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国穷与国富一直是发展经济学家与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要问题。现有文献主要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技术进步等直接因素以及地理环境、制度变迁、文化差异等间接因素对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经济绩效差异进行解释。虽然以上因素均对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具有较好的解释作用，但依然有众多国家与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不能用以上因素加以解释。在潜在的决定因素中，各经济体所具有的不同历史经验可能是一个重要却被忽略的决定因素。文章主要从历史的借古鉴今作用、历史自然实验、历史遗产性研究三方面阐述历史对理解经济发展差异的重要性，并为当前中国经济史与发展经济学指出新的研究方向。
关 键 词：经济发展 历史自然实验 遗产性研究 经济史
为什么有些国家富有而另一些国家贫穷？这一问题一直是发展经济学家与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点。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各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得到显著提升。全球人均GDP按现价美元计算已从1960年的452美元上升到2019年的11 429美元，增长了约25倍。同时，全球绝对贫困人口的比例逐渐缩小，从1981年的42.3%下降到2015年的10%。①然而，各国与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两极分化逐渐加剧。根据2019年的世界银行数据，经济发展水平最低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人均GDP仅为1 585美元，而当前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北美地区人均GDP为63 181美元，二者之间人均收入相差近40倍。世界上最穷国与最富国之间贫富差距逐渐扩大，人均收入差距从1960年的约75倍上升到2019年的超过400倍。②
关于当前世界各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现有发展经济学文献主要从两方面进行解释。一方面，在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经济学家们分别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生产效率等直接决定因素对经济发展不平衡进行考察。③另一方面，自20世纪末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不仅关注影响经济发展的直接决定因素，而且开始从地理、制度、文化等深层次间接因素解释各经济体之间的差异。④尽管现有研究分别从直接因素与间接因素两方面对国家与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发展给予了解释，但这些理论假说依然不能解释当前国家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全部差异。在众多潜在的解释因素中，各经济体之间的历史经验差异可能是一个被广泛忽略但又十分重要的潜在决定因素。⑤那么，人类有史以来，不同经济体所经历的不同历史发展过程是否对当前各经济体的经济绩效产生影响？本文首先从经济增长理论及几个重要的竞争假说出发，对现有经济增长理论进行总结，梳理其局限与不足；然后，分别从历史的借古鉴今作用、历史自然实验、历史遗产性研究三方面阐述历史对理解经济发展差异的重要性；最后，结合中国历史与现实，为中国经济史与经济发展提供新的研究意义并指出新的研究方向。
一、现有主要经济增长理论及竞争性假说
1.经济增长的基本理论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其中，经济增长仅关注国民收入水平，而经济发展则是一个动态过程，不仅关注国民收入的变化，而且关注经济内在结构的改变。经济发展的内涵比经济增长的内涵更加丰富，其不仅指收入水平的增加，还包括收入分配、健康、教育等。由于本文是在一个较长的历史视野下讨论经济发展，且实现经济发展必须以人均收入增加作为前提，因此，本文将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发展理论等同理解，考察一个国家或地区如何增大产品和劳务的产出量。⑥
随着经济发展处于不同阶段，相关经济增长理论也有所变化。基于现有文献，关于经济增长的主要理论可以分为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主要以亚当·斯密（Adam Smith）、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为代表，为工业革命前的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与实现方式提供了理论基础。亚当·斯密的经济增长理论主要在其经典著作《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中得以体现。首先，亚当·斯密以制针行业为例，讨论了在以手工工场为主要生产组织形式的生产活动中，有效的生产分工可以提高手工工场的生产率。其次，亚当·斯密强调了“看不见的手”，即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最后，亚当·斯密指出，市场规模和自由贸易是促进国家财富增加的重要途径。⑦托马斯·马尔萨斯在《人口论》（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中，从人口增长的角度讨论了为什么人类社会收入从公元元年至工业革命前一直处于发展停滞的状态，即经济增长率长期不足1%的现实。⑧马尔萨斯认为，当人口不受自然资源约束时，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其增值力是无限的；而生活资料的生产按算术级数增长，比人口增长要慢得多。因此，如果不对人口进行有效控制，那么经济发展会陷入马尔萨斯陷阱（Malthusian Trap）之中，即通过技术进步获得收入的增加导致人口的快速增长，而人口的增长又抵消了增加的收入，进而人口再次下降进入长期停滞不前的均衡状态。⑨
进入工业社会之后，生产力和生产效率获得了显著提高，经济增长方式与驱动因素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资本积累在这一阶段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针对这一新变化，很多经济学家，如罗伊·哈罗德（Roy F.Harrod）、埃弗塞·多马（Evsey D.Domar）、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等一直试图提供相关的经济增长理论解释框架。⑩在众多经济增长理论中，索罗增长模型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典范。索罗增长模型主要由生产函数和资本积累方程构成，旨在揭示经济体中资本存量、劳动力以及技术进步三方面因素如何决定一国产品与服务产出的内在机制。(11)索罗增长模型对经济增长的解释有两个重要的推论：一是无论一个经济体的初始资本水平如何，在一个较长时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该经济体最终会达到稳定状态的资本水平，相应产出也将处于稳定状态，且这一稳定状态受储蓄率和人口增长率的影响；二是经济增长存在趋同过程，即远离稳态的经济体无论初始经济发展水平如何，最终将会追赶上富裕经济体，并收敛在稳态产出水平上。(12)然而，以上推论均建立在生产函数边际递减以及技术进步外生两个假设基础上。
尽管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对工业革命后的经济增长过程做出了较好的解释，但在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世界经济分别经历了生产率下降与提高两个过程，使原有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外生的假设受到了较大挑战，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应运而生。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一改以往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前提假定，对20世纪末以来经济绩效的变化给予了刻画与解释。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区别有以下三点：一是内生增长理论以不完全竞争为基础，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则以完全竞争为基础；二是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创新是内生的，且取决于知识的存量及研发的情况，而新古典增长理论则认为技术进步是外生的；三是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富国比穷国增长得更快，因为他们具有更高的现有知识存量。该模型预测贫富国家之间会出现分化，而不是收敛。新古典增长模型则预测，拥有较低资本强度的穷国会经历较高的增长率，并收敛于富国的收入水平。(13)
通过介绍主要经济增长理论可以发现，无论是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或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以往学者均是从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生产效率改进等各种影响经济产出的直接决定因素进行分析，进而考察这些直接决定因素对经济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差异。以上考察发现，这些对经济绩效差异起直接决定作用的因素，均内生于经济增长本身，因此，各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绩效差异的解释一定还有更加深刻的原因。
2.潜在竞争性假说
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发展经济学家将视野从影响产出水平的最直接因素（如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转向地理、制度、文化等更深层次问题，进而寻求经济繁荣与贫困背后的逻辑。
关于影响经济绩效差异的深层次间接因素，现有文献主要从三个假说进行揭示。首先是地理假说。早在启蒙运动时期，孟德斯鸠（Charles de Montesquieu）就注意到地理对世界财富分布的决定作用。他发现生活在热带地区的人们更加懒惰、缺乏求知欲且没有创新精神，因而导致这些地区经济贫困。(14)地理假说继承了早期学者的假说与观察，认为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地理差异是导致国家与地区之间经济绩效差异的关键。特别是当我们对照世界地图时会发现，很多低收入国家分布在气候炎热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以及东南亚赤道附近地区，而高收入国家则多分布在气候适宜的南北温带地区。因此，地理假说在20世纪末成为很多学者解释国家与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异的重要出发点。特别是约翰·盖勒普（John L.Gallup）、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D.Sachs）等学者通过一系列跨国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为这一假说提供了较扎实的实证证据，进而使人们对地理假说深信不疑。(15)
除地理假说之外，在20世纪末同样重要的是制度假说。制度假说认为，“有效的制度安排是经济增长的关键”(16)。就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决定性作用而言，达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及其合作者的实证研究指出，在殖民时期，欧洲殖民者在不同地区所推行的不同殖民政策对当地殖民时期的制度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且由于路径依赖效应的存在，这些殖民时期的政策对殖民地独立后制度的形成与演化形成了巨大影响，而这些保留下来的制度安排至今仍对当地的经济绩效产生较大影响。(17)此外，我们也可以从一个关于制度假说的经典自然实验找到相应的证据。在19世纪末之前，朝鲜半岛是一个国家，即李氏朝鲜，二战之后，朝鲜半岛局势发生了变化，美国与苏联分别以北纬38度线为界限接受日本投降，38度线以北为苏联控制区，以南为美国控制区。随后，朝鲜与韩国两个国家分别成立。尽管在1950-1953年爆发了朝鲜战争，但在战争期间并未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之后，朝鲜半岛依然按照北纬38度线划分为两个国家。在战后相对和平的时期，两个国家在经济制度上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朝鲜采用了严格的计划经济制度，而韩国则实行以私人产权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制度，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韩国采取了一系列企业信贷、出口补贴政策。最终，韩国比朝鲜取得了更好的经济绩效，2019年韩国人均GDP约为朝鲜人均GDP的50倍。(18)韩国不仅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而且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除了地理因素和制度因素之外，21世纪以来，文化假说越来越受到发展经济学家的重视。很多学者认为，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包括信仰、语言、宗教、价值观等）是导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19)事实上，就文化假说而言，早在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其所撰写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中就有经典的讨论。韦伯指出，新教改革及新教伦理在促进近代欧洲工业化进程以及资本主义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20)后，大量实证研究不仅证明了韦伯的相关论断，同时对其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给出了相应的实证证据。例如，罗伯特·巴罗（Robert J.Barro）与瑞琪尔·麦克拉瑞（Rachel M.McCleary）合作的文章证明了宗教活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且不同的宗教信仰对经济产出有不同的影响。(21)尤里·格洛德尼切克（Yuriy Gorodnichenko）与热若尔·罗兰（Gerard Roland）则给出了信仰与创新以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从另一角度揭示了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22)
二、为什么历史对理解经济发展是重要的？
在众多可选择的潜在解释因素中，历史因素可能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特别是以达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斯坦利·英格曼（Stanley L.Engerman）、肯尼斯·索克洛夫（Kenneth L.Sokoloff）和拉斐尔·拉波塔（Rafael La Porta）等为代表的学者，越来越关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历史差异对经济发展绩效差异的影响。例如，英格曼等考察了美洲大陆殖民时期要素禀赋差异与殖民地制度选择对美洲各殖民地独立后经济发展路径的影响。(23)拉波塔等则揭示了殖民时期不同殖民国家对殖民地法律制度形成及演化过程的作用，并特别考察了这些法律制度如何对产权保护与金融发展产生长期影响。(24)阿西莫格鲁及其合作者提供了如何理解当前制度的历史起源及其对当前经济长期发展的影响。(25)这一系列关于历史与经济发展的文献不断涌现，日益加深了历史对于理解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本文认为，历史研究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1.作为以史明鉴的经济史研究
历史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最直接体现在历史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理论与政策的借鉴与指导作用上，即古人所说的“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26)。例如，我们以如何发挥民间金融助力乡村振兴为例，可以发现中国传统社会地权交易的多种内在方式，并给予我们很多启示与借鉴。
中国乡村振兴需要金融支持，然而在当前乡村金融发展的过程中，面临抵押品单一及借贷主体较少等瓶颈问题。(27)通过对中国传统社会民间借贷活动的考察可以看到，在农村金融方面，与当代乡村社会相比，传统乡村社会不仅借贷抵押品形式更加多样，而且借贷主体也更加多元化。在传统乡村社会的土地交易过程中，地权交易形式呈现多样化的特征。(28)除了土地买卖中，将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进行完全转让获取收益的绝卖之外，也存在诸如将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暂时放弃，保留回赎权利的活卖。除此以外，通过将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进行分离，也包括分别进行交易获取资金的土地典当行为。传统乡村社会土地产权交易形式的多样性，不仅使乡村社会各类要素市场得到发展，促进了土地要素的流动，同时，产权交易的多样性也衍生出借贷抵押品内容的多样性，不仅田底权可以抵押借贷，田面权也可以进行抵押以获得资金，进而使乡村社会民间金融市场得以发展。
此外，在传统乡村社会中，由于正规金融主体的缺失，非正规金融在乡村社会民间金融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9)在借贷主体方面，民间借贷作为非正规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广泛存在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社会中，对乡村社会农民获得短期资金平滑消费与生产投资具有重要意义。(30)在中国历史上，江南广大乡村社会中存在的大量会社扮演了乡村社会民间金融借贷主体的角色。会社是明清时期在乡村社会中广泛存在的以宗教信仰、公益活动为纽带，以经济互助为主要功能，不限族姓、人数的社会组织。(31)会社的经济功能主要体现在提供并维护公共物品，为其成员提供金融互助和信用担保，克服土地零碎化以及集中经营按股分成。在某些情况下，会社可以看作早期合作社形式的雏形。以浙江省石仓村为例，这个仅有百余户居民的村庄历史上曾拥有7个会社组织，包括关王会、插花会、冬至会、桥会等。这些会社担负起乡村社会的经济与社会功能，不仅为村民提供一部分公共物品，同时通过土地交易以及借贷活动，使乡村社会土地要素有效流转配置，并作为借贷主体为需要短期资金的农户提供资金平滑消费和生产投资。
从以上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民间金融的历史经验可以看到，产权清晰为乡村社会土地市场交易的多样性提供了基础，促进了乡村社会土地买卖市场、土地租佃市场、土地金融市场的发展。与此同时，清晰的产权也为乡村社会民间金融抵押标的物的多样性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而以宗教信仰为主要形式的会社，作为早期合作社发展的雏形，通过土地买卖以及提供借贷，不仅有效弥补了乡村社会民间金融借贷主体缺失的不足，而且减轻了高利贷剥削，进而促进了乡村社会金融市场发展。以上这些历史经验，均为当前中国乡村社会要素市场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了较好的理论与政策实践经验。因此，在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发[2010]1号），要求切实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通过土地确权（使用权），不仅避免土地权属纠纷，而且在确权后通过转包、转让、入股、合作、租赁、互换等方式使土地要素有效流转，以及将土地作为抵押标的物进行资金借贷进而促进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
2.作为历史自然实验的经济史研究
历史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历史研究可以为当前发展经济学理论提供历史自然实验。基于反事实为基础的自然实验方法已较早在社会科学中应用，近年来，因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等学者在反贫困研究中对自然实验方法的广泛使用，不仅促进了世界反贫困事业的发展，也对实证经济学研究范式产生了广泛影响。(32)自然实验方法可以通过反事实的方法，将研究对象划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然后利用实验组与对照组在外生冲击前后的变化差异，识别外生冲击对研究对象的因果效应。正是因为这一优势，使自然实验方法在当前发展经济学以及扶贫实践中被广泛使用，成为实证研究范式的主流。
在实际研究中，自然实验方法不仅推动了发展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也促进了经济史研究内容的变化。特别是在现实社会科学研究中，由于样本的非随机性，使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相比，对研究环境的要求更高、难度更大。尤其是针对某些特殊问题的研究，例如战争、瘟疫、自然灾害等，现有的研究环境可能随着技术发展、制度建设存在较大的限制，因此历史自然实验变得非常重要。所谓历史自然实验主要是指，利用人类历史上提供的经典案例或偶然机会，通过对历史事件随机选择出的实验组与对照组，进行一定程度的可控因果识别分析，进而更好地考察核心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历史自然实验不仅可以考察那些不得不用历史案例或现象讨论的问题，例如文化变迁、战争、瘟疫、灾害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而且可以寻求最佳实验环境弥补当前案例的不足，为相关经济理论提供更加精准的实证证据。
例如，近代中国商业化与农村经济发展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重要问题。传统观点认为，中国近代商业化导致农村两极分化，是近代中国农村“内卷化”的重要成因。(33)然而，另一些学者认为，近代中国商业化使近代中国农村广大农民通过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市场获得了很好的经济机会，提升了福利水平。(34)这一争论的产生，主要是由于现有研究缺乏对商业化与农民经济福利两者因果关系的识别。为给出近代商业化对乡村社会农民经济福利因果影响的实证证据，龚启圣与李楠利用近代东北地区大豆贸易所提供的历史自然实验，对当时是否参与大豆贸易的农民经济福利差异进行考察，由此揭示商业化对农户经济福利的影响。(35)19世纪末，东北地区大豆并非主要对外出口产品，而主要作为农业生产肥料进行使用，但到了20世纪初，欧洲商人意识到大豆的商业价值，使大豆成为紧俏商品出口欧洲市场，进而成为重要的商业化产品。然而，东北地区并非所有地区都适合大豆生产，因此可以将大豆商业化作为外生冲击，通过比较大豆商业化前后大豆种植地区与非种植地区农户的经济福利水平，识别近代中国商业化对农民经济福利的因果影响。
在经济发展特殊专题的考察过程中，如在揭示瘟疫、疾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方面，历史往往可以为其提供很好的案例与经验借鉴。一个典型的案例是13—14世纪黑死病对欧洲经济社会的冲击。13—14世纪，黑死病横行欧洲大陆，其高死亡率导致英国劳动力供给不足，实际人均工资水平上涨了3倍，从而使英国在14—18世纪的收入和城市化水平得以提升。(36)由于当前医疗卫生技术以及国家能力的影响，难以识别疾病冲击对经济系统的真实效果，因此需要借助历史数据加以考察。为考察此问题，李丹与李楠利用1910—1911年东北地区流行性鼠疫爆发与同时期东北移民潮提供的历史自然实验的机会，结合20世纪30年代伪满洲国农业实态调查数据，通过比较受鼠疫冲击村与未受鼠疫冲击村在鼠疫冲击前后不同时间移民农户的经济福利水平差异，来识别疾病冲击与移民劳动力经济福利的关系。研究发现，1910-1911年东北流行性鼠疫的确对迁移到东北地区的农户产生了显著影响，此研究不仅表明了疾病、瘟疫对经济发展有负向影响，同时也揭示了疾病冲击可以通过改变经济环境特别是要素禀赋结构，使部分社会群体经济福利得以改善。(37)
此外，通过对历史上战争与暴力冲突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战争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基本规律。我们不仅可以揭示战争与暴力冲突的根源包括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气候因素以及文化宗教因素；(38)而且可以通过实证分析考察战争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如战争冲突对空间经济地理、人力资本、制度的影响。(39)就战争对制度变迁及经济绩效的影响而言，达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及其合作者利用法国对德国不同地区占领的时间以及推行拿破仑法典和推行各项改革的时间作为制度影响的代理变量，考察了拿破仑战争对被法军占领国家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及其经济绩效的影响。这一研究指出，1800年之后，被法国占领的地区资本主义制度改革指数普遍高于没有被占领的地区，被法军占领时间较久的地区比那些占领时间较短的地区拥有更高的城市化水平，且经济也更为发达。(40)
由此可见，历史对经济发展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历史问题的考察不仅为当前的经济理论提供历史经验，而且对当前某些重要理论问题的理解更是必须通过对历史现象的分析来完成，进而可以获得比采用当前数据考察更加丰富的效果。
3.作为历史遗产的经济史研究
历史对经济发展的第三个重要性主要表现在重大历史事件对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上，即所谓的“遗产性研究”（Legacy Research）。遗产性研究主要是考察历史上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并通过其对某些机制的影响，进而评价其对当前经济发展产生的持续性影响。历史事件之所以会对当前经济绩效产生长期持续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两个重要理论得以实现，即路径依赖效应（Path-Dependence）与多重均衡的存在（Multi-equilibrium）。(41)
路径依赖效应最早由保罗·大卫（Paul A.David）提出。它主要是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具有较强的惯性，人类社会一旦进入某一发展路径（无论是“好”还是“坏”）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在没有外在冲击的情况下，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进行自我强化，从而使这一社会不易走出现有的发展方向。例如，保罗·大卫所讲述的QWERTY键盘的故事便是路径依赖在日常生活的一个缩影。19世纪中叶，我们今天使用按键排序为QWERTY的计算机键盘并非最高效的，但由于当时著名的军火制造商Remington家族买下了这一专利，并将其推向了市场，商业运作奠定了QWERTY键盘的市场基础。人们习惯了QWERTY键盘的按键布局，很难再适应另一种实际上更为有效的设计。(42)同样，在人类社会的整个发展变迁过程中，很多历史事件均具有这种路径依赖效应，其结果是当前各经济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均会找到历史事件的影子，例如语言、文化、制度等。
多重均衡主要是指经济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对相同的约束条件，会有多个经济产出稳态结果，而在每个历史时期，国家只能选择其中一个稳态作为发展方向。在人类历史上，特别是当战争、瘟疫等重大历史事件对当前经济结构产生较大冲击时，经济体在经济恢复过程中将面对多重均衡的问题，需要重新选择新的发展路径。例如，爱德华·米格尔（Edward Miguel）与热若尔·罗兰（Gerard Roland）对越南战争的研究发现，在越南战争结束25年后，越南部分地区的贫困率、消费水平、基础设施等才不再受战争的负面影响。(43)李楠在分析太平天国战争对中国经济空间结构的影响时发现，太平天国战争对当地经济结构造成了巨大冲击，战后随着通商口岸以及要素禀赋特别是人口的损失，中国近代空间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并对当前中国空间经济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44)
历史对经济发展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路径依赖与多重均衡共同作用的结果，由此导致不同经济发展的轨迹。例如，为什么非洲地区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贫困且战争频发？这可能与两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有关。一是16世纪到19世纪非洲长达400年的奴隶贸易；二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欧洲殖民者对非洲的瓜分和掠夺。就奴隶贸易对非洲经济发展的影响而言，内森·纳恩（Nathan Nunn）在其研究中发现，奴隶贸易时期的奴隶贸易严重程度与当前非洲国家的人均GDP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而且这一影响存在两个重要机制：一是历史上的奴隶贸易会改变当地的民族分化程度，进而对当前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二是历史上奴隶贸易对当前各国政治制度的形成有显著影响，进而影响经济发展。(45)由此，内森·纳恩揭示了当前非洲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的奴隶贸易根源。斯泰利奥斯·米哈洛普洛斯（Stelios Michalopoulos）与埃利亚斯·帕派奥安努（Elias Papaioannou）两位学者考察了非洲内战冲突的殖民主义根源后认为，非洲地区的民族分布是其自然形成的结果，而当前非洲地区的国家边界则是在20世纪初期各西方殖民者柏林会议之后对非洲瓜分的结果。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西方国家在非洲地区的势力范围划分，隔断了非洲当地原有民族的空间地理分布。两个原本不可以成为一个独立民族国家的地区，被强制划分在一起。而在这个国家内部，两个民族可能在文化、意识形态、种族等方面具有完全不同的特征。因此，虽然这些国家在后来非洲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中成为独立国家，但复杂的民族构成与民族冲突成为这些国家经济落后、政治不稳定的重要原因。(46)例如，在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中，图西族与胡图族之间的冲突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通过以上案例，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历史事件可以通过路径依赖效应和多重均衡对当前经济发展产生长期持续影响。因此，在我们讨论现代经济发展相关问题时，不仅要注意到影响经济发展的直接因素，也要注意不同经济体所特有的历史经历是否也会对当前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三、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启示
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以平均9.4%的增速快速增长，成功地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全球工业制造大国。截至2019年，根据世界银行按购买力平价测算，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达到23.4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47)中国的快速发展不仅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奇迹，也塑造了世界经济增长的新格局。因此，如何揭示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内在逻辑与动力，成为学术界的重要内容。尽管很多学者分别从官员晋升锦标赛、分税制改革、土地财政等多个角度对中国的快速增长给予相应解释，但依然不能完全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奇迹进行全面概括。(48)那么，按照上文所述，历史在理解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中国自身特殊的历史经验应该也是理解中国经济奇迹的关键。
历史对于理解中国经济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而这三方面的研究也将可能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史与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
首先，对近代以来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解方面，中国历史经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理解近代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中国历史经验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的经济奇迹，更在于中国在历史上经历了从繁荣到衰落，再到复兴的过程。因此，在世界比较史的研究中，尽管西方世界在1 500年以来起到了重要作用，甚至一些学者强调“欧洲中心论”(49)，但如果缺少对中国的研究，则难以形成研究的闭环，无法完整理解近代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这一内容恰恰在近期关于大分流以及相关工业革命为何发生在英国等一系列研究中有所体现。
在关于大分流的研究方面，李伯重在对比相似的荷兰和华娄地区时发现，它们在前工业化时期的收入都很高，但在现代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中都举步维艰，从而证明了大分流的存在。(50)而斯蒂芬·布劳德伯利（Stephen Broadberry）、管汉晖与李稻葵三位学者在对中国北宋以及明清时期进行系统化国民收入核算的过程中发现，11世纪初期，北宋时期中国比英国更加富裕，但在1 400年之前，英国赶上了中国。尽管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与欧洲最富裕的地区相差不大，但就整体来看，中国在工业革命之前已经开始落后于欧洲的发达国家。因此他们认为，中国和西欧的大分流在工业革命之前的18世纪上半期就已经开始。(51)这一观点与加州学派的传统观点存在差异，后者认为中国和西欧的大分流是在工业革命以后开始的。在关于工业革命为何最先起源于英国而不是中国的问题上，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基于地理差异的要素禀赋方面给出的解释是，作为蒸汽动力主要来源的煤炭资源是工业革命能否发生的关键，19世纪中叶，英国煤炭产量占世界总产量2/3，且煤炭资源分布较为均衡，相较而言，当时中国经济较发达的江南地区缺乏煤炭资源，因此不能引起能源革命。(52)薛华（Carol H.Shiue）及其合作者则从市场整合的角度指出，市场发育程度的差异并非英国最先爆发工业革命的充分条件。他们对1741-1795年中国南方10个省区以及17—18世纪欧洲主要城市的粮食价格之间的整合程度进行测算发现，在工业革命前，中国南方粮食市场的价格整合程度总体水平高于欧洲主要国家和地区，这说明中国和欧洲的市场发育程度不相上下，庞大的有效市场并不是工业革命产生的重要原因。(53)其他学者如林毅夫则从技术供给的角度指出，近代中国在社会技术创新供给上的落后主要在于中国自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所提供的激励机制，使大量具有科学精神与科学能力的人才无心科学创新而转入科举仕途。(54)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到，虽然研究的依然是历史问题，但对于理解近代世界经济转型发展以及全球体系的形成而言，中国历史经验的考察必不可少。
其次，中国历史经验可以提供更多的历史自然实验。历史自然实验方面，以中国经济史中的现象为背景，可以诠释不同经济学问题。在关于瘟疫、疾病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方面，很多学者利用世界上少有的新中国成立之初所开展的爱国卫生运动，即针对血吸虫病、碘缺乏症、鼠疫的防治，考察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公共卫生建设与防疫制度的确立，而且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公共卫生防疫以及国家治理等提供中国历史经验。例如，李楠与卫辛采用中国南方12省164个地级市从1953—1990年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就新中国成立后血吸虫防治运动对人口增长的因果效应以及内在机制进行实证研究。(55)在鼠疫研究方面，李丹与李楠主要以1910-1911年东北流行性鼠疫为案例，配合20世纪30年代伪满洲国农业实态调查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就鼠疫爆发对移民农户经济福利水平的长期影响进行考察。(56)此外，在碘缺乏症的防治方面，林友宏利用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微观数据，以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大规模补碘运动的开展作为自然实验，对碘缺乏病防治的长期影响进行研究。(57)类似地，刘畅、周黎安等则利用1994年之后全民补碘的开展作为自然实验，并发现了补碘对教育具有正面影响。(58)在关于战争、暴力冲突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方面，中国也为其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自然实验，这些案例不仅是理解战争冲突根源与战争冲击的经济影响的重要内容，而且可以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战后经济发展与恢复提供历史经验。例如，中国历史上的“嘉靖倭患”为理解暴力冲突的经济起源提供了典型案例。就此问题，龚启圣与马驰骋利用《明实录》等历史文献资料，对明朝海禁与倭患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考察。实证证据表明，倭寇侵袭在16世纪中叶的迅速增加完全是明朝中叶的强制执行海禁的必然结果。对外贸易渠道的堵塞，导致依靠贸易的人被迫走上劫掠以及走私的道路，进而导致冲突的产生与升级。(59)再如，刘丛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外生冲击，考察了贸易环境变化对近代中国纺织企业的影响，揭示了为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近代中国民族工业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使新兴民族工业的发展获得短暂春天。(60)另外，一些极具中国特殊意义的历史现象也值得挖掘探究，有助于理解社会发展与变迁，拓展相关社会科学理论。例如，针对新中国成立之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及其影响的考察便是其中之一。(61)陈祎等利用县志记载与人口普查数据，探讨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农村儿童教育的影响。虽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本意并非改善农村教育，但大规模知识青年的到来的确使当时中国农村约2.45亿学龄儿童受益。(62)再如，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分家析产继承制度——诸子均分制是理解分家制度与生育抉择的一个典型案例。李楠和甄茂生便利用浙江南部松阳县石仓村阙氏族谱及分家契约文书，揭示了诸子均分制度对家庭内部生育行为差异的影响。他们发现，分家析产造成的外生财富冲击对出生次序靠后的儿子的生育行为产生了负面影响，即出生次序越靠后的儿子越享受不到大家庭所带来的公共福利，生育子女的数量也就越少。(63)该文不仅为中国传统社会是否存在人口控制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也首次从分家角度为如何实现这种人口控制提供了新的解释机制，进一步拓展了马尔萨斯的相关论断。由此可见，中国自身独特的历史经验可以为当前经济发展研究提供特殊的自然实验环境，这不仅有利于我们对相关历史问题自身的解释，同时也为我们考察那些不得不依靠历史数据考察的问题，例如战争、瘟疫等，提供适当的研究场景与素材，进而便于我们拓展相关理论或提供相关实证证据。
最后，就“遗产性研究”而言，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通过路径依赖效应以及多重均衡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长期影响。例如，为何当前东亚国家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相比更加重视教育？这一重视是否与其长期受儒家文化特别是科举制度的影响有关？就此问题，陈婷等考察了科举制度的文化遗存对当代教育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明清时期的进士数量与当今人力资本水平呈现高度的正相关关系，这一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科举制度所产生的较高经济和社会回报所孕育的重视教育文化流传至今所致。(64)再如，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西方列强的武力威胁下，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逐渐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一系列通商口岸被迫开放。尽管新中国成立后相继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和通商口岸，但这些历史上的通商口岸是否对当前中国经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产生了影响呢？关于此问题，贾瑞雪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法模型重点考察了18世纪中叶至今中国通商口岸对中国近现代人口和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近代通商口岸地区的人口与实际产出增长在长期内都显著优于非通商口岸地区。其中原因在于近代通商口岸的开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现代文化、市场制度等在通商口岸地区的传播，在客观上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该研究不仅揭示了近代通商口岸对当前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同时揭示了改革开放以后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异的历史根源。(65)另外，在关于中国历史上边疆治理方式变迁的长期影响方面，李楠和林友宏着重考察了清代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改土归流”的边疆治理政策对当地经济发展的短期与长期影响。一系列实证结果表明，实施“改土归流”政策的地区要比未实施的地区拥有更高的人口密度和人力资本积累，且这一影响持续到现在。实施流官体制较久的地区可以通过影响人口流动、教育、公共物品提供等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即拥有更低的贫困人口、更低的婴儿死亡率、更高的人均收入等。(66)该项研究不仅对历史上“改土归流”边疆治理政策的经济后果进行了考察，而且为我们理解当前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不平等状况提供了新的思路，揭示了历史在其中扮演的重要作用。
在探寻国家繁荣与贫困根源的过程中，尽管众多学者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直接因素以及地理、文化、制度等深层次的间接因素对各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进行了解释，但现有理论假说依然存在局限。在更加深层的因素中，不同的历史也是理解当前世界各经济体之间经济绩效差异的重要决定因素。然而，在现有研究中，历史经历往往被广大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所忽略，本文正是基于国内外相关文献以及相关研究进展，揭示在历史视角下理解历史对经济发展影响的重要性。
本文认为，历史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通过对历史问题的考察，可以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相应的理论与政策借鉴；二是历史可以为当前经济发展研究提供特殊的自然实验环境，特别是不得不用历史经验考察的问题，例如战争、瘟疫、灾害等；三是在路径依赖和多重均衡理论的基础上，历史往往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持续的长期影响。因此，通过“遗产性研究”可以解读重大历史事件对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进而有利于我们理解当前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变迁。
我们应该看到，这一新变化以及历史对理解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为当前中国经济史与发展经济学研究提出了方向。中国独特的历史经验不仅可以解读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可以为相关经济理论研究提供新的理论与实证支持。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更应扎根于中国的历史土壤之中，利用中国丰富多样的史料，在历史视野下考察与当前社会经济相关联的问题，讲好中国故事。同时，通过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总结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中国特色的历史借鉴。
①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计算得出。其中，全球绝对贫困人口比例按照2011年国际购买力平价（PPP）每人每天1.9美元的极端贫困标准估算。
②数据来源：世界银行，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PCAP.CD?view=chart。
③Robert B.Ekelund,Robert F.Hebert,A History of Economic Theory and Method,New York:McGraw-Hill Book Company,1990; Paul M.Romer,"Endogenous Technical Chang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98,No.5,1990,pp.71-102.
④John L.Gallup,Jeffrey D.Sachs,Andrew D.Mellinger,"Geograph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Vol.22,No.2,1999,pp.179-232; Douglass C.North,Robert P.Thomas,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A New Economic 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3; Sascha O.Becker,Ludger Woessmann,"Was Weber Wrong? A Human Capital Theory of Protestant Economic History,"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24,No.2,2009,pp.531-596.
⑤Rafael La Porta,Florencio Lopez-De-Silanes,Andrei Shleifer,Robert W.Vishny,"Legal Determinants of External Finance," The American Finance Association,Vol.52,No.3,1997,pp.1131-1150; Rafael La Porta,Florencio Lopez-De-Silanes,Andrei Shleifer,Robert W.Vishny,"Law and Fina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06,No.6,1998,pp.1113-1155; Daron Acemoglu,Simon Johnson,James A.Robinson,"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91,No.5,2001,pp.1369-1401; Daron Acemoglu,Simon Johnson,James A.Robinson,"Reversal of Fortune:Geography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17,No.4,2002,pp.1231-1294; Nathan Nunn,"The Importance of History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Vol.1,No.1,2009,pp.65-92.
⑥谭崇台：《发展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⑦Adam Smith,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⑧根据格罗宁根大学（University of Groningen）增长与发展中心Maddison Database 2010测算，人类社会从公元1年至1700年，平均GDP增速为0.07%，人均GDP平均增速为0.02%，https://www.rug.nl/ggdc/historicaldevelopment/maddison/releases/maddisondatabase-2010。
⑨Thomas R.Malthus,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London:Paul's Churchyard,1798.
⑩Daron Acemoglu,Introduction to Modern Economic Growth,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
(11)Robert M.Solow,"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70,No.1,1956,pp.65-94.
(12)这种经济增长收敛可能是绝对的，但也可能是有条件的。绝对收敛（Absolute Convergence）是指不论各个经济体的其他特征如何，贫穷经济体的人均收入增长比富裕经济体更快，最终所有经济体收敛到同一稳态水平；条件收敛（Conditional Convergence）是指在考虑各个经济体的其他特征基本一致的条件下，一个经济体的初始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稳态位置越低，增长率越快，最终各经济体会收敛到各自的稳态水平。Robert J.Barro,"Economic Growth in a Cross Section of Countri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06,No.2,1991,pp.407-444.
(13)Paul M.Romer,"Endogenous Technical Chang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98,No.5,1990,pp.71-102.
(14)Charles de Montesquieu,The Spirit of the Law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15)John L.Gallup,Jeffrey D.Sachs,Andrew D.Mellinger,"Geograph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Vol.22,No.2,1999,pp.179-232.
(16)Douglass C.North,Robert P.Thomas,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A New Economic 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3.
(17)Daron Acemoglu,Simon Johnson,James A.Robinson,"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91,No.5,2001,pp.1369-1401.
(18)根据联合国统计司提供的数据计算得出。其中2019年韩国人均GDP为32 143美元，朝鲜人均GDP为640美元。
(19)Luigi Guiso,Paola Sapienza,Luigi Zingales,"Does Culture Affect Economic Outcom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20,No.2,2006,pp.23-48.
(20)Max Weber,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30.
(21)Robert J.Barro,Rachel M.McCleary,"Relig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cross Countr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s,Vol.68,No.5,2003,pp.760-781.
(22)Yuriy Gorodnichenko,Gerard Roland,"Individualism,Innovation,and Long-run Growth,"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Vol.108,No.4,2011,pp.21316-21319.
(23)Stanley L.Engerman,Kenneth L.Sokoloff,How Latin America Fell Behind? Essays 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razil and Mexico,1800-1914,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24)Rafael La Porta,Florencio Lopez-De-Silanes,Andrei Shleifer,Robert W.Vishny,"Legal Determinants of External Finance," The American Finance Association,Vol.52,No.3,1997,pp.1131-1150；Rafael La Porta,Florencio Lopez-De-Silanes,Andrei Shleifer,Robert W.Vishny,"Law and Fina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06,No.6,1998,pp.1113-1155.
(25)Daron Acemoglu,Simon Johnson,James A.Robinson,"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91,No.5,2001,pp.1369-1401; Daron Acemoglu,Simon Johnson,James A.Robinson,"Reversal of Fortune:Geography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17,No.4,2002,pp.1231-1294.
(26)出自《旧唐书·魏征传》，“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27)钟腾、吴卫星、玛西高娃：《金融市场化、农村资金外流与城乡收入差距》，《南开经济研究》2020年第4期。
(28)曹树基、刘诗古：《传统中国地权结构及其演变》，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龙登高：《地权交易与生产要素组合：1650-1950》，《经济研究》2009年第2期；龙登高：《中国传统地权制度及其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
(29)朱信凯、刘刚：《二元金融体制与农户消费信贷选择——对合会的解释与分析》，《经济研究》2009年第2期。
(30)李楠：《社会网络、连锁合约与风险规避：近代东北乡村无息借贷合约选择机制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1期。
(31)章毅、冉婷婷：《公共性的寻求：清代石仓契约中的会社组织》，《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32)三位学者因为采用自然实验方法对世界反贫困事业做出巨大贡献，于2019年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33)Philip C.Huang,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34)Loren Brandt,Commercial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Central and Eastern China,1870-1937,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Ramon H.Myers,"Socioeconomic Change in Villages of Manchuria during the Ch'ing and Republic Periods:Some Preliminary Findings," Modern Asian Studies,Vol.10,No.4,1976,pp.591-620.
(35)James K.S.Kung,Li Nan,"Commercialization as Exogenous Shock:The Welfare Consequences of Soybean Cultivation in Manchurian China,1895-1934,"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Vol.48,No.4,2011,pp.568-589.
(36)Mark Bailey,"Peasant Welfare in England,1290-1348,"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51,No.2,1998,pp.223-251; Gregory Clark,"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Class in England,1209-2004,"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13,No.6,2005,pp.1307-1340; Hans-Joachim Voth,Nico ,"Malthusian Dynamism and the Rise of Europe:Make War,Not Lov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99,No.2,2009,pp.248-254; Nico Voigtlander,Hans-Joachim Voth,"The Three Horsemen of Riches:Plague,War,and Urbaniza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Vol.80,No.2,2013,pp.774-811.
(37)Dan Li,Nan Li,"Moving to the Right Place at the Right Time:Economic Effects on Migrants of the Manchuria Plague of 1910-1911,"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Vol.63,2017,pp.91-106.
(38)James K.S.Kung,Chicheng Ma,"Autarky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Piracy in Ming China,"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74,No.2,2014,pp.509-534; Ying Bai,James K.S.Kung,"Climate Shocks and Sino-Nomadic Conflict,"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Vol.93,No.3,2011,pp.970-981; Judith M.Bennett,C.Warren Hollister,Medieval Europe:A Short History,New York:McGraw-Hill,1994.
(39)Edward Miguel,Gerard Roland,"The Long-run Impact of Bombing Vietnam,"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Vol.96,No.1,2011,pp.1-15.
(40)Daron Acemoglu,Simon Johnson,James A.Robinson,"So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A Legacy of the Holocaust in Russi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26,No.2,2011,pp.895-946.
(41)Nathan Nunn,"The Importance of History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Vol.1,No.1,2009,pp.65-92.
(42)Paul A.David,"Clio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75,No.2,1985,pp.332-336.
(43)Edward Miguel,Cerard Roland,"The Long-run Impact of Bombing Vietnam,"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Vol.96,No.1,2011,pp.1-15.
(44)Nan Li,"The Legacy of Civil War:The Long-term Effect of Taiping Rebellion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odern China," Working Paper,2017.
(45)Nathan Nunn,"The Long-term Effects of Africa's Slave Trad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Vol.123,No.1,2008,pp.139-176.
(46)Stelios Michalopoulos,Elias Papaioannou,"The Long-run Effects of the Scramble for Afric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6,Vol.106,No.6,pp.1802-1848.
(47)中国GDP年度增长率与2019年经济总量均来自世界银行。
(48)例如，官员晋升锦标赛是一种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中国政府官员的激励模式，即上级政府在选拔官员时，看重经济增长指标（如GDP），由此激发官员进行政绩竞争。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是以财政收入集权为基础的一项重要财政激励措施，在保持不同级别政府间支出责任划分不变的情况下向上集中财政收入，明确区分了中央独享税（如消费税）、地方独享税（如营业税、所得税）以及中央一地方共享税（如增值税），进而调动地方政府扩大地方税基、争夺投资以推动经济增长的积极性。吕冰洋：《政府间税收分权的配置选择和财政影响》，《经济研究》2009年第6期；陶然、陆曦、苏福兵等：《地区竞争格局演变下的中国转轨：财政激励和发展模式反思》，《经济研究》2009年第7期。同时，土地财政作为激发中国经济活力的重要制度力量，在中国经济高增长中扮演着发动机的角色，土地制度的改革不仅促进了经济权利的开放，而且政府也可以通过对土地权力的控制掌控发展的主导权。刘守英：《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
(49)“欧洲中心论”是指欧洲尤其是西欧的历史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轴和主要动力，宣扬欧洲种族和文化的天生优越性，否定中国与其他非欧洲国家的历史地位和成就。然而，安德鲁·贡德·弗兰克（Andre G.Frank）、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等加州学派学者对“欧洲中心论”持批判态度，他们认为在欧洲工业革命前，亚洲尤其是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居于中心地位，因此不能忽略中国在历史上的世界经济中所扮演的中心角色。Andre G.Frank,Reorient: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Berkeley-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Kenneth Pomeranz,The Great Divergence:China,Europe,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
(50)李伯重：《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华亭一娄县地区GDP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51)Stephen Broadberry,Hanhui Guan,David D.Li,"China,Europe,and the Great Divergence:A Study in Historical National Accounting,980—1850,"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78,No.4,2018,pp.955-1600.
(52)Kenneth Pomeranz,The Great Divergence:China,Europe,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
(53)Carol H.Shiue,Wolfgang Keller,"Markets in China and Europe on the Eve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97,No.4,2007,pp.1189-1216.
(54)Justin Y.Lin,"The Needham Puzzle:Wh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Did Not Originate in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Vol.43,No.2,1995,pp.269-292.
(55)李楠、卫辛：《新中国血吸虫病防治对人口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1953-1990）》，《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1期。
(56)Dan Li,Nan Li,”Moving to the Right Place at the Right Time:Economic Effects on Migrants of the Manchuria Plague of 1910-1911,"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Vol.63,2017,Pp 91-106.
(57)林友宏：《智慧元素的力量：碘缺乏病防治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财经研究》2018年第4期。
(58)Qingyang Huang,Chang Liu,Li-an Zhou,"Farewell to the God of Plague:Estimating the Effects of China's Universal Salt Iodization on Educational Outcome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Vol.48,No.1,2020,pp.20-36.
(59)James K.,S.Kung,Chicheng Ma,"Autarky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Piracy in Ming China,"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74,No.2,2014,pp.509-534.
(60)Cong Liu,"The Effects of World War I on the Chinese Textile Industry:Was the World's Trouble China's Opportunity?"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80,No.1,2020,pp.246-285.
(61)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指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后期，大量城市知识青年大规模离开城市，到农村定居并参加劳动，即“插队落户”，以提高实践作用的政治运动。
(62)Yi Chen,Ziying Fan,Xiaomin Gu,Li-an Zhou,"Arrival of Young Talent:The Send-down Movement and Rural Education in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110,No.11,2020,pp.3393-3430.
(63)李楠、甄茂生：《分家析产、财富冲击与生育行为：基于清代至民国初期浙南乡村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2015年第2期。
(64)Ting Chen,James Kai-sing Kung,Chicheng Ma,"Long Live Keju! The Persistent Effects of China's Civil Examination System," The Economic Journal,Vol.130,No.631,2020,pp.2030-2064.
(65)Ruixue Jia,"The Legacies of Forced Freedom:China's Treaty Port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Vol.96,No.4,2014,pp.596-608.
(66)李楠、林友宏：《管治方式转变与经济发展——基于清代西南地区“改土归流”历史经验的考察》，《经济研究》2016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