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原本是一个地处欧洲偏远区域的岛国，在欧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都不曾扮演过什么至关重要的角色。但经过十几个世纪的发展，它最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并在19世纪扩张成为“日不落帝国”。应该说，这样的国家在人类历史上并不多见，所以，探索英国崛起的原因始终是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英国崛起的因素固然很多，但我认为，英国之所以能推动这样一种巨大的变化与他们长期的忧患意识是有某种内在关联的。
英国人的种族来源是日尔曼人，从5世纪中期开始登陆英格兰。他们很快对好客的凯尔特人反客为主，并召唤大陆的日尔曼部落陆续到这个岛屿上来。经过4个世纪左右的时间，他们开始控制了这个岛屿主要的区域，将自己说的语言称为“英语”，并称自己为“英国人”。然而当他们在不列颠站稳脚跟之后，却立即遇到了更强悍的对手的威胁，即来自北欧地区的海盗。北欧海盗不断地侵袭英国，使英国人不仅随时处在被掠夺的威胁中，而且还不得不向那些呆在英国不走的入侵者缴纳“丹麦金”。
但灾难并未到此为止。1066年诺曼人不仅入侵，而且征服了英国。在某种程度上，诺曼人对英国的形成至关重要，他们强制过去如同碎片一样分散生活的部落成为一个整体，他们甚至认为盎格鲁·萨克逊的英国政府是“荒唐”的，只是在诺曼人的治理下，“英国”才开始成长起来。这种说法或许有些偏颇，但无论如何，这种不断被入侵、被征服的命运在英国人的历史记忆中留下了某种忧患意识，却是确定无疑的。在与诺曼统治者的抗争中，服务于一个民族的说法开始在英国民众中流行。他们认为，英格兰并不仅仅是一个王室的财产，而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和社会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具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命运。它不仅需要内部的协调，也需要随时应付外来的威胁。毕竟，在整个中世纪和近代初期，英国从来都不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如何维护自己的独立生存始终是这个共同体关注的焦点。这或许是最初的忧患意识在英国国家间关系定位中的反映。而在16世纪，对英国威胁最大的显然是强大的西班牙，尤其是西班牙的海军——无敌舰队。为了避免这个强大的对手侵入自己的国家，伊丽莎白女王费尽心机，甚至将自己的婚姻大事与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考虑，但最终还是不得不与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打了一仗。
由于英国长期在小心谨慎地作准备，这一仗的结果是英国战胜了强大的对手，但并不意味着英国人可以高枕无忧。西班牙依然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其军事实力远远超过英国。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英国必须加快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建设。实际上，在整个17世纪，英国除自己内部的革命战争之外，还与荷兰、法国以及其他的一些欧洲对手不断地在战场上进行较量。或许是与各种强大对手不断较量的无形压力，迫使英国率先在欧洲各国中完成了政治架构的变革，激活了国内的各种积极因素，终于在18世纪有了从事工业革命的资本。
在18世纪，意大利由于大西洋航线的建立而被边缘化，西班牙已经败给了欧洲西北部的国家，荷兰体量太小，加上没有建立起有效率的民族国家机器，就只剩下法国与英国进行较量了。但即使英国在与法国的七年战争中获胜后，法国与英国相比在商业方面还略占优势，同时它的人口是英国的三倍，依然是英国可怕的对手。然而法国在政治经济方面有种种不利于与英国竞争的因素，当然或许还缺少英国的忧患意识，所以在以后的竞争中步步落败。最终，工业革命率先在英国而不是法国开始了。而工业革命成功的原因，正如《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的作者所说，在利润不断受到威胁，竞争和外部发展带来的破产和毁灭的情景日益逼近每个生产者的地方，追逐利润的压力诱发了极大的主动性。换言之，是随时存在的危机与忧患意识逼迫英国人奋力前行并最终取得了成功。
与此同时，法国大革命的冲击也同样使英国人在政治方面感受到了空前的压力。为了避免暴烈的法式革命在英国重演，英国在19世纪实行了三次议会改革，成功地化解了内部的冲突与矛盾。而这种内部的协调，对英国顺利地对外扩张和在19世纪成为“日不落帝国”，显然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从避免外敌入侵到发展对外贸易，海上力量对于英国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英国历来重视发展海军，并且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所谓的“两强标准”，即英国海军必须等于两个强国的海军之和。与此同时，英国在海军军舰与兵器方面，对于各种创新也极为敏感，甚至对手如法国在军事技术方面的发明，往往还在实验室或者工厂进行设计或论证时，英国就已经将其装备在自己的战舰上了。这使得英国长期据有了全球性的海上优势。然而，随着工业革命在欧洲大陆和北美的进行，美国、德国乃至俄国的经济实力迅速赶上并超过英国，支撑英国海上力量的基础在逐渐消失，这使英国再次遭遇经济与军事方面“老大”地位得而复失的危机。
无论“日不落帝国”的殖民疆界是何等的巨大，但英国本身的体量并不大。而且殖民地中的自治领，也开始有了分家的苗头。所以，要保持英国的优势，就必须加强自身的发展。其中，将海军的“两强标准”转化为“智权第一、海权第二”，就是英国那些有忧患意识的精英所提出的新的国策。1900年，号称“科学改革者”的洛克尔在演讲中说：“我们正面对一场工业战争。我们必须用科学技术去提供本国和别国所需的物品，提供英国制造的商品……我们面对一场生存斗争，只有适者才能生存。我们怎样进行这场战争？武器是什么？”他认为，在商场上，没有知识武装的商人正如没有枪炮的士兵一样，无论怎样英勇，都只能在对手面前白白送命。科技是英国的第一战场，军事只应是第二战场。“在工业冲突的这个第一防线，后果更为深远，也应该实行双强标准。”因此，科学技术和现代教育应该放在国家利益的首位来进行考虑和安排。然而，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英国在这方面的行动并未跟上这些智力忧患者的步伐，最终，两次世界大战加速了英国的衰落，“日不落帝国”解体。二战后，英国尽管也做过不少努力，在不同时期也依然不乏闪光的亮点，但总的来说，已经没有了崛起阶段的那种气势。英国最近甚至要拍卖自己的无敌号航母来渡过财政难关，其境况之凄惨，或许是其先辈们做梦也想不到的。
我们不难发现，忧患意识在一个国家的崛起过程中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然而，忧患意识如何成为全民的共识和国家的行动，却是另一个必须加以深入探讨的问题。实际上，任何国家和民族，在其知识精英或统治集团中，总有一些人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然而，要使这种意识成为一种传统，成为一个民族的常识和能够采取行动的动力，却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英国在崛起的过程中，社会精英和民众能够很快形成共识，并将这种共识转化为民族和国家的行动，所以在几百年的时间内能从欧洲一个边远的岛国发展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强国。但在成为世界强国后，尽管英国的有识之士不断地呼吁国家采取行动，未雨绸缪，却始终难以得到全民族应有的回应。这其中的缘由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换言之，在逆境和危难中，一个民族具有忧患意识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处于顺境或日子还过得去的阶段，一个民族要保持忧患意识就十分困难了。中国是一个大国，有些地区至今尚未脱贫，但在富裕区域，已经是一派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景象；在国际上，尽管台湾和大陆尚未统一，周边的安全局势令人担忧，甚至美国的航母不时还要来黄海溜达溜达，但国民中是否具有足够的忧患意识，却是谁也说不清的事情。从世博会到亚运会，展现的是中华崛起的风采，又有谁在真正关注我们的资源短缺、环境恶化、房价上涨、就业困难乃至不时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放眼世界，又有几个人在关心美国这个世界头号大国对世界“老二”惯用的围堵政策和打压伎俩？在这些问题上，我们甚至尚未达成共识，当然也就很难说采取了真正有效的对策。所以，谈到别国崛起过程中的忧患意识，我们更应该以史为鉴，认清形势，“培养”起自己的忧患意识，以迎接我们面临的各种内容和形式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