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带来的严峻环境与资源问题，已经成为我国东部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2003年，广东省能源综合消费量和电力消费量均高于全省GDP的增长速度。去年我国GDP超万亿元的四个省份的万元GDP的废水排放量同样名列全国前茅。但是，与制造业的如火如荼和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相伴，作为一项重要核心竞争力——自主创新能力，还仍然是这里大多数企业的“软肋”。一台售价79美元的国产MP3，国外要拿走45美元的专利费，制造成本要32.5美元，而制造企业获得的利润只有1.5美元。（谢登科，李光茹，朱国贤“从“速度东部”到“效益东部”《文汇报》2005.03.21 版次:2）东部地区发展的困境是现阶段我国整体发展状况的一个缩影。我国是人口大国，人均资源的占有量与欧美发达国家本来就缺乏可比性（中国人口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如此严峻的资源困境，对可持续发展作为新的经济增长模式提出了挑战。要转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其关键之处就是要减少资源的消耗，用新的技术来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获取更多的附加价值。所以，我们关注的焦点必然转移到用什么样的新技术，以及从哪里获取技术的问题上来。
这样的愿望实际上在中国加入WTO之初就强烈地表现出来。很多国人曾寄希望外资能够带来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从而改变中国经济的整体生态。为了吸引这种“宝贵”的外资，政府甚至给出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比如只收15％的所得税，比内资企业低了一半多。然而，外资赚取了大量的利润，却没能留下多少技术。（肖华“民营经济辨与变”《南方周末》2005-3-10，c18）
国内的碟机产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直以来，由于中国企业不掌控核心技术，DVD机出口必须向3C和6C联盟等交纳每台高达20多美元的专利费。而这种专利费，已经使绝大多数企业无利可图。为了摆脱这种在碟机产业受制于人的困境，我国相关部门几年前决定着手开发下一代碟机产业：EVD。但是，就在中国自主研发的EVD技术体系正式对外发布不到六个月﹐以日本索尼为首的九家国外家电巨头就匆忙发布了与EVD同属高清影碟机的蓝色光盘。业内人士分析，以索尼﹑东芝为首的日本家电企业在蓝光技术产业化尚未成熟之时﹐急于推出蓝光产品物理规格﹐其实就是为了掌握下一代碟机产品标准制定的话语权﹐而掌握了标准，实际上就意味着以后可以继续坐收专利费。（参见 陈晓律“民族产业发展的瓶颈”《探索与争鸣》2005年第三期）
由此可见，在新的国际竞争格局中，一种新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已经不是简单的技术本身问题，而是涉及到一个国家和民族在整个国际产业中的定位问题。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没有强大的扶持自己产业的实力，即便拥有新的技术，也不可能将这种技术转换为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获取自己在经济上应该获取的好处，只有将这种技术与国家实施自己产业发展的坚定决心联系在一起，既拥有标准的制定权，又拥有自己的产品研发能力和市场主导能力，才可能真正改变自己打工者的地位。
因此，我们必须确立自己在国际标准制定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否则，即便我国的企业具有研发出某种新技术的能力，也无法按自己的技术制定相应的标准。这一点，在我国无线局域网标准的制定过程中十分明显地暴露出来。2005年3月中旬，中国国家标准代表团法兰克福之行半个月之后，WAPI标准工作组将一纸详细的工作报告分别递交到了信息产业部、科技部、国家标准管理委员会等相关部委，建议针对无限局域网国家标准WAPI目前面临的严峻形势，采取进一步行动。该份报告进一步建议我国相关部委，考虑成立WAPI特别工作组，以保障无线局域网国家标准的顺利执行。“无论外部、还是内部，WAPI的顺利推进都面临很多的不确定性。”标准工作组某人士称，WAPI的种种不确定性迫切需要政府各部委的紧密协作，“因为我们面临的压力是系统和立体的”。2005年2月21日，法兰克福会议第一天。会议进入第一项实质议程，即讨论WAPI提案的地位时，JTC1主席詹姆森意外地对大会宣布，“WAPI提案已经被取消，而且至今都不存在。”因此，有关人士认为，围绕WAPI的争论已经远远超过单纯的标准和技术之争，而是国家利益和捍卫国家安全的较量，“这一点在法兰克福会议上表现得十分明显”。 （ 文萃“WAPI法兰克福会议揭秘：三条出路逼退中方代表团”《和讯网》 (2005-03-16)）
法兰克福会议后，目睹了中美激烈斗争过程的SC6主席、韩国金峻年教授曾不解地向中国国家标准代表团发问：“中国有那么大的市场，国内标准就等同于事实上的国际标准了，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代价在国际标准组织内推进，甚至不惜和美国进行激烈斗争？” （ 文萃“WAPI法兰克福会议揭秘：三条出路逼退中方代表团”《和讯网》 (2005-03-16)）
这个看似简单的提问，却点明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中国不仅拥有廉价的人力资源和稳定的投资环境，还有一个无法复制的宝贵资源，那就是中国巨大的市场。市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无人能够否认，但市场并非是一个空幻的符号，它是人类各类经济活动交汇的场所，处在不停的变动之中，它的很多特性，严格地讲，人类并未完全把握市场运行中的种种“不合常规”的规律。
按西方经济学的观点，完全的自由市场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实际上的市场有若干准入的限制，这种限制主要来自各类政府的行为。例如，关税是限制国外竞争者来挑战本国的企业，执照是对经营者资格的一种限制，对专利的保护也是政府的一种限制，此外，政府还通过这些限制表明自己是唯一合法的收税者。（Robert A. Collinge & Ronald M. Ayers, Economics by design, Prentice-hall, New Jersey, 1997,p243）这些限制既有有利于市场健康发展的一面，也有捍卫其本国利益的一面。在一个国家内，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存在，那么，其经济体制要想有所作为是根本不可能的。市场需要政府一类的强力机构来维持起码的法律秩序，使交易能够正常进行，反过来，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也必须体现这个国家的政治意愿。由于当前各国政府依然是民族国家的政府，所以，一个国家的政府干预市场的目的就是要使这一市场最大限度的合乎自己民族的利益。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目前所涉及到的各类市场，除开一些特殊的自由港外，基本上都是民族国家主导下的市场。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市场，首先是为自己的民族利益服务的，它实际上也是在本国政府的保护下生存的。不仅发展中国家如此，发达国家更是如此，而且，由于发达国家拥有能力强大的政府，所以，发达国家的市场准入的门槛也比发展中国家要高。国际市场，就是由所有这些民族国家市场所构成的贸易圈子。忘记了这一点，就忘记了市场最本质的属性。
在这个意义上，本国的市场是本国经济发展最宝贵的资源之一。如果缺乏有效保护的本国市场，一个国家的经济是无法健康发展的。其次，市场的容量和大小具有民族的特性。现代经济产生以来，所有健康的市场都是在一个民族国家政府能够有效控制的范围内开始的。没有一个政府强制性地制定和维护各种法规，没有公认合法的游戏规则，则公平的交易行为很难长期维持。可以这样认为，现代的民族国家政府就是为保护某个民族的市场而存在的。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本国市场的政府本质上就是一个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政府。
从发达国家自身发展的历史看，为保护或争夺本国和国外的市场而展开斗争是近现代世界史的主旋律。法国拿破仑与英国的争斗，就是为控制世界市场而展开的。拿破仑通过打垮英国，不仅要收复以前丢失给英国的殖民地，而且还要抢占英国的殖民地，为法国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海外帝国。由于法国当时的工业制成品品质不如英国，拿破仑甚至不惜颁布大陆封锁令来保护本国的工业品市场。其战争努力尽管最后失败，但毕竟出现了一个法国资本可以独自控制的市场，确保了法国以后作为欧洲一支重要的工业力量和金融力量而存在。而德意志经济崛起的公认时段是在1830－50年间，其经济“起飞”由多种因素促进，但学术界认为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它统一了自己的国内市场，即建立了德意志关税同盟，扫除了内部的贸易障碍。（Clive Trebilcock,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continental powers,1780-1914, Longman, London, 1989, p37）
有了得到自己政府保护的市场，只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只有这个市场具有足够大的容量，才是这个国家发展的充分条件。由于英法德等欧洲国家的国内市场容量其实都相当有限，因此，相互争夺广大的海外市场最终导致了一系列控制殖民地的战争，这已经是历史常识。然而，这当中一个略微有些例外的是美国。总的来看，美国虽然也曾掠夺印第安人和墨西哥和西班牙的土地和殖民地，但在19世纪与列强争夺殖民地的斗争中还不是十分积极。除开美国的综合国力尚处于成长阶段，无法有大的动作外，其中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具有相当大的国内市场容量，这使美国可以较为从容地应付其他列强国内市场相对狭小的矛盾。但正因如此，美国对其国内市场的保护程度超过了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学术界认为，美国是现代贸易保护主义的发祥地和大本营。早在立国初期，汉密尔顿就强调，没有关税保护下不可能实现工业化的理想。一位美国国会议员甚至提议，应当把人定义为“一种发表关税演讲的动物”（保罗•贝罗奇“经济学与世界史——迷思与悖论”载于许宝强 渠敬东 选编《反市场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0－121页）即便后来美国由于国力的强大到处推销全球化与自由贸易，但美国对于其国内市场的保护依然从未放松过，其不时挥舞的301超级大棒，就是这种保护最显著的象征。这一事实反映出，即便在今天，即便是美国这样的经济超级大国，其国内市场对自身的发展依然是至关重要的。
保护自身的市场，扩大自身的市场容量，是一个国家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这一点在欧洲反映得更为明显。欧洲国家在二战后为了恢复自己的经济，也为了避免再一次的战争，由法德两国发起并建立了共同市场。这种国与国联合的起步阶段是意义深远的，它表明，市场的联合是更大的政治经济联合的开始。尽管人们认为“它只是一个没有统一政府的国家联盟”（Richard McAllister, From EC to EU,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8.），但它的重要意义却日益显现出来：因为它极大地拓展了所有参与国的市场。参与国互为市场的结果是使联合的市场具有了更大的容量，而仅仅是这种扩大了容量的市场就成为对参与国经济一种强力的推进要素。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历史表明，扩大的市场对所有参与国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而凡是没有及时参与这一扩大市场的欧洲国家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这再次表明，庞大的市场本身就是一种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
从这种角度可以这样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历史就是重新将国内市场控制在中国政府手中的历史。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个基本的条件，我们才有可能进行改革开放的事业，无论招商引资还是合作办厂，都是按照我们自身的利益来进行的。而外资之所以愿意在中国设厂，与看中我国庞大的市场显然有着密切的关系。
改革开放20多年的结果，是我国的经济已经有了一个较为厚实的基础，招商引资已经跨越了“饥不择食”的阶段。但是，在全球化的经济过程中，一种产品往往由多个国家生产，一度也使我们自己对加强民族品牌的生产和保护的观点产生了迷惑。但近年来的经验表明，在中国日益扩大的产品链中，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和自有品牌，已经使很多企业举步维艰。在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的过程中，有无自己的真正产业和品牌，有无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已经成为我们能否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分享一个民族应有利益的决定性因素。虽然我国仍然强调要大力发展技术合作，但种种情况表明，通过“市场换技术”，在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后，只能是换一些淘汰过时的技术，而不可能掌握真正的先进技术。平心而论，“市场换技术”对于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将来一段时间内，在某些行业和领域还是一个合理的选择。但就整体而言，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发展，“跟踪”的空间、“模仿”的市场正越来越小。近几年来，遭遇的技术性壁垒越来越厚，受到的技术封锁越来越严，跨国公司在形成了市场垄断之后，逐渐收紧了技术转让的口子，有一句话很形象：“GDP归你，但利润得归我。”(杨健“科技创新还得靠自己”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5年03月29日 第一版)为了摆脱这种依赖别人技术的被动状况，我国已经提出了独立进行技术创新的战略。然而，在这一新的发展战略上，应该怎样才能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技术上的突破，依然还是一个有待探索的问题。
一些美国学者认为，制定产业政策是政府保留的有用手段之一。在使用这种手段的过程中，有三个较为宽泛的经济标准来判断其是否是一种积极的工业和贸易政策：第一，对国外的涉及自己至关重要产业的产业政策做出反应；第二，利于按照效率与公平的原则进行产业本身的调整；第三，对市场的不完备性进行修复或是对市场在某些特定领域产生的有害后果进行补偿。（John Zysman and Laura Tyson, ed, American industry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423.）在目前美国的GDP构成中，一产和二产总共只占25％，而美国政府的开支却占到了GDP的13.3％，这种政府强大的采购能力有效地支撑着政府的产业政策，使其能够按照国家利益调整国内的产业，并在世界贸易的格局中始终占据巨大的优势。
从目前的情况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其产业政策的主要导向是保护自己优势产业的竞争力，在发展中国家获取利润的主要方式则已经转换为通过制定标准，保护知识产权等手段来保护本国的重要产业，而不再关注某种产品的具体生产在哪里完成。而与此同时，则是拼命通过各种方式打压发展中国家相应产业的知识竞争力，剥夺其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的机会，对中国这样正在壮大的发展中国家就更是如此。在这样的形势下，以前中国与西方国家在不同经济层面上各自寻求自身利益的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目前经济发展的需要。情况表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初期与西方存在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已经开始向竞争的层面转变，我国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就意味着必须对现有的产业升级，而这种升级，由于中国自身庞大的产业人口与产业规模，迟早要与发达国家的相同产业产生结构性的矛盾。
而在这一举足轻重的过渡过程中，我们尚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或者说意识到了也没有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比如，产品的技术标准在中国就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家电行业像数字电视以及平板电视等诸多产品技术标准缓慢的产生过程，以及标准产生出来但没有竞争力等漠视标准的状况就是很好的证明。
正如罗清启所说，对一个成长中的产业来说，想完全依靠一个产业自身去构建一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应该是一种空想，因为没有政府的正面刺激与引导，产业的进步速度是会非常缓慢的，即使是有用户需求的牵引动力也是如此。国家与产业竞争力的关系，也就是国家如何刺激产业改善和创新的关系，一个国家应能提供产业快速持续改善和创新的环境，并使它能超越国际竞争对手。此外，对企业来讲，保持并创造竞争优势不是一时一刻就能完成的，它需要国家持续的力量推动，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国家在掌控产业的环境。因此说，国家应该创造更为严格的竞争环境，这样可以把企业从发展惰性或者是短期行为中挣脱出来。
国家影响产业环境的手段非常多，比如说产业政策、税收、贸易等等，此外，产品的技术标准也是重要的产业政策，它在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的整体进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不仅仅是一个藏在文件柜子中的可以参考的文本文件。
不管承认与否，我们有关的标准生产部门在标准的制定上存在严重的不作为行为，这将严重影响中国家电产业的发展。中国家电产业目前的成功应该归功为拥有中国市场的生产要素的成功，但是，将竞争的基础放在生产要素等容易获得的资源上是极端不稳定的。中国的家电产业正处在一个新的转型期，那就是从生产要素依赖型向竞争优势依赖型转型，这个转型的主体力是企业，但是，政府也应该发挥应有的主导作用，这其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用更新、更高水准的产品技术标准去牵动产业的转型。
要建立一个产业的竞争优势，单单靠生产要素的低价格是不可能的，一个产业要成长单靠偶然的新市场或者单次的科技创新来说是不够的，国家必须出台相对苛刻的技术标准，改善产业竞争环境，把低质量者赶出场外，或者是赶上正路，那么行业的整体发展才有可能。
因此，转型期的中国家电产业需要国家对产品的技术标准像对待金融政策一样要快速、严厉、高标准的推出。（罗清启：标准“难产”导致中国电子制造业缺钙《人民网》2005年03月31日）
但问题在于我们在推出自己标准时必然会触动国际各种原有行业集团的利益，要想一帆风顺地实施中国的标准战略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想在实行这一战略的过程中尽可能地减少阻力，就必须充分利用我们自己原本的优势。而这一优势，目前主要体现在自己庞大的市场和具有日益增强的综合技术实力的企业两个方面。换言之，我们在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知识的同时，必须把吸收国外资金、技术与提升国内产业结构，增强自主开发能力更好地结合起来，依靠一些自身具有独立开发技术和创新能力的企业，选择一些国内当下或长期具有旺盛市场需求的领域，推出我们的中国标准，并按这种标准开发出系列产品，使其在国内庞大的消费市场中自然地成为一种标准，才能强行地加入到国际规则制订者的行列中去。不这样做，很难想象握有各种国际标准话语权的跨国公司以及这些公司后面的各国政府，会主动邀请我们成为国际标准的制定者。
换言之，我们必须将现有的“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转变为“以市场立标准”的政策，只有以中国的标准带动我国以自身的自主创新为主导的发展，才可能转变经济增长的粗放模式，真正完成现代化第二阶段的转型任务。
否则，中华民族只能永远充当世界工场的打工崽。
（原载《杭州师院学报》200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