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问题自80年代开始真正成为学术界瞩目并研究的对象，发展势头迅猛，其中涉及全球化与民族主义之间关系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基本的潮流：第一是以原现代化学派发展起来的观点，即认为全球化是一种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化和观念西方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民族主义终将成为“文明冲突”的根源；其二是以原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为基础的观点，认为全球化是发达国家将发展中国家置于边缘化位置的趋势，因此，发展中国家要捍卫自己的价值观念和生存方式，就必须以自己的民族主义或类似的意识形态为武器，抵制西方的全球化。第三是从其他立场出发，将全球化视为与区域化并行的学者，认为全球化究竟是带来同质性、异质性或是分享化的后果，从人们的视角和价值判断的标准来看，其指向尚不清楚，因而民族主义与各类区域保护主义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1

笔者根据自己的研究，准备从以下三个方面探索民族主义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分析全球化对现代民族发展的利弊。由于现存的国家依然还是建立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上的，这一问题也就超越了纯学术的范畴，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政治问题。

一，全球化催生民族国家

沃勒斯坦认为，在人类历史上已经存在过的历史体系包括两类：微型体系与世界体系。微型体系只存在于单一的劳动分工和单一文化的社会中，如农业等，世界体系并不是一定包括全世界，而是说它内部包括有多种文化。他认为现代世界就是资本主义世界，是为市场，交换和利润的最大化而生产的体系。2这种世界性体系起源于欧洲，它的一个基本法则，就是所有的物质和社会的空间均逐步屈从资本的法则，即资本无限积累的法则，这种法则是地中海地区各商业城市创立的已经有近千年历史的经济体制的最终结局。这样的结局在欧洲产生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原本在中世纪统一的宗教文化覆盖下孕育的民族，逐步发展为民族国家。“民族”是一个复杂的大观念，但民族在现代的概念与以前大不相同。3其最主要的区别，在于人类群体利益认同的范围与“民族”逐这种观念在欧洲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是原本笼罩在统一宗教文化圈内的欧洲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进程中一系列政治、经济与文化因素发生变化的综合产物。地理大发现是这一系列变化产生突变的决定性事件，由此开始的商贸大潮不仅开启了全球化的序幕，也催生了现代民族国家。

在新的商贸大潮与欧洲各国商人竞争的态势中，人们渴望的商业便利是一套使经济活动能够得以进行的有秩序的社会结构。在这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英格兰国王给予商人、城市和市场特别的和平；13世纪布莱邦特的公爵们为保护他们的人民不受莱因兰小诸侯的劫掠而进行耐性的谈判；红胡子非特烈和非特烈二世这样的皇帝，也宣布普遍的“陆上和平”以保护他们人民的 “快乐田园”，王朝垮台后，一些君主也在更有限的范围内，追逐同样的目标。4由此可见，全球化推动着世界商贸的发展，也催生着以保护商贸活动为最初宗旨的民族国家意识。英国作为一个与欧洲大陆保持一定距离，保有自己较为统一的文化、交通与统治机构，天然具有从中世纪含混的状态发展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有利条件。亨利八世宗教改革之后，英国民族国家的各种机构都相应地发展并健全起来，而地理大发现与新航道的开通，则使英国在一夜之间成为了世界航运的中心与世界贸易的集散地之一。于是，英国迅速地开始了自己民族工业的发展。世界贸易的需求刺激着英国农业商品化的发展，羊毛等出口和加工的企业也日益兴旺。随之而来的是新的城市的兴起，与原有的中世纪形态的城市相比较，它具有新的功能和结构，产值也高，更容易受到商业波动的影响。商人在社会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在伦敦这样的城市，各类商人控制的贸易额几乎占英国出口商品的三分之一。5这类城市形成了一个新的生产与交易的中心，它同样也是一个政治的实体，它们部分或全部自治，不仅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城市的居民产生了共同利益的观念，而且还能依靠自身的力量与君主们共谋维持生存的方式。

但仅有以上的变化还不足以形成现代民族国家，一般说来，现代民族国家至少应该包括如下一些内容：1，有一个大致的领土范围，2，一定数量整合而成的民众与人口；3，政府必须在其领土的大部分范围内对大多数民众行使有效的权力，即所谓主权。6霍布斯鲍姆将西方学术界关于建立民族国家的“门槛原则”（principle of threshold）总结为三项条件：有足够长的建国史，有悠久的精英文化传统与官方语言，有武力征服的能力，以便使人们的危机中形成共识。7换言之，没有某种形式的武力作为后盾，现代民族国家就无法产生。因此，以商贸为主导的全球化浪潮冲击着欧洲后，不仅催生了新的民族意识，也引发了持续不断的战争。这种战争，如果从中世纪的英法百年战争开始计算，在欧洲近代的历史上从未中断过，一直持续到拿破仑战争的结束，才有了几十年短暂的和平；然而，随之而来的1848年革命以及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统一战争，几乎使近代欧洲的历史成为了一部战争的编年史。欧洲经济史的研究也表明，对近代初期的大多数西欧国家来说，支出中最大的一部分就是“国防”开支。8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现代民族国家基本上是“打”出来的。

在这一过程中，欧洲的君主国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充当着活动的主体，它们先于现代民族而产生，在它们出现以后，才在自己的领地上形成一个民族的基础，所以，这些君主国是现代民族主义的带步人。9但随着商贸与殖民扩张活动的加强，原有君主国内部的政治与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资产阶级新贵族和商业阶级出现，他们的财富日益增加，也要求更为有效的国家机器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西班牙、英国和荷兰的商人，在争夺殖民地市场的斗争中，无不体会到一个纯粹的商人与一个在国家政权支持下的商人在商贸活动中地位的巨大差别；而每一个君主国的合法性，由于已经不能自动地从宗教获得，它就必须为“自己”的民族服务，以便为自己的统治寻求新的合法性。无论是在内部还是对外关系上，它们都开始摆出促进民族经济发展的面孔。对内，国家开始清除商品经济发展的各种障碍，对外，则是积极地与其他国家争夺殖民地，以便控制殖民地贸易。无论是哪种情况，武力都是必不可少的，于是，国家不得不利用一切手段，主要是向商界筹集资金来增强政府的能力。甚至著名的英格兰银行，最初就是专为政府贷款而建立的。商人向君主提供武器、金属和贷款，并在整个欧洲管理着直接和间接的税收。当然，他们也利用王权对自己的依赖渗透到各级国家机器，商人掌管税务，银行家则把持了皇家财政。10于是，荷兰、英国和法国先后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了代表民族利益的绝对君主国，它们最终作为“新”工商经济时代特定区域内人们共同利益的保护者，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

而民族的概念一经产生，就又反过来使绝对君主国转变为“民族国家”，由此使民族与民族国家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观念之一。11这种观念，随着欧洲经济的扩张逐步地传播到了整个世界，并使得尚未建立民族国家的民族竭力建立起自己的类似政权，于是从欧洲开始，全世界掀起了创建民族国家的高潮：在英国和法国之后，建立了统一的德意志和意大利国家，然后是奥匈、沙俄、奥斯曼土耳其三大帝国解体，在它们的废墟上出现了一大批新国家；20世纪后，则是广大亚非拉地区的人民争取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因此而增添的国家几乎不胜枚举。21世纪初，世界上的国家和地区已增至206个。当然，这一催生了民族国家的过程总是伴随着暴力与血腥冲突，并给人类历史留下了很多沉痛的记忆。

但全球化对人类文明发展毕竟有着巨大的贡献。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各大区域的文明开始了交流，欧洲得到了原本没有的食物。蚕豆原来生长在秘鲁，16世纪传入欧洲，并成为伊比利亚半岛的重要食物，玉米是葡萄牙人从16世纪起由美洲引进，而在以后欧洲人的食品中有为重要的土豆，也是从秘鲁引进并在17世纪方才在欧洲广泛种植的作物。12此外，全球化推动着世界贸易的扩展，以荷兰、英国和法国为首的一些欧洲国家的对外贸易日益增长，各种对外贸易的公司迅速地发展起来，虽然这一时期的官方统计资料并不完整，但学者们估计，自1700年开始，英国进口的三分之一都来自美洲、印度与非洲，而出口的七分之一也流向这些地区。在18世纪，英国的对外贸易总量至少增长2.4倍，而法国可能增长了3倍。13而到1875年，英国对外贸易占经济活动的比重更是高达30%，德国25%，法国16%。同样，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全球各种自然经济的封闭状态被打破，新的经济体系开始建立起来，其本质就是“以竞争代替中世纪的条例，这些条例以前一直控制着财富的生产和分配”。14对于发展中国家，即便这种变化是痛苦甚至丑陋的，但毕竟也开启了其发展的大门。15

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的进程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正如马克思所说，“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发展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由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越来越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16

二，强势民族主义与弱势民族主义

按照沃特斯（Malcolm Waters）的分类，全球化在人类生活的三个领域得以呈现。其一是经济领域，进行的是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其二是政治领域，涉及权力的集中和运动，权威的构造与外文政策的实施，以及对人口和地区的控制。其三为文化领域，关系到意义，信仰，嗜好，趣味，价值观等象征符号的生产，交换和表达。经济方面的全球化尽管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开始的一种全球范围内经济资源的重新配置，但它毕竟使发展中国家有了一个发展的机遇，能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世界经济发展的成果。而一些西方国家在政治领域鼓吹的全球化，却完全是发达国家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变世界面貌的一种企图，不仅极力输出自己的文化观念，并且很自然地将自己的利益等同于全人类的利益。目前的情况是这几种状况混杂在一起，使人很容易产生各种误解。所以西方某些大国乐意将自己的意志作为全球化的一种必然趋势，并以种种借口去干涉他国的内政，甚至动辄以武力对弱小国家进行威胁。在这种政治全球化，或者也可以称作是霸权主义的威逼下，发展中国家实际上没有其他的选择，大多只能以本国的民族主义为旗帜，号召人民起来捍卫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民族主义，是发展中国家为了争取自己生存权利在意识形态上不得不采取的一种防卫性措施：迄今为止，尚无哪个发展中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的联盟能有效主动地对付西方强国的经济霸权。就是欧配克这样的资源性输出组织，在西方的压力下也未能发挥其本该发挥的作用。发展中国家各种形态的民族主义，尽管在形式上有很多极端的地方，本质上仍然是一种防卫性的意识形态，其主要目的是防备超级大国或是相邻的大国对本国的干涉与掠夺。

实际上，不仅发展中国家在被迫利用民族主义捍卫自己的经济利益，即便是俄罗斯这样已经完成了工业化任务的国家，近来也出现了类似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突出象征就是要求通过补贴和贸易壁垒保护俄罗斯的工业。17

上述现象表明，发达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依然强烈。但发达国家民族主义的总体表现形式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却已经具有了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主要表现在形式上，因为发达国家的民族主义在新形势下更多地以“全球化”和人类“共同利益”的形式出现，而发展中国家的防卫性民族主义便只能成为一种落后的象征了。

这种现象的产生有其历史的根源。从历史的角度看，现代民族主义从它产生之日，就具有一种双重的特性：一方面，它是一种自由人团体的理想，它要求所有的人都享有与信仰自由相同的自由生活的权利，这是从欧洲宗教改革中就一直存在的趋势；另一方面，它要求某种形式的权力机构能够保护自己的实际利益---捍卫区域性共同体的利益，这是民族主义的现实主义根源。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民族主义的发展与欧洲从中世纪向现代经济迈进的趋势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因而追求自由的理想与追求经济的利益很自然地成为了一个钱币的两面。

民族主义的这种双重特性，最早在英国显现出来。英国现代民族主义是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产生的，革命的旗帜是捍卫传统的自由，在清教兴起的过程中，上帝选民的意识、圣约以及传道的热忱得到了复活。英国人认为，这种与宗教密切相关的民族主义，本质上是一种追求自由的热情。这种自由，就是“根据自己的良心学习的自由，谈话的自由和争论的自由。”18而这种新兴的以追求自由为目标的民族主义，在英国的北美殖民地进一步发展成为一种天赋人权的观念，并最终建立起一个不是基于血缘，而是基于共同信念基础上的新民族，即美利坚民族。

追求自由的目标给英美式的民族主义以耀眼的理想主义光环，但这种民族主义现实的一面并未因此而减弱。英国在自己民族国家建立并拥有实力后，便不停地向外扩张，最终将世界很大的一部分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建立其所谓日不落帝国。美国人在自己将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视为造物主赋予的不可转让的权利的同时，却一点也不手软地将曾经给他们以无私援助的印第安人集体屠杀，以扩张自己的生存空间。19这是民族主义现实利益一面的集中反映。

由于民族主义具有这种理想与实利的双重特性，同时也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基本上是在对殖民者本能反抗的基础上产生的，民族主义在其扩散的过程中，逐步地形成了以发达国家为代表的强势民族主义和以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弱势民族主义。从理论的层面看，强势民族主义一般都将自己的民族主义理想视为一种普世价值，值得全人类效仿，因此，强势民族主义是超越国界的，它总是试图将自己的价值和意图强加于它国的头上。马考莱毫不掩饰地强调，要把印度的青年一代改造成为“住在恒河岸边，读着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著作，并且以我们的文化为自豪”的人。20美国许多商业和政治领导人则公开宣称，由于美国拥有“新经济”，而其它国家没有，因此美国无可争议地成为全球老大，其它国家必须采用美国的价值观念，如果要与美国平起平坐，则必须效仿美国的制度。21弱势民族主义则通常强调自己民族具有独特的价值，有存在下去的理由，但很少幻想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自己的价值。尼赫鲁就明确表示，印度的知识分子，只是要将自己从英国人的观念和偏见中解脱出来，了解自己真正的历史和光荣的传统，重新恢复自己的自信。22即便是萨伊德这样在西方已经拥有巨大声望的东方学者，他所希望是也只是西方能够不再误解东方，尤其是伊斯兰文化而已。23从综合国力的角度看，强势民族主义的国家一般拥有较为强大的政治、军事与经济实力，而弱势民族主义的国家其综合国力总体较弱，很难将自己的意识文化传播到国界之外。由于现代民族主义是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而生产的，也可以说，强势民族主义一般是与资本主义的发达程度相关的。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现象是，凡是欧洲历史上最发达的国家，莫不将无限制的贸易自由，或是全球化作为自己的旗帜，谴责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而当时相对落后的国家总是以贸易保护、关税壁垒或类似的民族主义纲领为旗帜来捍卫自己发展的空间。当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时，英国最热衷自由贸易，而美国与德国却无不将贸易保护作为自己的基本国策。即便在今天，全球化与自由贸易使发达国家获得了最大收益，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与非关税壁垒依然存在，并使发展中国家利益受到很大的损害。从这个角度上也可以说，强势与弱势民族主义的关系是可以转化的，当一个国家实力强大时，它的“民族利益范围”往往就超越了它的国境，其民族主义也就具有了某种“全球化”的特点，反之亦然。

当然，无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如何强大，它要将自己的民族信念推广到全世界，就必须具有某些全人类共同认可的准则。缺少一些基本的人类准则，这样的强势民族主义迟早会给自己的民族带来灾难。德国和日本在二战前都是综合国力较为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希特勒的种族灭绝政策与日本的侵略政策，最终激起了全世界的愤怒，结果在二战中被彻底打败；而美国提倡的人权观念，尽管不乏虚伪的成分，但毕竟还拥有某种迷人的光环，使美国得以借机将自己的民族信念向世界扩张，我们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一个十分令人奇怪的现象是，当发达国家的民族主义以全球化形式表现出来时，没有任何人有异议，甚至它以贸易保护的形式出现时，人们依然没有异议，这的确使人感到有些不解。比如，美国这样一个全球化过程中最大的受益国，尽管在不断地破除其他国家的贸易壁垒，自己却不时地挥舞超级301的大棒随便对其他国家进行制裁。这种赤裸裸的经济民族主义行为，很少被人认为是美国式的民族主义，这种现象表明，强势民族主义在话语权方面也拥有极大的优势。实际上，即便是在西方世界，一些学者也早就指出，今日的民族主义本质上是民族主义的世界主义，它与19世纪民族主义的最大区别在于，当时民族主义要的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我们时代民族主义的世界主义所主张的则是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有权将自己的评价和行动准则强加于所有的其他国家。24换言之，强国或强国的联盟能够合理合法地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国家身上，而将自己的利益视为“全球性”的和“人类”的利益，而其对立面的国家和民族的意志则是民族主义的，地方性的，落后的，应该予以消灭的意识形态。这种双重标准，成为今日民族主义与全球化观念之间进行对话的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因此将发达国家的民族主义视为一种主动出击式的、带有霸权主义色彩的、视全世界为自己领地的强势民族主义，以便与发展中国家关注本地区利益的、防卫性的弱势民族主义区别开来，应该是我们理解当代民族主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

三，新形势下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

目前全球化过程中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跨国公司与各种国际组织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大的跨国公司在全球电讯市场份额中占86%，在农药类占85%，在计算机方面占70%，医药类占60%，其他重要经济领域内其所占的份额也都举足轻重。25跨国公司的膨胀使它涉及的利益不仅在很多时候与它所在的投资国相冲突，以致于它尽量用各种手段对抗其投资国的法律；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它甚至与自己母国的利益也相互冲突，并通过各种方式对自己的母国施压，以获得有利于自己的政策。所以，跨国公司在国际政治的领域内所起的作用的确越来越重要。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使得任何国家的政策都不可能如同过去一样对诸如金融、货币甚至贸易的发展作十分严格的限定，换言之，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冲破了原有的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世界格局。在几乎所有的经济领域，生产集中于少数的几个大公司，一般为跨国公司，它们基本上控制了这一领域内的生产和销售，甚至能够操纵市场。

但这类组织并不能够取代民族国家而成为全球化竞争中的基本主体单位。不仅跨国公司不能承担一个国家承担的那种社会责任，而且也不可能有意识地按照所在国民族的利益发展经济。当一国的经济环境有利可图时，跨国公司可以在此投资，而一旦无利可图，跨国公司可以迅速将资金转移，而所在国的政府则不可能将自己的国土与国民转移。同时，跨国公司大体上是强势民族主义的产物，一旦这些跨国公司遇到麻烦，它的母国就会出来为它撑腰。因此，“新依附性"认为，二战后跨国公司确立的技术和工业优势形成了外围对中心的新依附，外围对中心的依附有如下一些特点：1，早期是殖民依附，2，然后是金融和工业依附；3，二战以后，出现了以技术－工业依附为特点的新型依附。在第一和第二两种依附方式中，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商品，生产由中心的需求所决定，外围国家生产结构的特点是僵硬的专业化和单一生产；而新依附时期的生产由国际商品和资本市场的需求所左右，工业发展依赖出口部门的外汇收入来购买工业部门需要的投入，所以工业发展受国际收支波动的制约，也受中心国家技术垄断的制约。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已经证明，新的市场概念不是传统的两个主体，即生产者与消费者，而是加入了一个新成员，即政府。政府已经不仅仅是裁判，它同时也深深地卷入了市场经济的各种活动之中。政府不仅制定市场游戏的规则，而且控制着经济的运行，同时还提供各种对于一个现代国家而言极为重要的公共服务。甚至对跨国公司本身，强大的政府也起着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尤其是在涉及到民族国家根本利益时更是如此，美国政府肢解微软、促使波音与麦道合并就是明显的事实。所以，在一些非关键性的领域，跨国公司或许能够占据上风，但在关键问题上，国家的决定性作用就显示出来了。沃勒斯坦认为，核心经济能够发展出强大的国家，能够更有效地捍卫本国的利益，在世界经济的蛋糕中获取更大的份额，并使边缘经济产生的弱小国家无力控制与国际经济相联系的种种条件，更加难以改变其从属的经济地位。26沃勒斯坦还认为，所有国家的"同时"发展是不可能的，所谓大的差距对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行来说不是什么反常现象，而是始终存在的基本机制，一些国家能够发展，是以一些国家的下降为代价的。27也就是说，发展如同一场争夺座位的游戏，有人得到就意味着有人失去，国家之间不过是在争夺世界的剩余价值。尽管沃勒斯坦的看法过于极端，因为他否认了在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可以产生“双赢”的局面，但就强调民族国家政府对自己国家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而言，其观点的合理性仍是显而易见的。

至于各种世界性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等，尽管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尽管其名称前面也冠以了“世界”的头衔，依然无法摆脱民族国家的影子，因为大国和强国在其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使这些组织成为了自己的代理机构。28更不用说从结构的角度分析，这些组织本身也是由若干民族国家的代表构成的。

种种现象表明，即便是经济的全球化也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全球化，而只是部分的全球化。经济资源、信息、环保、文化交流的全球化，资本流动的全球化，等等，这些都是人们可以看得到的事实。然而，其流向却是不同的：资本从发达国家向任何可以牟利的地方流动，而资源则是十分固定地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其次，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也尚未全球化。尽管劳动力市场趋于国际化，但并不是真正的全球化，因为各民族的大规模的自由迁徙尚未发生-----文化、语言和法律的障碍仍然存在。29

既然完全的人口自由流动不可能，所以，现代人类生活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部分，也就不可能全球化。社会福利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即收入部分和社会保障部分。从收入部分看，西方富裕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超过发展中国几十倍。就英国而言，一个每年交纳516镑（所得税与社会保障捐）的四口之家，每年所获得的福利补助可达1363镑，扣除自己的缴费，净得847镑的收入。30而仅是这种福利性的收入，就几乎超过了我们的年人均国民收入。在二战后的全球化过程中，尽管世界的财富总量急遽增长，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却越来越大。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97年，高收入国家的人口仅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5.9%，其GNP却占世界GNP的79.5%，富国人均收入与穷国人均收入之比已从1960年的30：1、1990年的60：1扩大到1997年的74：1，欧美国家居民每年花170亿美元给宠物购买食物，而发展中国家约有11亿居民缺少住房。31

收入与福利的落差如此之大，形成了当前全球化趋势的另一个特点，即西方发达世界不得不更多地将自己的安全考虑与第三世界的国家发展计划联系起来。主要是贫穷、环境恶化、贩毒、种族仇杀的战争以及移民等等带来的麻烦，使得非军事和不由民族政府控制的安全危险极大地增加了。32 但发达国家的这种安全考虑不是如何让第三世界国家分享世界经济发展的成果，而是进一步加强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控制，除严格限制第三世界的移民外，发达国家的政府还加强了对南方国家掌握的石油与其他类型的战略资源的控制。发达国家特别敏感的，是第三世界在“重新分配自然资源”方面的诉求，美国政府的许多成员坚信：北方的利益和南方的利益是根本相对立的，因此应击退南方，在美国主宰的世界经济体系内，重新控制第三世界。北方强国的这种意图在与欧配克的较量中完全体现了出来。欧佩克虽然有外表上的统一战线，但实际上70年代早期欧佩克内部就存在着很深的分裂。在激进的伊朗和保守的美国同盟沙特之间存在着分歧，其中伊朗想将石油作为对付西方国家的武器；在包含伊拉克在内的“争取收入极大化”国家，和沙特阿拉伯等“争取市场份额极大化”国家之间，也同样存在着分歧。结果在七十年代末，美国运用外交技巧，将欧佩克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集团为控制铝土岩、锡和其它原材料价格而成立卡特尔的努力中分裂出来。1975年当第三世界国家政府蜂拥而至巴黎参加国际经济合作大会(CIEC)并与北方进行对抗之际，许多国家满心指望着欧佩克的产油国会和它们站在同一战线，以要求订立一个有关一大批商品的全面协定。但是，沙特阿拉伯被收买了：为了回报沙特阿拉伯获准购买的一批美国国债，（其具体数目保密）沙特阿拉伯同意不在商品冲突中以石油价格作为武器。一个不曾言明的工作协定就是：沙特阿拉伯和其它欧佩克的阿拉伯产油国可以“自由决定石油价格，只要石油供给不被干扰，而且石油收入也不用于削弱现有的经济体系。”33最终，第三世界试图对抗世界强国的联盟破产了。

这种在资源控制与反控制方面的争斗令人信服地表明，民族国家依然是各个国家人民经济福利最基本核算单位，任何试图抛弃民族国家，直接谋取本民族利益的想法，都是不现实的。

但20世纪毕竟不是19世纪，世界各国的政治军事力量的发展也不允许历史在强权逻辑的前提下机械地重复，因此，当今的全球化浪潮，尽管有着种种世界强国将自己的意图强加于他人之上的实质，它与19世纪相比却还是有很多不同之处，即在这种全球化的浪潮中，较为落后的国家只要自己能够有效地把握机遇，就能在这种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获益。这中间一个重要的前提是，殖民主义的时代毕竟已经过去，世界强国通过赤裸裸的军事占领或是其他方式公开掠夺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历史，甚至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也是得不偿失的。于是，这种优势转化为发展中国家生产低端产品，而发达国家控制高技术领域。这种分工依然是不平等的，但比起赤裸裸的掠夺，毕竟还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这种全球化新的国际经济大分工，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标志，表明我们已经承认这种不尽合理的全球化体制，还是能够给我们带来某种机遇。这种机遇，使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力或是其他的优势换取我们急需的技术和资金，还能够使我们从根本上调节产业结构，最终建立起较为先进的经济体系。因此，我们并不拒绝加入这样一种体系。

然而，强势民族主义与弱势民族主义的界限在目前的形势下依然存在，强势民族主义主要产生于综合国力较强的国家，而弱势民族主义则自然是产生于较弱的民族国家。但若干较小的国家联盟则可能建立起较强的国家集团或类似的组织，以便使自己获得较为有利的发展空间。欧盟就是在此形势下的一个产物，这种趋势也给全球化带来了一些变数。托克维尔认为，“如果只有小国而无大国，人类可以自然更自由、更幸福。但没有大国这一点又无法办到（即不可能的）。这就使世界上出现了一种繁荣国家的新因素，即力量。一个民族如果终日面临着被蹂躏，被征服的威胁，那么它的自由自在的形象又有什么用呢？……小国常常是贫穷的，其原因不在于小，而在于弱。大国常常是繁荣的，其原因不在于大，而在于强。所以，对一个国家来说，力量常常是幸福，甚至是生存的首要条件之一。因此，除了某些特定的情况外，小国常常最终要么被大国粗暴的并吞，要么自己联合起来。再也没有比既不能自卫又不能自足的民族更为可悲的了。”34

因此，为了更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利益，欧洲的众多国家开始了联合起来共同发展的历史进程，这在人类的现代发展史上的确是一个新的现象。在北美和东南亚地区，区域性的经济合作组织也开始出现。但尽管如此，民族国家的一些基本的原则还是没有改变，仅从欧盟来看，它的发展过程就显示了如下一些特点：

1，主权的让渡同时也表明了主权可以收回，也就是说，主权的让渡并不表示原有民族国家已经消失；

2，欧盟各国政府关于各种贸易条件的谈判（包括欧元的使用），表明各个民族国家仍然是维护本国利益的主体和代理机构，而不是别的什么机构或组织。欧盟最近与美国进行的一系列贸易争端，其实质仍然还是一种民族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而欧元与美元之间的明争暗斗，更显示出区域间经济利益冲突的特点。

3，国防与安全方面的利益无法统一。西方盟国在国防安全等方面的确开始了寻求利益一致的某种联合，但欧盟与美国争夺决策主导权的斗争激烈，双方的分歧依然没有解决。

所以，全球化与区域性的经济联盟并未取代民族国家原有的地位和作用，但表述形式有所变化：有着共同利益的国家开始以国家集团的形式与另外一些强国展开竞争，以便更有效地捍卫自己的利益。即便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金融危机等因素爆发了反对全球化的浪潮，但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他们反对的不是全球化本身，而是反对全球化的游戏。35其后果，是这些民族国家的政府以更加积极的态势来争取全球化进程中自己应该获取的利益。

从这种角度看，可以说今日民族主义的作用并未减弱。民族主义的核心就是一个具有共同血缘和区域生活传统的人们对自己的利益有着共识，这种共识意味着只有共同利益的人们才会结合在一起并为这种共同的利益而奋斗。世界经济的发展使各国人们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但依然不能使这些地区的人民共同分享经济全球化的利益。由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各地的经济利益自然会有很大的差别，因此，即便按照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原则，本地区的人也是自己利益的最好评判者，这就使民族主义仍然拥有坚实的基础。到目前为止，全球化过程中的发展还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发展，不是以全人类为基本单位的发展，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是如此。在这个基础没有改变的前提下，目前国际政治运作的基本原则------即尽可能地利用本民族的国家政权来捍卫本民族的利益----就不会改变，尽管形式上也许会发生某些变化。

原载《世界历史》2001，第4期

【注释】

1 参见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A.G.Frank,“Historical Studies of Chile and Brazil”New York,1969.；Immanuel Wallerstein, Ed,“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萨伊德《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年版。

2 沃勒斯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I.Wallerstein,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剑桥大学1979年版，第153页。

3埃立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页。

4 卡洛·奇波拉《欧洲经济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82页。

5 彼得·克拉克与保罗·斯莱克《过渡期的英国城市》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0页，67页。

6 艾德温·库尔特《政治与政府的原则》（Edwin m. Coulter, Principles of Politics and Government）. 美国1994年版, 第 27页.

7 埃立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40页。

8卡洛·奇波拉《欧洲经济史》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83页。

9 汉斯·科恩《民族主义的观念》（Hans kohn, The Idea of Nationalism）纽约1945年版，第4页。

10 雅克·阿达《经济全球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35-36页。

11里查德·贝茨《冷战后的冲突》（Richard K. Betts, Conflict After the cold war.）波士顿 1994年版,第 12-13页.

12卡洛·奇波拉《欧洲经济史》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23页。

13 弗郎索瓦·克罗泽“18世纪英法经济的比较”转引自《英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56页。

14 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64页。

15 杰伊·曼德尔，“全球化的正面影响”（Jay Mandle, the good side of going global）载于《公共福利》1997年7月18日，总第124期，第11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51页。

17保罗·斯塔罗宾，“俄国堡垒：西方是否应当害怕？”（Starobin, Paul "Fortress Russia': Should the West Be Afraid? "）载于《商务周刊》1999年12月27日,总第3661期，第74页。

18 罗伯特·埃克尔谢夫主编《英国自由主义》(Robert Eecleshall, ed, British Liberalism) 朗曼出版社1986年版，第69页。

19 戴安娜·拉维奇主编《美国读本》（上册）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38页。

20 转引自黄心川著《印度近现代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1页。

21 保罗·克鲁格曼"自负的美国"，转引自《改革》1998年第4期，第9页。

22 汉斯·科恩《民族主义：它的含义与历史》第179-180页。

23 萨伊德《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12-413页。

24 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414页。

25 J·M·凯恩斯“全球经济”（J·M·Keynes，The global economy）载于《新国际主义者》2000年2月，总第320期，第24页。

26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16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与欧洲世界经济的起源》(I.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 economy in the sixteen century)伦敦1987年版，第7章。

27 沃勒斯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第73页。

28如于1944年在美国布林顿森林体系诞生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该组织的创始国共有36个，现有成员国167个，资金1200亿美元，该组织增加基金后的主要资助国有美国（19.62％）德国（6.1％）法国（5.48％）日本（6.1％）英国（5.4％）沙特（5.48％）意大利（3.4％）加拿大（3.2％）荷兰（2.55％）中国（2.5％）。成员国认交的份额越大，所享有的表决权也越大。它并不是一个世界政府，但却是一个世界性的金融监督机构。它往往在出现严重危机的情况下进行干预，这也使它的权力变得越来越大。同样明显的是，美国等国家拥有在表决中的压倒性优势。

29 格拉德·博克斯贝格与哈拉德·克里门塔《全球化的十大谎言》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页。

30 陈晓律《英国福利制度的由来与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1页。

31 转引自《国际问题研究》2000年第5期，第14页。

32 西里尔·奥比“非洲的环境保护”（Cyril ·Obi,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 Africa）载于《非洲政治经济评论》2000年3月, 总第83期，第47页。

33道格·班顿《美国在促进第三世界发展中的作用》（ Doug Bandon, The US Role in Promoting Third World Development," ）华盛顿1985年版,第23-24页。

34 转引自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246-247页。

35 公共舆论：“全球化：值得吸取的教训”（Public opinion: Globalization: Lessons learned）载于《商务周刊》2000年11月6日，第2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