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己曾经出版的书中，不管属于文学还是文献，不管是独著还是主编，形式上大多属于时下所谓“学术著作”，论述的全都是一二千多年前的古人古书。
这本《文化病象》和同时推出的《瞧，这世道！》（已在香港一家出版社出版）两本随笔杂文，是我第一次用笔介入当代的文化精神生活——不留情面地品评人物，一针见血地针砭教育，犀利尖锐地批评文化，书中的人、物、事，无一不生活和发生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在所有署名“戴建业”的书中，自己最喜欢这两本，也最看重这两本。写学术著作必须价值中立，要尽量感情淡化，而写这杂文随笔不妨“笔端常带感情”，无须有意掩饰自己的好恶，既不需要引经据典，也用不着查找文献，全部文章都是一挥而就，有感想时一天可以写两三篇，最高峰时一天能够写上万字，称心而谈，纵意挥洒，往往兴会淋漓便下笔不能自休，它们不仅真实地展露了我的气质个性，也真切地表现了我心灵的诚实。
其实，以往我是个精神上的软蛋，很少公开表露自己的思想情感，打从念小学起，历次政治学习和大会表态，我都尽可能沉默躲闪，偶尔还言不由衷。
记得“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小学所在的班级吃“忆苦思甜”饭，大家吃的是野菜米糊，那时我家里也常吃这种东西。那顿饭没让我“忆”起旧社会是如何“苦”，也没让我“思”念新社会有多么“甜”。回家后妈妈问吃得怎么样，我随口说“和家里吃的差不多，我看万恶的旧社会也不见得那么苦”。话音刚落，脾气暴躁的父亲马上给我一巴掌，一向护着我的妈妈也骂我瞎说。此时父亲动不动就戴高帽挨批斗，外人要是听到我这样胡说八道，他岂不更要罪加一等？晚上父母都神情严肃地警告我：“在外面一定要说旧社会劳动人民当牛做马。”父亲还特地告诉我说，政治学习不能抢先发言，要听听大家怎么说你就怎么说。隔三差五父亲都要提醒：“抄写马恩列斯毛语录，千万不能颠倒了句子和写错了字，写完后要反复读几遍才能拿出来见人。”从此，无论家庭里，还是学校中，抑或社会上，我都不敢表白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不敢坦露自己的真实情怀，更不敢说出自己真实的所思所想。中小学时的作文不是批“工贼”刘少奇，就是批林批孔批邓，再不就是感叹自己是多么幸运，多么幸福，如“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我们茁壮地成长”，又如“我们的生活像倒吃甘蔗——节节甜，我们的日子像上楼梯——步步高”，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其实，我出生不久就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上小学后就碰上了“文化大革命”，到东方的“红太阳”落土之前，我一直饱受饥饿的折磨，十几岁看着想吃的东西还直流口水，莫言先生写过他早年的饥饿感，道出了那个时代青少年的共同感受。别说什么“茁壮成长”，能活到今天就算是“福大命大”。不过，当时称自己的生活“节节甜”，并没有什么心理障碍，也不觉得有什么别扭虚伪，周围同学的作文都这么写，他们口头上也都这么说。
起初是心怀恐惧不敢表露自己的真情实感，逐渐自己就不知道什么是真情实感；起初因害怕而不诚实，逐渐就习惯了自己的不诚实。参加工作后这二十多年来，所在单位每年都要交一次个人年终总结，我和大多数同事一样，开头“政治表现”那一栏里，差不多填的都是“拥护……”“热爱……”“支持……”，像妓女叫床一样，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性反应。我至今没有见到有谁填过“厌恶”、“不满”或“反对”，但我常常听到很多人对时政骂娘，可见“拥护”“热爱”云云并非发自内心。这一方面表明很多人被精神强奸，另一方面表明被强奸者比较配合。人这种动物与鹦鹉相去不远，你反复向他强行灌输什么他就会说什么，时间长了便习惯成自然。尽管有时心里对上面的说教不以为然，但嘴上照样与“主旋律”保持一致。六十多年来，这种心口不一的撒谎，成了中国读书人的潜意识或下意识，所以大家对自己的不诚实，没有“道德的焦虑”，没有人格分裂的痛苦。
今年三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期间，山西人大代表申纪兰老人成了众矢之的。从1954年第一届到今年第十二届，她连任58年全国人大代表，还很自豪地说“我当12届代表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有的网民戏称她是“人大制度活化石”，有的网民骂她“极其无耻”：“反右投赞成票，人民公社投赞成票，大跃进投赞成票，文化大革命投赞成票，打倒刘少奇投赞成票，批斗邓小平投赞成票，后来纠正反右投赞成票，否定人民公社投赞成票，否定文革投赞成票，平反刘少奇投赞成票，平反邓小平投赞成票。”她不是“人大代表”，而是“赞成代表”，可我并不认为她“极其无耻”，相反，申纪兰老人是我们每个人的镜子——有谁敢说自己不是“申纪兰”呢？国脸倪萍不也说她从不投反对票吗？假如有闲暇又有闲心，大家不妨去翻翻建国后官方的报刊杂志，看看那些德高望重的学者名流，在历次运动中的附和输诚甚至落井下石，在文化大革命后的控诉声讨，这些表演比申纪兰更加难堪。我看过一位著名哲学家文革时讴歌江青的诗歌，读这样的“讴歌”真想“呕吐”。大跃进大放卫星的时候，《人民日报》报道我老家湖北麻城“早稻亩产36900多斤”，学术泰斗钱学森先生为此连发几篇文章，“论证”粮食亩产过万斤的“科学原理”。我村里一位邻居暗暗说，谁都知道这是骗人，只不知道这是谁骗谁。连一字不识的老农都明白是在骗人，天才如钱学森者怎么可能不明白呢？
随着自己的黑发慢慢变白，我对这些人也慢慢有了“理解之同情”，填表时“政治表现”一栏里，我自己不是仍然还在填“拥护”“赞成”吗？上星期一位认证微博“@晓玲有话”说：“远看一条狗，近看郭沫若。”我马上在跟帖说：“右边稍嫌刻薄失礼，郭沫若先生49年后只是卑微下贱，开始可能是求荣，最后基本是自保，虽然谈不上人格骨气，但也绝无大奸大恶。红太阳升起来后有多少人还有脊梁呢？人们单单纠住郭老不放，只是因为他的学问、才华、地位成了一个标杆而已。”当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提出“中国梦”后，近几个月的报纸、电视、网络，铺天盖地都在赞美“中国梦”，好像全中国人天天都在做梦。昨天还有一位名人发文说，“我们的人民社会优于西方的公民社会”。官方提出“伟大的民族复兴”不久，马上就有学者说“民族复兴已经完成了62%”。为此，我还十分厌恶地写下了一篇长文——《犯贱》。
如果只是少数人不诚实，那是个别人的品性问题；如果是一代人不诚实，那就是我们的文化或体制问题。整个社会都缺乏诚信，那么多精英都不诚实，上下都在糊弄撒谎，连弱智也清楚症结何在。要想获得体制内的工作和官方的奖励，就只能无条件地“赞成”、“热爱”、“拥护”，这是行政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必须上交的“精神纳税”——不交出自己的灵魂，就得不到体制的好处。在这种卑微的生存环境中，每个人都在为如何乞讨嗟来之食而绞尽脑汁，还谈什么诚实，还讲什么尊严？
去年我在论文集《文献考辨与文学阐释》的自序中说：“从识字的时候起，我所看到的文人不管什么情况下都在唱赞歌，所读到的论文在大多数时候都是在为长官意志辩护。我们学校一位政治经济学教授，当年在课堂上给我们大讲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国家从计划经济转轨为市场经济之后，他又在我们文学院教师大会上大讲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明朝张溥感叹‘文人何常，唯所用之’，现在又何尝不是如此？一个稍有道德感的人一旦撒谎，一定会长期受到良心的折磨，而一个学者一生都言不由衷，大家居然都自我感觉良好。今天，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大陆知识分子是一种集体性的沉沦——如果这些读书人还算是知识分子的话。”前不久，我曾经写过一篇名为《其实，我们一直还跪着》的杂文，是的，在人格和精神上“我们一直还跪着”。
罗素曾这样评价莱布尼兹：“他最精妙的思想要是不能给自己博得声誉，他就会把记载这些思想的文章锁在抽屉里，他所发表的都是蓄意用来讨王公后妃们嘉赏的东西。”尽管他具有常人勤勉、俭朴、节制的美德，尽管他是“一个千古绝伦的大智者”，但他这个人并“不值得敬佩”。用罗素这个标准来衡量，神州大地上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大多数所谓教授专家，岂止“不值得敬佩”！这些年来学术界和艺术界拿出来露脸的，大多是“讨王公后妃们嘉赏的东西”，而且也只擅长于“讨王公后妃们嘉赏”。我们既没有创造“精妙思想”的才智，也没有精神上的勇敢，更没有思想上的诚实。
“诚实”就是不自欺也不欺人。先儒将“诚”提升到了存在本体论的高度，《大学》《中庸》多次强调“诚”之于人的重要性：“诚于中，形于外。”“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由“诚”而“明”也好，自“明”而“诚”也罢，“诚实”不可能通过教化来实现。就每一个体而言，“诚实”来于高贵和尊严；就全社会来说，“诚实”来于公民意识的觉醒。这二者又有深刻的内在关联，公民意识的觉醒必然带来尊严感的增强，臣民则一直与奴性连在一起，而奴性正是我们不诚实的根源。公民社会的公民才敢对强权说“不”，专制社会里的大臣被杀时还得喊“谢主隆恩”。撒谎拍马和阿谀奉承，主要是奴才的生存技巧，是内心怯懦和恐惧的外现，诚实和坦荡则是免于恐惧后的自由，是勇敢精神和高贵人格的结晶。
我在这本随笔集中敢于坦露精神的诚实，不是我内心有多么强大，多么勇敢，首先应该感谢我们时代的进步，不管你承不承认，我们社会里公民意识在逐渐萌芽和不断觉醒，有些人再也不屑于当“应声虫”了。其次应该感谢科技的迅猛发展，互联网赐予所有人的微博、微信、博客，让每一个人随时都可以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虽然有“绿坝”、“长城”，但我们可以“翻墙”；虽然也删帖、销号，我们仍能“转世”，微博上有些人已经投胎转世上百回了；虽然约束和限制无处不在，但言论环境还是比三十年前宽松许多——今天最多只是删帖，毕竟很少抓人。只要说真话不会给本人带来危险，不会给亲人带来麻烦；只要撒谎会受到舆论的谴责，会受到法律的惩处，“诚实”就会像春天的燕子一样，回到你我的心灵里来筑巢。
近些年来世事让人憋得心慌，过去只是发发牢骚。三年前一好友请我上他的新浪博客，发现在博客中多少还可以说几句“人话”，后来我自己也跟着开了博客，慢慢在博客上写杂文随笔上瘾。没想到近两年“老夫聊发少年狂”，玩命似的一鼓作气写了三百多篇，个别长文让我通宵达旦，从晚上七点写到清晨七点，内人有一次半夜四点起来看我还在敲字，骂我是个“不要命的疯子”。由于我生性容易激动，写这种文章偏又易于动情，加之打乱了长期的作息习惯，弄得自己严重失眠，可能是大脑供血不足，引起短期的记忆障碍，以致与内人聊天常常突然忘了自己要说什么东西，讲课和开会也往往突然记忆短路。这几个月我暂时停止写时政杂文，一不批评时政就“吃饭倍儿棒，睡觉倍儿香”——看来，我爱国，更爱命。
随笔集中第一辑“回念前尘”选了一篇约两万多字的长文——《碰巧——大学毕业三十周年随感》。该文是在王泽龙兄的催逼下仓促成文，在网上发表后被多家网站推荐到博客首页，科学网甚至排在官网的头版头条，《文艺研究》主编方宁兄，华中科技大学文学院长何锡章兄，在博客和微信上读到拙文后，都给我打来电话谬加称赞。没想到“无心插柳柳成荫”，一篇回忆文章不仅受到朋友们的热情鼓励，还能得到社会上各行各业读者的好评。第三辑“方韩之争”是韩寒代笔质疑中的一系列杂感。代笔是职业上和人格上双重的不诚实，这种行为严重污染了社会风气，如果由于代笔而骗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那更可能涉嫌商业欺诈。这十几篇文章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海外《星岛日报》（美洲版）进行了连载，香港《文汇报》也作了大篇幅报道。第四辑“大学病象”谈时下大学教育的弊端，其中《逗你玩：本科生毕业论文答辩》一文，发表后很快便成为教育界讨论的热点，中央电视台午间新闻、新闻30分、新闻会客厅，都做了采访和报道，《光明日报》也连续三天就此展开了讨论。该文曾给我校相关领导带来虚惊和困扰，多谢校、院领导的理解和宽容。其他专辑中的不少文章都在海内外报刊网站转载过，有些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反响，有些仍在读者朋友中广为传诵。随笔集中的几十篇文章，内容都属于广义的文化，体裁大多属于随笔小品。我一直喜欢读中国古代和现代散文，也喜欢读英文随笔，附在最后的几篇随笔译文，在《散文》和《作家报》发表后，有的被选入“世界散文选”。我试图用犀利泼辣和机智优美的语言，论文化纷争，聊教育病态，品人生百味，侃大众文化，表学术心迹，尽可能做到有情、有识、有味、有趣。这本文化随笔集中的文章，表达了我的爱憎，也凝聚着我的心血，它们曾惹一些人叫骂，也让很多人叫好。既然愿意将文章公之于世，我自然希望有更多读者给它们鼓掌，同时我也能坦然地接受广大读者朋友向它们吐槽。
拙著原定于去年国庆前在北京一家出版社出版，社里将版式和封面设计都已准备就绪，由于“你们懂的”原因最后未能付印。这次我又对原先的选目作了较大的调整，将可能让某些人觉得“碍眼”的社会评论，编入另一本杂文集《瞧，这世道！》中，收入这本《文化病象》中的文章都是谈文化教育的随笔，对文化教育的评论也都谨守分寸——大多数批评属于温和的建设性意见，偶尔激动也没有超出政协主席俞正声所谓“尖锐而不极端”这一批评准绳。即使用马列主义的眼光来审视，现在这本《文化病象》也堪称“思想健康”。
这本随笔的出版过程，让我领教了什么是出版审查。我决心与这种纷杂的生活告别，从此不再向窗外“瞧这世道”，也不再对国家繁荣昌明的文化教育杞人忧天。此刻不是说话的时候，此处也不是说话的地方。
感谢澳门大学教授、著名词学家和词人施议对先生，他在博客上读了我的随笔杂文后，到处为我这些文章逢人说项，并向他在港澳出版界的朋友热情推荐，不仅无私地为我联系出版事宜，还特意为拙著付梓填来贺词。《文艺研究》主编方宁兄曾极力向国内出版社推荐我博客上的随笔杂文，这次又为这本随笔题写书名，谢谢他多年来对我的真诚帮助。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上海分社总经理王业龙先生，在目前这种气氛中还向我约稿，感谢该社编辑黄蔚女士，与她近半年的合作十分愉快。在我的书稿没有通过出版审查后，他们又向北京几家出版社热情推荐，其实我与这两位朋友从未谋面。感谢曾为我两本杂文随笔出版而奔波操心的所有朋友！
“戴建业博客”荣获网易博客评选“2012年度十大博客（文化历史类）”称号。朋友，如果你在博客中读我这些文化随笔觉得很“爽”，这本装帧雅致的文化随笔集，一定会让你读起来更“爽”，不信你拿一本读读看！
戴建业
2013/7/20夜初稿
2014/4/26夜改定
附记：
古代读书人一直将“飏言赞时”视为“儒生职分”，所以，哪怕时代再黑暗也得说“运集休明”，哪怕皇上再昏庸也要称“圣上英哲”，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口中说出来的全部都是“正能量”。这篇自序偶有一两句批评当下文化教育的文字，属于人们讨厌的“负能量”，既违古训，又触时讳，在内地出版社编辑眼中显然不合时宜。但敝帚自珍谁都能独免，现将去年草成的这篇自序发在博客中，公开出版发表既然如此困难，在自媒体上自言自语总该可以吧？
2014/12/27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