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医疗改革基本不成功”之外，其他改革措施是否成功，也受到了舆论的拷问。尤其是对于教育不公，媒体不断地重复批评的声音，特别是网络言论，更是尖锐而激烈。可是这些批评的反响只是停留在媒体和民间，对官方而言，如石沉大海，没有回应。面对强烈的民情和舆论，政府的态度越来越冷漠。对教育体制中明显不合理、不公正的问题还是麻木不仁， 我们没有看到彻底改革的决心和方案：免费义务教育本是政府的当然责任，但农村的学生失学问题仍然没有解决；高等教育费用已经超出了人们的负担能力，让普通人上不起大学，可今年上大学的费用却仍然在增加。

2005年6月，《半月谈》发表《“舍一取一”：农村教育的辛酸泪》的文章，被采访的农民对记者说，农业税已经算不上负担，现在最沉重的负担是医疗负担和教育负担，但两者相比，大病不是常常生、家家都会摊上的，可下一代的教育却家家有份，因此，教育负担最为沉重。“不上学等着穷，上了学立刻穷”。对于高等教育问题，同样引来了各界的批评，“如果把高等教育办成了谁有钱谁就能上大学的局面，那就不是共产党国家的教育。”在北京一个学生一个月要 300元的生活费，再加上4000元左右的学费和回家探亲等各种费用，一年要花将近1万元。以我国农民2003年人均纯收入2622元来计算，在北京供养一个大学生一年所需费用，需要4个农民一年不吃不喝才能完成。高校的过高收费，“严重超过了普通群众的承受能力，已惹得怨声载道”。

上述多年来存在的问题能否因教育部门的警醒而改观呢？普通百姓能否从教育部门的多次郑重承诺中见到实效呢？国务院早在 1993年颁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就确定在2000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要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尽管2001年这一比例走出长期保持的2.4％左右的低谷，上升到 3.19％，但与世界5％的平均水准仍相差甚远。只能与柬埔寨（2.9%，1996年数字）、尼泊尔（3.1%）等亚洲穷国相提并论。以至于竟荒唐的沦落到比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乌干达还低的水准。从93年承诺4%至今，一次次失信于民，没有人去追究责任；更不用说通过新的立法提高教育经费的财政投入。

一方面是政府的懈怠，另一方面，从88年千家驹老人在人大会上为教育敲响震聋发聩的警钟至今，每年的人大会期间代表委员们就炮轰教育问题，义务教育没有普及、高校收费太高、教育投入太少、教育腐败严重等问题被批评了一次又一次。但问题不是变得越来越好，而是越来越严重：旧的问题没有解决，中、小学生失学现象仍然严重，基础教育现状堪忧；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考上大学的人上不起大学、教育腐败愈演愈烈，社会和人大代表的批评没有发生应有的作用。而全国政协义务教育课题调研显示，推行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只需 105亿元，而有些大学一次新校址的工程投资一期工程投资就达50个亿。其实，专家们早就断言：我们国家完全有能力一次性解决义务教育经费问题。问题是政府没有解决问题的决心，没有把它当做当务之急。

面对我国教育问题的现状，除了直接的批评之外，社会还在以各种方式对其抗议，可遗憾的是，有些政府官员不怕批评和抗议：在国外出版的著名的《马燕日记》，没有带给他们羞辱；李昌平等人的激情呼喊，不会让他们激动；“我死了我可以帮您们节约10万元”的13岁女童秀秀的自杀、交不起子女上大学的学费的家长的自杀，并没有引起他们强烈的震动。他们不怕暴光、不怕批评、不怕羞辱、不怕老百姓自杀，这就意味着没有同情、感动，没有震动、警醒。这种对民意的无动于衷，是政府责任的逃避，也是对人民群众感情不深的表现。如果我们以“制止动乱”、“稳定压倒一切”的坚决和果断，提出“人民利益压倒一切”，以高度责任感来对待教育改革，那么问题早就解决了，因为教育是涉及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的大事，所以对于教育改革的中的问题是否重视，也能看出政府是不是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教育改革反射的问题，也是中国整个改革大工程中的问题：在改革之前，难有不同的意见，缺乏科学民主的论证，特别是人民代表大会，对任何一项改革措施无不是坚决拥护、举手通过，结果立法机关成了将错误决策合法化的工具；在改革实行过程中，是否兑现承诺也无人监督与追究。如果哪一天，我们的人大会可以否决某一项立法或者议案了；在人大会期间，主管教育的领导不是居高临下“亲切慰问” 人大代表，而是在人大代表面前战战兢兢，那么教育改革中错误的措施就会及时得到调整，正确的决策就能得到真正实行。也就是说，只有通过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机制，才能真正解决教育体制中的各种问题；也只有这样才能解决改革与发展的所有问题。教育改革之路告诉多们：没有民主没有就没有改革的成功，因为没有民主，出台的改革措施就不可能代表人民的利益；有了改革成果，也不会被大多数人所分享。

2005.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