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时代都给人类一个教训但却总是被人们所遗忘，那就是：思辨哲学从表面上来看离人们的日常生活是那么遥远，且与人们的利益无关，但实际上却是对人们影响最巨的东西。”

——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论自由》

经过多年对中国现实经济与社会问题的关注，尤其是近些年对《预算法》修改和中国宏观经济动态的分析和评论，我目前基本上决定在未来的学习研究生涯中，再回到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研究上来。为了给自己也给媒体界朋友一个交代，我把前些年关于“language”和“institutions”的一些阶段性的长篇学术文章，汇集成了这本《语言与制序》的小册子。这次把它们荟集在一起，是想把我前些年从语言哲学和语言学的视角反思经济学尤其是社会制度的经济分析的一些探索再回顾整理一下，一方面梳理自己的认识，另一方面也在当今中国社会转型的关节点与关注着同类问题的学术界同仁分享一下自己对经济学基本问题的一些学术感悟。

第一，这里谨就本书书名中的“社会制序”概念先做一点解释。在自己前些年用语言哲学和语言学反思制度经济学的问题时，以及在主编、译校一些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名著时，常感到受语言表达的限制和困扰。这首先就遇到所谓的西方国家“Institutional Economics”（国内一般翻译为“制度经济学”）中的“social institution”概念的翻译和把握问题。

在前些年的一些文著中，我一再指出，均质欧洲语（即“Standard Average European”，这是美国著名语言学家本杰明·沃尔夫所使用的一个专用名词，用以指英语、法语、德语和欧洲一些其他语言。很显然，现代均质欧洲语有一个共同“祖先”拉丁语，因而有着大同小异的语法。现代均质欧洲语中所共有的“institutions”，也是从拉丁语中共同继承下来的）中所共有的“institution”翻译为中文中的“制度”是不合适的。因为，按照西方国家人民大众的日常使用这个词的宽泛涵义来判断，尽管“institution”一词涵盖中文中“制度”（且主要是指“制度”）的意思，但决不限于中文（无论古代汉语，还是现代汉语）“制度”的涵义。

按照英文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在英文中相当于中文的小《新华字典》）的界说，“institution”是指“an established law, custom, usage, practice, organization”（这个定义实际上取多卷本《牛津大辞典》诸多繁复定义中最核心和最简单的一个界说）。在这一界说中，“an established organization”很显然是指英语中“institution”的另外一重含义，即“组织、机构”的意思。

依次往前，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涵盖惯例（practice）、习惯（usage）、习俗（custom）、法律（law）。按照《牛津英语辞典》的界定，另外据笔者在英语国家十几年的生活中对人们日常使用这个词的观察和体验，我觉得除了法律这种正式制度规则外，无论社会科学界，还是人们的一般使用中，“institutions”概念是均包括人类社会中的习惯、习俗、惯例等在其中的。

但问题是，一旦把“usage”（习惯）、“custom”（习俗）、“practice”、“convention”（惯例）和“law”以及“regulations”等等包括进“institutions”概念之中，你很难说个人的“习惯”是一种中文意义的制度、习俗是一种制度、惯例是一种制度。经过多年的反复揣摩，我觉得西方文字中的“institution”一词的核心涵义是《牛津英语大词典》中的一种定义：“the established order by which anything is regulated.”《牛津英语词典》中的这一定义直译成中文是：“业已建立起来的秩序，由此所有的事物均被调规着。”这一定义恰恰又与哈耶克在《法、立法与自由》中所主张的“行动的秩序”是建立在“规则系统”基础之上的这一理论洞识不谋而合。

正是由于这一考虑，笔者前些年曾提出要把“institution”翻译为中文的“制序”（即由规则调节着的秩序）这一点了。也正是依照《牛津英语辞典》的界定，笔者把英语以及均质欧洲语中的“institutions”理解为“个人的习惯（usage） → 群体的习俗（custom） → 习俗中硬化出来的惯例规则（convention） → 制度（formal rules, regulations, law, charters，constitution等等）” 这样一个动态的逻辑发展过程。这是笔者在近几年一再坚持将“institutions”翻译为“制序”的主要理由。

尽管从各种角度看，把“均质欧洲语”中的“institution”一词译为中文的“制序”都能说得过去，但在现代社会中，尤其是在现代不同语言的社会科学术语的翻译中，任何一种语言中的一个词、一个术语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一个对应词均是一种约定俗称的“惯例”（convention），甚至成了学术话语团体和社会各界的一种翻译用辞的“习惯”。尽管自己觉得用“制序”对应英语以及均质欧洲语中的“institutions”是再恰当不过了，但是，在现代社会中，要新创一个词，且让这个新词为学术话语团体和社会所接受，显然不是件容易事。在我的《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出版后，我注意到一些学界朋友——尤其是一些青年朋友——慢慢开始使用这个译法，且一直到最近还有，但是经济学界和社会科学界大多数人还是用“制度”或其他自己偏好的中文词对译这个概念。结果，在近几年的一些专栏文章和学术文章中，连我自己也较多地用“制度”而不是用“制序”这个词了。

当然，稍注意我的文章和著作的学界同仁和学生会注意到，当我使用“制度”一词时，基本上是在中文“正式规则”的意义上来使用的，并不是在“习俗”、“惯例”、“组织”、“机构”和“建制”的意义上来使用的。这是近些年我同时使用“制度”和“制序”两个词的缘由。换句话说，我使用中文的“制度”时，实际上就是指中文的作为正式规则的制度；而使用“制序”时，则是直接“对译”的英语的“institutions”。在如何翻译英语的“institution”这个问题上，这几年我常常想，这个概念与英语语言中的一些亲属称呼名词一样，严格说来在中文中并没有对应词。如“uncle”、“aunt”等这些英语中的概念，在中文中严格来说并没有对应概念。前者有“伯伯、叔叔、舅舅、姑父、姨父”等意，而后者有“伯母、婶母、姑母、姨母、舅母”等意（在要区分的场合，最多也只能做到区分paternal aunt——即父方的——指的是伯母，姑姑和婶婶，而maternal

aunt——即母方的——指的是姨母和舅母等，远没有汉语中亲属关系的称呼这样精准到位）。英文中就是笼而统之地有这类“uncle”、“aunt”等称呼概念，我们难道也在汉语中硬造出一个词来统称这类英语中的称呼名词？那又翻译成什么呢？

同样，在英文中，一个“institution”概念涵盖中文的“习惯”、“习俗”、“惯例”、“法律”、“制度”，“建制”、“组织”、“机构”、“名人”等含义，那为什么今天我们就试图用一个“制度”或“惯例”（华师大杨国荣教授译法）、“建制”（哲学家陈嘉映和华师大童世骏教授的译法）等用这个英文词的一意以偏概全地统译它呢？这岂不成了用“伯伯”或“舅舅”统译英文中的“uncle”，或用“伯母”或“姑母”来统译“aunt”了？当然，考虑到在当代经济学中的“institutional economics”已经相当发展，有三四位经济学家已经分别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还是应该把“institution”对译成一个确定的中文，且由于国际上的institutional economists 基本上是从产权、契约和法律制度的角度研究经济问题，把它翻译为“制度经济学”仍然说得通。

现在，在重新汇集本书的几篇文章成这本小册子时，到底是用“语言与制序”，还是用“语言与制度”？是否应该放弃自己从前经过数年推敲才在1998年回国后决定新创的“制序”这个概念？我自己反复考虑再三，也征求了身边几个学生的意见，最后还是把它保留下来。这里谨向读者和学界同仁说明的是：凡是在本书中以及在前边几本小册子用“制序”的地方，均是在英语和均质欧洲语种中宽泛意义的“institutions”等价意义上使用的，而正如我在这本小册子的许多地方指出的那样，当我用“制序”这个词时，有时是与维特根斯坦哲学中的“生活形式”（在德语中为“Lebensformen”）在等价意义上使用的。

当然，我自己明白，熟悉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方家会知道，在维特根斯坦哲学中，他之所以使用“生活形式”，完全是在“生活游戏”与“语言游戏”关系的最深层的哲学本体论层面上使用这个概念，与我们今天的“Institutional Economics”所具象地讨论的“institutions”问题相距甚远，但是，考虑论述的方便，我在许多地方有时把它们等价起来使用。至于我的这种理解是否正确，是否合适，在这本有些思辨性的小册子里，我的言说是否成立，这里只能留给读者和哲学界和经济学界的方家去批评了。

第二，这些年关注我经济学写作的学界朋友、网友、书友和学生也许注意到，自2007年以来，我个人已经数年不再做这本书以及前边几本小册子中那种抽象的和思辨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思考了。也许有的朋友会觉得我这些年已经放弃了学术研究和探索之路，做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的研究乃至改革的“呼喊”了（见笔者的《市场、法治与民主》，2008；《大转型》，2012；《重读哈耶克》，2014）。

正如大家所注意到的，自2007年开始，我确实对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中的一些问题投入了大量研究和评论精力，尤其是从预算民主建设上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在宏观经济发展问题上发表了一些粗浅意见。然而，也许在复旦之外的一些朋友可能还不知道，我这些年一直在艰苦和广泛地阅读欧洲经济史、欧洲法制史、欧洲政治史、中国经济史、中国法制史，乃至世界和中国科技史以及各国的货币史和货币制度史。

最近几年，虽然我在这些宽泛的大历史阅读中并没有发表多少学术论文和专著，但是自我从前些年多学科和跨学科（我不大喜欢用这个概念，其中包括哲学、经济学、伦理学、人类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和一点宗教神学）的阅读和思辨地思考人类社会的制度生成、维系和变迁问题，转向大范围地读历史，主要还是想要理清自己的思想和认识，甚至可以说在自我验证和检验自己的认识。

我曾一度意识到，完全从思辨的理论逻辑和他人的研究思路来研究和思考人类诸社会的制度变迁问题，尤其是从“理性推理”来理论化这些大问题，可能会误入歧途，甚至会产生偏见和误识。但是，这里要向读者说明的是，正是由前些年我这些有点思辨思维的理论思考和研究，才会导致我对中国现实问题和2008至2009年的世界经济衰退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看法，并对西方世界的兴起和明清市场经济的兴衰乃至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景谈了一些个人的看法。

因而可以说，只有理解了《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2001）、《文化与制序》（2002）、《经济学与伦理学》（2003）乃至这本小册子的思辨的经济学与哲学思考的论辩理路，大家才可能理解我为什么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网、FT中文网的专栏文章里，以及《市场、法治、与民主》《大转型》和《重读哈耶克》等文集中如此看问题，也会理解在我即将出版的下一本专著《从李约瑟之谜到大分岔：西方世界兴起和明清中国市场经济兴衰的制度经济学反思》中为什么会如此观察问题和进行理论、历史的述说。换句话说，我对当下中国问题和历史问题的观察和思考，与我前些年的思辨的经济学理论思考，在理论上是一致的。因为，我这些年对一些现实问题和历史问题的评论和述说，其基础就在于我这几本小册子中所梳理出并逐渐形成的自己的一些观察和研究问题的理论视角。

第三，正是由于上一点，作为一个生活在全球化乃至网络时代信息和知识爆炸的当代社会的一个书生和大学教师，我常常意识到，自己大范围地、跨学科地阅读和写作，与其说是写给别人看的和教给学生的，毋宁说是在理清自己的思想，实际上是不断地在整理读书笔记，在用写书和写文章来“拷问自己”。结果，这种自己的写作和思考在目前专业化分工似乎如此细密的现代哲学和社会科学到底是属于哪个学科？自己的这些几乎无学科概念的思考和探索中所形成的一些看法是否能在人类社会的知识存量中增加一点边际增量？是否完全浪费了在知识爆炸的当代社会中读者的有限时间（有时有些读者阅读时间的“机会成本”甚高）？这种研究又有何意义？对诸如此类的问题，自己也常常反问自己，但无法给出确当的回答，故这里也只能留给读者去评说和去评判了。

第四，从国际国内经济学界来看，尽管前些年美国的经济学家麦克劳斯基（D.N. McCloskey）曾经探究过经济学的修辞（rhetoric）和话语（discourse）问题，前几年，当代著名博弈论经济学大家鲁宾斯坦

（Ariel Rubinstein）也出版过一本《经济学与语言》的小册子，且在最近几年在国际上也出现了一些语言的经济分析研究文集乃至专著，但是，就自己管窥所见，从世界范围看，无论是在英语国家中，还是在中文和其他语种中，还很少见到有从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来反思经济学本身的语言以及这门学科的性质（nature）以及意义这类“元经济学”（meta-economics）的问题。

本来，在2005年教育部一般项目“现代经济学的语言与修辞：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综合比较视角”的资金支持下，我曾一度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专门探究这个问题，即把收入本章的“语言的经济学与经济学的语言”的长文扩展成一本专著，但后来发现，要完成这样的工作，不仅需要对当代哲学——尤其是语言哲学——和语言学有较深入的研究，而且要对从亚当·斯密到李嘉图和马克思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有深厚的思想史知识和学说的整体反思，且需要对自马歇尔以降的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经济学有整体的思考和评估，而且还要对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瑞典学派的经济学，以及凯恩斯经济学等各种流派有全面的深入研究和对比性的思考，这无疑是几十年乃至一个人一生的工作。另外，没有经济理论的创新，怎能妄加评价经济学的语言和方法？

基于上述原因，最后自己不得不浅尝辄止，面对这个宏大的根本性问题，只是写出了这么几万字的一个导论式的论文，而没有再继续深入探究这一问题。对此，自己有些遗憾和内疚，但自知这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因而，收入这本小册子的这几篇长文，与其说是对教育部这一研究项目资助的一个交代，不如说是笔者对这一宏大研究问题的研究却步于门前的一点自我解释。

然而，笔者这里能向关注我学术研究和思想探索之路的朋友和学生交代的是，与其说我是这一宏大研究问题的一个逃兵，不如说我这些年正在从另一个切入点继续思考这个问题。近两三年来，除了大范围地阅读经济史、法制史、政制史、科技史和货币史等领域的专业文献外，我花了甚多的时间和研究精力梳理了在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发生的那场牵动世界各国经济学家的哈耶克与凯恩斯的理论论战，并在一直思考什么才是经济学的真问题，现代流行的经济理论的问题到底在哪里，以及未来经济学的可能发展在哪里（见拙著《重读哈耶克》）。

与其说最近这一思想史的专门研究是自己又开辟了另一个研究领域，毋宁说是这一经济学语言研究的一个延续、一个更小的入口和切入点。但是，最近以来，自己也一再自我警醒：尽管自己这些年还像一个正在做博士论文的学生一样不断地学习、阅读和探索，尽管自己还算努力，但毕竟转眼已到耳顺之年了。尽管这经济学思想史研究的小的切入口似乎更可行和更具“操作性”，但是未来中国的社会转型以及自己的研究精力和关注点是否能允许我坐下来做这样一个小的思想史的文献梳理和回顾工作，即从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来专门思考经济学的性质、现状、问题和未来发展前景，目前看来还是个变数。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繁荣，未来中国还能否允许我们这些书生静下心来专门研究这样“阳春白雪”的经济学问题？当下和未来中国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的理论研究的主要“召唤”（calling）是什么？时代和我们的国家最需要我们弄清什么理念和问题？这显然都不能从现代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最大化假设来自我设定自己的研究任务。

最后，我想起了二十世纪世界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序言”中的一段话：“撰写这样一本书，笔者沿着陌生的道路摸索，如果想要避免过多的失误，他必须极度依赖批评和对话。如果一个人单独思考太久，什么愚蠢的事情都可以信以为真了”。凯恩斯的这段话，实在是对我们这样单独思考的学人的一个切实而诚挚的警告。如果自己在一个几乎无前人探索的思想蹊径（甚至根本无路的荒原上）进行自我思考和探索时，很显然研究者自己不能自我认识和自我评估。即使研究者本来就走错了方向，但因为已走得太远，独自思考太久了，“可能什么愚蠢的事情都信以为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