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州杂诗二十首》，是杜甫在唐肃宗乾元二年（759）秋天，

离开华州，弃官西行，滞留于秦州（今甘肃省天水市）时所写的一组五言律诗。组诗的第一首写道：“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遊。”“西征问烽火，心折此淹留。”最后一首则说：“藏书闻禹穴，读记忆仇池。为报鹓行旧，鹪鹩在一枝。”表示要离秦南下。“遊行旧”指朝中故旧。由此可知，这一组诗从奔赴秦州开始，写到了即将离去，带有一定的总结意味。因此，这一组诗对于了解杜甫在秦州时的生活及思想状况，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诗的题目中用了一个“杂”字，诗的内容确也涉及到了杜甫秦州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诗中所反映的思想情绪，却是相当集中、并不芜杂的。

与此前的诗作相比较，杜甫的秦州诗有一个突出的不同之处，那就是归隐山林思想的一再流露。这二十首也不例外。秦州的东柯谷，被杜甫视为理想的隐居之地，这二十首诗中就有三首与之有关。第十三首写初次造访：“传道东柯谷，深藏数十家。对门藤盖瓦，映竹水穿沙。瘦地翻宜粟，阳坡可种瓜。船人近相报，但恐失桃花。”对此现实生活中的桃花源，他急欲一见。第十五、十六两首则是在身临其境之后，一再加以赞颂，并坚定地表示了将终老于此的愿望：“阮籍行多兴，庞公隐不还。东柯遂疏懒，休镊鬓毛斑。”“东柯好崖谷，不与众峰群”，“采药吾将老，儿童未遣闻。”对于秦州西南的仇池山，杜甫也是神往不已：“何时一茅屋，送老白云边。”（第十四）杜甫是自免去职，弃官西来的，急欲寻找一块足以安身的隐居之地。这种心情在诗中的连连出现，也并不奇怪。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杜甫的弃官，却值得深究。在离开华州的前夕，杜甫写过一首《立秋后题》，堪称一篇弃官退隐的宣言，其后半首是：“平生独往愿，惆怅年半百。罢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诗中表示了再也不能以心为形役，但没有进一步说明作出决断的原因。再往前推，就更令人困惑了。杜甫出身于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而儒家也并不简单地否定归隐。《论语》中就几次提到了隐士及孔子对他们的评论。《微子》篇说：“逸民”有伯夷、叔齐等人，而“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郑玄注：“言其直己之心，不入庸君之朝。”《卫灵公》篇则说：“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泰伯》篇还提出了出处的原则：“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杜甫写《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坦陈心迹，即曾承认“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但他又说：“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表示坚决不作巢父与许由，不走归隐之路。时隔四年，是什么原因促成了他人生的重大转折呢？

对于杜甫的弃官西行，《旧唐书·杜甫传》说：“关辅饥，辄弃官去，客秦州，负薪采橡栗自给。”《秦州杂诗》的第一首说：“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遊。”同是写在秦州的《寄高岑》则说得更清楚：“何太龙钟极，於今出处妨。无钱居帝里，尽室在边疆。”两首诗都提到了生计艰难。这一年关中大旱，造成了“关辅饥”的局面。不过，身为华州司功参军，有一份从七品官的俸禄可得，生活纵然不易，但较之写《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之前的生活，那种“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投简咸、华两县诸子》），情况总要好得多。为什么在长安困守时不曾动摇，而在华州却决计归隐呢？要说生计艰难就是杜甫弃官的主要原因，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仕途的坎坷，倒是不容忽视的一点。疏救房琯，诏三司推问在前，从左拾遗改官华州司功参军在后，杜甫确曾迭遭打击。前引写东柯谷的诗中，杜甫曾以阮籍、庞德公自况。《寄高岑》中，紧随“尽室在边疆”之后，杜甫进而说：“刘表虽遗恨，庞公至死藏。”再一次提到了庞德公。也是写于秦州的《遣兴五首》其二则专咏其人：“昔者庞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阳耆旧间，处士节独苦。豈无济时策，终竟畏罗罟。林茂鸟有归，水深鱼知聚。举家隐鹿门，刘表焉得取？”这里，杜甫想要仿效庞德公远祸藏身的意图，非常清楚。不过还是有点问题，乾元元年秋，杜甫改官华州，告别长安，写了《从左拾遗移华州椽》，诗中说：“无才日衰老，驻马望千门。”眷念不舍之情，溢于言表。到华州后，《至日遣兴奉寄北省旧阁老两院故人二首》则是在回忆了左拾遗生涯之后，抒发情怀，慨叹“何人却忆穷愁日，愁日愁随一线长”；“孤城此日肠堪断，愁对寒云雪满山”，婉转地表达了回到长安、为国为君效劳的愿望。何以在遭受打击之初未生此念，相对安定之后，反而要远祸藏身呢？可以肯定，在改官一年后，促使杜甫痛定思痛，决定弃官西行，必然另有原因。

在《秦州杂诗二十首》最后一篇的开头，杜甫满怀愤激之情地说：“唐尧真自圣，野老復何知！”唐尧是帝尧，他是受禅让而君天下，这里借指唐肃宗，他在灵武即位后不久，唐玄宗即将天下禅让给他了。自圣，《尚书·冏命》说：“仆臣正，厥后克正；仆臣谀，厥后自圣。”孔颖达疏：“言仆臣皆正，则其君乃能正；仆臣谄谀，则其君乃自谓圣。”这两句诗，流露了对于肃宗及朝政的失望与不满，而这一点，也就是杜甫所以弃官的主要原因吧！杜甫要像孔子所说的那样，“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作一个山林野老了。杜甫的失望与不满，开始于这一年的春天在洛阳回华州的路上。前一年冬，九节度包围了安庆绪困守的邺城，平定叛乱已是指日可待，杜甫因事回洛阳时，情绪非常高涨。乾元二年春，杜甫写了《洗兵马》，对河北土地的即将光復，中兴大业的即将完成，大加赞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洗兵马》中，杜甫要求“隐士休歌紫芝曲”，吁请他们不必再隐居避乱。很可惜，由于肃宗猜忌功臣，未能“独任朔方无限功”（《洗兵马》），将指挥权授予郭子仪，而是让宦官鱼朝恩充当实际上的统帅，处置失当，导致了九节度兵败邺城之下，战局逆转，东都洛阳的形势再度告急。杜甫回华州时，一路上亲眼目睹朝廷为了尽快补充兵力，毫无人道地公开拉夫，甚至老翁老妪竟然也被征召的一幕幕惨剧，写了“三吏三别”。一般认为，在这一组诗中，杜甫对朝廷的强行征兵，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愤怒的谴责；但同时因为局势的紧张，考虑到救亡图存之大计，也表现出一种无奈和容忍。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六首诗毕竟不是写于同时同地，因而，诗人的情绪还是有细微的变化，上述两点在各篇中还是有或轻或重的不同的。就“三吏”而言，在《新安吏》中，杜甫用“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谴责了征召中男的举措，又用很多的话来宽慰被征的中男及其母亲们；《潼关吏》与征兵无关，自可不论；在《石壕吏》中，则以“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来表达自己爱憎，当老妪已被抓走，“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时，他再也无话可说了。就“三别”而言，在《新婚别》中，固然也有“君行虽不远，守边赴河阳”这意在言外的嘲讽，但给人印象更深的，还是这位被迫忍受“暮婚晨告别”之苦的新娘的深明大义；但在《垂老别》和《无家别》中，悲痛的呐喊和愤怒的谴责却要强烈得多。垂暮之年竟被征召的老翁慨叹：“忆昔少壮日，迟回竟长叹”，“弃绝蓬室居，塌然摧肺肝！”无家可别的征夫，则是发出了饱含悲愤的责问：“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浦起龙的《读杜心解》认为这是：“反其言以相质，直可云‘何以为民上’？”这一解说无疑是符合杜甫本意的。似乎凭空发问，实际上是质问唐肃宗。邺城的兵溃，强行征兵的毫无人道，使杜甫对唐肃宗深深地失望了。回到华州后，在《夏日叹》诗中，杜甫又慨叹：“对食不能餐，我心殊未谐。眇然贞观初，难与数子偕。”仇兆鳌的《杜诗详注》说这是“伤今思古，叹朝无贤相也”。从《洗兵马》的“后汉今周喜再昌”，到《夏日叹》的“眇然贞观初，难与数子偕”，政局的变化决定了杜甫的思想认识的变化，肃宗昏庸而朝中又无贤相的局面，促使杜甫作出了弃官的决断。

综上所述，可知生计艰难、远祸藏身和对君王及朝政的失望，是杜甫弃官西行的原因。杜甫曾历经艰难，但不改壮志，“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岁暮》）是他的一贯精神。若无其它因素，他不会远祸藏身。可见在这三者中，对君王及朝政的失望最为重要，起了主导的作用。《秦州杂诗》中的“唐尧真自圣，野老復何知”，正透露了这一消息。

这一组诗的第九首，频为耐人寻味：“今日明人眼，临池好驿亭。从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稠迭多幽事，喧呼阅使星。老夫如有此，不异在郊坰。”诗写卜居归隐，并不令人奇怪。值得注意的是所选择的地方、竟然是秦州驿亭。秦州为西行枢纽，驿使往来频繁，驿亭中喧呼之声也不时响起，本非理想的隐居场所，但过往的驿使，必然会带来有关国事战局的种种消息。杜甫的这一选择正说明，尽管他已舍弃了官职，但对国计民生的关注并未一齐舍弃；尽管已是一位归隐之“野老”，但仍希望能更多更快地了解时事。对国事的关心和忧虑，正是这一组诗的另一个重要的内容。

“蓟门谁自北？汉将独征西！不意书生耳，临衰厌鼓鼙。”（第十五）其时固然是“万方声一概”（第四），而安史之乱的未能平定和吐蕃的日趋进逼，却是唐王朝的两个主要灾难。杜甫的这组诗，对此也予以格外的关注。秦州远离河南河北，相对也还平静，但这儿的山水草木，这儿的历史与今天，都会使杜甫想起平定叛乱的战争。第五首写道：“南使宜天马，由来万匹强。”这里曾是唐王朝最大的养马场，曾经养育过万匹良驹，但它们被调往平叛前线之后，已是“浮云连阵没”，因而此地空余“秋草遍山长”，杜甫对遍山的秋草发出深深的叹息。渭河不停地向东流去，杜甫遊览城北名胜隗嚣旧宫的遗迹，面对渭水，发出“清渭无情极，愁时独向东”（第二）的慨叹。对于或东或西、往来征战的士兵们，杜甫是满怀同情：“士苦形骸黑，林疏鸟兽稀。那堪往来戍，恨解邺城围！”（第六）如果不是邺城兵溃，这些士兵早可解甲归田了。第八首更集中地写出了他的忧虑和悲愤：“闻道寻源使，从天此路回。牵牛去几许？宛马至今来。一望幽燕隔，何时郡国开？东征健儿尽，羌笛暮吹哀。”去西域必经秦州，杜甫在此遥望幽燕，以汉代的开边之盛，反衬了眼前的山河破碎，怀古伤今，盼望能早日平定安史。叛乱发生后，朝廷急调西北边兵入关平叛，一批又一批的东征健儿有去无回，为国捐躯，但叛乱却尚未平定，一管羌笛，寄托了杜甫的满腔悲愤。秦州已靠近西北前线，对于吐蕃的进逼，杜甫有较为直接的感受，也就给予了许多关注。第一首的尾联说：“西征问烽火，心折此淹留。”可见入秦伊始，即已极为关心。第十八首写了局势的紧张：“紧急烽常报，传闻檄屡飞。”进而义正词严地斥责吐蕃：“西戎外甥国，何得迕天威！”这二十首诗还多次提到了西行的使节：“城上胡笳奏，山边汉节归”（第六）；“属国归何晚？楼兰斩未还”（第七）；“稠迭多幽事，喧呼阅使星”（第九）；“羌童看渭水，使客向河源”（第十）。这不寻常的关注，表现出了杜甫的焦虑。他希望能早斩楼兰，消除西北边患。杜甫的关心和焦虑，决非杞人忧天。《旧唐书·吐蕃传》说：“乾元之后，吐蕃趁我间隙，日蹙边城，或为虏掠伤杀，或转死沟壑。数年之后，风翔之西，邠州之北，尽蕃戎之境，湮没者数十州。”《资治通鉴》说：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吐蕃入大震关，陷兰、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尽取河西陇右。”秦州的陷落，与杜甫的在此暂留，仅仅隔了四年。“烟尘一长望，衰飒正摧颜”（第七），两面遥望，都使杜甫忧心如焚，忧形于色。

浦起龙的《读杜心解》说这一组诗“二十首大概只是悲世，藏身两意”，确是基本准确的概括。在这二十首诗中，杜甫确实一再申说了藏身之愿。但这组诗也证明了他的归隐山林，决非一味的高蹈。他仍然东念安史之未平，西忧吐蕃之进逼，国家与民众的灾难，仍然萦迥于他的心头。组诗的第一句说“满目悲生事”，杜甫所悲的，决非只是一己家事的艰难，而是包括了国事的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