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上世纪末张仲谋《清代文化与浙派诗》出版以来，学术界对浙派诗歌的研究愈益重视，浙派在清诗史上的位置也越来越清楚。近年甚至有学者认为浙派是清初诗坛影响最大的诗派①，这一方面说明清诗研究的眼界正在扩大，但同时也显示出某种历史感的欠缺。因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晚期，文化权力愈益由政治地位决定。浙派诗人中很少达官，虽有不少才子名士，影响终究不能与江南、山东相提并论。更主要的是，浙派诗学不像江南，能顺应时尚而变化，它始终坚持着自己的艺术观念。在时人眼中，“浙东风尚，各以孤峭之质，传幽渺之音，自辟町畦，不随时好”②，这固然不能说是缺点，但总与时风龃龉不合，便难以融入时代潮流，在诗坛产生影响。晚明正值公安、竟陵派诗学笼罩诗坛之际，浙派却因袭格调派的观念，与陈子龙云间派相呼应。毛奇龄曾说：“予幼时颇喜为异人之诗，既而华亭陈先生司理吾郡，则尝以二雅正变之说为之论辩，以为正可为而变不可为。而及其既也，则翕然而群归于正者且三十年，今其变又伊始矣。”③而到康熙中提倡宋诗的王士禛已偃旗息鼓，不动声色地复归唐诗时，浙江诗家却仍坚守宋诗的立场，激烈地批评唐诗派。浙江似乎从来都没有站在诗坛前沿过，我们还找不出说浙派产生很大影响的理由。

到乾隆年间，吴颖芳开始将朱彝尊推为浙派的开创者，说：“吾浙国初衍云间派，尚傍王、李门户，秀水朱太史竹垞氏出，尚根柢考据，擅词藻而骋辔衔，士夫咸宗之。俭腹咨嗟之吟，摈弃不取；风云月露之句，薄而不为。浙诗为之大变。”④然而这却不太能说服人。相比填词而言，朱彝尊的诗歌创作还不具备开宗立派的力量，就像徐熊飞说的，“竹坨生当明季，恶钟、谭之幽僻，闻陈黄门之风而兴起焉。故少年所作，皆规格矜严，才情闳丽，与西泠十子相为羽翼”⑤。他早年同样是衍云间派的绪余，只是到中年涉猎宋诗，诗学观念才有所转变，合乎浙派“宗宋、主性情、重学问”的基本倾向⑥。而这种倾向与钱谦益实在是同出一辙，在学术精神和学术方法上都有着同样浓厚的史学色彩，只不过专门性更为突出罢了。他的诗学要到晚年才结出硕果，作为浙派诗学的标志性成果产生全国性的影响，已是多年以后的事。

比较实际地看，浙派的诗歌创作和诗学，影响都是有限的，绝对不能同江南和山东诗学相比。但它以独特的方式推动了清初诗史的进程，却是不容忽视的。思想史的研究证明，每值改朝换代之际，人们都要重新叙述历史，以使今天的结果变得可以理解。胜者王侯败者寇，掌握话语权力的新朝固然需要通过修史来解释自己革命（用这个词的本义）的正当性，即天命所归；而亡国臣民又何尝不想通过修史来解释失败的必然结局，使被揭示的失败原因成为复兴或企待来哲的历史经验？清初的史学和诗学在这一点上契若符合，诗学的参与使史学变得更为丰满，有了更多的心态内容；而史学的基础和方法又赋予诗学以历史感和实证性，提升了诗学的学术含量。清初诗学的丰厚，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像钱谦益、黄宗羲、朱彝尊一辈史学家的投入，而不是只有王士禛这样的掌故家和二冯一类的文士沉潜其中。浙派诗学的史学色彩，显得更为浓重一些，因为以黄宗羲和朱彝尊为首的史学大师范围了浙派诗学的传统。这是研究清初浙江诗学首先引起我注意的一点。

浙江诗学最突出的特点是通过编纂诗选或诗总集来阐扬自己的诗学观念。文学史上的选本和总集历来就承担着不同的社会和文学功能。清初人选清诗，固然贯注着对诗坛的批判意识；其选前代诗，也无不寓有现实的指向。方象瑛《报朱竹垞书》谈到：“近日竞摹宋诗，一二人倡之，群起而效之，途径一开，滥觞日甚。高者掇拾苏、黄，规模范、陆，遂岸然以唐人为不足学；而其卑者，至粗浅鄙率，都不成语。夫宋人佳处，亦自骨力坚凝，词理秀拔，非油腔腐语遂为宋诗也。今幸主持选政，起衰捄弊，正在此时。唯冀痛扫时习，力返唐音，挽回廓清，固不可听之随波逐靡之流也。”⑦这明显是针对《明诗综》编纂而进的忠告。他们在观念上都自觉地将诗选纳入批评轨道，要让它发挥针砭现实的作用。但几十年过去，语境毕竟不同了。如果说《列朝诗集》的以诗论史色彩，显出过于强烈的政治倾向性，那么浙江诗家编纂的选本、总集就更多地体现了诗学的学术性，具有断代诗学研究的意义。正因为如此，出自浙江诗论家之手的诗选和总集有着更高的公信度和学术含量，更为后代所重视。像古诗方面的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宋诗方面的吴之振《宋诗钞》，明诗方面的朱彝尊《明诗综》，都是为后代重视、引据的经典选本。谈论清初浙派诗学，这种通过编诗选或诗总集来表达诗学观念的倾向应该成为我们关注的中心。而由此着眼，我们就会看到黄宗羲未被重视的另一个方面的诗学意义。

二

黄宗羲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为明清之交三大学者和思想家。《明夷待访录》一书近代被推为“发民族主义之祖派”，而它的作者也得到“能言人所不敢言者，洵所谓真儒，所谓豪杰之士”的崇高赞誉⑧。然而在旧时代的眼光下，黄宗羲的品行要逊于亭林、船山不少，历来颇有微词。近人钱基博曾说：“明末以遗老为大儒者，李塨学究气，独善其身，术未能以经国；黄宗羲名士气，大言不怍，行不足以饬躬。”⑨这颇能代表前人的一种看法。

黄宗羲早年出入名场，凡诗社之集，无会不与。虽从刘宗周学，而志在科举，不能尽得蕺山之学。易代之后，隐居不出，尽发藏书读之，二十年后胸中窒碍尽消⑩，讲学宗旨乃着力发挥蕺山遗说。蕺山之学出于宋人，黄宗羲更推而广之，“以濂洛之统，综合诸家。横渠之礼教，康节之数学，东莱之文献，艮斋止斋之经济，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11)。晚年撰《明儒学案》，自序云：“古之君子宁凿五丁之间道，不假邯郸之野马，故其途亦不得不殊。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于一途，使美厥灵根者，化为焦芽绝港。夫先儒之语录，人人不同，只是叩我之心体，变动不居。若执定成局，终是受用不得。”显然，在强烈的批判性和实践性之外，他的思想又有很大的包容性(12)，这一点后来成为浙派诗学的思想基础。

黄宗羲少受父教，尤其用功于史学，长而读书既博，愈益确立以经史为本、务博综尚实证的学术理念。据全祖望说，“先生始谓学必源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元元本本，可据可依，前此讲堂痼疾为之一变”(13)。流风所被，整个浙东学术都打上浓厚的史学底色。黄宗羲夙以保存一代文献为己任，留意文献人物，编撰有正史《弘光实录钞》、《行朝录》，学术史《明儒学案》，还汇辑《明文海》一编，后人许为“一代文章之渊薮，考明人著作者，当必以是编为极备矣”(14)。平生对《明史》尤为用心，遂开浙江绵绵不绝的明史学传统，一传于万斯同，再传于全祖望，继传于邵二云、章学诚。浙东后学略闻其绪余，沥其余渖，就足以名世(15)。

据吴光先生考证，黄宗羲著述多达111种，一千三百余卷，不少于两千万字。剔除编选之书，自撰著作尚有92种，现存44种(16)。清代学者不同于前代的一个特点是，只有少数理学家如汤斌、陆世仪、陆陇其等不喜言诗，其他学者莫不留意诗学，甚至成为当世名家。黄宗羲也不例外，他对诗的兴趣甚至成为后辈景仰者眼中的一个瑕疵。全祖望曾说：“先生之不免余议者则有二，其一则党人之习气未尽，盖少年即入社会，门户之见深入而不可猝去；其一则文人之习气未尽，不免以正谊、明道之余技，犹流连于枝叶。”(17)这里论梨洲的党人习气颇为中肯，指责其文人习气则未免有点迂腐。且不说在留意文学这点上，谢山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若就文学的立场而言，这还是黄宗羲有贡献于诗学的前提。当然，黄宗羲并不是诗学专家，他很少关注和考虑诗学的专门问题，议论所及都不出当时的一般话题，你若想在他的诗论中寻找属于他个人的独到见解，可能会很失望。不过你只要仔细品味一下他的言论，就会感到正像他的政治学一样，什么问题在他笔下都有透达本质的分析，显出一种度越时流的深刻。

比如《陈苇庵年伯诗序》论及正变问题，说：“向令风雅而不变，则诗之为道，狭隘而不及情，何以感天地而动鬼神乎？”(18)这表明他肯定并更看重变风变雅，理由是变风变雅能及于情。那么正风正雅就不及于情么？也不然，这里其实是强调乱世特有一种太平时代看不到的复杂心态和梗概多气的激越情怀，所谓“情”有着独特的心态史内涵，可与《谢皋羽年谱游录注序》论“元气”相参看：

夫文章，天地之元气也。元气之在平时，昆仑旁薄，和声顺气，发自廊庙，而鬯浃于幽遐，无所见奇。逮夫厄运危时，天地闭塞，元气鼓荡而出，拥勇郁遏，坌愤激讦，而后至文生焉。(19)

每当乱世或易代之际多推崇变风变雅，这本是诗史上的惯例，黄宗羲的独到之处是从中紬绎出一个道理：治世的情感简单而肤浅，乱世的情感更有蕴含和力度。同时，他论正变仅就诗的表情方式而言，不关品格高下，这又成为祛除传统正变概念所附价值属性的先声，叶燮或许就是受他启发，更彻底地消解了正变概念的价值属性，将它还原为一个单纯的文学史单位(20)。再比如，《栗亭诗集序》论及兴观群怨之说：

昔吾夫子以兴观群怨论诗，孔安国曰：“兴，引譬连类。”凡景物相感，以彼言此，皆谓之兴。后世咏怀、游览、咏物之类是也。郑康成曰：“观风俗之盛衰。”凡论世采风，皆谓之观。后世吊古、咏史、行旅、祖德、郊庙之类是也。孔曰：“群居相切磋。”群是人之相聚，后世公?、赠答、送别之类皆是也。孔曰：“怨刺上政。”怨亦不必专指上政，后世哀伤、挽歌、遣谪、讽谕皆是也。盖古今事物之变虽纷若，而以此四者为统宗。(21)

这里将论诗歌社会作用的古老命题转换为类型学问题，使问题的中心转移到创作主体方面，然后又从创作动机的角度来阐述四者的意义：

自毛公之六义以风雅颂为经，以赋比兴为纬，后儒因之，比兴强分，赋有专属。及其说之不通也，则又相兼，是使性情之所融结，有鸿沟南北之分裂矣。古之以诗名者，未有能离此四者，然其情各有至处：其意句就境中宣出者，可以兴也；言在耳目，情寄八荒者，可以观也；善于风人赠答者，可以群也；悽戾为骚之苗裔者，可以怨也。

这样一来就实现了古老诗学命题与一般创作经验的沟通，使它变得很容易理解，很好把握。黄宗羲这种以现实经验疏解古代诗论的诠释方式，与顾炎武“鉴往训今”的理路看上去正相对立(22)，骨子里却是相通的，都不外乎是要在古典和现实之间建立一种意义关联，或者说为现实经验找到传统根基。是啊，当人们经历了改朝换代、易服薙发的屈辱，面临着文化失坠和传统绵延都是未卜之数的惶惑，还有什么比寻找传统、保存历史更让人感到踏实和迫切的事呢？除了那些人在殿堂身不由己的台阁文人，其实清初的文人、学者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承续文化传统，保存历史记忆，绵延民族精神的血脉。黄宗羲和浙江诗学在这一点上，较之其他地区尤为显明。

三

黄宗羲诗学的内容和价值，研究者已从重视诗歌的抒情本质，强调诗以道性情；强调学问，以经史为本；元气说与诗史说；辨析唐宋，崇尚宋诗等方面作了分析。(23)这里只拟就“诗史”观念与唐宋诗家数之辨的问题再作一些阐述，以见黄宗羲对浙江诗学主导倾向形成的直接影响。

关于“诗史”，学者们通常都会引用《万履安先生诗序》的一段文字：

今之称杜诗者以为诗史，亦信然矣。然注杜者但见以史证诗，未闻以诗补史之阙，虽曰诗史，史固无藉乎诗也。逮夫流极之运，东观兰台但记事功，而天地之所以不毁，名教之所以仅存者，多在亡国之人物，血心流注，朝露同晞，史于是而亡矣。犹幸野制遥传，苦语难销，此耿耿者明灭于烂纸昏墨之馀，九原可作，地起泥香，庸讵知史亡而后诗作乎？是故景炎、祥兴，《宋史》且不为之立本纪，非《指南》、《集杜》，何由知闽广之兴废？非水云之诗，何由知亡国之惨？非白石、晞发，何由知竺国之双经？陈宜中之契阔，《心史》亮其苦心；黄东发之野死，《宝幢》志其处所，可不谓之诗史乎？元之亡也，渡海乞援之事，见于九灵之诗。而铁崖之乐府，寉年、席帽之痛哭，犹然金版之出地也，皆非史之所能尽矣。明室之亡，分国鲛人，纪年鬼窟，较之前代干戈，久无条序。其从亡之士，章皇草泽之民，不无危苦之词。以余所见者，石斋、次野、介子、霞舟、希声、苍水、澹归十馀家，无关受命之笔，然故国之铿尔，不可不谓之史也。(24)

龚鹏程指出，“梨洲此说，非特发明牧翁宗趣，抑且关系诗学甚大。因为在此之前，诗史仅为专称，特指老杜而言；至此，则诗史是表明诗的一种性质，是可以替代、补充、发明、印证历史的创作”(25)，这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论者一般认为黄宗羲诗学深受钱谦益的影响，“诗史”意识更是继承了钱谦益的观念(26)。联系两人的密切关系来看，这么说是不无道理的。但黄宗羲的“诗史”说自有更深一层的意思。钱谦益论诗可补史的作用，不过是说易代之际文献难征，诗就成为无可替代的珍贵史料，而黄宗羲更进而认为诗不仅是一种考史征献的文本，它更是一种精神的结晶，是精神史的记录(27)。东观兰台的史籍只能记录事功，而名教、心史、耿耿不灭的故国情怀，这些却“皆非史之所能尽”。所以他一生都不停地在编纂各种总集、选本，今所知尚有《明文案》217卷、《明文海》（系由《明文案》改编）482卷、《明文授读》62卷、《续宋文鉴》（佚）、《元文钞》（佚）、《宋元集略》（佚）、《宋元文案》（佚）、《姚江文略》10卷（佚）、《东浙文统》（佚），《姚江逸诗》15卷、《宋诗钞》94卷（合编）、《黄氏攟残集》7卷、《补唐诗人传》及若干浙东作家的别集。其中《姚江逸诗》是余姚历代诗作的汇辑，收南齐迄明余姚诗家135人，诗1337首。自序首先提到，“《孟子》曰，诗亡然后《春秋》作，是诗之与史，相为表里者也。故元遗山《中州集》窃取此意，以史为纲，以诗为目，而一代之人物赖以不坠。钱牧斋仿之为明诗选，处士纤芥之长，单联之工，亦必震而矜之；齐蓬户于金闺，风雅衮钺，盖兼之矣”，可见他编此集是直承钱谦益的学统。但他同时又说明：“余少时读宋文宪《浦阳人物记》而好之，以为世人好言作史，而于乡邑闻见尚且未备，夸诬之诮，容讵免诸！此后见诸家文集，凡关涉姚江者必为记别；其有盛名于前者，亦必就其后裔而求之，如是者数十年矣。以其久，故箧中之积，多有其子孙所不识者。然而兵尘迁徙，蹇蓬下担，时有坠落。如柴广敬《金兰录》、《魏尝斋文集》之类，正复不少。及今不为流通，使之再逸，自此以往，皆余之罪也。”这却是古代文人承传、光大地方文学传统的自觉意识在当下语境中的强化。战乱导致的文献散佚增强了人们蒐集保存文献的紧迫感，它从根本上说仍是出于一种浓厚的历史意识。这种意识放大开来，不只是对自己的乡邦，对整个民族的历史都会抱有强烈的关怀，并要在其中找到与现实的关联。浙江诗家的“诗史”观念及对诗歌史的态度都取决于这种立场，而黄宗羲则是奠定其理论基础的先驱。

四

黄宗羲基于自身对亡国命运的体验，很自然地对南宋遗民的创作产生共鸣，进而对宋代诗文的价值作出全新的估量。在肯定变风变雅更具情感之深度和力度的前提下，他提出了“汉之后，魏晋为盛；唐自天宝而后，李杜始出；宋之亡也，其诗又盛”(28)，“文章之盛，莫盛于亡宋之日”(29)的迥异于明人的文学史观。众所周知，自公安派登上诗坛并成为晚明诗歌的主潮，突破格调派“诗必盛唐”的狭隘观念，将宋诗纳入诗史的视野，就成为诗坛一股强劲的潮流。钱谦益通过驳斥四唐说的谬误褫解了盛唐诗的唯一典范性，又以苏东坡、陆游、元好问为楷模鼓吹宋元诗，导致诗坛出现学唐、学宋两种诗风的对立，争论和攻讦也由此引发，不同地域、不同渊源的诗家，每每面临着抉择的困惑，或回应的压力。黄宗羲作为与钱谦益私交亲密的后辈，不仅诗学观念受到钱谦益或何乔远的影响(30)，更出于相同的历史意识，坚决地站到了宋诗派的阵营里，抨击格调派惟唐诗是拟的狭隘观念。不过他的论辩绝不重复钱谦益的思路，而是有自己的论理，即由家数概念入手，解构唐诗的内在同一性，从而达到肯定宋诗价值的目的。

黄宗羲的逻辑是这样的，首先指出晚明以来的诗学论争存在舍本逐末的致命弱点：“诗自齐、鲁分途以后，学诗者以此为先河，不能究宋元诸大家之论，才晓断章，争唐争宋，特以一时为轻重高下，未尝毫发出于性情，年来遂有乡愿之诗。”(31)既确立以性情为本的前提，则历代诗歌就被放在同一尺度下来衡量，风格声调退于第二位。这样一来，唐诗的典范性便出现了裂缝，不复保有完美的同一性。《张心友诗序》是全面表达他看法的一篇纲领性论文，文中首先强调：“余尝与友人言诗，诗不当以时代而论。宋元各有优长，岂宜沟而出之于外若异域然？即唐之时，亦非无蹈常袭故，充其肤廓而神理蔑如者。故当辨其真与伪耳，徒以声调之似而优之而劣之，扬子云所言伏其几袭其裳而称仲尼者也。”(32)但他的这一论断却被当时理解为祧唐祖宋，“听者不察，因余之言，遂言宋优于唐”。于是他一方面重申唐诗典范性不可动摇的前提，所谓“宋诗之佳，亦谓其能唐耳，非谓舍唐之外能自为宋也”，一方面又指出唐诗因家数之异，其实存在着不同的艺术取向，故后人的“唐诗之论，亦不能归一”。考察宋代以来学唐的源流，“宋之长铺广引，盘摺生语，有若天设，号为豫章宗派者，皆原于少陵，其时不以为唐也。其所谓唐者，浮声切响，以单字只句计巧拙，然后谓之唐诗。故永嘉言唐诗废久，近世学者已复稍趋于唐。沧浪论唐，虽归宗李杜，乃其禅喻谓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亦是王孟家数，于李杜之海涵地负无与。至有明北地，摹拟少陵之铺写纵放，以是为唐，而永嘉之所谓唐者亡矣”。这么说来，从后世接受的角度看，唐诗起码已有三派：一是江西诗派所继承的杜甫诗风，二是南宋永嘉四灵一派所继承的晚唐诗风，三是严羽推崇的盛唐实际上是王孟诗风。再参照《靳熊封诗序》的说法：“百年之中，诗凡三变。有北地、历下之唐，以声调为鼓吹；有公安、竟陵之唐，以浅率幽深为秘笈；有虞山之唐，以排比为波澜。虽各有所得，而欲使天下之精神聚之于一途，是使作伪百出，止留其肤受耳。”这就从明代以来学唐者或主声调或主取意或主句法的不同着眼点，揭示出传统在接受视野中的多样呈现。《钱退山诗文序》更具体而微地说明，即使对同一个时代的诗风，人们所取也不一致：“江西以汗漫广莫为唐，永嘉以脰鸣吻决为唐。即同一晚唐也，有谓其纤巧酿亡国之音，有谓其声宏还正始之响。学昆体者谓之村夫子，学郊、岛者谓之字面诗，入主出奴，谣诼繁兴，莫不以为折衷群言。”经过这样的反复论列，唐诗的同一性被彻底解构，所谓唐宋、所谓初盛中晚之别，被证明只不过是不同诗派的虚幻臆见。于是对历史上的唐宋之争，《张心友诗序》就顺理成章地提出一个带有折衷色彩的论断：“是故永嘉之清圆，谓之非唐不可，然必如是而后为唐，则专固狭陋甚矣。豫章宗派之为唐，浸淫于少陵，以极盛唐之变，虽有工力深浅之不同，而概以宋诗抹杀之，可乎？”(33)对黄宗羲的这种态度，研究者或认为其目的主要是在排除门户，批判七子，因此是在高度肯定唐诗成就、鼓励人们学习唐诗的基础上，主张向宋诗学习的，并没有揭举宋诗，使之与唐诗分庭抗礼的用意，更没有因为提倡宋诗而唾弃唐诗(34)。我的看法是，唐诗的典范性自宋代以降已然是不可颠覆的价值象征，任何另立旗帜的企图都必须在肯定唐诗的前提下小心地推出。黄宗羲无非也是采取这样的策略(35)，所以他作《南雷诗历》题辞，概括以上零星表达的意思，说：“夫诗之道甚大，一人之性情，天下之治乱，皆所藏纳。古今志士学人之心思愿力，千变万化，各有至处，不必出于一途。今于上下数千年之中，而必欲一之以唐，于唐数百年之中而必欲一之于盛唐。盛唐之诗岂其不佳，然盛唐之平奇浓淡，亦未尝归一，将又何所适从耶？”家数既不可定，则势必导出“论诗者但当辨其真伪，不当拘以家数”的结论。如果说这里没直接打出宋诗的旗号，言外之意尚有待挑明，那么《张心友诗序》对张氏取法宗尚的肯定，早已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张子心友好学深思，不以解褐为究竟，余所论著，矻矻手抄不已。李杜王孟诸家文集，亦观余批点，以得其指趣。其发之为诗，超然简牍，永绝尘粃，流连光景，极诗家声色之致。天假之年，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莫非唐音。今虽未竟其志，其气象要自不凡，不能不为之三叹也。(36)

他所鼓励于张心友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正是严羽《沧浪诗话》批评“近代诸公”的“奇特解会”，然则他所谓的“莫非唐音”只不过是“非谓舍唐之外能自为宋”的换个说法而已，骨子里仍是鼓吹宋调。这种阳唐阴宋的倾向，一旦进入具体的诗歌批评，便立刻显露其真实的价值观。有两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一是其后人指出：“近时选剑南诗，俱录其清新圆熟之作，而于铺陈排比、雄健兀奡者则略焉，遂致毁誉迭半。五七言古更为独绝千古，追配少陵洵无愧色。唯吴氏《宋诗抄》所选，决择甚精。彼时先遗献公在石门主张选政，与之商榷故耳。”(37)选陆游诗而取清新圆熟之作，正是钱谦益的“软宋诗”路子。而黄宗羲独取雄健兀奡之作，足见其口头上虽肯定宋诗不背唐体，实际上选陆游诗却着眼于宋调，取的是“硬宋诗”一路。另一个例子是对待陈子龙诗的态度。陈子龙以民族气节为当世敬重，勿论钱谦益因自己的贰臣身份和柳如是与陈子龙的关系，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稍有贬词，就是比较注意遗民集团舆论的王渔洋也不敢肆口批评，而黄宗羲却毫无顾忌地指责陈子龙的格调诗风，以致引起一些诗论家的不满。叶矫然说：“黄梨洲诋卧子诗嘘北地、历下之寒火，故见诎于艾千子，为学未成，天下不以名家许之。吾每读至此处于其南雷集中，直掩卷不欲观之。其实不知诗而强言诗，故人言两失。”(38)黄宗羲究竟是否属于“不知诗”者，学者恐怕会有不同看法，我的感觉是，黄宗羲于诗颇似顾炎武，并未用心研究，只因学问大，思力深，触及大问题不乏深刻见解，但遇到诗学内部的专门问题，有时议论不免粗略。好在两位都不太有论诗兴趣，不至于像王夫之那样小言詹詹，纰漏百出。

黄宗羲本人的诗歌创作成就虽然有限，但他的学术以思想精深而极大地影响了浙江学者。他的门人中包括范国雯、陈锡嘏、郑梁、仇兆鳌、万言、查慎行、查嗣瑮、董道权、陈奕禧这些著名诗人，后来李邺嗣(39)、吴之振、万斯同都大力发挥他的文学思想，他的诗学也因此广为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说，张仲谋将黄宗羲推为浙派的开宗初祖是有说服力的，“他为宋诗所作的开拓辩护已臻于定论，以性情反声调的论述则为后人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策略，关于学人之诗或学问与诗之关系的探讨，也为后人指出了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40)。参照柴望《宋四家诗序》的说法：“河梁十九首尚矣，初盛以高浑为气格，中唐号为娴雅，降及晚唐则以雕刻取致。即唐一代之诗且递变如此，而欲以之范宋人，可乎？宋固有宋之诗也，宋又不一宋也。宋以后莫不有然，其孰使之而然？即四时亦何不然，春秋代谢，乍菀乍枯，菀枯者不知也。执一之论乌乎其当人意也。”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他解构唐诗统一性的逻辑策略如何被浙东诗家接受，渗透到他们的观念中去。不过，要论黄宗羲对诗坛最直接的影响，还应数与吴之振等同编《宋诗钞》一事。以此发端，浙江形成研究宋诗的风气，梨洲门人查慎行撰有《苏诗补注》，同时陈訏编有《宋十五家诗》，后来厉鹗又编纂《宋诗纪事》，曹庭栋编《宋百家诗存》，直到晚清陆心源续厉书作《宋诗纪事补遗》，凡与宋诗有关的大著作几乎都出自浙江诗人之手。一如古诗声调学著作多出自山东诗人之手，这绝非偶然的现象，其间当然有黄宗羲开创的具有浓厚史学倾向的浙东诗学传统在发挥着潜在的影响。

注释：

①雷宜逊：《钱谦益的著作、人品和诗学》，《中国韵文学刊》1998年第2期。

②张廷枚辑：《国朝姚江诗存》卷四朱之屿诗评，乾隆三十八年张氏宝墨斋刊本。

③毛奇龄：《西河文集》序十一《苍崖诗序》，乾隆间萧山毛氏书留草堂刊本。

④吴颖芳：《临江乡人集拾遗》所收《无不宜斋未定稿序》，乾隆十七年(1752)夏至作，清刊本。

⑤徐熊飞：《修竹庐谈诗问答》，周维德辑注《诗问四种》，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263页。

⑥(40)张仲谋：《清代文化与浙派诗》，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4、79～84页。

⑦方象瑛：《健松斋续集》卷四，民国十七年方朝佐重刊本。

⑧潘飞声：《在山泉诗话》卷一，古今文艺丛书第三集。

⑨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06页。

⑩黄宗羲：《南雷文案》卷一《恽仲升集序》，四部丛刊初编本。

(11)全祖望：《黄梨洲先生神道碑铭》，《鲒埼亭集》卷一一，四部丛刊初编本。

(12)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二章第三节“梨洲晚年思想”，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7～28页。

(13)全祖望：《甬上证人书院记》，《鲒埼亭集》外编卷一六，四部丛刊初编本。

(14)《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集部总集类，中华书局影印本。

(15)王昶：《湖海诗传》卷一五：卢镐“闻黄太冲、万充宗之学，故为浙东人士所推”。

(16)吴光：《黄宗羲著作汇考》，台北学生书局1990年版。

(17)全祖望：《答诸生问南雷学术劄子》，《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四，四部丛刊初编本。

(18)(24)(32)(33)(36)黄宗羲：《南雷集·撰杖集》，四部丛刊初编本。

(19)黄宗羲：《南雷集·吾悔集》卷一，四部丛刊初编本。

(20)参见蒋寅《叶燮的文学史观》，《文学遗产》2001年第6期。

(21)汪士鈜：《栗亭诗集》卷首，康熙刊本。

(22)关于顾炎武“鉴往训今”的诗学方法，可参见蒋寅《顾炎武的诗学史意义》，《南开学报》2003年第1期。

(23)陈少松：《简论黄宗羲的诗学主张》，《明清诗文研究丛刊》第二辑，苏州大学中文系1982年版；吴彩娥：《清代宋诗学研究》，台湾政治大学博士论文，1992年；张仲谋：《清代文化与浙派诗》，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70～84页；李世英：《清初诗学思想研究》，敦煌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4页。

(25)龚鹏程：《诗史观念的发展》，《诗史本色与妙悟》，台北学生书局1993年增订版，第66页。

(26)吴宏一：《清代诗学初探》第三章“拟古运动和反拟古运动的余波”，牧童出版社1977年版，第137页；张健：《清代诗学研究》第一章第五节“以诗补史：对明清之际诗歌思潮的历史价值的认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9～42页。

(27)这一点已为学界所肯定，可参见李世英、陈水云《清代诗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页；孙微《清代杜诗学史》，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95页。

(28)黄宗羲：《陈苇庵年伯诗序》，《南雷集·撰杖集》，四部丛刊初编本。

(29)黄宗羲：《谢皋羽年谱游录注序》，《南雷集·吾悔集》卷一，四部丛刊初编本。

(30)张仲谋《清代文化与浙派诗》第74～75页举黄宗羲编《明文授读》卷三十七所收何乔远《郑道圭诗序》，认为俨然已开浙派诗论之先河，值得注意。这条资料钱锺书先生已引用，参见《谈艺录》，第471～472页。

(31)黄宗羲：《天岳禅师诗集序》，载陈乃乾编《黄梨洲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71页。

(34)张兵：《黄宗羲的唐宋诗理论与清初诗坛的宗唐和宗宋》，《复旦学报》1993年第5期。

(35)钱锺书《谈艺录》也认为“此节文笔，讦屈纠绕。盖梨洲实好宋诗，而中心有激，人言可畏，厥词遂枝”，参见中华书局1984年版订补本，第144页。

(37)黄璋：《读剑南诗钞书后》小序，载谢宝书辑《姚江诗录》卷一，中华书局1932年排印本。

(38)叶矫然：《龙性堂诗话》初集，《清诗话续编》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996页。

(39)张如安：《举梨洲之言以警励学者——浅论李邺嗣的文学思想》，载吴光等主编《黄梨洲三百年祭》，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