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7月，我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再次留校，后来不知不觉就进了社会工作这个领域。从社会学进到社会工作是怎么回事呢，我认为是时势所致。

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势呢？我国的第七个五年计划是从1986年开始的，五年计划的名称也由以往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改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增加的“社会发展”对社会学界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当时教育也要改革，要设置面向实际的新专业。1985年12月在中山大学召开社会学学科发展座谈会时，雷洁琼、袁方等希望能增设社会工作专业。后来，当时的国家教委在多方、多轮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决定增设“社会工作与管理”本科专业。1988年教育部批准北京大学建立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后来我被裹进来。

1988年之前我基本上不知道什么是社会工作。当时有一个会叫“马甸会议”，这是民政部想发展社会工作教育，寻求学界和相关政府部门支持的论证会。当时的民政部部长崔乃夫是知识分子出身，他想把民政工作队伍专业化。民政系统有许多是退伍军人，他们吃苦、干事可以，但是不符合当时中央所说的干部要专业化的要求。崔部长等认为，民政工作专业化，就要向社会工作靠拢。所以，民政部要办社会工作教育。由于民政部不可能开办普通高等教育，所以民政部最后决定支持北京大学为他们培养社会工作人才。据说，雷先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没想到，北京大学开办社会工作本科专业和发展社会工作教育的责任落到了我头上。为什么呢？这里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1985年我再次留校，1986年底系领导换班子，以袁先生为创系系主任的第一届领导班子到了任期，不知为什么，把我选进了系领导班子里，做副系主任，分管研究生教学和科研工作。新系主任是潘光旦的女儿、费孝通先生的学术秘书潘乃谷老师，另一位系副主任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美学习社会学和人口学之后回国的顾宝昌博士，他主管本科生教学和外事。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建立之初，工作很多。过不多长时间，顾宝昌辞职去联合国工作，没有人接他的工作，本科教学又落到我头上。为了办好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系里成立了社会工作与管理教研室，我兼任负责人。就这样，我“不知不觉”、未做选择地进入了社会工作这个专业。

1988年12月我们召开了北大有史以来，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第一次社会工作教育国际研讨会，亚太地区的很多社会工作专家和学者参加，美国也来了很多人。我没有论文，也不懂社会工作，只是办会务。现在回过头来想这件事，有逻辑吗？也有不少人问我，你怎么去了社会工作？现实的回答是：这不是我的有意选择，是没有选择的选择。雷先生、袁先生把建立社会工作专业的事情做成了，但他们又不可能从事教学和管理，你说我这当学生的怎么办？原本与我无关的，后来成了我的事，是“时势”使然吧。

我们重建社会工作专业的消息传播开来，香港地区、台湾地区的社会工作同人对我们给予了积极支持。办社会工作专业总要懂一些社会工作专业知识，除了到香港地区访问外，还有一个机会，让我集中学习了一些社会工作的知识，也拉近了我与社会工作的距离，这就是1989年9月，国际社会工作学校联盟、亚太区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在印度孟买的塔塔研究院开办的亚太区社会工作教师的一个培训班，培训的内容是“社会计划”，时间20天。因为我1985年留校后教过“社会发展计划”这门课，所以系里就派我和另一位年轻老师去参加这次培训班。我的英语不好，同行的年轻老师帮助我理解。通过20天的培训，我发现“社会计划”与社会学的农村社区、贫困问题、社会规划等知识很相近，差别之处主要是社会工作的“社会计划”要操作、做实务。这次培训让我心里有了一点底，我可以在相对宏观的层面参加社会工作专业课程建设。多年来，我在社会工作专业一直教“社会行政”这门课，在科研上也能把社会工作的宏观部分与社会学结合起来。

后来很多人问我：你是怎样从社会学转到社会工作的，你是怎么下定决心过来的？我说我没下决心，工作需要了，我不能不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有两个本科专业：一个社会学，一个社会工作。社会学这边有很多老师，社会工作则要从头开始，系里动员了一些年轻老师到社会工作这边，我算召集人。我是从社会学转到了社会工作专业了么？说实在的，我至今对社会工作比较实务的知识、课程，如个案工作、小组工作，都不甚了了，或一知半解，但是我了解宏观社会工作的理论和做法。

后来，有一次我跟中国人民大学的李路路教授一块去南开大学参加博士生答辩，路上说起学术发展来，他带有疑问地问我：“你带领发展了社会工作专业，你做的研究是社会工作吗？我看你写的就是社会学的东西。”我说：“你说对了。社会工作天天做实务，我做不到，没那个时间，所以我是用社会学的理论来研究社会工作的东西。”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的差别，一方面是实务问题，另一方面是理论高度问题。很多社会工作领域的人，熟练于社会工作实务，但是理论总结上不来，理论高度不够。我学过哲学、社会学，在系领导、教育部高校社会学教指委工作，了解一些中观、宏观上的学科发展问题，社会工作专业和学科的发展需要探索发展方向，这使我的知识有了用武之地。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我写的有关社会工作的文章，就是想阐明中国的社会工作要往哪里走，该怎么办，这是大格局方面的问题。在这方面，哲学、社会学的理论站位、视野要更宽一些。所以，我没离开社会学这一行。

这么多年下来，我对社会工作也有了感情和认同，它比较务实，能帮助贫弱群体解决一点实际问题，这是一个有追求、有实践、讲良心的实践性学科。至于我与社会工作结缘，我在《我与社会工作的缘分》那篇短文里说过：家风的影响和人性的根基，学科发展的要求和我在教学行政方面的际遇，还有我所学的哲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的高度亲和性，使我进入社会工作而没觉得有任何困难。至于我在多大程度上进入了社会工作，那只有靠行家们去评价了。可能我一直在社会学、社会工作的交叉地带游弋着，我可以做“纯”社会学的研究，也可以做一点有较多社会工作味道的研究，近20年来我还进入社会政策领域，做一些分析和倡导性的研究和工作。我觉得，我的学术实践没有离开社会学，我认为社会学、社会工作、社会政策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我的学术领域是从传统社会学往外多走了一步。我总记得，在南开班，林南老师开讲座，介绍美国社会学发展的新趋势，有一次讲的是“社会学与公共卫生和健康”，我现在做的社会工作研究关注弱势群体，关注人们的基本生活，与林老师讲的是合拍的。

为了使中国的社会工作能尽快建立起来，我尽量拿出时间在社会工作理论和知识的建设上做工作。社会工作重建之初，一些知名的社会学者不愿移步进入社会工作，社会工作教育界多是转行过来的和一些年轻人，社会工作的学术共同体迟迟建立不起来，社会工作学科建设及其推进充满困难，为此我花了大量精力和时间推动社会工作学科建设。我尽量把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引入社会工作领域，并结合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实践进行阐述。在这方面，《混合福利制度与弱势群体社会资本的发展》和《底层贫弱群体接受帮助行为的理论分析》是我花了时间和精力写作的两篇文章，在概念和理论上也试图创新。这种努力在我撰写的《中国社会福利的内卷化及发展》和《中国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等文章中也有表现。我希望我国的社会工作研究能跟上社会学研究的发展。

在发展社会工作的过程中，既不拘泥于国外社会工作的已有理论，又不简单地排斥国际经验，而是立足我国实际，着眼于我国社会发展的要求，这是我的基本的学科建设思路。建构社会工作体系是一项重要任务，我认为作为一个学者有责任在理论上对此做出说明。2006年10月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我国社会工作发展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发展社会工作成为政府和学术界普遍关心的问题，我撰写了《和谐社会建设背景下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等文章，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并表明了我的一贯思想。我还想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来促进我国的社会发展，为此撰写了一系列文章讨论社会政策与政府治理能力建设，以及如何将社会工作用于“服务型治理”。

可以说，30年来我在社会工作方面所做的努力，一方面是与政府等多方合作实际推动它的发展，另一方面就是对社会工作的发展做出理论论证。当然，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是社会工作界同仁共同努力的结果。

我在北大社会学、社会工作的发展方面做了一些基础工作，这与社会学南开班打下的底子直接相关，我们要接着老先生打下的底子去做。袁方先生为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的创立和发展呕心沥血，又把“两个菩萨”请来，接下来我们就不能把这个事情撂下来不管或者做得不好，我们要把老先生开创的事业尽最大努力继承发展下去。有的时候，轮到你去做的事情，你就得去做。大家知道，1988年国家教委批准三个学校建立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吉林大学。吉林大学因为几个老师的出走，而没建立起来社会工作专业；中国人民大学的社会工作专业招生很晚，反倒是一些非重点大学相继办起了社会工作专业；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大学就要挑起担子往前走。所以，在我国的社会工作课程体系建设、人才培养规格方面，北京大学是做出了贡献的。1994年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成立，秘书处设在北京大学，因此北京大学有责任、也有能力承担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工作教育体系的责任。我在其中做了一些工作，不是我做出了什么贡献，而是北京大学的地位使我去做应该做的工作。

另一方面，社会学界、社会工作界的团结和相互支持促进着学科发展。宋林飞教授在国务院学科评议组为社会工作专业的保留做了重要工作。郑杭生教授领导的教育部高校社会学教指委大力支持社会工作专业的建设和发展，我也是教指委副主任，更多是负责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我们建立了社会工作专业的课程体系，建立了社会工作教育和实践的专业共同体。2009年，我国又建立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研究生（MSW）培养项目，社会工作教育和人才培养走上一个新高度。2009年全国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教育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成立，我任副主任委员（民政部副部长任主任委员），秘书处设在北京大学。到现在，全国有350多家大学设有社会工作本科专业，150多所大学被授权培养社会工作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我觉得自己在推动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和社会工作事业进一步发展方面责任重大。虽然现在还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是中央和社会越来越认可社会工作在国计民生方面的作用。北京大学在其中发挥了应有作用，我在其中也尽了力。

来源：周晓虹主编：《重建中国社会学：40位社会学家口述实录（1979—2019）》，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