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暑假，铁葫芦的一位编辑寄书并来电话，希望我就江勇振先生的胡适传《舍我其谁》第二部《日正当中》写篇书评。说实话，我自己写过胡适后，胡适基本上就和我日渐远离，毕竟我不是吃胡适饭的，兴趣说没就没。现在手上这两本八十多万字的书，如果通读，实感困难。浏览目录后，决定取巧，只读该书最后一章即第八章“帝国主义，东西方文化”。一是我对这个时期(即国民党北伐时期)的胡适比较感兴趣，这是胡适一生立场最不坚定也最易受惑的一个时期。另外，江先生对我对胡适的判断持批评态度，这一章也最容易涉及。
果然不难看到江先生对我当然也不仅止是对我的批评，正如我也看到了以前我未曾接触过的胡适在这一时期的思想资料。它们来自胡适的英文翻译，或来自尚未公开出版的“胡适档案”。就这些第一次出现的资料而言，除了我要向江先生本人致敬外，并极愿意向愿读胡适的人推荐江先生的这部书。资料丰赡，辨析与之;虽一意排他，但也算特色。至于该书对我的批评实际上是对胡适和那个时代的判断，我读后不表认同。
我在我自己的《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和鲁迅》《瞧，这人——日记、书信、年谱中的胡适》中，对1926年前后的胡适，作出了一个“向左转”的判断。特别是该年他从西伯利亚取道苏俄往英伦开会，途径莫斯科时的日记与书信，都表露了他对苏俄的价值认同。但，在江先生看来，这一时段的胡适，不是“向左转”，而是“向右转”。亦即北伐前后的胡适不仅是他最右的时期，而且也是他最法西斯蒂的时期。在征引1926年11月9日胡适在英伦的一次讲演时，江先生有这样一句话为胡适定调：“胡适一生中最右倾、最法西斯蒂的一段文字于焉诞生”。引文很长，我只能摘要：“……新的国民党已经发展出一个高度的组织，一个新的军队，新的纪律。军队是党的一部分，党是军队的领袖、老师、灵魂和大脑。这整个军队的组织和党是一体的，至少是相连的。党在军队的每一个单位里都有代表，同时，整个党的纪律是军队式的。这真是了不得，非常重要。”(转引江著《日正当中》下第380-381页)
这是胡适对北伐中的国民党的认可，类似的表述江著还引用了很多。江著没有具体定义左右，读其文本，说胡适右倾，说胡适法西斯蒂，大体是针对这两种情形：一是这一时期的胡适有明显的民族主义倾向，另一就是支持国民党的北伐革命。“胡适在1926年到1927年之间右倾激进，楬橥革命有理，呼吁废除不平等条约”(同上书第400页)，指的就是这两种情形。并且该书第八章连续两个小节，其标题一是“民族主义的抬头”，一是“革命有理”，庶几也证实了这一点。
是否可以称胡适为法西斯蒂，这是一个问题。1926年胡适欧游道中给徐志摩写信，声称“英国不足学;英国一切敷衍”;但可以学意大利的Mussolini(墨索里尼)，学他“危险地过日子”(《胡适文集》卷四第44页)。意大利法西斯，再加上相对于世界主义的民族主义在20世纪往往被贴上右的标签，尤其被视为三大极权体制之一的德国纳粹亦即德国的“民族社会主义”，即被称为右的极权(以因应苏俄左的极权)，同时长期以来在大陆政治语境中，亦习用国民党法西斯一词;因而该书把一时具有民族主义倾向并支持国民党北伐的胡适表述为法西斯蒂，即使可以，但这种指谓多多少少也不严谨因而显得比较勉强。毕竟不宜根据片言立论。胡适一生从总体上说，都是一个个人主义者而非集体主义者，何法西斯之有。
意大利法西斯习惯上被视为右翼极权，但同时人们把同属极权的德国纳粹也称为法西斯，德国法西斯。可见法西斯可以成为一种泛指。其实，只要极权，无论左右，它们都有一定的共相(就像南北极一样)。在这个意义上，除了特指意大利的极权形态外，法西斯在泛指的层面上可以符号化。笔者曾经写过《法西斯公式》一文，分析法西斯的logo，那是一束捆绑起来的木棒，中间插了一柄斧子。木棒紧紧地捆在一起，其含义可以表述为“团结就是力量”。那柄插在中间的斧子显然是权力的标志，它和木棒的关系可以表述为“一切服从权力”。因此我为法西斯制定了一个公式：法西斯=团结就是力量+一切服从权力。只要符合这一等式，法西斯就是一种通称。与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法西斯一样，苏俄极权因其符合这一等式因而也是一种法西斯。更广义同时也是很中性地说，只要是凌驾于个人主义之上并要求个人必须对之服从的各种类型的集体主义，都具有一定的法西斯性。比如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阶级主义、包括(俄苏式的)社会主义等，无不如此。因此，符号意义上的法西斯，并不一定姓“右”，它完全可以姓“左”。
胡适在五卅运动中的表现，与北大同仁同步，也与当时整个社会精神同步。即惨案问题不但法律解决，更要进行政治交涉。以期取消英日等国在中国领土上的各种特权，并修改乃至取消80年来一切不平等的条约。这固然体现了胡适此时此刻的民族主义倾向，它和当时整个国家被刺激出来的民族主义是一致的。不独胡适，不独北大同仁，更无论被运动起来的学生和工人，尤其是当时两个重要的政治组织共产党与国民党，都因这个突发性的惨案而形成高度的政治一致。因此作为当时政治问题的民族主义(具体表现为取消不平等条约和租界)，由于它的主要诉求是反帝而非一味排外，因而它不是右，而是左。换言之，如果这里有什么法西斯倾向的话，它也不是右的法西斯，而是左的法西斯。
据江著：“胡适在《对于沪汉事件的感想》里提出两个步骤：一，惩凶、赔偿、道歉、收回会审公廨等法律问题;二，修改条约的政治问题。”那么，我们不妨看看共产党人张国焘的回忆录。五卅当晚八点左右，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恽代英等在张国焘的住处就这一事件开会。会议拟定了运动大纲，“主要内容是：租界当局必须承认此次屠杀的罪行;并负责善后;租界统治权应移交上海市民，废除不平等条约，如在华的领事裁判权等”(张国焘《我的回忆》上，第385页)。可见，胡适的主张和当时共产党人的主张如出一辙。这些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主张是共产党人率先提出，然后才被各界接受(包括胡适等北大同仁)。如果把胡适在五卅的表现视为右;那么，作出同样表现甚至是更激烈表现的那些共产党人(连同当时两党合作中的国民党人)，是不是应该视为更右。
20世纪前三十年中国大地上的民族主义有两次，这就是孙中山的新旧“三民主义”。它从来没表现为右，而是左;并且是激进的左，甚至一次比一次左。旧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是针对满清，引发了排满革命。相对于当时梁启超奉持改良性质的立宪主义，它是激进的左。于是立宪未成共和成，但这样一个乱局般的共和，却为苏俄共产势力在中国勃兴创造了最好的土壤条件。所以王国维对当时的历史走势概括为以共和始而以共产终。也正是从共和走向共产的历史过程中，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出台。其中的新民族主义是1920年代以来按苏联人的意志制定的，它的任务是反帝，具体地说是反英美(包括日)。因此这个民族主义原本就是苏俄远东战略的一部分，它由1922年的莫斯科会议提出，并像作业一般同时布置给国共两党(中共出席这次会议的是张国焘，国民党出席这次会议的是张秋白)。据张国焘：“这次会议在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商讨中，确定了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换句话说，反帝国主义被视为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同上书第193页)1924年，广州举行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确定了以民族主义为首席的新三民主义的政治方针，事后，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在写给同僚的信中声称：“那里的民族主义是按照共产国际的声明的精神解释的”，“正是国民党对我们的威望充满尊敬和崇拜，正是这个党，它如此驯服地接受我们的指示和共产国际的决议。”(《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运动》(一)，第412、414页)
以上是1925年五卅运动发生的历史背景，不洞悉这段背景也就无从判断正是这个背景产物的五卅运动。包括五卅在内的反帝运动和民族革命的背后，都有一只苏俄的手在操盘。这是我们认识和判断五卅反帝的关键。也正是以上加拉罕的信，对国民党党内的政治势力作了这样的划分：“右派主要是由殖民地的代表组成，这是一些中国商人”。“左派主要是共产党员和工人”。至于居间的孙逸仙“感到自己更接近左派，……他的主要攻击矛头和主要反对意见都是针对右派的”(同上书第411-412页)。五卅运动正是孙中山死后除了右派之外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运作的，甚至是由披着国民党外衣的共产党人领导的。该运动本身在江先生那里可以被认为是一场右倾的民族运动么，如果江坚持认为胡适在该运动中的表现是右倾的话(毕竟此时胡适的诉求和该运动的诉求没有两样)。设若如此，那就不是对胡适一个人的判断问题，而是对那段历史和那个时代的判断。
案：胡适在五卅中的“民族主义的抬头”，有作为公共人物必要如此的一面，也有面对国内反帝热浪，胡适暗自为美国着急的一面。1920年前后，苏俄宣布取消一切不平等的条约，虽然口惠而实不至;但已经赢得国人尤其是知识人的好感。中国部分知识人愿意跟着苏俄走，这未必不是诱因之一。相形之下，美国在这一点上显然落后，尤其引发五四运动的巴黎和会，威尔逊未能帮上中国的忙，使国人很失望;因而美国之于苏俄，丧失了吸引中国人的竞争力。与其说是胡适有多么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还不如说更多是出于胡适的策略考量。正如徐志摩对英国的情感有多深，胡适对美国的感情就有多厚。1927年他到美国时，一直在为美国对中国影响的式微而焦虑，因而很希望美国能带头取消那些不平等的条约。如果不妨诛心，美国在中国的影响越大，胡适等留美派在中国的影响和作用也就越大，反之亦然。胡适的这层意思，无关左右，似也不可不察。
在“革命有理”这一节里，江著认为：“胡适1926年漫游到苏联，为苏联的实验而动容，是因为实验里彰显出来的组织、领导理想与计划，他对北伐时期的国民党的期许，也是同样的理由。当时胡适所寄予希望的是国民党，对共产党他从来就没有同情过。邵建与罗志田说他患了‘左倾急惊风’，完全是摸错了脉，断错了症。”(《江著第374页》)对共产党没有同情并寄望于国民党，就一定是右了吗。共产党如果是左，1924-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也是左而不是右啊(只有当时国民党内部的“西山会议派”是右的，因为它反苏俄)。何况胡适当时所称颂的国民党的事迹，大多是钻进了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共产党人操作的。
至于胡适认为：“第一个阶段的学生运动毫无组织。第二个阶段是政治的组织。到了第三个阶段，学生已经不再是一个松散的组织，而是在苏联与第三国际的影响之下，成为一个具有高度组织的团体。中国这个民族一向就没有组织的能力。”胡适这段文字(江著第380页)，包括前引他对国民党党化军队的肯定，江先生作了在我看来是非常正确的评论：“胡适摇身一变，歌颂起国民党在校园里吸收组织学生的作法，更进而礼赞国民党作为军队的领袖、老师、灵魂和大脑，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可歌可泣的新里程碑。这是胡适一生中从不为人所知的一个法西斯蒂。”(江著第381页)只是在江看来，这是右的法西斯;但法西斯不分左右。苏联与第三国际在世界政治的分野中无论如何不属于右而是属于左。何况将军队党化、将校园党化，同时以学生运动的方式组织学生并运动学生，这种做法意大利法西斯不曾有，其时希特勒还没上台，也轮不到德国法西斯。故此国民党的这套作法完全袭自苏俄，并由苏俄手把手。胡适如果认同这种法西斯并对其肯定，我们似乎只能说，此时的胡适变左了，不是变右了;除非江著就国民党对苏俄法西斯的模仿能够作出为什么是右不是左的说明。
1927年3月，胡适在美国康奈尔的报纸上发过一篇题为“广州政府的政治哲学根据的是英国政治制度”的文章，内称：“在政治方面，国民党喜欢的是盎格鲁-撒克逊的政治哲学，而不是像某些以讹传讹的报道所说的苏联公社”(江著第391页)这是胡适对国民党的严重不知，同时这样的表述更显得不智。国民党从同盟会起就不欣赏英伦，而是欣赏法国大革命。直到国民党当政之后，出于其民族本位，也是既反对共产党引进的苏俄马克思主义，也反对由胡适等所代表的英美自由主义(参见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套用江的句式，英伦自由主义从来就不是国民党的选项，尤其是它在国民革命时期。这一时期的国民党是反英的而且完全依赖苏俄，它靠苏俄为它提供枪炮、为它办军校，帮它训练学生和军人，并让参加了国民党的共产党人为它做许多实际性的工作，这都是国民党北伐的资本。甚至北伐中最能出力打仗的铁军也是由共产党人(叶挺)指挥的。胡适一厢情愿，为这样一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国民党背书，既显示了胡适此时的政治眼界，也见出他并非能够从根本上认识什么是自由主义。因为正如胡适1927年踏上美国本土时所作的一个演讲：“我认为孟禄博士说得很对。今天在中国真正的斗争，是东欧理想和西欧理想的斗争。”(江著第386页)自由主义根底浅的胡适并不明白孟禄博士的含义，由苏俄支持的国民党及其国民革命恰恰是反自由主义的，它最终迎来的是20世纪第一个党化时代。“东欧理想”胜出，北洋时代的自由主义亦即“西欧理想”大幅倒退。这种倒退直到国民党统治中国后胡适才有体认，于是也才有1929年对国民党反戈一击的“人权运动”。
奇怪地是，江先生在引用胡适认为国民党奉行的是英伦政治哲学后，又面对胡适所言“苏联顾问的贡献主要是提供高效率的军事组织”，于是在英伦和苏俄之间来了这样一个不伦类的合二为一：“胡适从来没有左倾过。他所礼赞的不是苏联的社会政治制度，而是苏联的党政组织技术。”并套用晚清术语，认为英伦那一套是“体”，苏俄那一套是“用”。因此，“国民党师法苏联在政党组织上之长技——‘用’，目的是在中国实行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体’。”(江著第392页)问题是，这样一种混搭，除了搞出一个政治怪物，它可以在政治哲学上成立吗。英之体俄之用，其不当正如严复指出过的牛之体马之用(严复曰：“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再者，用苏俄高度组织化亦即高度党化并将之推广到教育和军队的那一套，可以导往英伦式的宪政吗。苏俄之用与苏俄之体乃体用合一，互为因应。英伦亦如是，任何人都无法在英伦和苏俄之间拉皮条。江先生应该知道，胡适一直反对目的热，方法盲。苏俄的方法非但达不到宪政民主，只能通往现代极权。北伐之末，国民党幸亏半道刹车，交恶苏俄，才免于自己成为一个苏俄式的极权党，尽管还是专制党。只是这种政治哲学上的错乱与其归诸由江先生描述的胡适，更合适地，还不如说属于借用这“体用”表述的江先生自己。至于胡适，此时的问题已经不是错乱，而是比错乱更严重。他不仅欣赏苏俄那套党化其里组织化其表因而高效率的那一套，而且在江著不曾引用的胡适话语中，有明确认可苏俄取消私产制度的表述，并支持苏俄有大规模试验乌托邦政治的权利，且主张充分承认苏俄社会主义的主张(除了它的阶级斗争)。这就不仅在方法论上欣赏苏俄，并且在制度论上也认同苏俄了。我以前指出胡适因古典自由主义的阙失，导致他在政治判断上有时拎不清。现在由江勇振先生披露出来的胡适言论，更是让人为他惊出一身冷汗。此时胡适是左是右已不重要(读者可以判断)，重要的是他已经不自觉地为苏俄极权主义张目了。
其时胡适自认为还是自由主义者，刚刚称颂过国民党军队的党化，胡适说：“作为一个公正无私、无党无派的自由主义者，我敬祝他们成功，无任欢迎。”(江著第381页)另外一个场合，胡适又说出了同样的话：“作为一个超然的自由主义者，我预测这个运动会成功，把中国统一在国民党所组织的政府之下。”(江著第390页)然而，根据以上一系列来自江勇振先生的征引，尤其是其中对党文化和党武化的认肯，我只能说，这个样子的胡适不配称自由主义。
作为对比，我们不妨看看北伐时期梁启超对当时局势的看法。这是梁任公1927年5月5日的一份家信，他对国民革命的实质看得很清楚，其评价彻底是负面的。如果北洋政府是军阀，他直称南方政府为“党阀”，正如同他称国民革命军为“党军”。至于这场革命背后的苏俄势力，任公更是洞若观火：“即专以这回北伐而论，从广东出发到上海占领，那一役不是靠苏俄人指挥而成功者! (说来真可耻，简直是俄人来替我们革命。)党中口号皆由第三国际指定，什么‘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资本阶级’等等，那一句不是由莫斯科的喊筒吹出来。”和胡适对苏俄的好感相反，梁任公十分讨厌苏俄：“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牺牲了中国，来做世界革命的第一步。在俄国人当然以此为得计，非如此他便不能自存，却是对于中国太辣手了。……真真可怕，真真可恨。现在国内各种恐怖情形完全是第三国际的预先计划，中国人简直是他们的机械。”对于国民党为什么援引苏俄，梁任公也是快言快语：“民国十二三年间，国民党已经到日落西山的境遇，孙文东和这个军阀勾结，西和那个军阀勾结——如段祺瑞、张作霖等——依然是不能发展。适值俄人在波兰、土耳其连次失败，决定‘西守东进’方针，倾全力以谋中国，看着这垂死的国民党，大可利用，于是拿八十万块钱和一大票军火做钓饵。那不择手段的孙文，日暮途远[穷]，倒行逆施，竟甘心引狼入室。”(《梁启超全集》第十册第6263-6267页)梁任公作为政治家是失败的，但作为政论家是成功的，而且是20世纪第一流。任公首先就是眼光好，看问题精准到位而有穿透力。这只是一份普通的家书，但不妨是20世纪思想史的好材料。这封信可以说通篇精彩，因为不方便，以上我只好打省略号引用，甚至更精彩的我还没引用。如果把这一时期胡适和梁启超对国民党及其北伐的评价放在一起，这其中表现出来的政治敏感和眼光，真是不可以道里计。
如果概括这一时期胡适的思想蜕变，用他此时想做的文章似可说明。1926年9月，人在欧洲的胡适想写一个西洋近代文明的系列，其中这几部分涉及思想史：“……五、争自由的小史。六、自由主义(Mill&Morley)[穆勒与默里]。七、女子的解放。八、社会主义。九、苏维埃俄国的大试验。十、社会化的世界。”(江著第420-421页)这是胡适对西方近代思想发展的描述，其实也是他自己迄今为止的一份思想路线图。去掉其中不甚重要的第七部分，胡适的思想轨迹大致是从自由主义往社会主义而且主要是苏俄式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根据这样一个思想图谱，你说，1926年前后的胡适到底是右还是左。
案：江著第八章，我两次读到这样的表述：一“胡适反对阶级斗争、反对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哲学的说法。这就彻底摧毁了邵建、罗志田说胡适犯了左倾急惊风的毛病的说法。”(第337页)后来江著再一次重复了自己：“这篇演讲最重要的地方，在于它彻底粉碎了邵建、罗志田说胡适曾经患了‘左倾急惊风’的错误说法”。(第388页)。彻底摧毁、彻底粉碎，这样的词汇、这样的语态，若非我知道作者来自台湾，还真以为江先生是从大陆出去的。呵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