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是没答案的。谁能预见后来人，谁能规定别人的生命该在漫长的未来里寻求什么?
第一次看见朱夏妮，她还是个小学生，在旅行车的门口跳上跳下，做鬼脸，发怪声，孩子吗，都是如此。很快看到了她写的短诗，多是写在出生地新疆的童话般的感受，清新活泼有趣。正是应了人们的常话：所有的孩子都是天生的诗人。孩子们干净着呢，他们鲜嫩的心还没来得及被毁坏被约束被格式化，这时候的他们常会出口成诗。
在诗里，依旧是个顽皮的孩子，她会说鸟叫像“硬币掉在木地板上”，她会把羊看成人，“羊群在睡觉/这时我很悲伤/没人陪我说话”，她会形容湖水“在摇/哄着倒影睡觉”，她会怪风，总想来试她的漂亮衣裳。
孩子天然的纯净，总是恰到好处地契合着诗性。在人群中，常常是他们离诗最近，而不是终日顶着所谓高帽子的诗人们。
可是，正像朱夏妮在诗歌里写的：
不如去年夏天快乐了啊
因为
我长大了
几年过去，没想到已经在长大的她还有写诗。刚刚看到她的新作题目《在学校里》，我的脑子里立刻掠过这想法：学校，那可不是什么快乐的地儿。果然，在这些短诗里，老师多猥琐，他们习惯在门缝里观察，还突着牙，他们会奇怪地要求把贬义词一律换成褒义词，哪怕离开了学校，一看见提着带学校标识的紫色袋子的老师，学生就“要提高警惕”。中国教育所特有的，早被习以为常的紧张的教学关系，正被这风声鹤唳中的一个孩子敏感地体会着。哦，还有过早地被感觉到的“校园政治”：两个因为考了第一而忽然亲密起来并共同轻蔑别人的初中生。
曾经的快乐小孩朱夏妮问：
天上有老师吗
有老师我就不去了
天是不会回答的，但是我们身边无论多天真的孩子都没法儿逃掉来自学校的压力，而朱夏妮不同于一般孩子的是，她的同伴们受到沉重课业和众多规矩的压抑，身上天然的诗性飞一样减少，很快就一无所有了。或者他们中的少数要等到千辛万苦考进大学，才重新把“诗学”当成一门学问，听不解诗意的导师们宣讲阐释那原属于他们的本能的感受，或者还要背讲义，还要考试，世上的事情就是这么违逆和荒唐。
绝大多数孩子对于逃脱不掉的外来压力只选择忍受和抱怨，而所有这些痛苦和压抑，却逐一被朱夏妮转换成了诗。在她12岁的时候。
看着她轻盈跳跃又不失趣味地写老师写同学，不再是看一个孩子，而是读着一个诗人的作品。孩子常常随意看待自然和外界，随口说出她的直觉。而诗人写出来的是被微妙内心感受到的对周遭一切的敏感，诗人能够在人人皆认为全无诗意的地方，时刻看到有诗，在别人完全发觉不到诗意的地方，把它精准地写出来。哪怕她只有12岁。
可是，为什么总要有人成为诗人呢，一代又一代，敏感给予这个群体的，总是多过别人的承受，这已经变成了逃不掉的循环。希望不得不长大的夏妮自己做决定，她可以选择更轻松的未来，不一定非要写诗，虽然一个诗人的潜质已经出现，虽然诗人是稀有和珍贵的。
(原载2012年7月号《诗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