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经济社会中存在的许多不稳定，是改革步子迈得太小导致社会不公平扩大引起的。改革恰恰能缓解这些内在的不稳定性，其收益远大于风险

改革再次成为舆论热点。从历史经验看，改革的战略设计非常关键。新一轮改革不能“推倒重来”，也不能仅仅通过“增量改革促进存量改革”。因为，实践证明，仅有增量改革，而没有存量改革，最终必然陷入“路径依赖”之中。改革要在存量上突破，但这会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因此会遇到强大的阻力。

此前，中国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效，是因为渐进式改革策略对被改革的对象或领域有好处，农村家庭或企业效率得到提高，民众得到了大量的生产剩余或闲暇，改革者也是巨大的受益者，因此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

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进一步改革的阻力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部分既得利益者。因为进一步改革会使他们利益受损或增量减少，而另一部分人会得到更多。正是这种不平衡的利益分配效应，使得改革阻力巨大。

二是改革者（主要是政府各级官员）由于自己的利益不断扩大，开始更多地考虑风险，导致改革动力不足。

三是渐进式改革策略形成了较明显的“路径依赖”问题，造成制度缺陷固化，使社会各部门和各阶层陷入“自扫门前雪”的泥潭。后面的两个原因往往交织在一起，并不容易分开。

因此，当务之急是，要在改革策略设计上，化解阻力，使改革得到绝大多数人支持，宏观层面可以从两方面入手：

要激发改革者的激情。改革有收益，也有风险，在大家都有利益时或利益不断扩大时，人们更多的是考虑风险，使改革激情减退。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风险更大。推进新一轮改革可能造成的风险是阶段性的、部分的，而不改革造成的风险则可能是长期的、全局的。改革允许试错，改革者也需要更大的自主权。改革会有曲折，但贵在坚持。

要激发社会整体对改革的信心。当前经济社会中存在的许多不稳定，不是人们担心改革带来的。相反，是改革步子迈得太小导致社会不公平扩大引起的。改革恰恰能缓解这些内在的不稳定性，其收益远大于风险。

具体操作可以包括以下几种方式：

首先是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改革实施方案要使利益受损者减少受损程度，促进其对改革的认同。

其次是设定改革措施的过渡期，适度保护既得利益者。

例如，在收入分配改革和财税体制这两大领域改革中，会面临一个共同的改革内容，即改革并开征新的房地产税。这一改革既能有效抑制房地产泡沫，又能缩小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还能使地方政府开征新的稳定税源代替目前已不可持续的“土地财政”，一举多得。

对于这样的一项改革，赞成者很多，但房地产商和拥有多处房产的群体明显反对。为减少阻力，可对开征房地产税设计一个征收期限，如3年过渡期，3年内不征税，3年后对一套住房继续免税，但对2套以上的住房征收较高的税。同时，对3年内出售获得的财产性收益也免征资产所得税。这对大量拥有住房的住户是一种较好的保护措施，也不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过强的震荡。

再次是对有些领域改革，要采取降低负担，提高违法成本的办法，使改革的阻力明显减少。如要增加高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额（这对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十分重要），一般的作法是把税率提高，让高收入者迅速增加许多税负。结果，在监管能力不足或潜在收益过大而导致寻租收益过高的情况下，富人的税收容易通过各种方式逃掉，高税率形同虚设。不如降低税率，最高税率仅15%或更低，而不是现在的40%。这样富人想逃的税与实际征税之间越近，意味着逃税成本在增加，因此富人开始愿意交税，结果税收总额会增加。这样的改革会容易接受，因此也就容易成功。

最后，需要提醒的是，不能就改革搞改革，改革政策要与发展政策结合。具体来讲，新时期我国发展战略的调整必须与改革的攻坚紧密结合，如我国经济未来发展的重点是促进服务业发展，着力推进城镇化，那么，相关领域的改革应成为改革的重点。

如为加快城镇化，必须调整过度依赖于房地产投资的政策，坚持调控房地产市场。必须改革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及社会公共服务，通过改革释放出内需增长的巨大潜力，让全体国民分享改革成果。（王小广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

来源:财经国家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