，其《白话文学史》二编十四章《杜甫》说：“依上引《立秋后题》看来，似是他被上司罢官，并非他自己弃官去。”惜未作申论。）。杜甫《秦州杂诗二十首》云“降虏兼千帐，居人有万家；马骄朱汗落，胡舞白题斜”（其三）、“西戎外甥国，何得迕天威”（其十八）亦可证。《秦州杂诗》又云：“满目生悲事，因人作远游。迟回度陇怯，浩荡及关愁。”（其一）则说明选择秦州杜甫个人的心理准备也是很不够的，他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地域的陌生尚在其次，只要有所依赖也是可以的。但是从杜甫秦州诗中看不出他有所投靠，或者对秦州的生存有何预先的安排。《秦州杂诗》说“因人作远游”，但20首诗既不及所依之人，至秦州后亦无一诗及之。杜甫在秦州居留不到3月，又往距秦州200余里、地更偏僻的同谷。从《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可以看出他的生活陷入极端困窘的境地，“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其一）、“黄独无苗山雪威，短衣数挽不掩胫”（其二），景况尚不如当地农民。无论秦州还是同谷，其地的特点是避远，其《发同谷县》云：“始来兹山中，休驾喜地僻。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有意择“地僻”而居与生存条件的恶劣产生了矛盾，所以在同谷居不逾月又再往成都。杜甫为什么专择僻地而居？既居留数月何不向关中靠拢以图发展、反而逾走其地逾偏？这是不是罢官后杜甫某种心理的反映呢？
杜甫的秦州诗也值得讨论。《秦州杂诗》是写给长安的几位朋友的，其20云：“为报鸳行旧，鹪鹩在一枝。”“鸳行旧”当包括高适、岑参、贾至等在内，“鹪鹩”用《庄子》典，表示他将安于此地了。但是综观杜甫的秦州诗，他远未能作到息心于此。第一是他始终关注着时局和战局的发展，入世的情绪一如既往，并不因僻远而有所稍减。其诗极多，不具列；第二是他并未忘怀官场，时有眷恋官场的表述，似非“弃官”、与官场决裂者所应有。乾元二年秋，即杜甫初抵秦州未久，朝廷除薛据、毕曜官，甫有诗寄薛、毕，诗题文字较长，其作诗动机俱见其中，云：“秦州见敕目，薛三据授司仪郎，毕四曜除监察，与二子有故，远喜迁官，兼述索居，凡三十韵。”诗有云：“交期余潦倒，才力尔精灵。二子声同日，诸生困一经。文章开穾奥，迁擢润朝廷。旧好何由展，新诗更忆听。”仇兆鳌释：“‘二子’二句……身困而喜彼升迁也。‘旧好’二句……身衰而望其垂注也。”[4]（《杜诗详注》卷八）“身衰而望其垂注”，此岂主动弃官者所能有也？同时所作《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寄岳州贾司马六丈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均对朝中故旧高适、岑参、贾至和严武的迁谪表示关注，并对个人的索居凄凉有所流露，似乎也不是主动弃官的杜甫所宜有。特别值得讨论的一首诗是《佳人》。此诗是杜诗中寄托最深微的一首。仇兆鳌以为“当是实有其人，故形容曲尽其情”[4]（《杜诗详注》卷七），隔靴搔痒，完全没有说中诗人用心；陈沆以为写“放臣弃妇之情”[11]（《诗比兴笺》卷三），看出了弃妇与放臣之间的联系，切中要害。“弃妇”何谓也？遭“夫婿轻薄儿”遗弃之妇人也；“放臣”何谓也？遭君王罢官放逐之官员也。“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二句，是写弃妇兼放臣生动贴切的比喻。“在山”对弃妇而言，即在夫家、为夫婿所爱，对放臣而言，就是在朝为官、为君王所器重；“出山”对弃妇而言，就是为夫所弃而离开夫家，对放臣而言，就是不再为官，为朝廷所弃（罢官）。换一个角度看《佳人》，如果杜甫是主动“弃官”，主动与龌龊官场决裂，到秦州来就是为了追求避世独立的，哪里还会有“在山”、“出山”的感受呢？
四、关于杜甫罢官秦州原因的考察
关于杜甫罢官秦州的题目分两个层面：一是对传统“弃官”说的辨析，论证杜甫非主动弃官而是被动罢官，二是对罢官原因的考察。两个层面，难的不是第一点而是第二点。因为杜诗几乎不提自己离任华州的事，而其他文献亦无这方面的任何资料，所以以下对杜甫罢官原因的考察，只是解决这难点的一个出路，绝非惟一答案；换言之，关于杜甫罢官原因，仍有待于继续开拓思路，寻找更充分合理的答案。
我想从杜甫任职华州行踪着手。杜甫是乾元元年(758)六月坐房琯党出为华州司功参军的，计其时日，当于本月到任。七、八两个月，甫在华州，由《早秋苦热堆案相仍》诗可以看出他倦于文牍、情绪之坏。九月尝出访蓝田，有《蓝田崔氏庄》、《崔氏东山草堂》诗。崔氏即崔兴宗，崔氏庄在玉山（即蓝田山）东面，距华州百余里。崔兴宗留饮，计起时日，往返当在三、四日之间。十、十一月甫在华州，冬末往东都洛阳。甫有《冬末以事之东都……》诗。所谓“以事”，大约是挂念兄弟、故居、洛阳旧交等事。杜甫这次远行历时很久，乾元二年(759)三月初三日九节度使兵溃于邺城，杜甫是亲历了的，“三吏”、“三别”分别记兵溃后新安县、陕州（石壕村在陕州）、潼关县之吏，待他返回华州，大约已到三月底了。自去岁“冬末”计起，杜甫这一次远行历时在百日左右。至德二载(757)闰八月，杜甫在凤翔行在时尝往鄜州探家，是请了假并获肃宗亲准了的，《北征》诗云：“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室……顾惭恩私被，诏许归蓬荜。”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闰八月，墨制放还鄜州省家。“墨制”即墨敕，皇帝亲自书写、不经外廷之命令也，郑重如此。然而这一次“以事之东都”，却未闻是否乞假并获准东行的。州郡长官大约无权批准下属的百日长假，而华州司功的离职探友恐怕也无须照会远在长安的皇帝“诏许”。
综括杜甫在华州司功职一年的形迹，有三个印象：一、荒怠职事；二、私出州境；三、旷久不归。“荒怠职事”会影响到他的考课等第（考课标准所谓“四善”之一就是“恪勤匪懈”，[12]（《通典》卷十五《选举三》），而“私出州境”等则直接触犯唐代的法律[13]。《唐律·职制上》有多条法律对在职官员行为予以严格约束，而其中“刺史县令私出界”条、“在官应直不直”条、“官人无故不上”条等均于杜甫极不利。如“刺史县令私出界”条：“诸刺史、县令、折冲、果毅私自出界者杖一百。”“在官应直不直”条：“诸在官应直不直、应宿不宿，各笞二十，通昼夜者，笞三十。若点不到者，一点笞十。”“官人无故不上”条：“诸官人无故不上，及当番不到，若因暇而违者，一日笞二十，三日加一等……”杜甫的洛阳之行，如果是擅自离职，于以上各条均有严重违反。杖刑重于笞刑，故“私出界”是最严重的，不但洛阳之行，即九月蓝田之行也触犯此条。按禁官员“私出界”是秦、汉以来旧律，程树德《九朝律考》引《汉书·王子侯表》：“嗣阳邱侯偃，孝景四年坐出国界，耐为司寇。祝兹侯延年，坐弃绶印出国，免。”[14]引《功臣表》：“邗侯李寿坐为卫尉，居守擅出长安界，送海西侯至高桥，诛。嗣终陵侯华禄，坐出界耐为司寇。嗣宁严侯魏指，孝文后三年坐出国界，免。”（卷一《律令杂考下》）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条法律在唐代仍然被官员们严格遵守着。举几个例子。一个是韩愈。韩愈德宗贞元末与御史台同僚张署同时被贬，韩贬为阳山令，张贬为临武令。阳山、临武二县相邻，韩、张二人约定次年冬相会于二县县界，韩愈《祭河南张员外文》说到二人的相会：“期宿界上，一夕相语。自别几时，遽变寒暑。枕臂欹眠，加余以股。仆来告言，虎入厩处……”[15]两个县令寒冬相会于县界，竟遭老虎侵犯，良可怪也，历来注韩集者对此皆无发明。按阳山、临武县界处群山之中，山水纵横往复，并无明确的界线，相会于县界，可以说二人俱末“私出县境”，这是他们良苦用心或“狡狯”处。另一个是柳宗元。柳宗元有《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诗，诗云：“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蘋花不自由。”[16]（《柳宗元集》卷四二）时柳宗元为柳州，象县（象州治所）与柳州相邻，其直线距离不过百里左右。曹侍御寄诗宗元，而宗元不得与其相见并相送者，以不能“私出州县界”故也。黄生《唐诗摘抄》评此诗曰：“意言己为职事所系，不得自由。”（《唐诗汇评》引，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是为正解。
杜甫在华州任上的行为是客观存在的，唐代制约官员的法律条文也是客观存在的。私出州县界往蓝田，私出州县界往洛阳，而且旷职达百日之久，杜甫面临的处罚必然也是严厉的。不受捶楚之辱的最好结局就是罢官。因违反职守纪律而被罢官，本来是不宜申诉不宜张扬的，所以杜甫诗中几乎绝不提及华州任内事；因罢官而杜甫或觉没有颜面，所以他远走偏僻之乡秦州，途经长安，时也未与高、岑、贾等会见。总而言之，从“罢官”的角度看杜甫离华赴秦时种种作为，一切都显得易于理解而无滞碍了。
五、关于杜甫罢官的几点思考
关于杜甫的罢官，有几点题外的思考。第一，罢官是他为官行为的不检点导致的。此后10年多的漂泊陇蜀，造成了杜甫物质生活的极端困苦，也极大地伤害了他的身体，而远离中原和长安，远离家乡，则使他陷入绵绵无尽的痛苦之中。“三吏”、“三别”等诗固然反映了战争中中原人民的痛苦，也体现了杜甫愿与自己的国家、民族共同经受痛苦并从而走向安定光明的意愿。从“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观点看，这一段生活最后成就了诗人杜甫，但就杜甫个人的意愿而言，却不是他愿意接受的结果。倘若杜甫华州期间能谨于官守，那么他此后的生活和创作将是另外一种样子，起码他的健康状况将不会受到很大损害，不至于晚年在贫病交加中死于异乡，这难道不是我们乐于看到的结果吗？第二，杜甫华州为官期间行为的有失检点，与他自左拾遗移官华州产生严重失落感有关，而由此发生的怨怼情绪，则与他心理上长期存在的“房琯情结”有很大关系。房琯是朝廷重臣，于杜甫有私恩，这是一层；但房琯志大才疏，在国家危难之际，他的好空谈、务虚名又曾给国家带来很大危害，贺兰进明以晋王夷甫拟他，可谓深得要领[2]（见《旧唐书·房琯传》），这是另一层。所以，肃宗罢房琯相是正确的，而杜甫上疏廷谏则很无谓。《资治通鉴》：“太子少师房琯既失职，颇怏怏，多称疾不朝，而宾客盈门，其党为之扬言于朝云‘琯有文武才，宜大用。’”[17]（卷220，唐纪36，乾元元年）杜甫作为“盈门宾客”之一，不惜以自己左拾遗之职与朝廷对立，不过是在交友小节上表现有始终而已，政治上显得很不慎重，也不成熟。第三，杜甫“弃官”华州，虽然有《新唐书》为依据，但疑点很多。治杜者长期以来持旧说的原因，除了坚信《新书》外，或者还有一个企图把杜甫塑造成“完人”的心理。杜甫并非完人，华州罢官于“人民诗人”杜甫亦无少损。把它当作一个杜甫生平的学术问题来看待，这是我们应持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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