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前，国际上一些有识之士指出，重大公共卫生风险将成为当今世界人类所面临最大的挑战之一，甚至超过了战争、大规模穷困和核威胁。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说：如果有什么东西在未来几十年里可以杀掉上千万人，那更可能是有高度传染性的病毒，而不是战争，不是导弹，而是微生物。在全球化时代，这种风险将会系统性放大，一国或一地区的风险随之将演化为全球性风险，也因此，加快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保障生物安全、共同抵御重大公共卫生风险迫在睸睫。像以前重大的国际事件一样，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对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将会为世界带来哪些重大变革
一是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正在对近期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冲击，并将加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进程。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不仅使人们的生命安全受到巨大威胁，而且使全球经济遭受重创，全球主要经济体全面衰退，美国二季度GDP按年率计算下滑32.9%，我国经济一季度受冲击巨大，GDP同比下降6.8%。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将出现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大负增长。由于美国及南美、非洲等地疫情暴发的势头仍未得到根本遏制，全球衰退程度恐将进一步加深，同时还可能面临疫情反复的风险。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是一场人类共同的大危机，也是一场大考，是否测试合格，是国家综合竞争力特别是软实力的一种体现，对一些在全球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国家来讲，也是一场领导力测试。因此，这是挑战，也是难得的机遇。总的来看，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形势下，应对疫情能力的分化将会在今后全球大变局演化中有明显体现，谁应对有力，应对成绩居前，表明其危机治理能力强，便为未来发展赢得更多的声誉和国际性发展资本；相反，一些应对能力相对较弱的国家将面临更多的发展挑战。全球领导力的变化也是如此。
二是全球化和全球产业链短期将会受到较大负面冲击。有人担心疫情发生后，由于国别的产业链安全问题以及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的显著抬头，全球化可能终结，即便不终结也会受到巨大重创。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将强化国家权力、加强民族主义，危机结束后许多国家政府不会情愿交出新得到的权力，因此，新冠肺炎疫情将会创造出一个不再那么开放、繁荣与自由的世界。全球供应链正经受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打击，而各国面对产业链安全问题，将加强保守、后退的思潮，更加重视国内，而与之对应的是企业的效率下降、利润下降，经济增长长期性放慢，同时，国际合作变得越来越困难。
三是新冠疫情并不代表各国间相互关联的终结或明显倒退，相反，为了有效应对新的全球重大挑战，要求国际间开展更加紧密合作和团结。在重大公共卫生灾害面前，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合作而不是对抗或孤立是最佳的选择。全球化受阻和供应链受损，是暂时的，长期趋势仍然是以合作共赢为目标，使资源配置更加国际化，供应链更加相互依存，形成新的多元共生局面。
四是大健康（特别是生物医疗）行业和大数据等新型行业将成为新产业革命的中心。生命第一，健康第一，新冠肺炎疫情给人类的重要启示就是要更加珍惜生命，让地球的生态环境与经济环境更加安全，这必须依赖于技术革命和治理创新。大健康与大数据便是体现这一大趋势、大潮流的两大“明珠”。
经历重大考验后，我国多重优势不断彰显，信心资本将显著增加，在未来全球经济与政治新格局的形成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
有以下负面影响值得高度重视：一是我国短期外贸出口将会面临很明显的冲击。与内需增长的影响不同，由于国外疫情发展与我国不同步，使得我国面临的外贸出口环境恶化的时间会较长，从而对出口增长的影响会超出国内经济。而一旦这种态势持续化，势必对我国外向型企业和就业产生明显影响，导致失业率上升。二是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相对较小。不仅是因为我国的金融市场开放度相对较小，更主要是信心的作用，我国应对新冠肺炎先行一步且已经取得重大战略成果，明显增强了我国投资者信心，也就增加了我国金融市场对国际金融市场大动荡的一定免疫力。三是对我国产业链的影响总体较大。不管是加工贸易，还是一般贸易，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都处于关键性角色，贸易量的萎缩和疫情发展的不同步性，决定了我国整体产业链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
新冠肺炎大流行及其防控也给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带来一些难得的机遇。一是疫情治理考验了我国的大国治理能力，这将是一笔难得的巨大财富，也是我国硬实力和软实力增强的一种体现，将显著增加我国的信心资本。二是本世纪初，重大疫情的两次造访中国，带来的是重大危机，但也使我们更加重视非传统安全问题，这对我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生命医药医疗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正如前面我们分析的，从重视生命和社会治理来看，大健康与大数据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新趋势。趋势与内在需求的结合，有望使我国在新的产业革命中再次形成经济发展新优势。三是疫情过后，中国产业链优势地位将更加突出。疫情在全球的大流行、大暴发，将使我国在防疫物资的生产上处于更中心地位。相关产业链的技术基础和服务保障将更加完善。更重要的是，我们负责任的大国态度和担当，以及在产业制造上的明显优势，将显著提高我国产品、产业的美誉度，对中国高质量品牌的形成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所以疫情过后，产业链可能更多地向中国倾斜，这也有利于稳外资。四是中国的最大优势是超大规模的市场，疫情过后，我国市场无疑将更加重视质量，更加重视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这将使我国在未来全球经济与政治新格局的形成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也是扩大开放、化解中美贸易摩擦的最有力手段。
在变化的世界格局中找到中国的战略机遇，既要着力减缓外部重大冲击所造成的损失，又要从长计议，善于化危为机
一是以“六稳”“六保”为重点，稳定经济发展的基本盘，将疫情对我国经济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重大危机考验一国的宏观调控能力。我国政府历来重视宏观经济管理，重视应用现代经济理论和手段，发挥“看得见的手”在防范重大经济风险和保持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此次疫情发生不久，中央在“六稳”的宏观政策基础上提出“六保”的新要求，强调要重视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保粮食能源安全、保基层运转。“六保”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盘，或者讲是经济发展的“底盘”或“底线”，只有做好了“六保”，才能在未来更长时间、更大范围确保经济的持续稳定，即“以保促稳，稳中求进”。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用改革开放办法，稳就业、保民生、促消费，拉动市场、稳定增长，走出一条有效应对冲击、实现良性循环的新路子。“六稳”与“六保”最主要的都是就业，而“保就业”既要出台直接扩大就业、增强就业信心的有力措施，更要通过稳企业保市场主体、激发微观企业活力来实现。在宏观调控政策上要特别重视将短期性的非常举措与长期性的制度安排结合，让最有力的“保”和最大化的“改革开放增活力挖潜力”有机结合，使我国经济在面临巨大的外部风险冲击时韧性最强，面对未来则充满活力。疫情过后，最直接的国际竞赛，就是各国经济恢复快慢或强弱的竞赛，宏观调控能力是关键，从2020年3月份以来我国主要经济指标看，我国经济恢复较快，二季度GDP增长3.2%，超出市场预期，三季度有望继续回升，不少国际机构预测我国可能是今年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也就是说，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宏观调控的思路和方法，是保持我国疫后在全球格局变化中的主动权的重要手段。
二是全面扩大开放，以“更大开放的长招”应对疫情后全球“更强贸易保护的逆势”，使我国经济国际化发展更加多元化。不难想象，此次疫情暴发对过去以“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为主要取向的全球化趋势形成巨大压力，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以及一些新兴经济体国家都可能在未来较长时间内更加“内向”，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高科技产业的打压以及与我国经济的“脱钩”倾向将更加明显。对此，我们要积极应对，阻挡“逆势”，加强多边合作与区域合作，使我国经济在全球化步入“后退期”继续保持开放、包容态势，从而以短期的“被动”赢得长期的“主动”。发展并不都是顺势而为，在一些时候则不得不“逆势而动、坚定信心”。首先，我们不仅要全面开放制造业，取消对汽车、船舶工业等行业的准入管制，而且要加快服务业的开放，特别是着力开放金融等高端服务业，通过扩大开放来促进国内体制机制改革、促进市场竞争，让各种要素资源配置充分市场化，全面提高各种资源配置效率。其次，加强国际多边合作和区域合作，保障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面临全球多边合作功能“倒退”的形势，我们一方面要积极参与“WTO”等多边体制改革，增加灵活性，确保多边合作机制不完全失灵；另一方面，要加强区域合作，既要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区域合作，又要不失时机地加强与全球各类经济体的广泛区域合作，形成更多的自由贸易区。特别是要从重建全球多边体制和更广泛的区域合作角度，坚定且有效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加深入人心。第三，继续加快自由贸易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深化港澳与内地的经贸、科技、服务体系的合作，提高我国重点区域的全球开放度。最后，重组我国的全球产业链是保障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紧迫任务。主要思路是改融入全球产业链的模式为依靠开放市场和自主创新建立“以我为主的全球产业链”新模式，保障国内经济循环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安全畅通。一方面，要优化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模式，畅通国内国际经济循环。继续降低加工贸易的份额，创造“优进优出”的新的贸易增长方式，并与把我国培育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的优势结合起来，实现内需与外需的高水平对接。另一方面，要积极促进我国产业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向高端跃升，努力在一些重要产业上形成“以我为主”的新的全球产业链。这条自主发展道路就是在重点行业，通过开放和自主创新，另建一条以我为主的全球产业链，我们建立的全球产业链与其他发达国家建立的全球产业链间开展长远的竞争，互相取长补短。
三是加强新基础设施建设和保障公共卫生安全的能力。加强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数据强国、智慧中国的关键，也是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抓手。全面加强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步伐，转变大数据基础设施投资以政府和国有企业直接投资为主的方式，全面向民间投资开放，带动管理模式和运营模式走向多元化，提高投资效率。持续推动建设政务数据融合共享平台。另外，要大幅提高我国公共卫生的科技水平和治理能力，着力把大健康产业和大健康消费培育为新的增长点，形成新的全球产业优势。一方面，要大力增加公共卫生服务、应急物资保障领域的投资、投入，近期尤其要着力加大财政对医疗服务方面的投资、投入，为促进国民大健康创造更加开放、更为安全的消费环境。另一方面，加大医疗科研攻关的投入，全面提高医疗科技发展水平。
四是深化经济改革与科技体制改革，大幅提升我国创新发展能力，同时发挥超大市场规模优势。首先，要深化税收、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质地降低企业负担，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税改要全面提速，降企业税负，增加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的占比，加快建立以直接税为主的税收制度。大力发展债券市场、扩大债券融资规模，加快资本市场的基础制度建设，着力建立创新性金融体系和发展新金融科技。其次，加快促进创新发展的机制建设，全面提升国家的创新能力。即尽快建成促进创新发展的风险降低机制、市场动力机制、制度激励机制、政府促进机制以及现代科技创新爆发性发展新机制等，以降低投机的回报率，提高创新的回报率，根本扭转工业及整体经济出现的报酬递减趋势。加快形成若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全球创新中心。最后，发挥我国超大市场规模优势。加快培育和形成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促进我国由世界工厂向世界创新中心和世界市场的重大转变。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