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中国的社会史研究在1980年代中期发轫，影响深远，回顾其三十余年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社会史”本身由新而“旧”，逐渐分化为区域社会史与社会文化史两途。1990年代产生的“新社会史”，原本有突破旧框架、创立新舞台之意，但随着时间推移，渐渐自成一体，以“新史学”、概念史为鹄的。1990年代末异军突起的历史人类学，推陈出新，其影响由南而北，渐有燎原之势。社会史、“新社会史”与历史人类学是三个前后递进、有联系有区别的阶段，它们次第登台，对于数十年来的史学潮流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也存在诸多值得深究的问题。
【关键词】：社会史;新社会史;历史人类学
客观而言，三十年来，社会史研究是历史学舞台上的重要角色，或引领潮流，或推波助澜，极为引人注目；同时，社会史本身也在发展中发生变化与更新，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社会史、“新社会史”与历史人类学，构成了三十年来历史学视角与方法论递进发展的三个阶段。三者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也有很大区别，尤其是三者内部的张力使之在外部“秀”出了种种色彩，不免使人眼花缭乱。那么，这三者是如何前后相继、推陈出新的呢?其各自内里的演变如何造成了今日的种种表象?本文便是结合笔者这些年来对于国内社会史研究及其演变的观察，细加推究而来。
一、社会史：由新而“旧”
从1986年在南开大学召开“中国社会史学术研讨会”至今，全国性的社会史学术研讨会每两年召开一次，至今已经召开了16届。1986年的会议标志着社会史研究在国内的兴起。1988年，我参加了南京大学主办的第二届会议。当时，因改革开放而带来的“科学的春天”已经颇有“落花流水春去也”之象，尤其是“史学危机”之论纷起。置身会议之中，深感社会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乃是当时史学摆脱“危机”的不二路径。①实际上，这股清新之风对于中国史学界的影响之大，至今犹存——在其后将近三十年的发展中，社会史研究对于推动史学发展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众多学者卷入其中，或是至少是打着社会史的旗号行走。
但是，现在看来，国内社会史研究的局限性是十分明显的。首先是本土社会史理论的缺乏。缺乏理论建树与创新是多年来中国史学研究的通病，其根由与极具特色的学术生态有关，这是一个“宏大叙事”，此处无法展开。理论苍白带来的后果是，社会史本身遭遇了诸多问题，尤其是目前现状与西方社会史开创者的原始旨趣相去甚远。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在解释《经济和社会史年鉴》之“社会”时说：“正因为该词的‘模糊’，它才根据历史的旨意被创造出来，用以为一种自命不受任何框框约束的刊物充当标题……所谓经济和社会史其实并不存在，只存在作为整体的历史。”②而在中国的社会史研究中，“整体史观”早已变成“碎片化”。全局性的碎片化，必然导致社会史“原教旨”的丧失。
其次是对“社会史”概念的认识分歧——最主要的分歧在于，有人把社会史视为一种视角和方法论；有人视之为一种“范式”；有人视之为一门学科，即“社会生活史”，这是目前得到很多人附和的一种观点，也是最糟糕的结果(容易画地为牢，自我封闭，流于琐碎)，“碎片化”与之直接相关；或是抬高为社会发展史/通史，这一点背离社会史旨趣远甚；也有人把社会史研究随意扩大化、庸俗化，五花八门的菜蔬都往一个篮子里塞。还有，西方人提倡社会史，原本是针对以政治史为主体的正统史学而言的，而国内的社会史，其研究对象过于狭隘，基本着眼于乡村、边疆、下层社会，很少想到宫廷、名人(心态)、航海、贸易、战争等等，而这些都是可以纳入社会史视野的。③
其三，社会史研究本身存在问题。表面上看，这些年的社会史研究百花争艳，很是“主流”，其内里却毫无章法，很多研究只是冠以“社会史”的名目而已。而且，社会史研究异彩纷呈的同时，因其内容的琐碎、孤立，给人一种“鸡零狗碎”的印象，坚守正统的传统史家(实证史学)对此往往不屑一顾。尤有甚者，许多学者“眼光向下”的同时，缺少“思维向上”的能动性；在拿“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说事的时候，只提社会，忽略国家，对于两者的关系更是漠然视之；一些声称做社会史的学者，跨学科视野与田野调查等研究方法只是流于口头；一些确实做了不少田野调查的学者，在理论上又难以升华。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社会史研究本身已经开始出现分化，逐渐分为区域社会史与社会文化史两途。一些学者为了纠偏，开始把“区域史与整体史结合”、“国家与社会并重”、“人文关怀”等理念注入学术实践之中。
社会文化史研究是近十几年来在中国方兴未艾的一股史学潮流，“它在知识传统和研究方法上是对以马克思主义和年鉴学派为代表的传统经济社会史的继承和批判”。④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没有很好地消化，有不少学者把本土的社会文化史等同于西方的“新文化史”，遭到人们的质疑。应该说，作为一种专门领域的社会文化史是社会史研究在社会文化层面的深入，尤其是近代社会文化史领域，已经取得较大成绩。原本，西方社会文化史就是在社会史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种异化，以女性、性别、身体、医疗、记忆等为关注对象，进而形成一种作为视角与方法论的“新文化史”。⑤在本土的社会文化史向“新文化史”转型的过程中，要注意清理相关概念、范围、内涵等要素，不解决这些问题，“社会文化史”与“新文化史”就会遭到滥用。
社会史原本是为了消弭“史学危机”而出现的，是一个新事物，在其发展中，因上述原因逐渐露出“旧”色，让人怀疑，甚至不屑。如果能够回归其原教旨的“整体史观”、“国家—社会”关怀(包括重提“政治史”)，强化其常有常新的“视角与方法论”功能，弱化其“社会生活史”的学科色彩，则社会史研究仍然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二、新社会史：舍本逐“末”
“新社会史”原本也不是新东西，大约1960年代，在西方学界即已出现，其代表人物是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汤普森(E.P.Thompson)、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至于在中国，这一概念是最近十来年在一小群比较精致的人群中展开的，但在史学界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⑥
大致看来，因为国内的社会史研究存在较多缺陷，尤其是理论与分析的缺乏，以及跨学科、跨国界对话能力的薄弱，一批观念开放的学者打出了“新社会史”的旗号，这些学者大多具有海外留学或访学背景，或者本身就在海外任职，有能力依托大量的海外信息与理论动态等资源，对国内社会史研究展开批判性反思，同时，他们试图另辟蹊径，建构新的社会史理论与方法。2001年，杨念群主编的《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可以视为“新社会史”发轫的标志。⑦此后，名为“新社会史”的系列论文集相继出版。⑧那么，所谓“新社会史”与人们原本一般认知意义上的社会史有何不同呢?孙江指称：“我们所提倡的新社会史，特别强调分析文本背后的知识/权力”。⑨必须看到，这种分析路径需要大量的新理论、新知识、新信息、新手段(数据库之类)并加以“区分”，这是囿于封闭、没怎么喝过洋墨水的学者无法望其项背的。
也许是“新社会史”的框架过于狭小，语言、概念比较晦涩，曲高和寡，杨念群、黄兴清、孙江等人又提出了“新史学”的概念。2002年，为纪念梁启超《新史学》发表100周年，杨念群等人利用教育部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每两年召开一次会议的机会，以“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为题，召集一场多学科对话的会议，会后出版论文集。⑩后来，从2007年开始，杨念群等人轮流坐庄，出版年刊《新史学》系列(中华书局)，倡导拿来主义，消化西方理论，从“后现代”、知识考古学、概念史、新文化史等视角解构传统史学。
其间，由日本回国任职的孙江教授极力提倡的概念史最为引人注目，发表了一系列解释概念史之概念、由概念史入手的相关论文。(11)他说：“就我而言，无论从新社会史还是到新史学，还是到我最近提倡的概念史研究，都是因应‘语言学的转变’(linguistic turn)而进行的叙事策略的调整，是解读历史自身复杂性和多样性的方法。我在《历史研究》上的两篇文章和《开放时代》的文章，都是告别执著于朴素实证主义的社会史和思想史的样本。”(12)如果把源自德国、原本属于哲学范畴的概念史视为一种视角与方法论的话，那它就应该仍然属于社会史范畴，或是介于社会史与思想史之间的一种行路方式。当然，也可能越走越远，比如，同属孙江团队的李里峰教授就曾这样概括概念史范畴：“(中国的概念史)形成了东亚近代知识考古、数据库研究方法、历史文化语义学、中国近代新名词研究、近代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研究等不同的研究路径。”(13)这些内容已经远远超出了前述社会生活史、区域社会史研究者甚至整个传统史学的视野。(14)
孙江于1980年代在南京大学跟随蔡少卿教授读研究生期间，就颇为关注海外信息。(15)后来在从社会史到“新社会史”―“新史学”―“概念史”的转型中，其研究对象也主要是天地会、大刀会等秘密社会；杨念群不仅从事社会群体(儒学)、“医疗史”研究(社会史背景)，也介入旧时北京的“四大门”研究(民间信仰领域)，都是地地道道的社会史研究者。同一群体的王笛等人亦然，但他们近年所追寻的新概念、新方法、新框架，已经与原来的“本”愈行愈远。
“新社会史”新在哪里，并没有一个确切说法，如果直接把孙江所说的“放弃构建整体史”、重视“文本与产生文本的现实语境”拿来加以审视，则脱离社会史念兹在兹的“田野调查”(在场)、“跨学科研究”等远甚矣!至于“新史学”，这是一个算不上标新立异的名词，很容易引起人们的质疑：与梁启超在清末提出的《新史学》、1911年鲁滨孙的《新史学》，(16)以及后来勒高夫的《新史学》、大象出版社的《新史学》系列、台湾杂志《新史学》等等类似名目的区别何在?(17)不难看出，从所谓新社会史到所谓新史学，杨念群等人也许抱持一种努力实践梁启超在清末提倡的“史学革命”的美好愿景，但因为这个名词已经被人过度滥用，以及内涵的太过宽泛，难免受到人们的质疑(尽管其中一些文章颇有见地)。
从新社会史到新史学，从新史学到概念史，可以看到一批特殊的社会史研究者们所抱有的理论关怀之情(杨念群“中层理论”的提出乃是迄今为止治社会史者最为系统的学理尝试)，但其建构理论的思想来源与行走路径、解析事象的方法不免陷于晦涩——“中层理论”以及“知识考古学”“概念史”等名词本身就是西方语境的产物，其内容有多少翻新也值得怀疑。我们期待的是，新社会史—“新史学”—概念史的倡导者能够把“深描”系统化(理论建构)、(18)“解构”平民化(书写)，(19)并将社会科学如社会学、人类学等研究方法引进消化，如此则其前途不可限量，所逐之“末”，尽管已经“舍本”，当令未来之历史学舞台焕然一新。
三、历史人类学：推陈出新
法国年鉴学派不仅影响了1980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而且其强调的跨学科研究，尤其是历史学与人类学相结合，也勾勒出社会史—历史人类学的路径。过去一百年，不仅仅是中国的社会、文化发生了巨大变革，西方社会也多有变化，学术亦然。(20)
1990年代末，在中国的华南地区，因为受到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华德英(Barbara Ward)以及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等英美人类学家的影响，再加上科大卫(David Faure)、萧凤霞、陈春声、刘志伟等人的直接提倡推动，“历史人类学”异军突起。这一新兴学术流派不仅受到西方人类学的影响，也与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影响有关(如刘志伟、陈春声都是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背景)，其主要观念与研究方法没有脱离历史学(尤其是社会史)、人类学的基本内容，但把两者的优点加以精工设计，以“华南”为主要试验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交叉学科建设成就，大可称誉为推陈出新。
与社会史曾经面临的问题一样，新出现的历史人类学也遭到了人们的质疑：它到底是一门交叉学科，还是一种研究范式?还好，主其事者很快认识到，没有必要给历史人类学下一个具体定义，没有必要回应人类学家的“跨界”质疑，必须以历史学为本位，把讲究时间的历史学与讲究空间的人类学结合起来，提倡社会学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进入21世纪，人们发现，历史人类学很快形成新的学术视野，取得大量学术成果，尤其是其念兹在兹的以田野调查为基础，以个案+田野文献+微观史学的研究方法，得到了很好的积累与整合，在历史学界产生了极大影响。
在1990年代初，香港的科大卫等人成立华南研究会，推动了历史人类学在粤港等地的展开与华南学派的形成。进入新世纪，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成立，其影响力迅速由南向北辐射，带动了华中、华北地区历史人类学的开展。对于“走出华南”的成功，相关学者表示，要进一步走向世界。(21)相比当下不温不火的社会史与不明不暗的“新史学”，可谓雄心壮志。实际上，这些年来，科大卫教授已在香港成功申请“西江计划”与“卓越计划”，开始展开跨省、跨国的区域性研究。
在材料分析方面，与新社会史提倡的所谓“建构”、“解构”不同，历史人类学重视结构本身及其形成过程。蔡志祥认为，研究历史就是要解决“过程”的问题，而非追溯源头，因为民众的生活是不断调整、变动的，社会网络和物质也并非固定不变。(22)萧凤霞也认为，当人们阅读史料或是发掘人们行为背后的意义时，这些史料和行为经历了层层地方上的及其更广阔意义上的历史过程，历史人类学家在田野行走，就是要观察、理解、分析这些过程，进而了解其人其事身处的世界。(23)
在研究对象方面，与区域社会史不同的是，历史人类学提倡超地域、跨地域，也就是说，所谓“华南研究”不能仅仅理解为“僻处华南”的地域研究。近年科大卫、蔡志祥、程美宝等华南学派的学者都提出这样一种观点，要超越华南，或是告别华南，“华南”是一个超越和包容学科界限的“试验场”，在取得一定成功之后，有必要“超越华南”，把眼光放到对于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开展具备深度和广度的新的诠释的角度。(24)显然，这与人们熟知的社会史研究的目的在于“完整再现过去”的观念甚为吻合。
我们也要看到，毕竟历史人类学在中国的出现为时不长，还有值得商榷、值得完善的地方。例如，拿反对所谓“宏大叙事”来说，历史人类学选择了跨学科研究，尤其主张田野调查，注重微观研究，然而，这一姿态不也正是前述社会史所提倡的吗?还有，一方面提倡所谓历史学本位，一方面又强调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研究方法，难免使人怀疑，这是否会在涉足其他学科的同时，又被其他学科销蚀、同化呢?还有边缘-中心、小地方-大社会、社会-国家之间的张力，等等，都要打一个问号。这些问题不解决，则“推陈出新”之“新”，难免被打上引号。
拿田野调查来说，并非历史人类学的专利或专长，社会史-区域社会史也多有强调，必须注意其中的差异，有一年，我还在山东大学工作时，曾经与一位社会学系的教授交流过。他认为，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有很大差别，前者做的是一种“历史调查”，就是实地走一遭，搜集一些口述资料和民间文献回来做研究；而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是直接进入作为研究对象所在的“空间”，与当地的人、事、物交融一体，做全景式研究。可谓一言道出差异。确实，“历史学本位”的学者具有良好的文献基础，但要做好历史人类学，“深入空间”的人类学方法更值得重视，如此才能使得两者的结合趋于完美。
值得注意的是，海外中国学学者不一定深入乡村做田野，也没有打出什么历史人类学的旗号，但他们却提供了很多优质论文著作，如孔飞力、魏斐德、柯文、裴宜理等人。与中国学者相比，他们接受的教育和科学训练包含了多种信息、知识来源，使之在研究中具有世界眼光；其次是不受形形色色条条框框的束缚；再就是他们经常来中国查阅资料、参加学术交流，具备了观察“国人”的田野经验。与之对应的是，人们在热衷于引进各种“西式武器”的时候，应当好好加以比较、分析与吸收，尤其是要提升自己的学养，开阔自己的视野，端正自己的态度。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各种理论对于“文革”劫难之后“白茫茫”的中国学术造成了极大冲击，奉行“拿来主义”的我们，从中多有受惠。在史学潮流中引人注目的社会史、新社会史、历史人类学都是西方相关史学理论影响的产物。在中国这块颇具特色的土壤上，这些史学观念(或流派)的实践，产生了诸多正反、优劣、强弱等方面的影响，有必要加以认真的梳理，尤其是清理其造成自身“负能量”或曰局限性的因素。
兹事体大，仅举一例。社会史与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范式，往往注重由下而上，缺乏由上而下；注重由里向外，漠视由外向里。社会史、历史人类学孜孜于小地方、短时段，念念不忘“进村找庙”、“进庙抄碑”，弗里德曼认为此举“给中国人类学带来了极为负面的影响，使中国人类学家丧失了研究整体中国文化、中国宇宙观及中国宗教的兴趣，也使我们丧失了对于分散的共同体与社团及国家之间关系的兴趣”。(25)西方年鉴学派-社会史原本强调大范围、长时段，例如布洛赫的《封建社会》以整个欧洲为视野，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都是以大区域、长时段入手的；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从各个社会层面探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尽管也有《蒙塔尤》这类杰出的“微观史”著作，但其视野与分析路径绝不局限于某个山村、教堂，而是贯通国家、宗教、法律与社会。
反观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这是一面镜子。(26)
注释：
①西方社会史之兴起，是因为“历史学家的眼光看不到人类生存的全部领域……一种贵族的偏见支配了历史研究，大众历史、日常生活史和人民文化史都没有历史价值，唯独意识领域才值得史学家去关注”。参见[德]伊格尔斯(Georg G.Iggers)著，陈海宏等译：《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②[法]雅克·勒高夫著，顾良译：《新史学》，《史学理论》，1987年第1期，第45页。
③关于社会史的理论建设问题，近年来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山西大学社会史中心于2008年10月曾经专门召开主题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学术讨论会(会议述评载《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2期)，可供参考。
④李志毓：《关于社会文化史理论的几点思考》，《河北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⑤1989年，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Lynn Hunt)主编的《新文化史》一书出版，标志着“新文化史”的问世，中译本近年亦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属姜进教授主编的“新文化史”丛书之一种)。
⑥限于篇幅，关于新社会史的基本情况不在此展开，可参见江湄：《“新社会史”的来路与去向：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读后》，《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⑦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⑧分别参见孙江主编：《事件·记忆·叙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黄东兰主编：《身体·心性·权力》，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王笛主编：《时间·空间·书写》，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⑨孙江：《近代知识亟需“考古”——我为何提倡概念史研究?》，《中华读书报》，2008年9月3日。孙江还提出，“新社会史”应放弃构建整体史的野心，要实现历史认识论的转变(在不把文本与产生文本的语境割裂的情况下接受后现代主义解读文本的观念和方法)，要摆脱以美国中国学为中心的中国研究(并非要以狭隘的民族话语否定美国中国学，而是要求指导美国中国学的文本与产生文本的现实语境结合起来放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审视)。参见孙江：《阅读沉默：后现代主义、新史学与中国语境》，孙江主编：《事件·记忆·叙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⑩杨念群、黄兴涛等：《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1)所谓概念史，“就是研究文本的语言和结构，通过对历史上主导概念的研究揭示该时代的基本特征”。参见孙江：《切入民国史的两个视角：概念史与社会史》，《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据称，在德语世界里，该词主要被用于语言学和历史辞典的编纂上；20世纪中叶以后，概念史逐渐发展为一门关于哲学方法论的研究领域。参见孙江：《概念、概念史与中国语境》，《史学月刊》，2012年第9期。从德国回来的方维规认为，概念史和“历史语义学”(historische semantik)是同义词，“历史语义学”关乎语词和语句，同时并不排斥“历史”，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科，而是一种研究问题的方法(与阐释学、话语分析等相类)。参见方维规：《历史语义学与概念史》，冯天瑜等主编：《语义的文化变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相关概念，还可参考李宏图等人的“概念史笔谈”，《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1期。
(12)孙江致刘平邮件，2012年9月12日。
(13)李里峰：《概念史研究在中国：回顾与展望》，《福建论坛》，2012年第5期。
(14)也有人对概念史的滥用提出了质疑，参见贺照田：《橘逾淮而为枳?——警惕把概念史研究引入中国近代史》，《中华读书报》，2008年9月3日。
(15)孙江也是蔡少卿主编的《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一书的主要译者。
(16)鲁滨孙(J.H.Robinson)的《新史学》出版于1911年，中译本由何炳松翻译，出版于1924年。鲁滨孙的《新史学》开启了20世纪西方新史学的潮流，这一潮流的标志就是1929年法国年鉴学派的出现。
(17)有学者在点评西方新史学时指出：“所谓新史学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史学派别，而是包含了西方各国各种各样的史学新流派。同是新史学家，其研究重点和所应用的方法可能很不相同，因此不少西方新史学家并不喜欢使用‘新史学’这个名词来指称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然而，作为一种要求革新的史学总趋势，同旧有的传统史学相对而言，新史学乃是不容否认的客观存在。”参见罗凤礼：《二十世纪西方史学的演变》，《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
(18)此处的“深描”系借用。所谓“深描”(Thick description)，源自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格尔兹(Clifford Geertz，一译吉尔兹)的《深描：迈向文化的阐释理论》。参见[美]格尔兹著，纳日碧力戈等译：《文化的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奉行“后现代主义”的西方学界在反思西方中心论与现代性对世界文化造成的负面影响时，提出应该重视“地方性”和“地方性知识”。吉尔兹把“地方性”及“地方性知识”与自己的阐释人类学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深描”的方法。参见[美]吉尔兹著，王海龙等译：《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
(19)此处的“解构”系借用。所谓“解构”(deconstruction)，源自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者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此处借用，有两层意思，一是由于解构主义系后现代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的“新社会史”学者多受其影响；二是“新社会史”学者之“解构”，打着反对西方中心论的旗号，实则多借用西方理论，行文艰涩，有待“平民化”。
(20)其中，“欧美的历史学和人类学都经历了巨大变迁。历史学从政治史、元叙事发展到专注长时段的经济结构、发掘边缘人声音的微观社会史，以至重投‘新叙述史’的怀抱。特别是法国文化史学家以‘后现代’的敏锐触觉关注历史人物的社会实践背后的文化意义时，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距离愈走愈近。”参见[美]萧凤霞：《跨越时空：二十一世纪的历史人类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0月14日。
(21)科大卫称：“我们最后的结果，也不能是一个限制在中国历史范畴里面的中国史，我们最终的目的是把中国史放到世界史里，让大家对人类的历史有更深的了解。”参见科大卫：《告别华南研究》，《学步与超越：华南研究会论文集》，香港文化创造出版社2004年版。
(22)蔡志祥：《田野与文献：〈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及其他》，《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0月28日。
(23)[美]萧凤霞：《跨越时空：二十一世纪的历史人类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0月14日。
(24)参见蔡志祥、程美宝：《华南研究：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实践》，《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第22期，2001年。
(25)王铭铭：《走在乡土上——历史人类学札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
(26)尽管近年有人开始为“碎片化”正名(参见罗志田：《非碎无以立通——简论以碎片为基础的史学》，《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但碎片与“立通”之间的差距实在太过遥远，故而必须予以正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