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中国发展进入新阶段的重大判断。这一新阶段从经济起飞的二阶段、速度变化的二阶段、产业发展的二阶段、需求增长的二阶段、比较优势的二阶段、城市发展的二阶段和改革的二阶段等7个方面来看，分别有以下特征：一是我国进入经济起飞的第二阶段，即进入“增长速度放慢、结构升级加快”的新增长。二是新增长、新发展的特征是增长放慢，质量提高，创新能力增强，速度不再成为衡量经济成长性的唯一指标。三是推动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变化的主导因素主要来自于最终需求，城镇化、服务业发展、制造业升级成为经济发展第二阶段的三大主力。四是在新发展阶段，需求结构变化的主要趋势是投资主导的特征将逐步削弱，最终形成消费主导型的经济。五是新发展阶段区域发展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增长率在区域间将出现倒差；区域间产业大分工格局开始形成；雁形发展模式为大中部地区发展创造战略机遇，新政府在新阶段应更加重视区域发展战略，把区域发展的重点放在大中部地区。六是城市发展进入第二阶段，必须打破现有的过于粗放的城市发展模式，走集约化、人口城镇化为中心、通过提高规划的科学化来优化城市结构的新路。七是制度红利是最持久的红利，要通过第二轮改革，创造新的制度红利，为中国进一步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关 键 词】新阶段/二阶段论/经济发展/区域发展格局/制度红利

新发展阶段论是一种细化细分的发展阶段论，它主要是指经济发展阶段，与政府长期以来坚持的大阶段论不是同一个概念。新发展阶段论主要以结构变化作为衡量阶段变化的根据，同时也考虑增长速度的变化，并包括更复杂的体制变化和环境变化等，另外，还要考虑长期周期波动的特点，即从三点合一来谈发展阶段。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一个重大判断：中国发展进入新阶段。在新阶段，唯有改革创新才能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否则，会面临巨大的风险和危机，特别是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我们的研究表明，这一新阶段，至少有以下7个阶段性变化特征。

一、人均收入水平变化：经济起飞的二阶段论

“人均”这个词是经济学分析中最重要的词汇之一。许多经济现象或经济事实，从总量上看说不清，但从人均看则一清二楚。它反映的是经济发展水平，也反映一类或一种市场的增长潜力。人均与规模的结合在中国是十分奇妙的。有一种说法是任何大数如果被十多亿的人口相除，它将变成一个很小的数；同样的，任何一个小数，如果乘以十多亿人口，它将变成一个无穷大的数。前面一种说法通常是为了讲问题，后面一种说法通常用于讲机会、讲潜力。从客观分析来讲，前面的说法，最真实，最能反映问题的本质，而后面一种说法却往往夸大好事，放大坏事。像许多坏事情，也包括环境污染这样的问题，用后面一种说法解释，可以明显的夸大它的严重性、影响力。我们经常说中国地大物博，这是事实，也是十分失真的说法，这些如果按人均讲，与俄罗斯、美国、加拿大等国就没法比，所以有另一个说法，我国资源贫乏，底子薄，这就是“人均”这种分析的好处，它能还原真相。再比如，我们讲中国政府的负担，其中一项是讲中国政府负担的残疾人数量多，世界第一，目前我国残疾人数量大概是7000万人，差不多是英国人口的总规模，比法国人口要多两千多万，因此，我们说中国政府的负担重。这里关键是残疾人的比重，残疾人在现在社会中通常占5％～7％，发达国家如此，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差不多，核心问题是多少正常人养活一个残疾人？这讲的是规模因人均而失真的例子。说负担如果不讲比重、人均概念，是讲不清楚的。再举一个例子，是讲通过对人均与规模分析把握机会的例子，中国的汽车消费，用人均的观点，简直低得可以忽略不计。改革开放初，我国人均GDP不到200美元，我国载客汽车量1978年仅25.9万辆，1985年上升到79.5万辆，其中小汽车量更少，私人汽车根本就没有，因为人均收入水平太低，美国、法国、日本的汽车制造商看不上中国市场，他们认为中国人均水平离普及家庭的要求差得太远，要二三十年后才可能实现家庭普及汽车的拐点，但德国人不这么看，德国大众公司认为：论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发展小汽车还早得很，但如果中国近10亿人中，有1％能买得起车或使用小汽车，那么，这在规模上将是一种极大的数，可以达到1000万辆，即使千分之一的人使用或买得起小汽车，数量也达100万辆，绝对规模大成为德国大众率先进入中国市场的最充分理由。最后，德国人占先机。当然，如果当时世界各大汽车厂都进入中国，将100万辆的规模均摊到单个规模仅几万辆，那么，这样的机会又受到单个企业生产规模的限制也难以获得成功。消费量可以论规模，但生产量则要讲厂均、人均，被太多的企业瓜分，市场规模效益便不存在，企业发展受到规模的巨大限制。

再如以人均数分析市场潜力的例子。钢材产量、用电量，我国早就是世界第一，特别是钢铁产量中，目前成品钢材的年生产量近10亿吨，占全球份额的50％以上，按过去的成长性外推，特别是一些人考虑到中国城镇化水平还很低、需要大量使用钢材建设房屋满足城镇化新增人口的住房需求，由此判定中国的钢材需求在未来10～20年仍将快速增长，这样的判断经不住推敲。人均使这一切真相毕露。目前我国人均钢材生产量和消费量均超过700公斤，而日本在实现现代化时的人均生产钢材水平也不过600公斤，其中用于自己消费的人均不到500公斤，多余的用于出口，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的钢材生产量和消费量在顶峰期均不超过500公斤，也就是说，从人均水平分析，我国钢铁消费和生产的潜力已经耗尽，未来10～20年将进入低迷增长期，为城市化滞后所建的房子已经提前造了，况且钢材是可以重复利用的，所以，钢材产量增长的前景不妙。用电量和发电量的增长，我国还有多大的空间呢？目前我国人均发电量和用电量已经超过4000度/年，在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时，通常一国的人均用电量在6000度/年，各国的差异来自于资源禀赋，资源禀赋高的国家人均用电量高些，资源禀赋低的国家人均用电量则低些，结果是加拿大最高，人均达1.3万度电，美国次之，人均1万度电，日本、韩国能源资源严重短缺，人均用电量最高值为5000度/年～6000度/年。中国与日韩都属于人口过密型国家，人均用电量顶峰应差不多，那么，未来20年的发电量增长空间仅50％多点，分摊到20年中，年成长率不到3％。

“人均”这一分析办法，能帮助我们预测未来，看清问题的本质，而不被炫目的现状所迷惑。人均收入水平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最重要尺度。世界上公认的划分发展水平的方法是世界银行提出的按人均收入水平(人均GDP)将发展分为五阶段，分别是低收入、中低收入、中等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类似的居民收入水平的划分，比较科学合理)。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上了两个大台阶，正向第三个台阶迈进。第一个台阶，就是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由低收入国家转为中低收入国家，这发生在2001年。这不仅意味着我国绝大多数家庭都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许多家庭达到了初步小康生活水平。第二个台阶就是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这发生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当年我国人均GDP达到3414美元。这两个台阶的连续性较强，增长的特征和结构都较为相似，因此，我们可以按罗斯托的起飞经济学理论，把这两个阶段的发展称为中国经济的第一次起飞。它的高成长性、投资的作用及结构变化都很符合起飞经济学的定义。而中等收入水平向中高收入水平乃至最终完成现代化的过程，则可以认为是第二次起飞，但这次起飞的特征并不能很好的用起飞理论解释，主要是因为速度问题，不能讲在一个巨大的驱动力下的加速和平飞过程(罗斯托把起飞后的快速平飞认定为一种自动发生的过程)是其基本特征。这里，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把握这一总阶段变化的特征，即用人的一生成长变化的特征来解释中国经济的新成长阶段。

人的一生可分为四个阶段，即婴幼儿时期、青少年时期、青壮年时期(其中包括中年以及中年中的更年期，这一时期很像中等收入陷阱，是一种生理上和心理都很特殊的阶段)和老年时期。青壮年时期(也可称中年期)从时间跨度来讲最长，婴幼儿时期最短。用单一的成长性如“长不长身高”来划分阶段，似乎并不那么贴切。但笔者还是要用成长性来划分，只是成长性内涵有所变化，即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成长标准。婴幼儿时期的成长特点是大脑细胞和脑袋体积的成长，在婴幼儿时期，变化最大的不是身高，而是长脑袋。据科学家分析，人出生时，大脑有1000亿个神经元，之后不再增加。出生时人脑共有50亿突触，出生后第一年，突触数目增加20倍，3岁的大脑大小即是成人的80％，4岁时，脑的代谢达到高峰，随着传导通道被髓鞘包裹，通道增长，脑逐渐成熟，对能量的利用率也更有效。由此而得出结论是，出生之后的最初几年，人的成长主要是脑的发育。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特点是长个子，身高的加速增长，很像经济的高成长期(GDP增长的速度特别快)，到十四五岁男人就达到160厘米～170厘米，甚至更高，身高成长的70％是在这一阶段完成的，到青少年时期的结束(17岁、18岁)基本停止了身高的增长。那之后的成长性如何衡量呢？18岁后一个身高长到1.7米～1.8米的青年，再长身高是很难的，那么人进入青壮年时期后不成长了吗？当然会成长，但不是长个子，而是长知识、长视野、长能力，是更大的成长，就像一国经济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成长性不是用GDP增长速度来表示，而是用结构优化、经济质量和效益的提高来衡量，是一种能力成长，而不是数量扩张。到了老年时期，人还要成长，尽管离人生的终点越来越近，每个人最终都会死去，但退休后的老年人仍会成长，一种满足自己的爱好、可能达到“自我实现”的新成长。

经济发展五阶段成长性是不同的，早期如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主要是GDP增长速度快、总量规模不断扩大。但到中等收入水平后，规模扩张的速度放慢，经济结构变化的速度加快，经济增长的好坏在质不在量，结构优化、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成为其成长的最主要标准。一国一地经济是否正在实现第二次起飞，不是看经济增长速度是不是快，而是看结构变化的快慢，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提高快慢，即笔者称之为“增长速度放慢、结构升级加快”的新增长。就好比植物生长中，先是营养生长(量的)，后是生殖生长，生殖生长好，有效产出就高，高产而优质。相反，营养生长过度，生殖生长就会受到抑制，有效产出率就会降低。要完成这样新成长，必须下决心改变过去的发展模式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否则，将会遇上经济发展的大危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二、速度变化：速度的二阶段论

速度大小的变化是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密切相关的，速度仅是衡量经济成长性的一个指标。如果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仍用速度作为衡量经济绩效大小或好坏的主要尺度，那么我们注定会对未来越来越抱悲观的看法。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青少年停止了身高的增长后，更大的成长在后头呢，要上大学提高能力，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磨炼自己，实现抱负，前途一片光明。必须换一种思维，选择新的成长指标作为衡量新阶段经济好坏的新尺度。这就是我所讲的速度的二阶段论，“高速增长”结束，代替它的是“中速增长”，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速度还将长期性呈阶梯形的下降变化。这不是类似于飞机降落的过程，所以“起飞经济学”面对这样的阶段性变化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增长放慢，质量提高，创新能力增强，这就是新发展特征，衡量其好坏的标准变了。单位产出效率更高了，生活质量更好了。

速度的二阶段论，源于人均收入水平或阶段的变化。1998年前后，针对当时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外调整压力，有一位学者提出中国经济正在从高增长阶段转向次高增长阶段，后面的发展表明，这样的判断为时过早，但今天倒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了。因为中国经济自2008年后真的进入到发展的新阶段。2008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不仅是周期性的，更是阶段性的。最终需求增长放慢意味着粗放式的靠要素投入的增加推动的高增长过程无法持续下去，劳动力低成本优势正在丧失，而由于结构调整的严重滞后，新的增长动力远未形成，那么，经济增长必须要做趋势性的调整，而且即使今后形成了新的增长结构，由于新增长将依靠技术升级和质量提高，速度也不会重新上升。

从增长的S型曲线更能清楚地判断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所出现的两个阶段性变化。增长的S型曲线就是著名的S型定律。增长的过程从报酬递增转为报酬递减，又可以在新的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的作用下进入新的报酬递增阶段，再进入新的报酬递减的阶段，如此反复，小S镶嵌于大S中，形成更长期的S型曲线。但国家的长期发展过程(也即现代化过程)，从增长率的变化看(而不是看生产率变化)，相应的国际经验也表明，高增长的过程可以是两轮或三轮，但持续时间不会超过30年，特别是当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经济增长速度就会出现阶梯形的减速，而不会出现技术经济学上所谓更长期的S型曲线，当然，把结构因素、效益和质量因素、科技进步的因素考虑进去，以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而不是GDP规模成长画一条曲线，那么一国的长远发展仍然是不断被延长的S型曲线。改革之初至1996年，我国经济经历了第一轮高速增长过程，之后即在1997年至2001年间，经济进入第一次调整型增长期，较长的中期调整过程(其中内生的调整、改革的推进和政策的刺激共同作用)为下一轮高速增长积累动力。要注意，2001年是一个中期周期的新起点，我国人均GDP正是在那一年突破1000美元，同时，也得益于入世的助推作用，终于在2002年开始我国经济进入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个高增长期。随着这两轮高增长期的结束，我国迎来了大的发展阶段的变化，人均GDP跃上中等收入水平。

因为没有看到这一内生性的速度的阶段性变化，导致2009年年底到2010年这段时期，针对经济增长的强劲回升形势，多数经济学家、官员和企业家作出了一个共同的误判——中国又将进入新一轮高速增长周期。2011年和2012年中国经济发展趋势表明，保增长或稳增长政策可以起一时的效应，但无法改变经济增长速度的趋势性变化，因为2009年当中国人均GDP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高增长过程已经结束，接下来的是新的(第二轮)调整型增长期，并进入长期性增长减速期。

三、产业结构变化：产业发展的二阶段论

发展的二阶段论，简单的表述就是工业主导的第一阶段，服务业主导的第二阶段。

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第一阶段的核心。工业化与城市化一样，“化”的意思既体现数量的加速增长，也体现了结构变化、工业比重的加速上升，即两个“加速”。工业化是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的主要推动力，加快推进工业化，将资源、人力和管理集中在工业发展上成为各地发展经济的主要战略。所以各地出现了工业立国、工业兴省、工业兴市、工业兴县的口号。

第一阶段的产业结构变化有两个特征。一是工业比重快速上升，带动着服务业发展和农业的发展，由于农业增长明显偏慢，因此，其他所占比重逐步下降，服务业增长也相对较慢，比重也趋于下降。二是在工业内部或制造业内部，产值结构出现了由轻纺工业主导转为重工业主导(改革开放前曾出现重工业主导，那是当时脱离实际的重工业优先战略导致的，具有明显的人为性，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轻纺工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这一阶段前期即轻工业快速发展时期，正是供给决定需求的阶段，经济的主要特征是短缺，缺资源、缺资金、缺技术，也缺机制或活力，致使产品严重短缺，但需求过旺，因此，经济发展的过程符合萨伊定律，投资快、生产多，经济增长就快，并产生较强烈的通货膨胀压力。到1990年代中期，进入第一阶段的中期，我国经济出现生产过剩问题，买方市场转向卖方市场，萨伊定律开始失灵，企业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经过5年左右的调整和政府宏观调控(减员增效、砸锭减产、放松货币政策、培育新增长点)，在房地产、汽车和外贸出口强劲增长的推动下，我国经济进入第一阶段的后期，产业结构变化的特点是重工业持续高速增长，重工业占工业的比重显著上升，相应的资源压力、环境压力增大。同时，由于房地产的超级繁荣为经济增长提供了超强动力，使得萨伊定律又再一次回归。投资主导的特征比早期更加明显，政府促进投资增长的主观能动性增强，经济发展的政府主导特征也更加明显。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泡沫效应。

当我国人均收入水平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后，推动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变化的主导因素将发生根本变化。推动经济增长的力量不是主要来自于供给，而是主要来自于需求，且是最终需求。从结构变化上看，主要不是靠工业化(就国家平均来讲工业化已经到顶，但全国平均差异很大，中西部地区仍处于工业化中期，因此，工业化仍是推动中西部发展的主导因素)推动，而是靠城镇化和服务业快速发展推动。工业(主要是制造业)发展的重点是升级，而不是比重的上升。因此，城镇化、服务业发展、制造业升级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第二阶段的三大主力。这是国家整体的情况，地区间会存在较大的差异，而之前地区间的差异仅是数量上的，不是产业结构和发展战略上的，而在新发展阶段，地区间必须采取差异化的发展战略，有的地方仍以工业兴省、兴市，有的地区则是以服务业兴省、兴市，有的地方则是贸易兴市。国家则在整体上推动城镇化、服务业发展和制造业升级。

从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对阶段的情况比较看，我国在城镇化、服务业比重、制造业竞争力上都存在严重问题。在结构变化上，我国表现为“两低”：一是城镇化率严重偏低，二是服务业比重明显偏低，这“两低”严重抑制了我国的消费增长潜力的释放，对经济进一步发展形成强大的需求压力。与此同时，制造业技术升级和质量提高严重滞后于产值结构的变化，导致制造业整体素质偏低，在高端制造业，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和企业极少，甚至还没有，这一点与突破中等收入的国家如日本、韩国十分不同，我们的产业、企业大而不强，自主创新能力低，品牌影响力弱。

一般来讲，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紧密关联的，但也并不完全一致。在我国，由于体制的原因，产业结构调整通常会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即增长快、结构调整慢，这就是通常人们讲的产业结构问题。产业结构包括两种结构：一种是产值(或产出)结构，即各行业按增加值或总产值反映的比例关系，另一种是就业结构，即各行业就业所占的比重。在我国，由于长期的城乡分割体制(二元体制)的影响，就业结构变化会明显滞后于产值结构变化，显现巨大的产业结构偏差问题，即两种结构演化的不一致性。在改革开放之前或之初，这一结构矛盾比较突出，但随着乡镇企业和劳动力市场的全面放开，这一结构矛盾明显缓解，偏差缩小，但由于二元体制对需求结构转换的重大影响的持续化，反过来，也严重影响了产业结构的调整效率。

在制造业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条件下，服务业主导经济的形成，将是一个国家经济结构升级和发展质量显著提高的标志，是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所在。工业主导的经济显示的是生产导向、投资导向，管理者(政府管理者和企业管理者)为中心，需求被置于从属的地位。而服务业主导的经济则倒过来，生产者、投资者和管理者处于从属的地位，需求者或消费者、被服务对象处于更重要的地位。我们所讲的服务，不是传统社会中主仆式的权利不对称服务关系，是商业化社会平等式的服务关系。服务业发展需要的素质更高，让客户满意，要有大量的感情、智慧投入(正因为如此，农民转化为产业工人容易，而转化为服务员则很难，需要更多的培训才能完成这一角色转换，长期在计划经济和小农经济社会生活的我们，服务意识都极为淡薄，只接受家庭式的上下辈、夫妇间的服务，通常把其他服务要么当成巴结性、功利性的，要么当成低贱的、臣服性的)。服务水平提高，包括市场服务和公共服务的提高，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服务业是尊重人的产业，而制造业或工业则是奴役人的产业，因为当供给能自动创造需求和创造利润时，需求者的利益不可能得到保护，而当供给不能自动创造需求和利润时，满足需求、迎合需求者的偏好就成为生产者和管理者的必然选择，因此，服务对象和消费者的利益得到尊重。

四、需求结构变化：需求增长的二阶段论

需求结构变化的作用在中国不是被误读，就是被严重忽视，这在新的发展阶段将是一种严重的问题。需求增长的二阶段论是指：在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需求增长长期过度依赖于投资，在一段时间内则表现为过度依赖于投资和出口，经济在许多负效应不断积累下带病运行；当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即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时，需求结构的失衡问题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政府必须加快摆脱对投资的过度依赖，制定经济政策使投资主导型经济向消费主导型经济转变。

需求和需求结构被误读，主要是许多学者认为不管哪种需求快速增长，只要是能带来总需求快速增长，就是好的，就是合理的(这也是对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的一种误用，真理被夸大就成了谬误)，不存在需求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的说法是伪命题，高投资低消费会导致宏观经济严重失衡更是无稽之谈。一句话，没有需求结构问题。这种认识的误区主要是理论对于实践的过于迁就。我国的经济学家们都极为务实，经济解释(这一说法来自于张五常，但他的意思并不是认为政府行为或现实经济状态都是合理的，经济学家的职责就是帮助政府解释这种合理性就成了，这完全是一部分中国经济学家的误解)变成了对现实的认可或膜拜。投资率高既然能长期如此，那就是好的，消费率低，消费的贡献率不断降低，好像中国经济也没有失衡到哪里去，因此，低也是合理的。有人甚至说，投资增长快，投资率高，正说明投资效率高，效率高才引发大量投资，高效率引发高投资难道有错，难道不是市场的合理行为，他们用一大堆数据说明现在哪个行业赚钱多，当然其投资增长率高就是对的。这里有一个明显的错误是把高利润等同于高效率。高利润完全可以因政府干预、搞行政和市场垄断而形成，高利润并不一定是充分竞争所导致的某些强者胜出后的“溢价”。因此，高利润高投资合理的说法就不能成立，实际上可能是高利润低效率，应该打破，否则是严重的社会不公平。这种情况下的高投资率和高投资增长怎么可能是合理的呢？投资高，消费就被排斥，如果国际收支平衡的话，投资率+消费率为100％，投资多，消费就少，或者讲积累多，消费就少，投资挤占消费。认识消费问题的重要性还要从宏观平衡角度看，宏观经济的平衡存在两种平衡，在短期内仅考虑增量的平衡的话，总供给=总需求，这是国民经济核算的统计平衡，还有一个平衡是要考虑存量的动态平衡，即总供给=总最终需求，当净出口为零时，经济的中长期动态平衡是总产出要等于总消费。

需求问题(包括需求增长和需求结构问题)除了理论上、认识上的误读外，还有更严重的问题是现实的扭曲，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严重忽视消费、忽视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在总需求中，政府关心的只是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所制定的经济政策以促进投资增长和扩大出口为核心，而没有消费的地位。这是政府过于务实的行政行为的必然结果，在促进需求增长中，各级政府都采取极实用主义的态度，只要是增长效果来得快、短期效益高的，政府都不遗余力地予以促进，恰好投资和出口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它们都是快变量，用鼓励房地产泡沫的办法促进房地产投资增长，用招商引资的办法促进投资增长，成为地方政府两大首选办法，很少能看到地方政府在扶持当地企业上下工夫，都是眼睛朝外，眼睛死盯着房地产，招商生财，卖地生财。而对消费则差不多是完全不顾，不在乎消费环境是否改善，消费是慢变量，下工夫促进效果太慢，也不怎么看得见，而且在这一过程也没有多少利益可沾，但投资就不同，只要上投资项目，每一个环节都有好处可沾。

过去10年的高速增长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过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足。而经济的中长期增长能力取决于消费增长和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而不是决定于中间需求的盲目扩张。经济长期过度依赖于投资，而且投资又受到政府的强力干预时，会产生三个负面效应：一是产生越来越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对消费增长产生更大的挤压效应，宏观经济的中长期供求平衡受到严重威胁。二是扩大了居民收入差距。随着劳动者地位的下降，劳动的分配份额不断降低，增加投资所产生的利润，许多是超额利益，甚至是暴利，但分配这些利润比例越来越高的是资本而不是劳动，因此，导致劳动者报酬所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持续下降，而广大工薪阶层，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劳动工资，因此，收入差距因向资本倾斜也越拉越大。第三个效应就是腐败，投资容易产生腐败，特别是受管制的投资中充满着寻租的机会。前两大负面效应将严重制约消费增长，而后者会使大众产生仇官仇富的心理，增加社会的不稳定性。

新发展阶段面临的主要增长约束是最终需求不足，在出口无法明显扩大的情况下，一个关键性的政策选项就是扩大消费，增加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这既能实现宏观经济平衡，又能稳定经济增长。在新发展阶段，需求结构变化的主要趋势是：投资主导的特征将逐步削弱，最终形成消费主导型的经济。另外，这样的需求增长结构，还会带来两方面的重大变化：一是通过刺激和引导消费需求增长来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二是随着消费需求力量的增加，消费者受到更多的重视和保护，那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就会明显增强，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由此会前进一大步。

五、区域结构变化：比较优势的二阶段论

在发展的第一阶段，我国的区域发展呈现的是：高水平地区增长最快，中水平地区次之，低水平地区较慢，相应的一个结果是区域发展差距的不断扩大；区域产业结构高度同构，投资的重复现象严重，多数时间均处于同一个大发展阶段(几百到3000美元之间)；出口导向战略与沿海优先发展战略的结合，形成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奠定了中国由“低”向“中”转换的基础。

与第一阶段相比，新发展阶段区域发展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主要变化点是：

1.增长率在区域间将出现倒差

沿海地区增长率将最慢，像日韩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一般制造业转移后发展的一样，中部地区加快发展成为我国区域发展的新亮点，它们将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资本的原始积累也正进入高成长期，工业化与城市化协同推进，同时，西部地区也开始加快现代化进程。由此，将带来区域发展格局的一个明显变化，区域发展差距缩小，经济发展在全国出现趋同化。

2.区域间产业大分工格局开始形成，区域结构合理化

在新的发展阶段，经过第一阶段发展，区域发展水平已分化，沿海地区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之上，其中部分地区和城市则达到了准发达阶段(世界中高收入水平)，而中西部地区普遍未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一些地区刚刚才迈上人均1000美元这一发展的第一台阶。在这种情况下，因为要素的比较优势不同，区域的产业优势必然出现巨大的分化，沿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将逐步消失，通过中西部农民工输出的“借光发展”继续保持劳动密集型竞争力也已不可能，产业只有向资本、技术密集型升级，同时，大力发展服务业，形成新的比较优势。而中西部特别是中部地区此时则得天独厚，就像改革开放头20年的沿海地区一样，大量的农民工如果回流到本地利用的话，优势仍存，只要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加速向其转移，中西部地区将成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新优势地区，这与资源、能源的区位优势相结合，将形成很好的产业结构协调效应，从而大大地促进经济增长，如煤炭等大宗物资的运输距离缩短或就地利用，可以降低成本，产业的转移与就业的回流结合，将促进人口的集聚，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进程，西部则重点发展资源型产业(包括农产品加工业)和无烟低碳的旅游、文化产业，要抑制大工业特别是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发展，有独特优势和成本过高时不得不发展的除外。这样的产业发展格局将意味着长期区域同构化问题有望得到根本性改变，地区间各自发挥其优势，区域产业结构不断向合理分工协作方向发展。

3.雁形发展模式为大中部地区发展创造战略机遇，促进大中部地区崛起

雁形发展理论是日本学者提出的，是一种基于产业转移的国际区域发展扩张理论，它指的是最先增长的国家或地区，当达到一个较高水平之后，原有的推动快速增长的比较优势或动力逐步消失，主要反映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必须将原来的优势产业向低一级的地区特别是临近条件好的地区转移产业，从而推动这一新地区的发展，自己则通过产业升级，形成新的产业竞争优势，当这一新地区又发展到一个较高水平时，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产业继续向比其低一级的地区转移，形成新的发展扩张效应，这即是比较优势的转移和新的比较优势的建立的过程，像大雁似地从高到中到低的飞行。由于中国的地区差异大，且国家人口多、地域辽阔，使得从日韩飞来的“大雁”主要停留在沿海地区，推动沿海地区发展，当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在沿海地区减弱时，中西部地区劳动力优势仍然保留着，因此，不会形成跨国转移，而是形成大国内的区域比较优势转移。而中国的内地地区极为辽阔、发展差距极大，因此，大雁的西飞并不是全覆盖，而是选择其中最佳地区，形成新的“雁窝”，也即中国下一次区域新增长点。由此，笔者在此提出大中部崛起概念。目前中部崛起战略中的“中部”是小“中部”概念，指安徽、江西、河南、山西、湖南、湖北6省，笔者以为应按中国的“中等发达”水平来确定，因此，有必要将其范围进行扩充，即老中部的9个省，再加上西部地区发展条件较好的几个省区，西部的重庆、四川、陕西和广西不仅发展条件较好，而且与中部地区比邻，因而，可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推进发展。国家要像当年支持沿海一样重点支持大中部崛起，改变过去10多年国家没有区域发展重点的局面，沿海率先，中部崛起，东北振兴，西部大开发，都是重点，又都不是重点，实际上没有改变20世纪80年代确定的东部优先战略，希望新政府在新阶段更加重视区域发展战略，可以提高区域发展的重点在大中部，产业升级发展的重点在沿海，西部主要是加强生态和经济基础建设。大中部地区包括13个省市区，人口规模达5亿多人，估计再发展10年至20年，将会全面崛起。中部大崛起，再加上沿海全面升级，中国全面振兴的梦想便不难实现。

六、城市发展新阶段：城市发展的二阶段论

城市发展的二阶段论中包括城镇化发展的二阶段论，在加快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城镇化是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柱。

城市发展的第一阶段是从改革开放初至党的十八大前。它的显著特点主要有以下五点：一是产业扩张和房地产扩张带动城市区域面积的快速扩张，也叫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过程严重滞后。二是土地利用极为粗放，浪费土地现象极为普遍。这在过去10年土地增值及政府垄断土地供给的情况下，显得更为严重。随着房价的上涨，土地越来越贵，土地贵应该节约土地，但我国土地非农化的过程完全是由政府控制的，政府可以找各种理由将农业用地转为工业用地和商业用地，而从农民手中拿的土地价格又极便宜，所谓加快土地的非农化、多卖土地成为各级政府的一致选择。三是城市规划水平很低，规划主要是受利益驱动，缺乏长期考虑，再加上前面讲的规划理论上的严重错误，建成的大城市，运行效率极低。四是城市千城一面，缺乏文化和建筑特色。五是城市本是集聚效应最明显的地方，但我国的城市，追求分散化、绿化等，严重削弱的集聚能力，加上交通路网结构的不合理，服务业的发展受到明显抑制，再加上高房价构成服务业的高成长，服务业发展空间进一步被压缩。城市成为制造业的长子，服务业的“侏儒”。即第一阶段城市发展方式极为粗放，粗放程度远远高于工业，有速度、有规模但没有效率，因此，走上了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道路。需要在第二个阶段加以纠正，选择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新路。

城市发展的第二阶段必须打破现有的过于粗放的城市发展模式，走集约化、人口城镇化为中心、通过提高规划的科学化来优化城市结构的新路。第二阶段的城市发展体现以下发展方向：

第一，提高规划管理水平，增强规划的战略指导作用。关键是要对现有的主导城市规划的不合理理论推倒重建，纠正理论错误才能纠正实践错误，否则城市发展将陷入“死结”。要搞清楚什么样的城市结构才是高效的城市结构，包括路如何建、人口如何分局、产业如何布局。要确定城市规划的长远目标和原则，并建立科学规范的规划决策机制(包括机构设置)。

第二，以“人口城镇化”为中心，加快城镇化进程，提高城镇化质量。

第三，以大中部地区为中心推进城镇化，实施城镇化的区域平衡发展战略。

第四，把城市建设的重点放在市中心区的结构优化和功能提升上，盘活存量土地、资源，提升城市的集聚能力和综合承载能力。纠正已出现严重偏差的郊区化，实现人口和功能的再集中化，这也是任何国家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或出现偏优后的必然选择。

第五，加强城市公共服务和管理。当前最紧迫的是要重点解决交通、环保问题。交通限行等公共政策出台要反复争鸣，科学论证，民主决策，不能想当然，一厢情愿，出台的政策要经得住考验，少搞反复，对明显的错误要及时纠正。解决环境问题，当务之急是普及环保意识，推广低碳文化理念。从垃圾分类和处理入手，提高各类城市的环境综合治理能力。交通运行畅通是一个城市高效率运转的标志，交通效率体制为路网结构的优化和停车管理能力的提高。要在这两个方面下工夫。在停车管理上，要学习先进国家经验，细化精化停车管理体系，提高城市的运行效率。

七、改革新红利：改革的二阶段论

笔者一直对人口红利说持怀疑态度，这一学说源于经济学家用婴儿潮来解释战后50年代～60年代欧美国家的持续繁荣，后来在解释日本陷入长期衰退时用其反例做解释也是同样道理，即人口负增长导致日本衰退。这样的解释有一定道理，但也有许多值得怀疑的地方。要那么说，那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不就是完全错了吗？人口增长越快经济增长越快吗？或者仅是相反呢，经济增长快带来人口增长快，但技术进步不足时，人口增长又构成了经济增长的障碍，这就像房价与经济增长、油价与经济增长一样。高房价推动房地产泡沫，泡沫推动经济增长，高房价又抑制城市化、抑制消费，最后，反过来，导致经济长期低迷。日本的长期衰退与房地产泡沫有直接的关系，而且之后的体制和政策无作为，无法摆脱相应的旧体制，才使日本陷入更长期的衰退。经济增长加快，将推进油价上涨，而油价上涨又构成经济增长的额外成本，从而抑制经济增长。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是线性的，也不是简单的单向因果关系，有时抑制有时促进。所以，我一直不相信人口红利说，美国90年代的高增长是人口高增长推动的吗？显然不是，尽管与日本、欧洲相比，它的人口增长和人口结构都较有优势，它只是一个次要的、助推的因素，不是原动力或根本动力。日本的衰退不是因为人口增长率为负或所谓老龄化，它仅是一种障碍，关键在于它的经济体制或政治体制障碍。

所以，如果讲红利，制度红利是最持久的红利，制度不断变迁、优化，经济不断获得创新发展的动力，不断有创造性破坏出现，经济就有不竭的动力。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增长，特别是头20年的高增长，明显是受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当然还有发展战略的调整与机遇的共同作用)，即我国发展的第一轮改革红利(谁又能否认建立社会主义体制不是一种红利呢？只是这种体制红利很快便消失了，因为缺乏持久活力，相反成为进一步发展的巨大障碍)。改革开放政策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走市场化的道路，使中国人的发展潜力得到了较充分的发挥。打破计划体制一靠改革，二靠开放，两者相辅相成，创造了一种巨大的发展效应，即人人及各行各业都千方百计谋求增长、发展，既一切“向前看”，又一切“向钱看”，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两者的结合才使中国经济获得了无限的动力。过去的体制抑制了人们的发展激情，主要是限制了人们的自由选择空间。旧体制对微观经济、特别是对所有人的经济行为实行过度的干预，人们的合理经济行为被束缚了，企业被束缚了，人的创造力被束缚了，企业和个人均缺乏自由，没有自由、不能自由地支配生产、生活及收益权(后来人们讲产权)，社会经济便缺乏发展的激情，从而导致经济活力不足、效率低下。改革从“放权让利”开始，从农户的自主经营到城市承包制，企业和个人均获得了较明显的自主决策权、经营权、收益权。阿马蒂亚·森认为，发展可以看做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发展印证了这一点，不断扩大农民、城市劳动者及企业的自由选择权，增长或发展就成为一种必然。开放不仅使我们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通过贸易增长来促进生产、积累财富，更重要的是使我们开阔了眼界，向西方学习先进的市场意识、管理和技术。因此，改革开放就是创造经济自由、释放发展激情的过程。

但这种改革红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就出现了明显的递减，刚刚过去的21世纪最初10年的高增长被许多人解释为人口红利，看起来有些道理，这10年改革步伐很小，前期的红利又在明显减退，因此，好像只有这种牵强的解释才是最好的解释。过去10年的高增长，制度红利也是有的，概括地说就是“入世红利”、朱镕基房改和国企改革红利。但我认为，这都不足以解释中国过去的高增长，过去10年的超高增长主要原因是房地产的泡沫化引起的(是一种政策性失误，把房地产作为各级政府的支柱产业)，与人口红利无关，与城镇化无关。房地产的常规性繁荣确实与房改有关，但房地产超级大繁荣却是另有原因。中国房地产超常规发展与房价泡沫主要推动力不是城镇化，而是金融政策的长期过度宽松和在经济政策上鼓励居民无限制地进入房地产投资。可以这么说，过去10年的超常繁荣是在制度红利明显减退的情况下由房地产泡沫与“入世红利”共同推动的，改革滞后，使这种增长缺乏分享机制，各部分失衡加剧。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可以抑制这种病态的繁荣，更可以创造公平的发展机制，逐步消失社会矛盾。

金融危机后，这两大动力都在明显减弱。入世红利早已消失，中国传统产业的比较优势在逐步消失，新的优势还未形成，再加上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处于大周期的调整中，出口发动机正在慢转或停转。房地产泡沫有见顶破灭的时候，房地产泡沫破灭必将是新政府执政头三年将要发生的大概率事件，继续维持泡沫，将为中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增加更多的障碍，也会耽误经济结构调整和改革的大好时机，相反，应加强房地产调控、促进房地产泡沫，同时加快改革，就是通过第二轮改革，创造新的制度红利，为中国进一步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总之，发展的二阶段论要求有改革的二阶段论，第一轮改革使中国从低收入国家提升为中等收入国家，而要使中国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中高收入国家乃至发达国家行列，必须靠第二轮改革。否则，中国的未来既面临动力不足，又面临巨大的风险扰动。只有改革才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就像30多年前一样，是改革使中国跳出了第一个发展陷阱——低收入增长陷阱(贫困的长期化)。

八、主要结论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呈现一系列结构变化，但从发展的关键要素来讲，则面临“三缺”，即在产业上缺“高”，在地区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结构中缺“中”，在需求上缺“消费”、缺“城镇化”。未来发展的重点就是补“三缺”，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产业上缺“高”，产业处于全球产业链中低端的现状一时难以突破。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既缺乏体制激励(改革红利)和政策激励，又面临技术上的瓶颈，而消费不足和消费结构不合理也不能为产业升级提供最基本的动力。

在地区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结构中缺“中”。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我国地区人均收入水平(或人均GDP水平)分布中没有中等收入水平，要么是中高水平，要么是中低水平，中等收入水平是被两者平均的结果。居民收入水平也呈现这一基本特征，缺中等收入者，有比例偏高的高收入群体，有更大量的中低以下的收入群体，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严重偏低。所以，我国在中等收入水平后的经济增长是扩“中”，将处于大多数处于“中低”水平的中西部地区提升到中等收入或中高收入水平，同时，在收入分配上“扩中”，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比重，通过这“两中”发展战略，中国的整体就能达到中高收入水平，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需求上缺消费、缺城镇化，也是与前面两个“缺中”问题有关。缺乏中等收入者，消费便受到巨大的抑制；中等收入地区发展不足，中西部城镇化严重受阻。我们认为，着力推进中部地区城镇化，将能明显地促进消费增长和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提高。因此，中国亟须制定新的区域发展战略，即实施大中部崛起战略，重点促进大中西部地区经济和城镇化发展，这是解决“两中”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