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姆历来被归类在现实主义的门下。然而,在时代大背景的影响下,毛姆开始对自己所信守的现实主义进行了或多或少的修正,《刀锋》的问世也许能说明这一点。两次世界大战带给人们的幻灭感,激发了毛姆对于现实的再思考。与此同时,在欧洲文艺领域盛行的表现主义,强调的是创作者的主观感受,这就暗合了毛姆对于现实的重新认识。所以,《刀锋》在一定程度上重新阐发了毛姆的文学创作观:绝对的真实是触摸不到的,绝对的现实也是不存在的,现实主义都是相对的。
关键词:刀锋;现实主义;表现主义
二战前后的欧洲,盛行的是以表现主义为代表的文学潮流。然而,现实主义作家毛姆的《刀锋》一问世就获得广泛的好评,个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与此同时,与毛姆有关的另一个事实也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尽管毛姆被归为现实主义作家,但他却对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不屑一顾,认为他歪曲了他自己笔下的人物。让人费解的是,与巴尔扎克几乎具有相同小说旨趣,并且同属一帜的狄更斯为何反而受到毛姆的冷落呢?其中是否又预示着什么呢?对于这些疑惑的追问与回答,似乎很难绕开《刀锋》。本文试从解读《刀锋》开始,对此作些探索。
一、幻灭与重构
1944年,在二战的硝烟中,《刀锋》出现在饱受战争煎熬的读者面前。实际上,本书的写作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是作者在美国游历时写就的。讲述的事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青年拉里因为好友在战争中猝然死亡,而开始向自己的内心展开深刻的追问:既然世间有善,为何恶亦相生?战后,拉里在故乡感受着美国建设一个"宏伟而繁荣的时代"的热潮,却难以置身其间。他执拗地要寻求心中那个让他难以割舍的疑问。他在书籍中发掘,在静思中梳理。为此,他几乎投入了自己全部的精力与热情,甚至解除了与恋人伊莎贝尔的婚约。之后远遁法国,再后,开始周游世界。在印度,他从东方的《奥义书》踏上了心灵自我完善之路。
从某种意义上说,《刀锋》是一部关于心灵完善的小说。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笼罩欧洲的困惑和幻灭感来说,这不啻于一帖及时的良药。获得解脱后的拉里似乎清醒了,他自言自语道:"当绝对在这个世界上表现为善的时候,恶也自然连带着出现。没有地壳的灾变的那种无法想象的恐惧,你就不会见到喜马拉雅山的壮丽景象。根据同样的道理,我们在世界上所珍视的一切美好的有价值的事物,只能和丑恶的东西共同存在。"拉里从对恶的探索出发,所得出的这番结论并非我们通常所说的辩证,而是始终立足于承认世界善恶美丑并存的前提。在此前提下,他开始注意一个人如何才能在承认与世界"妥协"时不至于失去自己的完善。这就是拉里寻找的"无我"与"超然"。小说中,拉里给人的感受是一种深层的宁静,用毛姆的话说,宛如天使,以自我牺牲来为苦难的人们赎去原罪:伊莎贝尔健康美丽,对世俗生活充满源源不断的热爱;当拉里苦行僧式的生活对她失去了任何诱惑力,无法与她火热的青春活力相呼应之时,拉里自觉解除了婚约;后来当命运凄惨的索菲处于人生崩溃的边缘时,拉里自觉地走到了她的身边,给予她平静和安慰,甚至愿意与她结婚。尽管这场婚姻有童年的温暖单纯的回忆作基础,但是很明显,拉里的举动是拯救。他想以自己绝对的善的"牺牲"来激发索菲对生命的热爱。
超脱的拉里寄托着毛姆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深刻思考。在毛姆晚年的心灵告白中,我们看到毛姆觉得战争不只是冷酷,而是一种对欺骗的提示:它打碎了"人们曾经以为是真实的一切"。使人们"从梦幻中醒来,开始反思到底真与假、善与恶之间有没有距离"。同时,毛姆也认为,战争是人类自我中心过于膨胀的结果。规避战争的方法,除去种种现实因素,在心灵之中首先是摈弃以自我为中心的强烈观念和意识,而应该达到"无我"的境界,在精神与宇宙的和谐相融、交流无阻中体味生命的无限。毛姆以拉里这个不朽的文学形象,表达了对人之本质的认识:心灵中存在无数的欲念,是欲念构成了人们实践的动力。而拯救人,首先需还心灵以平静。
这些较为明确的认识,与当时的表现主义有一个共同的前提:战争给欧洲带来了幻灭感。但是,继承现实主义的毛姆不自觉地给予笔下的拉里一种解脱的良方。事实上,本文后面的论述将表明,毛姆所给予的良方只是作者的愿望,进入叙述本身的时候,叙述就失去了作者的控制。
二、表达与呈现的疑惑
小说的这种内涵的表达方式,以及所谓的"良方",与《刀锋》出版前后的文学走向有着差异。当时,战争所造成的幻灭感与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更能呼应。存在主义认为:人生是荒谬的,生而单纯的人性在岁月中的行走过程实际上是荒谬虚构的一场实践性悖论。萨特的小说《墙》就鲜明地表明了这一点。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一个革命者。当他决不出卖战友,满以为自己将被枪毙而且对死亡做了充分考虑的时候,被枪毙的却是他的战友。《墙》的意旨并不在于死亡的残酷,而在于连死亡本身也与主人公玩了一个荒诞的游戏。
人生的荒谬和游戏"非真"本质使欧洲当时的文学主要潮流开始摈弃以巴尔扎克为代表的生活真实观,从而走向内心与潜意识领域的描写。表现主义的小说与这一时期的绘画一样蓬蓬勃勃地发展开来。它们不再相信眼睛所见的生活是明白无欺的"真实",眼睛所见的恰恰是一场包含欺骗的假象。表现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走向了不可知论。然而,与不可知论不同的是,表现主义在一些作家如普鲁斯特、伍尔夫、杜拉斯那里并不是绝望的,而是更加细心地倾听心灵里的点点滴滴,甚至思绪穿过皮肤的丝丝作响。即表现主义更注重人的直觉,它所以为的"真实"本质是属于内心,属于思绪和潜意识的——尽管"真实"在表现主义那里失去了确定性和明晰性——而不属于生活的世相。
与表现主义相比,《刀锋》似乎仍然尽力忠实于对生活世相的反映。拉里朴素平易,除了因为战争的创伤而落落寡欢,想寻求心灵解脱,探索世界善与恶的来源和构成之外,就像普普通通的任何一个美国青年。而且,小说的结尾,他成功地寻找到了答案。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这部小说就会发现,拉里的答案,小说所给出的"良方",在小说内部即受到否定。
那是一种不动声色的否定。
拉里的所作所为,不仅一开始就不为恋人伊莎贝尔赞同,而且受到周围浅薄庸俗但不乏善良的人们的嘲弄。伊莎贝尔的舅舅艾略特极力反对这门亲事,认为拉里注定是个不会有出息的人;即使到拉里寻找到答案之后,在伊莎贝尔眼里,拉里实际上等同于一个需要母亲保护的孩子,一个有着单纯之美的弱者。更令人惊心的是,小说在展示拉里心灵解脱后的表现时,竟给人以滑稽和荒诞之感觉:拉里运用传奇式瑜珈催眠术治疗格雷,又天使般愿与吸毒淫荡的索菲结婚,试图唤起她振作的希望,然而,索菲却干脆不辞而别了。
《刀锋》实际上以一种现实主义的面貌,表达了与表现主义相似的人生荒谬本质论。尽管毛姆并没有采用直接走入内心、诉诸神秘直觉的方式。《刀锋》在小说内涵上采用的是一种反讽,是让意义在自我矛盾的相会中被抵消摧毁。许多研究者将拉里看做从战争创伤中重新复活后的代表形象,但是他们研究的出发点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因素:战争对欧洲文学的影响不仅是表现主义,而且很有可能动摇原来属于现实主义一派所固有的观点。
三、毛姆的动摇
探讨《刀锋》的叙述手法将使我们对毛姆的"动摇"有更为清醒的认识。
在小说开始,毛姆就点明本书讲述的不过是自己的经历和见闻,是关于一个往日朋友的阶段性故事。这个朋友就是拉里。然而,主人公拉里的出现在小说中经历了一段长长的叙述。就像要描写高山的风景需要经历一段盘旋的山路一样,毛姆先叙述艾略特,伊莎贝尔的舅舅。这是一个靠贩卖珍宝发家,一辈子投身于上流社会社交场所的人。因为热切结交每一个人,小说的叙述者(即毛姆)成了他的朋友,于是,在一个社交场所,平静而洒脱的拉里出现了。毛姆在一开始就故意说明,他在讲一件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一个真实的人。这种故事引入的叙事方式似乎自然如流水,如生活本身;拉里的出现仿佛不是故事情节的需要,而是生活偶然地将拉里送到了故事中。然而,让人惊讶的是毛姆此后对《刀锋》的叙事结构都是遵循这种方式。
这里必须提到,毛姆以往的小说如《人性的枷锁》、《月亮和六便士》用了自叙的方式,但小说的叙述者多是第三人称,即毛姆为小说设置了一个代言人。然而,《刀锋》中,毛姆本人似乎急不可耐地跳入了虚构的故事中,并且充当小说故事中的一个角色。不过,作为小说角色之一的"毛姆"并没有充当故事的动力部件,而是一个枢纽。拉里与伊莎贝尔的命运在各自的世界中按照所选择的生活本身的逻辑自如进展,而叙述者"毛姆"只是将他们各自的事件拉到了一起。因此,小说出现的是一幕幕场景的连串组合。
这确实让人惊讶,一个已经具有了40年创作经验、写过26种戏剧的作家,竟为《刀锋》选择了这样缺乏悬念、戏剧化和节奏感的方式。毛姆那样不顾一切地抛开自己炉火纯青的戏剧写作经验和小说叙述手法,追求一种生活本身的真实效果,让我们再次相信,毛姆在20世纪40年代表现主义的潮流中对现实主义依然念念不忘。然而,这里闪射着毛姆对现实主义运用自如的得意,同时也寄寓着毛姆的痛苦。《刀锋》在尽量使生活真实化的同时,反而表现出了生活的"非真状态",一种不同于严格的现实主义的面貌。
《刀锋》中,无论是伊莎贝尔、拉里还是艾略特、索菲,都隐隐有一种不可捉摸的性格特征。在叙述者毛姆的眼中,他们各自的结果不约而同地似乎都对自己的过去颠覆和背叛。如伊莎贝尔在叙述中初次出现时,健康美丽而又单纯执著,与拉里相比她是一个充满母性的女孩子。然而,岁月的变幻虽使她成熟,但是也赋予她自己也无法把握的冷酷。这冷酷首先表现于她对拉里的爱中开始包含深层但强烈的占有。当拉里带着"献祭"般的愿望与索菲想要结婚时,她无法控制地彻底诱惑索菲重新回到了堕落的轨道。小说中对艾略特的叙述给人的印象是虚伪而势利,然而随着小说叙述中出现的"灾难"——大萧条对伊莎贝尔一家的冲击——艾略特可爱的一面极其勇敢地显露出。
毛姆在小说开始曾写道:"这不是一个关于成功的故事",而在小说结尾,毛姆却自嘲地写道,没曾想小说仍然是个关于"成功"的故事。开始与结尾的矛盾所传出的信息,是叙述本身逃脱了叙述者的控制。叙述仿佛向天空放飞了一只风筝,然而,连接二者之间的那道风筝线虽在叙述者手里,事实却是风筝带着叙述者飞奔而去。毛姆在《一个作家的札记》中曾谈到,自己为每一篇小说都做了充分的准备,甚至已清晰知道自己笔下每一个人物的命运轨迹,然而"当叙述如水一样流淌时",自己总遭遇"叙述的魔力而无法控制,甚至为之战栗和发抖"。"叙述的魔力",直到《刀锋》时,毛姆才极为鲜明地认识到,"那是来自生活与生命本身的不确定性"。
晚年的毛姆焦虑不安,折磨他一生的"缺乏幸福感"愈发强烈。他对自己的评价只是"二流作家",因为自己甚至没有接触"真实",只是个面对永恒的孤独者而已。毛姆的自我评价被后来的研究者常常认为是自谦之辞。但是,研究者忽略了一个重要意义:置身于表现主义潮流下的毛姆,其一直接受的是现实主义,"真实"固然永远无法触及——然而当他重新反思自己的作品时,却也抑制不住想在表现主义思潮影响下去进行新的探索。
也许正由于此,毛姆的《刀锋》以叙述者"毛姆"的角色加入,与其说是一种运用自如的现实主义结构方式,不如说是自己以一种游戏的心态制造似真非真的"仿真"效果。在小说中,叙述者"毛姆"似乎总是天南地北到处穿梭:莎贝尔的故伊事、拉里的故事发生时,他要么刚好在现场,要么就是偶然间与他们巧遇,或者是刚好有久别的朋友到来,经朋友之口转述他们的故事。当他们的故事暂告一段落的时候,叙述者"毛姆"也到其他什么地方去旅游了。总之,叙述者"毛姆"扮演了一个故事报告人的角色。
这样的结构如前所论,仿佛生活的自然流程,仿佛是生活本身。但是,只有理解毛姆创作《刀锋》前后的心态,只有注意到作为叙述者的"毛姆"在小说中没有实际的情节功能,只是个故事"报告人"的角色,而且连叙述本身也逐渐脱离了叙述者的控制之时,我们才能明白,《刀锋》的"仿真"面貌已表明毛姆向现实主义之外迈了多大的一步。
四、摇摆后的定位
毛姆深受巴尔扎克的影响与他对狄更斯的抵触一样是不争的事实。毛姆从《兰贝思的莉莎》开始走上文坛,此后曾写过在伦敦大受欢迎的贵族化剧本,后来集中精力转向了小说。可以说,"照顾公众的年阅读",而不"照顾评论家"的自我要求使他选择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他在长达70年的创作时间里,其作品几乎反映了欧洲70年的历史。
然而,晚年的毛姆愈发坚定地指责狄更斯"常常歪曲自己的人物",因为狄更斯时常将自己的思想理念强加于他笔下的人物身上。同时,由于表现主义思潮的冲击,毛姆提出了自己的观念,即"现实主义是相对的"。毛姆的认识注重"相对"二字。在他看来,叙述者在叙述生活的时候,无论写作之前观察得如何精细准确,一旦进入叙述本身,都将失去叙述者固有的认识,而在小说世界里表现出奇异的甚至不可思议的魅力。人物的善与恶也不会截然分明,而是交融并陈。《刀锋》就鲜明地表明了这一点,寻找到解脱心灵苦难的上帝的拉里并没有脱尘而去,而是回到了世俗的生活中。因为拉里相信,只要心灵得以宁静,便可"无为无不为"。
因此,作为毛姆巅峰之作的《刀锋》之所以成为毛姆的最高成就,并非是他对现实主义充分运用的结果,而是他在表现主义思潮下,终于试图跨越自己,寻找对更准确的"真实"原则进行表达的结果,尽管这种跨越显得艰难,甚至仓促变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