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是套用鲁迅先生纪念太炎先生时用过的旧题目。也不纯粹是为了方便。富仁兄年长我两三岁，我向来以兄事之；在78届研究生同学中，富仁兄后来的的学问成就最大、在国内影响也最大，加之他的侠义的品行，豪迈的性格，我既以兄事之，也宜以先生事之。

78年那一届研究生，西大中文系（今文学院）三个专业——古代文学、鲁迅研究、文艺理论共招了14名研究生，古代文学又分三个方向，我报考的是傅庚生先生的魏晋-隋唐方向。当时的校长郭琦定下来魏晋-隋唐与鲁迅研究是西大文科的重点，这是因为唐代文学导师傅庚生是国内知名学者，而鲁迅当年在西大讲过学，所以这两个方向的研究生各招收4名，其他专业只招收2名。这应该是郭琦校长对西大学术发展的远景规划。那一届研究生也有特殊之处：除了档案、户口粮油关系转来学校，工资及医疗关系仍旧在原单位。我是从陕南一个中学考进来的，工资每月由原学校寄过来，若看病，则须把收据寄回去报销。14名研究生与系里的教师一起学习开会，在教工食堂用餐，唯一与本科生相同的是佩戴白底蓝字的学生校徽。我们14人中，多数大学毕业已在十数年以上，所以都不愿意佩戴校徽，往往被77、78级本科生取笑。

三年的硕士时光，过得很紧张，因为大家都老大不小了，专业荒废很久，要看的书很多，而外语最逼的紧。每日钻图书馆或资料室，我与富仁兄不住一个宿舍，所以与他“交集”的机会并不多。中午饭或晚饭，若饭厅的桌子不够坐，我们七八个同学常常在饭厅外选一块地方围起来吃饭，边吃边说，如今回想起来，倒是一段值得怀念的时光。

有几件小事，渐渐地让我对富仁兄“刮目相看“。头一件是学外语。我们14人中，除罗钢（文艺理论专业）和曹林娣，大家都不约而同选了日语（罗钢本科学英语，曹林娣是北大古文献专业出身，日语已经过关）。富仁是山东大学俄语系五年本科出身，我原以为他可以不必再在外语上耽误功夫，但是他仍旧与我们一起选学了日语。我理解鲁迅与日本及日本文学关系深远，富仁选学日语有其道理。令我惊讶的是，富仁课余，又随罗钢自学英语。这样，三年硕士阶段，俄语不用说，富仁的英语、日语都有了相当的基础。这显示了他在为以后做学问预留了足够的资源，其深远的目光是很值得钦佩的。

第二件事是学术研讨会。我们刚入学不久，郭琦校长给文史两系的研究生打招呼，说明年（79年）五月给你们开学术研讨会，大家都要写文章。我的天！荒废了十年的我，连“学术”二字的含义尚不明白，写学术论文从何谈起呢？好在我当时正在读李义山集，对李商隐“就幕泾原、婚于王氏”（岑仲勉语）有一点体会，硬着头皮凑了一篇文章。研讨会在礼堂一侧的小教室举行，由系里负责科研的老师主持。两个下午，五六个小时，宣讲论文的多是鲁研四位和文艺理论二位，古代文学有二三位发了言，我是一直拖到最后，做旁听。直到宣讲结束，我把论文交到老师手中“交差”。富仁兄自然是第一个宣读论文的，题目好像是论鲁迅与俄罗斯作家，滔滔不绝讲了半个钟点，这篇论文不久在学报上刊出，他是我们同届研究生中第一个在学报上发表论文的。研讨会后不久，蒙万夫先生（当时的中年讲师，系里指定他为鲁迅研究方向研究生的辅导教师）应邀到宝鸡师院（今宝鸡文理学院）去作学术报告，蒙带富仁同行。回来后，蒙对我说：王富仁不简单！两个小时的学术报告，没有讲稿，滔滔不绝能讲下来。连说了几个“不简单”。蒙万夫与我很熟络，他研究现当代文学颇有成就，不轻易许人，能这样夸奖富仁，自然因为富仁有过人之处。富仁兄原是俄语系出身，在专业方面我起初没有太看好他。但是，自此以后，我对富仁兄就渐渐生了佩服之心了。

第三件事似乎牵涉到研究生同学之间的“内斗”。说是“内斗”并不恰当，不过是有一点小龃龉而已。研究生14人当中有4名党员，富仁的资格是比较老的，起初系总支有意让富仁作支部书记，但富仁坚辞，后来就由H君担任了。4名党员中，L君是预备党员，预备期一满就应该转正。但L君与H君因生活琐事发生过小摩擦，H君坚执不肯召开支部会议，L君的转正就久拖不决。情急之下，就只有富仁出面了。富仁先是与H君有较为激烈地争执，又找到系总支强烈反映，支部会终于召开，L君转正问题也就顺利解决。这件事最能看出富仁兄为人的正义和遇事敢出头。我是非党员，党内的事不参与，也不理解，但我在系办公楼走廊里能听到总支办公室传出的激烈争辩声。如此类琐事还有许多。李白有一首《酬中都小吏》的诗，其中有句说“中都小吏有俊气”；“中都”汉唐时属兖州，去富仁家乡山东聊城（富仁兄是从聊城中学考入的，我一直以为他就是聊城人）不远，所以我每用“豪俊”二字形容富仁的为人，以为如此是最恰当不过的。

研究生毕业后，富仁留校，我也留校。富仁的妻子（在家乡教小学）及儿子均在山东聊城，于是他打报告给学校人事处，希望能尽快解决家属调动。人事处的答复可能有些敷衍，富仁于是不再找人事处，开始埋头读书，准备考博。他被北师大录取、离西安赴京时，我们几个留校同学曾设“家宴”（上菜市场自己采购，宿舍里煤油炉自己动手炒）欢送他。富仁博士毕业，留北师大，他的论鲁迅《呐喊》《彷徨》的博士论文在《文学评论》分两次刊出。这个辉煌，不但在当时、就是在现在，也是少见的。那是富仁在学术上，尤其在鲁迅研究方面登上第一个巅峰之时。新疆同学薛天纬有诗悼富仁，有句说：“曾有文章惊海内”，就是指他的博士论文。此后，富仁有新书总要寄给我，我发现他研究的范围渐次越出了鲁迅研究，也越出了现当代文学，一部分文章，多以民初思想家研究为主。宏论滔滔，如江河东决而下，不可阻挡，仍旧是他一贯的风格。

其间富仁兄曾回过西大两次：一次是学校校庆，一次是富仁的硕士导师单演义先生去世。凡富仁回来，昔日的研究生同学，照例要设“家宴”款待他。席间，啤酒敞开喝，国际国内敞开谈，酒酣耳热，仍以富仁兄“放言无忌”为主。1991年，我与新疆薛天纬到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相约聚会于北师大，我先到，于是在富仁北师大的家宿了一晚。我说：富仁啊，你现在差不多是半个思想家了。富仁说：半个？我已经是整个一个思想家了！我打趣说：我可是以严复、梁启超、胡适为思想家标杆的呀。富仁笑说：如是，则假以时日、假以时日。两人相视而笑。

所以我总以为，富仁的去世，是学术界的损失，也是思想界的损失。虽然时下的大环境，难以再产生如严复、梁启超及胡适那样的思想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