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1500年以来的世界历史来看，世界的经济发展早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现象，而发达国家以资本主义形式的市场机制发展，更不可能局限在单一民族国家范围之内，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几个不可或缺的因素：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力、设备和原材料，销售商品的市场，以及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形态的竞争规则等。这些都使世界强国的发展成为国际事务的主要内容。在列强竞争的态势下，影响国家发展的因素中，变数最大的是竞争规则，其既涉及国内因素，又涉及国际范围的因素。两次世界大战最主要的就是争夺制定世界经济竞争规则的权力：拥有世界经济竞争规则制定权的国家，自然可以在世界市场的蛋糕上分到最大的份额。
然而，无论原有的霸权国家如何控制，世界经济的潮流依然是在逐渐变化的。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是，最发达的经济和科研中心都在缓慢地转移。这种转移从长期看意义极为深远。因为它预示着一个发展的普遍规律，即一个国家的经济不可能只一种既定模式持续不变地发展下去。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的科技进步几乎是在以一种加速度方式进行，而每一次科技进步，总是要求原有的占据先进位置的国家，适时调整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新一轮竞争中获取新的优势。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一个民族或国家不能及时地调整发展模式，进行经济方面的转轨，那么其可持续发展就是十分困难的。
中国正是在20世纪80年代抓住历史的机遇，通过改革开放迅速地发展起来，现在已经成为全球GDP 总量第二的国家。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迅速发展是与美国的默契有关的。于是，新形势下的中美对视，就格外引人注目。中国的强国梦与美国的市场梦曾经在20世纪80 年代找到了契合点，双方都获得了各自较为满意的结果。但随着目前中国实力的增强，美国人的焦虑却日益增长。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引发了众多学者的讨论。站在世界史的角度，需要对大国发展中可能产生的一些问题进行梳理，以便明确现在中国对内对外应该如何做。
从世界史的角度看，当代国际社会本质上依然处于无政府状态，各国只能通过力量均势而获得暂时平衡。然而，所有的国家都渴望发展，而发展必然带来力量均势的变化。于是，各国在这种力量均势不断变化的状态下如何生存，就成为现代世界一个重要的课题。如果以1500年为起点，近现代世界的发展大致是由英吉利海峡附近的国家率先启动的。其中，荷兰、德国与英国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它们的经历构成了现代世界发展的一条主线。
大国发展的历史回溯
（一）荷兰：发展与国家战略
在现代西方世界的扩张历史中，荷兰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国家。17 世纪，它曾是世界强国之一并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它的很多政治经济理念被后来的英国发扬光大，成为西方发展模式中的基本要素。就此而言，荷兰能在西方世界崭露头角，并非是因为其现代化方面具有独特的机遇，而是由于其体制方面的创新。然而，荷兰却未能长期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最终被其他欧洲国家排挤到边缘位置。所以，荷兰在世界现代化潮流中，起着十分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作用。分析荷兰的兴衰历史，有很多发人深省的地方。
荷兰共和国成立后，在16 世纪最后10 年经济发展最快，正是靠着这10 年的拼搏进取，荷兰经济飞速发展，步入世界强国行列，并一直延续至18 世纪上半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和现在的英国一样，17 世纪的荷兰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模范国家”。英国著名重商主义者托马斯·孟在其著作《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中大声疾呼人们学习和仿效荷兰，将荷兰的富强称为“世界奇迹”：“这样小的一个国家，还没有我们的两个最大的州大，自然财富、食料、木材或其他在战争或和平时期所需的军火都少得微不足道的，但它竟绰有余裕地一切都有。”
在西欧，城市是各地工商业中心，工商业构成城市经济的基础。但是“中世纪城市的工商业，是在生产有限、市场有限、交通不便的特定条件下发展的”。城市商品经济要实现从有限规模到发达规模的转化，必须在生产、市场和交通运输三方面取得突破。而荷兰正是在这三个方面做得很有成效。首先，在生产方面，近代荷兰率先实现了从奢侈品生产向大众商品生产的转变。经济史学家希伦伯姆在《工业化前的工业化》中认为：“生产力的革命，只可能实现于那些生产大众品的工业。”这一点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资本主义关系的成长有重要的影响。转向大众品生产并非偶然的经济现象，而是近代商品经济发展的一种新趋势。大众商品生产必然要求突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种种限制，从而引起生产技术和生产经营组织的改变，因为传统的中世纪的生产经营组织和技术条件无法生产出能够满足广阔市场和广大消费者的商品。如荷兰引入新呢绒生产后，呢绒业迅速走出谷底，面貌焕然一新，产量持续上升。其次，在交通运输方面，近代荷兰造船业迅速发展，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商船队，实现了海上运输革命。船舶作为水上交通运输主要工具，与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有密切的直接关系，可以说是沟通商品经济的桥梁。最后，在市场方面，荷兰海上贸易在全球范围内异军突起，为其商品经济发展开辟了广阔市场。17 世纪上半期，荷兰在对外贸易、航海和造船业方面远远超过英国，海外投资比英国多15 倍，船只数量超过英国10 倍。甚至在英国殖民地，荷兰船舶和荷兰运送的商品总量也远远超过英国。在那个时期，同其他国家一样，荷兰的海上贸易也是与海盗劫掠、殖民、战争联系在一起的。但掠夺性的殖民活动，却使海外贸易汇集而来的大量财富和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入荷兰，转化为巨额商业利润和资本，极大地促进了荷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没有海外贸易和世界市场，荷兰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将无从谈起。
但荷兰的发展却有着先天弱点，那就是荷兰的商业资产阶级只顾自身商业利润，根本不考虑国家的整体利益，结果造成商业资本畸形发展。商业资本是“资本在历史上更为古老的自由的存在方式”，“没有哪一种资本比商人资本更容易改变自身的用途，更容易改变自身的职能了”。荷兰商业资本家对商业利润的关注要大于生产经营，而且一旦外来商品销售利润超过本国同类产品，他们便更倾向于进口而非制造。
荷兰商业资本畸形发展的表现之一，就是资本向贸易特别是进口贸易的转移。当荷兰的纺织工业遇到英国廉价商品竞争、陷入困境之时，纺织业主强烈要求政府提高关税予以抵制，却遭到阿姆斯特丹商人的反对。因为英国呢绒在国际市场比较畅销，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商人希望维持低关税，不顾本国工业利益而大量进口。放弃关税保护政策，将商业利益不恰当地摆在阻碍甚至破坏工业生产的位置，导致本国工业产品在与国外同类产品竞争中失去保护，最终损害的是荷兰整体经济。到17世纪末，荷兰竟成为仅次于西班牙的英国呢绒进口国。商业资本这种利润第一的取向，实际上是阻碍而非推动了本国商品生产的发展，商业资本不能与工业资本相结合，当然无法支持本应开始的工业革命。
荷兰商业资本畸形发展的表现之二，是商业资本大量地向借贷资本转移，致使国内制造业资金短缺，无法更新技术和扩大生产。荷兰商人利用手中掌握的巨额资金，向外国特别是外国政府放债牟取高额利润。英国、法国、瑞典、俄国、德意志诸侯等都曾向荷兰借贷巨款。这些资金大部分被外国政府用于政治或军事开支，无关荷兰本国经济生产，相反往往增加借贷国家的实力，进而威胁到荷兰海上贸易。除了放债之外，还有一种资本输出方式即在国外进行金融投机。1758 年时，荷兰商人购买的英格兰银行、英国东印度公司和南海公司股票，占这些股票总额的1/3。投到国外的资金脱离荷兰人的控制，有时甚至蒙受重大损失。如1711 年英国商人建立所谓“南海公司”，其贸易扩张计划一度吸引了大批资金，不少荷兰商人也参与其中，但公司因经营不善导致股价大跌，致使众多荷兰人遭受惨重损失，直到1723 年，荷兰股东手中还有156 万英镑的南海公司股票难以脱手，就连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也受到牵连。此外，荷兰的借贷资本如果在国外赢利，往往是变成房产之类的不动产或直接在国外开办工厂，结果导致荷兰国内技术和劳动力流失，许多优秀的技工出国工作，这对荷兰国内工业显然是雪上加霜。英国正是在这一时期引进了大批包括来自荷兰的外来资本、技术和劳动力，极大地促进了本国新呢绒业和棉纺织业的振兴，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这样一种局面的出现，对当今的现代国家发展战略有着重要的启示，即资本是无国界的，但一个民族的利益是有国界的，因此，国家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将本国的发展放在第一位。如果不能通过某种方式掌握自身经济发展的主导权，那么经济繁荣是不能持久的。荷兰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是商业资本逐步让位给工业资本，而是工业资本越来越屈从于商业资本，这一趋势恰恰与西方近代资本结构演变的总趋势相反。这种缺乏长远战略的“自由状态”，使荷兰的盛极而衰来得很快。来自竞争对手英国的外部打击，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为扼制荷兰并与其争夺海上霸权，英国于1651 年颁布《航海条例》，规定未经英国政府允许，禁止外国船只同英国殖民地进行贸易。这种霸道行径导致荷兰与英国之间爆发了三次战争（1652—1654 年、1665—1667 年、1672— 1674 年），最终英国获胜，取代荷兰成为掌握海洋和殖民地霸权的霸主。
荷兰的经验表明，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坚强有力的领导集团，没有长远的发展战略，没有为国家本身长远发展投入资源，而是小富即安，最终是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生存的。能否有效地捍卫自己的核心发展利益，是一个国家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二）德国：发展与政治机制
从历史角度看，德意志民族及其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一种特殊的角色，它既是一个不断在现代化道路上奋力拼搏的民族，也是一个不断给世界带来灾难和震动的民族。因此，它在现代化过程中成功或失败的经验，都促使人们反复思考。德意志“由一个分裂、落后的农业社会发展成今天这样一个统一、高度发达的工业现代化社会，经历过漫长而曲折多变的现代化历程。世界上或许没有任何一个其他民族的发展，曾经历过如此剧烈的大起大落，而它的每一次起落又都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因此，开展对这个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及其进程的研究，对于我们理解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以及整个人类现代化的整体性进程，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德意志人的居住空间位于欧洲大陆的心脏地带。由于这种中央位置，德意志人在所有的方向上都与其他欧洲民族和文化相遇了。这不仅使它成为欧洲各种文化的交汇地，而且也为它提供了一种精神传播上有利的出发点。这种天然的地理位置既给德意志的发展带来了优势，也带来了劣势。从地缘局势与民族政治发展的关联角度，施纳贝尔对法兰西与德意志进行了比较：“在法国发展成一个完整的民族国家的道路上，巴黎盆地是发挥了一种中心点作用的。而在德意志空间里，由于重心向东的转移，莱茵河却并没有能发挥这种历史作用。显然，错综复杂的山脉体系和杂乱无章的河流也助长了德意志的政治分裂。”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欧洲，对一个文化民族来说．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化的民族国家是告别中世纪，迈进现代化社会门槛，维持稳定统治的唯一有效的过渡性政治方式”。因此，能否或何时建立中央集权式的民族国家就成为这个时代衡量欧洲各民族政治、经济与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尺。而政治统一显然不取决于哲学家的思辨，只能取决于领导集团的智慧。
重要历史人物对一个民族发展的重大影响不言而喻，但并非每一个民族都如同德意志这样在发展的重要关头如此依赖关键人物的作用。这主要应归因于德国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不平衡。当西方其他主要国家已经建立现代政治制度、个人的作用受到了很大制约之时，德国却迟迟未能有效地建立相应制度。产生这一结果的根源是复杂的，实际上要求解读整个德意志民族的历史。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在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历史阶段，集权式的统治都是一种常见现象，集权政府中的首脑人物往往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其如果能抓住政治时机，便可大大增强民族凝聚力，使国家迅速发展；而极端个人权力的滥用，则往往会给民族带来灾难性后果。德国历史上的俾斯麦和希特勒就是两个相反的典型。
19 世纪，德意志的统一成了民族发展的头等大事。1848 年之后，德意志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而分裂的德意志各邦都有自己的工商业法令、不同的货币和度量衡，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商品输出缺少强大国家作为后盾，也成为德意志经济发展的另一个软肋。分裂更使有产阶级掠夺海外殖民地的野心难以实现，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德意志各阶级更加迫切要求国家统一。但此时德意志的外部环境极其险恶，统一不仅是德意志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国际问题，执政者既面临国内阻力，更要克服欧洲诸强的阻挠。普鲁士时任首相俾斯麦审时度势, 一方面对内推行“铁血政策”，一方面通过高超的外交手段，利用欧洲各国之间的矛盾, 消除其对德国统一的干涉, 在不到10 年之内，通过三次王朝战争，达到了统一德国的目的。
德意志的统一，对于德国政局稳定、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都起了积极的作用。俾斯麦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措施，如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统一各邦货币、经济、法律制度，实行保护关税政策等，扫除了过去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障碍，建立了统一的国内市场，为德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铺平了道路，顺应了历史潮流。统一后的德国紧紧抓住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契机，经过20多年的跨跃式发展，到20 世纪初基本完成了工业化进程，成为欧洲第一经济强国。与此同时，1871 年后，容克贵族与金融、工业资本家达成妥协，实现所谓“黑麦与钢铁的联盟”，这种独特的“联盟”统治成为帝国统一的基础，直到希特勒时期一直支配着德国政治。因此，德意志第二帝国在政治上保留了浓厚的封建残余，完全继承了普鲁士的封建专制主义历史传统。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德意志第二帝国是“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同时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以警察来保护的军事专制国家”。
这样的国家，一旦强大起来而统治者的扩张野心难以得到制约，走上战争之路也就在所难免了。1888 年威廉二世即位，他年富力强、血气方刚，渴望扩张、不满足于现状却又对国际政治规则缺乏深刻理解。德国从此进入“威廉二世时代”。宰相比洛在1897 年国会演说中声称：“德国占有陆地，让邻居拥有海洋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不想让任何人都相形见绌，但我们也需要阳光下的地盘。”然而，威廉二世和他的幕僚们从未深究世界政策的定义以及其与德国国家利益的关系。德国的世界政策并没有具体的目标，使人容易理解为德国可以在任何时候向任何地方扩张，而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传统又加深了人们的这一印象。最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意志第二帝国灰飞烟灭。
当然，这一切很难完全责怪德国人。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是，在这一时期，任何民族的发展都不完全是自己的事务，民族国家与国际政治的关系日益密切，而德国则始终处于地缘政治的漩涡中心，只要不能很好地处理与其他大国的关系问题，那么，原有的社会矛盾就会被加速激化，从而给自己国家的发展带来意想不到的灭顶之灾。而如何处理好这种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和能力。
因此，德国历史所体现出的国家发展困境在于，缺少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机制，国家统一和发展根本就不可能实现；而一旦强大的国家发展起来，对于如何遏制统治者非理性的冲动，德意志民族却始终未能提供合适的“刹车”机制。在20 世纪险恶的国际局势下，在德国发展历史的紧要关头，在两次世界大战危机临近之时，德国却没能出现富有远见和魄力的政治领袖人物，最终给自身和世界都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
（三）英国：发展与世界霸权
如果没有以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为主体的英国在现代世界的崛起，西方世界也许不可能持续地扩展它对全球的影响。今天，英语仍然是世界通用语言。只不过美国取代了英国成为世界领袖。英国的前殖民地——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都或多或少继承了英国人的政治文化。这种文化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认为盎格鲁国家或单独或共同对世界秩序负有特别的责任，换言之，这种文化自带霸权印记。所以，许多当代国际问题的根源还要到英国发展和扩张的历史中去寻找。
从这个角度看，英国的崛起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它对当今世界和国际关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英国的崛起，除开它自身的内部因素外，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变化也提供了十分难得的机遇。新大陆的发现和新航路的开通将欧洲历史发展引向了另一个路线。横贯南北欧、以德国为心脏、以多瑙河为动脉的欧洲传统中心商路被废弃了，意大利与大西洋航道隔绝，而英国却在这一巨大转折中获得了可遇不可求的机遇。英国人的战略远见，使得从大西洋到苏伊士运河进而通往印度与中国的海上交通动脉被牢牢控制在他们手中，保证了几个世纪英国的繁荣昌盛。为了保住其海上生命线，英国历史上长期在海军方面坚持“两强标准”，即英国舰队应相当于世界其余两个最大海军强国舰队的总和，英国随时准备迎战一切觊觎其制海权的对手。
正是因为这一转变，历史上所谓的“西欧”才打下根基，大不列颠才有了世界霸权的基础。在一个商业的时代，赢得海洋比赢得陆地更重要。拥有制海权，也就拥有了扼杀一切大陆国家生命线、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能力，使自己在以贸易立国的斗争中拥有了天然和绝对的优势。海洋战争的胜利为大不列颠帝国奠定了基础，使英国人获得了西班牙人丧失的威望。这种威望和对于本国国运所具有的信心，促使英国人走上了帝国主义道路，并逐步建立起一个空前的殖民体系，在几百年的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日不落帝国”。
而在制造业方面，英国如何从欧洲众多国家中脱颖而出，本身也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英国对于自身工业的发展有着足够重视和特殊关照。与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不同的是，英国的发展是建立在一种长远考虑的基础上的，那就是要永久地保持自己的工业优势，即英国不仅要坚持不懈地发展本国的工业，而且要坚定不移地消除潜在的竞争对手。所以，英国在发展工业的过程中，并不希望各国处于平等的竞争状态。当时英国的看法是，当两个国家之间有着自由贸易关系时，售出制成品的一方所占的是优势，而只能供应农产品的那一方是居于劣势地位的。
因此，一方面，为保持自身的工业优势，英国十分关注其他国家的发展。一旦这些国家的工业可能成为英国的对手，就必须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1815 年，英国国会议员亨利·布鲁阿姆就宣称：“为了将外国工业扼杀在摇篮里，英国工业品出口就是受些损失也是值得的。”10 年后，另一个主张自由贸易的英国国会议员也强调，对大陆工业应趁其蓓蕾之时加以剪除。李斯特对这类行为的评价是，“它（英国）的政策方针将以为它自己谋福利为唯一鹄的……只要有可能，他将尽量用自己的力量和资本从事于发展他本国的工业，使他的工业产品推广到世界各国的市场……到那时，欧洲大陆国家的地位将一落千丈，人民将成为不重要的、没有收益的民族。在这样的形势下，法国以及西班牙、葡萄牙将遭到同样命运，最上品的酒得供应英国世界，只有最下等的劣酒才能留给自己”。
而另一方面，英国的优势就在于自身的工业能力。工业革命后，英国的世界霸权才正式形成，尽管这之前英国在国际事务中已经拥有无可争议的威望——没有英国的参加，重大国际问题几乎都无法得到解决。但没有经济的实力，尤其是先进经济体系与其在商品生产中体现出来的优势，仅仅靠政治和军事的霸权影响是有限的。19 世纪中叶，英国工业才真正进入了黄金发展时期，棉织品产量比1785 年增加了50 倍，煤产量从1790 年的760 万吨增加到1853年的5400 万吨，机器制造业则在世界市场上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1846 年，以废除“谷物法”为标志，英国放弃了贸易保护主义，公开宣布“所有民族之间的贸易必须享受完全的自由”。从传统的重商主义到自由放任主义，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一个国家，即便是英国这样的国家，在自己没有绝对的技术和经济优势时，也是实行重商主义的国策，只有确信已经没有竞争对手、可以稳操胜券之时才会鼓吹自由贸易。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自由贸易是强者的游戏，不是人人都能“自由”参与的。自此，英国凭借自己的工业优势和经济实力，不仅保持着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而且乘势扩张，到处抢占殖民地，把许多国家变成自己的工业品市场和廉价的原材料供应地，由于世界其他大国尚未完成工业革命，英国这种先发优势使其获尽好处。可见，英国的繁荣有很多影响因素，但最重要的还是英国当时所具有的“世界工厂”的地位，这使它在很长的时期内在工业生产领域中没有遇到真正有力的竞争对手，这就是第一个工业化民族所获得的优势。
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或者说维多利亚时期，是英国最为辉煌的时期。英国拥有广阔的殖民地，成为事实上的全球霸主：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它的殖民地已经膨胀到3350 多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其本土面积的130 多倍；人口为三亿九千多万，是英国本土人口的8 倍多，其殖民地面积比当时的法国多1/3，是德国的4 倍。霸主的地位，不是空泛的说教，不是虚幻的光荣，而是意味着实实在在的好处。于是，如何维护大英帝国的优势，不让其他后来者夺取这种优势，就成为20 世纪英国人必须面对的问题。20 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就在这种背景下展开了。众多殖民地带给英国庞大的财富，也同时消解着帝国的真正实力，这是任何一个帝国都无法避免的问题。世界潮流不进则退，历史从来没有一厢情愿，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实力的逆转已经使英国只能在美国的庇护之下生存。在战争结束、美国终止援助之后，英国负债累累，只能靠出售海外资产抵债，而海外收入也大为减少，1946 年，英国在海外的支出比收入高出7.5亿英镑。
大英帝国的衰落背后暗藏的是一种历史宿命。作为世界霸主的英国，力量庞大而虚弱，其始终面对着各个后起工业国的追赶，看似轻松实则危机四伏。英国力量庞大自不必说，“日不落帝国”的称呼已经言明一切，而其虚弱之处则在于英伦三岛面积有限、人口不多，换言之，核心区的资源有限是其致命短板。英国国力强盛之时可以把世界各地视为粮仓或原料供应基地，而一旦稍显颓势，要想稳住霸主位置就显得力不从心。因此，英国人为了维持霸权实际上是小心翼翼的，不仅在欧洲一直试图保持各国之间的均势，甚至在远东还与日本建立过盟友关系。可以说，这体现了英国政治家的深思熟虑。无论“一战”还是“二战”，英国人参战都有几分无奈。更使一心维护大英帝国利益的丘吉尔痛心的是，到“二战”后，英国民众对于他竭力维护的不列颠霸权，已经没有了热情，而是迫切希望立即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结果丘吉尔在原本信心满满的大选中失败——这说明，英国民众与政治精英的关注点已经开始分化，丘吉尔宏大的政治愿景，无法再次激起英国人的热情。大英帝国的民众，已经没有原来的精气神了。仔细检查英国政治家的作为，实事求是地看，应该没有多少可以批评的地方。他们十分不幸地处于一个历史潮流之中，那就是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开始崛起，这种新的潮流最终使得中等强国主导世界格局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大国发展史的当代启示
从世界史的角度看，自15世纪开始，一个国家的发展就已经不再只是本国的事务，而是整个世界历史的组成部分，各国发展的历史不是分散的，而是一个相关联的持续的发展过程。笔者选择论述的是三个在世界历史上具有典型性的大国，我们可以从其成败得失中发现一些具有共性的经验教训，其中部分内容今天看来并未过时。
首先，要解决好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建设问题。没有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一个地区和一个民族的现代化就无从谈起。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民族是否能够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关键性要素之一。而一旦建立了某种性质的民族国家，相应的发展战略往往也就会从这种民族国家的性质中派生出来。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民族国家的性质与其发展战略往往具有某种难以分割的同一性。抛掉自己的文化传统，离开自己的历史根基，完全照搬其他国家的经验，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在构建自己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任何好高骛远的空谈都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其二，从历史的角度看，对外扩张和掠夺不可能成为历史发展的持续动力。西班牙、葡萄牙等老牌殖民帝国并未成为首批工业化强国。英国与荷兰尽管参与了殖民掠夺，为自己的发展积累了第一桶金，但这并非是其发展的主因。一个国家能够最终成为现代化国家，最重要的一点就在协调发展。任何一种增长的结果，都是国家体制模式、劳动力结构和产业结构等综合的产物，而这一变化的过程必须依赖于其政治、社会、法治乃至文化的整体性变化。工业革命这种使全人类的生产力发生革命性变化的重大事件，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会发生。历史上出现过不少依靠对外战争和掠夺起家的大帝国，但它们都未成为新型生产力的源头，其辉煌扩张只能是过眼烟云。即便如德国这样的国家，在工业化已经取得惊人成绩后，也因急于扩张四面树敌而导致灭顶之灾。对这一点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其三，基础的科研教育和制造业始终应是国家发展的主业。在这一点上，荷兰与德国提供了正反两面的案例。荷兰没有始终坚持制造业本位，过分重视商业的利益，最终被历史的潮流挤到边缘。而德国则因坚持科技与制造业立国，获得了巨大的收益，甚至今天德国人还在享受这种传统的红利。“拥有学校的国家就拥有未来”，早已成为德国人的信念。德国十分重视科学与技术、理论与应用的结合，始终根据企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培养适合的人才。有了人才基础，德国卓越的引进和应用国外先进技术的能力就不难理解了。归根结底，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确保了技术的推广应用，使之能真正结出果实。因此，教育、科技与制造业协调发展、相互促进，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根基与命脉。
其四，一个民族始终保持忧患意识与艰苦奋斗精神至关重要。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在努力争取自己的发展利益，这一过程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因此，忧患意识在一个国家的崛起过程中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因素。然而，忧患意识如何成为全民的共识和国家的行动，却是一个必须加以深入探讨的问题。实际上，任何国家和民族，在其知识精英或统治集团中，总有一些人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中国古人早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之说。然而，要使这种意识成为一种传统，成为一个民族的常识和采取行动的动力，却是十分复杂的事情。在英国崛起的过程中，社会精英和民众能够很快形成共识并将这种共识转化为民族和国家的行动，所以在几百年的时间内能从欧洲一个边远的岛国发展为世界首屈一指的强国。但在成为世界强国后，尽管英国的有识之士不断地呼吁国家采取行动未雨绸缪，却始终难以得到全民族应有的回应，其中缘由值得我们深思。换言之，在逆境和危难中，一个民族具有忧患意识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处于顺境阶段，要保持忧患意识就十分困难了。在这个意义上，如何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或许是国家发展过程中最大的难题。
中美对视的历史定位与未来
在上述回顾基础上，我们再将世界历史经验与大国发展的最新动态对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正式取代英国，成为国际秩序中新的霸主。尽管有着同是超级大国的苏联与之较量，也有日本等国在经济方面的竞争压力，但美国一次次地战胜了自己的对手，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各方面的优势之强，甚至使福山发出了“历史终结”的感叹。
然而，正是在这种历史似乎已经跨入“美国世纪”的潮流中，一直奋力拼搏的中国终于抓住了改革开放的机遇，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时代。从1840年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再到改革开放，特别是在最近几十年，中国的发展变化之快，不仅使我们的对手瞠目结舌，就连我们自己也有些不能适应。于是，不仅西方不能从他们的现有理论中对中国的快速发展作出合理解释，从而陷入了某种战略性的焦虑，我们自己也未能从全球史的角度构建起一种深刻、有说服力的理论，让世界真正理解中国发展对于人类进步的意义。因此，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对当前中美关系的认知和解释，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中美关系问题，而需要对世界大国竞争规律、文明形态和发展模式进行全面的重新梳理，这显然是一个浩大的工程，笔者仅结合前述角度对相关问题谈谈自己的体悟。
第一，当前中美关系既具有传统的大国竞争性质，又包含制度、体制和文明类型的问题。重点当然是传统的大国之间的竞争问题，这是一条主线。在美国看来，只要中国没有挑战到美国的霸主地位，那么，其余冲突都是可以缓解的。改革开放初期，尽管中国在意识形态和国家性质等方面与西方有巨大差异，但这并不妨碍中国与西方尤其是美国发展较为理性的双边关系。但当中国的GDP总量排名世界第二之后，西方人心态失衡，于是，原有的文明、种族、宗教、意识形态差异，开始被作为“中国威胁论”的由头而放大。这是目前中美间对抗色彩增加的主要原因。
第二，中国对自身的定位是中美关系的关键变量之一。随着中国的持续发展，体量越来越大，引起周边国家和西方的不适应是很自然的，各种围堵和非难是免不了的。这就考验着中国的战略定力。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推进自己的既定发展战略，不随西方国家的不时喧嚣而起舞。如果中国为了西方满意，将自己定位为中低端生产大国，与美国形成长期互补，那么，中美关系肯定是“理想”的。但美方要长期在高端技术上占据绝对优势，打压中国的产业升级，让中国始终处于价值链的低端，中方显然不能接受这样的安排。我们要捍卫自己的发展利益，尤其是要进军高端领域，就会触碰美国的“奶酪”。因为发展高端产业并不仅仅是产业本身的问题，实际上涉及规则的制定权。争夺规则的制定权也就是争夺发展的主导权，本质上就是一种国家竞争行为。中国如果不把自己定位为美国的附庸，与美国的竞争就是无法避免的。
第三，中美竞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对国际规则制定权的争夺上。美国前任总统特朗普不断地退出各类国际组织，很多时候是因为对现有规则不满，认为这些规则被中国钻了空子，因此要另立新规。美国一方面认为中国在破坏现有规则，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另一方面却对WTO十分不满，一再要求美国优先。因此，对现有国际规则的性质，中美双方的理解是不同的。说到底，只要美国的利益受到威胁，美国对现有的规则就是不满意的，往往采用国内法来取而代之，同时却说中国没有遵守规则。拜登还未正式接任美国总统时，已经开始与盟国商议制定新规则来围堵中国。可见在未来很长时期内，中美之间的规则之争不会止息，变化的只是斗争的形式。
因此，笔者认为，目前的中美关系或许是历史上最复杂诡异的国际关系之一。美国试图妖魔化中国的战略目标实施起来并不容易，毕竟时移世变，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文化态势已经与二战结束时有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另一方面，坦率地讲，中国对未来中美关系的战略定位也尚未定型。中国还是希望中美间能维持一个相对正常的国家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中美之间当前面临的困境，本质上是一个双重塑造或者说在互动中重塑的问题。
在这一历史性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必须面对和解决很多问题，但始终应该把做好自己的事情放在首位。首先就是要做现有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与新全球化规则的制定者。中国要继续成长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带头遵守各类国际通行的规则——尤其是我国已经承认的规则，这应该成为一个“中国标志”，这样不仅能使各种攻击中国的言论失去听众，也能真正强化中国的软实力。在中国的国力日益增强的形势下，对内而言，依法治国就意味着依法办事，使国内的发展越来越具有世界公认的先进性与合理性；对外则意味着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守护者、双赢政策的践行者，而绝不是为一己之私的搅局者。中国的硬实力早已有目共睹，而新时代软实力的建设则应该由此起步。
第二，利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取得的成绩，向世界证明自己的体制合理性和优越性。也就是说，要讲好中国故事，尤其要讲好1840 年以后的中国故事。从马戛尔尼访华到最终加入WTO，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时间之漫长令人感叹。但是，我们应该对一些数字有基本的概念：中国的人口超过现在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所以中国的现代化不是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而是相当于另一个“世界”的现代化。这样一个任务使其政府承担着异乎寻常的重任，而且几乎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可以借鉴。正如李斯特所说：“实际上历史告诉我们的是，国家的政体，不论是叫作民主共和或贵族共和或君主立宪，只有当它能使人民获得高度的个人自由与财产安全，在管理制度上使他们获得保证，当他们从事于向共同目标作奋斗时能高度发挥活动力，并且能持久地、稳定地进行——只有处于这样情况下的国家，公众福利才会获得高度的进展，工商业才会达到高度繁荣的状态。”中国在短短40多年的时间里使整个国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人权和基本的生存权利得到了保障，这份成绩单表明中国人创造出了合乎自己现代化目标的政府，中国政府在领导中国人民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是极为合格的，是一种典型的成功的发展型政府。即便按照西方的发展理论，我们也应该把这个故事讲得理直气壮。因为当前中国人民所获得的实际权利，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多。当然，我们不回避我们应该进一步完善社会治理工作。只要我们坚持下去，任何不怀偏见的人，都会逐渐了解和理解当今中国，这也能让我们稳步地扩大自己的“朋友圈”。
第三，要认真补课，解决此前迅猛发展遗留下的社会隐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是与外向型的经济格局密切相关的，甚至为此牺牲了国内原来某些上游行业。这种格局长期未能改变，使我们国内浮现了很多原本不那么严重的问题，突出表现为所谓“新三座大山”：住房、教育和医疗。如关于住房问题，中央已经出台了很多政策平抑房价，但至少目前效果还不明显。甚至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城市，一些著名高校要留下青年教师也成问题。这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再如，中国的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已经进入了某种“内卷”状态，从学校到家庭，从校内到校外，全民“参与”教育，围绕“名校”“升学”等指标，甚至在幼儿园阶段就已经开始竞争，不少家庭为了孩子而耗尽财力、物力、精力。其实，只要教育资源能够公平分配，这座大山不难排除。医疗问题也是如此，中国的医疗卫生条件近年来已有很大改善，但部分问题依然严峻。大医院、好医院配置齐全，病人愿意前去就医，人满为患是常态；很多中小医院却处于苦苦挣扎的状态。这种医疗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单靠医院本身是不能解决的，只能依靠国家的力量。改革开放后，市场化给中国经济注入了活力，但教育和医疗是绝不能完全市场化的，否则，国家命脉就迟早会被资本掌握。所谓“战略机遇期”就是巩固国内这块大“根据地”的时期，是在外部势力的围堵下建设好“根据地”的时期。搬走“新三座大山”，才能真正释放中国社会的活力，老百姓的钱袋子也才能真正投入消费市场。
第四，要让美国与中国的“脱钩”企图最终变成美国的自我孤立。目前，美国不仅是一个国家，而且实际上代表着一种经济、贸易和金融的世界秩序。美国高叫要与中国“脱钩”，本质上就是要让中国重新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去，与世界经济的大市场隔离开来。而我们是坚决反对这一点的。坦率地讲，任何一个国家要打压中国，我们都不会畏惧，但如果是与一种经济贸易体系脱钩，则是需要慎重考虑的事情。美国之所以试图将我们挤出去，就在于现有国际体系基本上是由美国控制或主导的，我们既然不能在短期内另搞一个世界贸易体系，就只能在这个体系里留下来。因此，如何防止美国逼迫我们脱钩，是一个需要各方都冷静思考的问题。中国只能更加开放和包容，而不能以闭关锁国来回应。不过，在美国要强行脱钩的严峻形势下，也不是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美国要切断我们与外部世界联系的举动是一种政治和国家的行为，而实际上这种联系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经济与市场的联系。换言之，美方所做的本质上是一种反市场行为。所以，中国一定要利用好市场本身的规律，更何况中国还是在继续成长的全球最大的市场之一。最终，世界需要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交往的国际关系，
第五，需要建立“发展中大国”的国情认识。“发展中大国”这一说法，是为了与一般意义上的强国、大国相区分。之所以如此定位，是基于以下几个考虑：其一，中国尚未完全实现国家统一，就此而言，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依然还是“弱势”的；其二，中国没有对外扩张和殖民掠夺的历史，中国的发展没有西方传统意义上那种“强势”的争霸战争的火药味；其三，中国的GDP总量虽然可观，但由于人口基数等原因，人均GDP要赶上发达国家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这一点而言，中国在很长的时期内，国民收入方面依然是在发展进程中的；其四，由于中国的非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身份，我们在国际话语权方面一直处于“动辄得咎”的不利境地；其五，中国强调和平崛起，不破坏现有的国际秩序，强调国与国无论大小一律平等，从不以强凌弱，我们愿意与所有的国家合作共赢，这样一种姿态，似乎用低调和气或大而不强势作为限定词来形容更为贴切。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历来是一个东方大国，大国心态在中国是天然存在的，但近代中国国力位次下降，在对外战争中屡战屡败，直到抗美援朝才得以扭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我们的综合国力开始增强，但直至目前依然与美国有巨大的差距。在这样的态势下，中国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弱国，也不是完全成熟的大国。这样一种“发展中大国”的态势，还会持续很长时期。而我们对这种国情需要更加系统地研究，并在对外交往中加以注意。既然中国还处于由弱变强的过程中，那么，在“老大”组织力量四处围堵我们的情况下，中国当然需要朋友，但现实中我们却往往发现自己的“朋友”还不够可靠。我们不得不思考，“发展中大国”需要的朋友，应该按照什么标准来衡量。
由不同国家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现代化的国家发展不仅仅是一国内部的事务，它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为了不被淘汰而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自身位置，并且可能要与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角力的过程。目前，对于中美关系的变化，很多有识之士十分担心，乃至对我国发展的前景感到悲观，笔者却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基于大国发展历史的视角，中华民族的韧性是举世罕见的，中国具有庞大的体量和稳定的政局，并且已经跨过了工业化的门槛。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潜在消费市场和最强的生产能力，最大的科研群体以及不断强大的国防力量，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打不垮的敌人只能成为朋友，这或许会成为中美关系的最终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