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贫困时代里诗人何为”荷尔德林在哀歌《面包和酒》（BrodundWein）中如是问。我们今天几乎不能领会这个问题了。我们又怎会想到去把握荷尔德林所给出的答案呢？“……贫困时代里诗人何为”“时代”一词在此指的是我们自己还置身于其中的时代。对于荷尔德林的历史经验来说，随着基督的出现和殉道，神的日子就日薄西山了。夜晚到来。赫拉克勒斯（Herakles)、狄奥尼索斯(Dionysos)和耶稣督这“三位一体”弃世而去，世界时代的夜晚便趋向于黑夜。世界黑夜弥漫着它的黑暗。上帝之离去，“上帝之缺席”，决定了世界时代。当然，为荷尔德林所经验到的上帝之缺席，并不否认在个人那里和在教会中还有基督教的上帝关系继续存在，贺氏甚至也没有轻蔑地看待这种上帝关系。上帝之缺席意味着，不再有上帝明显确实地把人和物聚集在它周围，并且由于这种聚集，把世界历史和人在其中的栖留嵌合为一体。但在上帝之缺席这回事情上还预示着更为恶劣的东西。不光诸神和上帝逃遁了，而且神性之光辉也已经在世界历史中黯然熄灭，。世界黑夜的时代是贫困的时代，因为它一味地就变得更加贫困。它已经变得如此贫困，以至于它不再能觉察到上帝之缺席本身了。由于上帝之缺席，世界便失去了它赖以建立的基础。“深渊”（Abgrund）一词原本意指地基和基础。是某顺势下降而落下其中的最深的基地。但在下文中，我们将把这个“Ab-”看作基础的完全缺失。基础乃是某种植根和站立的地基。丧失了基础的世界时代悬于深渊中。假定竟还有一种转变为这个贫困时代敞开着，那么这种转变也只有当世界从基础升起而发生转向之际才能到来。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人们必须经历并且承受世界之深渊。但为此就必需有入于深渊的人们。
世界时代之转变的发生，并非由于什么时候有某种新上帝杀将出来，或者，有一个老上帝重新自埋伏处冲出来。如若人没有事先为它准备好一个居留之所，上帝重降之际又该何所往呢？如若神性之光辉没有事先在万物中开始闪耀，上帝又如何能有一种合乎神之方式的居留呢？“曾经在此”的诸神唯在“适当时代”里才“返回”：这就是，唯当时代已经借助于人在正确的方式发生了转变，诸神才可能“返回”。因此，在哀歌《面包和酒》稍后写的未竟的赞美诗《回忆》（Mnemosyne)（海林格拉特版本，第四卷，第225首）中，贺德龄写道：
……天神之力并非万能正是终有一死者更早达乎深渊于是转变与之相伴时代久远矣，而真实自行发生。
世界黑夜的贫困时代久矣。既已久长必会达到夜半。夜到夜半也即最大的时代贫困。于是，这贫困时代甚至连自身的贫困也体会不到。这种无能为力便是时代最彻底的贫困，贫困者的贫困由此沉入了暗冥，因为，贫困只是一味地渴求把自身掩盖起来。然而，我们理当把世界黑夜看作一种在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这边发生的命运。也许世界黑夜现在正趋向其夜半。也许世界时代现在正成为完全的贫困时代。但也许并没有、尚未、总还尚未如此：尽管有不可度测的困境，尽管有一切煎熬痛苦，尽管有这种无名的痛苦，尽管有不断滋长的不安，尽管有持续扩张的种种混乱。这时代久而久之了，因为甚至那种被看作是转变之基础的惊恐，只要还没有伴随出现人的转向，它便无所作为。但是人的转是在他们探入本已的本质之际才发生的。这一本质在于，终有一死的人比天神之物更早地达乎深渊。当我们思人的本质时，人依然更接近于不在场(Abwesen)，因为他们被在场(Anwesen)所关涉。此处所谓在场，自古以来被称作存有(Sein)。然则在场同时也遮蔽自身，所以在场本身即不在场。荷尔德林在赞美诗《泰坦》（Titanenhymne）(第四卷，第210页)中把“深渊”称为“体察一切的”。在终有一死的人中间，谁必得比其他人更早地并且完全不同地入乎深渊，经验到那深渊所注明的标志。对诗人来而言，这就是远逝的诸神的踪迹。从荷尔德林的经验来看，是狄奥尼索斯这位酒神把这一踪迹带给处于其世界黑夜之黑暗中的失去了上帝的众生。因为酒神用葡萄及其果实同时保存了作为人和神的婚宴之所的大地和天空之间的本质性的共济并存。无论在哪里，都只有在这一婚宴之所的范围内，还可能为失去上帝的人留存着远逝的诸神的踪迹。
……在贫困时代里诗人为何？
荷尔德林不无惶惑地借他在哀歌里提到的诗友海因茨（Heinze）之口回答道：
你说，但他们如同酒神的神圣祭司，在神圣的黑夜里走遍大地。
作为终有一死者，诗人庄严地吟唱着酒神，追踪着远逝的诸神的踪迹，盘桓在诸神的踪迹那里，从而为其终有一死的同类追寻那通达转向的道路。然而，诸神唯在天穹之中才是诸神，天穹(Ather)乃诸神之神性。这种天穹的要素是神圣（dasHeilige），在其中才还有神性（dieGottheit）。对于远逝的诸神之到达而言，即对于神圣而言，天穹之要素乃是远逝的诸神之踪迹。但谁能追寻这种踪迹呢？踪迹往往隐而不显，往往是那几乎不可预料的指示之遗留。在贫困时代时作为诗人意味着：吟唱着去摸索远逝诸神之踪迹。因此诗人能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道说神圣。因此，用荷尔德林的话来说，世界黑夜就是神圣之夜。在如此这般的世界时代里，真正的诗人的本质还在于，诗人总体和诗人之天职出于时代的贫困而首先成为诗人的诗意追问。因此之故，“贫困时代的诗人”必须特别地诗化（dichten）诗的本质。做到这一点，就可以说诗人总体顺应了世界时代的命运。我们旁的人必须学会倾听这些诗人的道说，假使我们并不想仅仅出于存有者，通过分割存有者来计算时代，从而在这个时代里蒙混过关的话——这个时代由于隐藏存有而遮蔽着存有。世界黑夜越是趋近夜半，贫困就越是隐匿基本质，越是占据了更绝对的统治。不光是神圣作为通往神性的踪迹消失了，甚至那些导向这一消失了的踪迹也几乎消失殆尽了。这些踪迹越是消失殆尽，则个别的终有一死的人就越加不能达乎深渊，去摸索那里的暗示和指引。那么，越加严格的事情乃是，每个人只要走到他在指定给他的道路上所能达到的那么远，他便到达最远的地方了。提出了“在贫困时代里诗人何为”这个问题的那首哀歌的第三节，道出了支配贫困时代的诗人的法则：
有一件事坚定不移；无论是在正午还是夜到夜半，永远有一个尺度适用众生。而每个人也被各各指定，我们每个人走向和到达我们所能到达之所。
1802年12月2日，荷尔德林在给波林多夫（Boehlendorf）的信中写道：“萦绕在我的窗口的哲学之光，眼下就是我的欢乐，但愿我能够保持它，一如既往”诗人思入那由存有之证明所决定的处所。作为自我完成的西方形而上学之领域，存有之证明已达乎其印记。贺德龄的远思之诗也一起给这一诗性的思之领域打上了烙印。荷尔德林的作诗活动如此亲密地居于这一处所之中，在他那个时代里任何的诗人都不能与之一较轩轾。荷尔德林所到达的处所乃是存有的敞开状态（OffenheitdesSeins），这个敞开状态本身属于存有之命运，并且从存有之命运而来才为诗人所思。然而，这一存有的敞开状态在业已完成了的形而上学范围内也许同时就是存有的最极端的被遗忘状态。但如果这种被遗忘状态竟是时代之贫困的贫困性的隐含本质，那又如何呢？那样的话，我们当然无暇审美地逃遁到贺德龄的诗歌是去了。那样的话，我们当然无暇根据诗人的形象来制作一个人造的神话了。那样的话，我们也就无机可乘，把他的诗滥用为一种哲学的丰富源泉了。相反，冷静地运思，在他的诗所道说的东西中去经验那未曾说出的东西，这将是而且就是唯一的急迫之事。此乃存在之历史的轨道。如若我们达乎这一轨道，那么它就将把思带入一种与诗的对话之中。还是一种存在历史上的对话。文学史研究势必会认为这种对话对它所认定的事实作了非科学的歪曲。哲学会把这种对话看作一条坠入幻想的迷惘之中的邪路。然而命运无视于这一切，而伸展着它的轨道。我们今天在这一轨道上遇到了一位现代诗人吗？我们遇到一位现在往往匆匆忙忙地被硬拉入思之近旁，却又被极其浅薄的哲学掩盖着的诗人了吗？还是让我们以恰当的严格性，更清晰地来追问这个问题吧。里尔克(R.M.Rilke)是一位贫困时代的诗人吗？他的诗与这时代的贫困有着何种关系？他的诗达乎深渊有多深？假如这位诗人走向他能达到的地方，那么，他去往何处？里尔克的那首有效诗歌浓缩在精心汇集的薄薄的两卷《杜伊诺哀歌》（DuineserElegien）和《致奥尔弗斯十四行诗》（DieSonetteanOrpheus）之中。走向这首诗歌的漫长道路本身乃是诗意地追问的道路。里尔克在途中渐渐清晰地体会到时代的贫困。时代之所以贫困不光是因为上帝之死，而是因为，终有一死的人甚至连他们本身的终有一死也不能认识和承受了。终有一死的人还没有居有他们的本质。死亡遁入谜团之中。痛苦的秘密被掩蔽起来了。人们还没有学人会爱情。但终有一死的人存在着。只在语言在，他们就存在。歌声依然栖留在他们的贫困的大地之上。歌者的词语依然持有神圣的踪迹。《致奥尔弗斯十四行诗》中的一首歌（第一部，第19首）道说了这一切：
尽管世界急速变化如同云形之飘忽但完美万物归本于原初
歌声飘扬于变化之上更遥远更自由还有你的序曲歌唱不息带着七弦琴的上帝
没有认清痛苦也没有学会爱情死亡的趋使还不曾揭开帷幕唯有大地上歌声如风在颂扬，在欢呼
这当儿，甚至连神圣的踪迹也变得不能辨认了。未曾决断的事情依然是，我们是否把神圣经验为导向诸神之神性的踪迹，或者，我们是否还只是遇到了那导向神圣的踪迹。尚未明了的事情依然是，导向踪迹的踪迹会是什么。至于这样一种踪迹如何向我们显示出来，也还是一个疑问。时代之所以贫困乃由于它缺乏痛苦、死亡和爱情之本质的无蔽。这种贫困本身之贫困是由于痛苦、死亡和爱情所共属的那个本质领域自行隐匿了。只要它们所共属一体的领域是存有之深渊，那么就有遮蔽。但是歌唱依然。歌唱命名着大地。歌唱本耳是什么呢？终有一死的人如何能够歌唱？歌唱从何而来？歌唱在何种程度上达乎深渊？
（孙周兴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