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的研究创始并兴盛于美国，但其原生模型却是出自英国。英国是第一个也许是唯一一个“原生型”的现代化国家。同样，英国也是一个典型的“西方”国家。现在学术界大部分同仁已经否认了现代化就是西化的看法，但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在20世纪以前，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在“西方”国家展开的。因此，这种现代化的原生西方模型如何向世界其余地域扩展，既是现代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涉及到界定西方文明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从文明的角度，真正意义上的西方范围实际上十分狭窄，因为它并未包括大部分欧洲国家，比如俄罗斯等，而主要指英吉利海峡两岸的人民，以及他们从15世纪以来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全球性文化。正是这种以工商业为基础、以海洋贸易为主导的扩张与竞争性的文明激起了欧洲各基督教民族的活力,并主要地是在英法两个对手民族的竞争中产生了现代西方的概念。而其竞争的最后结果，是以英美个人自由式的价值观念占了上风，而大陆式的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都逐步地让位于英美式的体系。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在1806年的耶拿战争以后，世界历史的格局已经确立，以英美为代表的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流，其余的地区，尽管在地理上或许还占据着很大的范围，但从价值角度，似乎已经提不出什么新的东西，这也是福山“历史的终结”提出的思想根源。尽管我们对此并不赞同，但从这个意义上，把现代世界文明看成主要是西方文明扩展的结果，大体还是合理的。
由于在这种“西方”扩张过程中英国一直居于主导位置，并且将其领地范围扩展到了整个世界，形成了所谓的“日不落帝国”，因此，作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的种种法规、文化和制度，在世界这一广阔区域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影响，比任何一个其余的西方国家都大。这些由于英国历史扩张而形成的英联邦国家囊括了世界几乎各种类型的国家和地区，它们的现代化历程各不相同，丰富多彩，因此，从英联邦国家的角度研究现代化的进程，其意义也就超越了简单的个案研究范畴。
英国的对外扩张并建立起来的各种殖民地，大体上有三种类型：第一是英国移民殖民地，即主要由英国人和欧洲白人的移民构成的殖民地，第二是原本有悠久历史和文化的殖民地，第三则是其社会经济形态还处于一个相当落后的阶段、尚未有自己独立的国家、民族意识的殖民地。而英国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影响，自然也就各不相同。于是，在从事这套丛书的撰写过程中，就必须既注意把握那些现代化过程中一般规律性的东西，也应该关注某些国家能够快速发展的特殊例子。
首先应该确定的是，英国现代化中究竟产生了哪些根本性的东西并对它统治过的区域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概括地讲，英国的影响在其殖民地一般以两种方式出现，一种是“硬件”，即制度性构建的遗产，另一种是“软件”，即思想文化和精神类的东西。第一种属于器物层面，但依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恒久的制度：如议会制度，司法独立，政党政治，三权分立等；第二类是具体的制度性安排与经济对策，如社会福利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金融政策，投资政策等等，这后面的一类是需要根据情况不断进行调整的政策，也不会有完全固化的模式。而“软件”的遗产则比较复杂，英国文化遗产中也有属于那种具有恒久意义的东西，或者说是构成一个社会的基本原则，如自由，民主，法治等等，这些东西至今尚无人否认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另一些则是具有很浓重英国色彩的东西，如绅士风度，行为规范的向上层看齐，对田园生活的留恋，对传统的极端尊重甚至以此构成的一种保守主义心态，等等。对前一类的文化学界的争论并不多，对后一类则褒贬不一。但不可否认的是，凡是在英国统治存在过的地区，这些硬和软的“英国因素”，都对这些地区和国家的未来发展产生了明显或潜在的影响。
就第一类的移民殖民地而言，英国的影响基本是积极的。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一类的英属殖民地，大体移植了英国的整个政治体系和司法体系，甚至在文化习俗方面也是如此。由于这些国家的移民大多来自英国，本身具有英国自治和法治的传统，并习惯于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生活，所以他们政治现代化的主要任务，就是获得与母国人民一样的权利。一般而言，这样的制度变革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一方面的原因是殖民地人民积极地争取这些权利，另一方面则是北美独立战争使英国吸收了教训：不能过分束缚此类殖民地的发展，否则会产生第二个美国。因此，无论是加拿大、澳大利亚还是新西兰，他们在制度方面的现代化进程几乎都没有大的起伏。同时，在外交、安全和商贸方面，他们还充分地利用了与英国的这种特殊关系而获得了巨大的利益。由于有这样的机遇，使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十分顺利，并几乎在不为世人注目的情况下，就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以这样的发展方式完成现代化任务，有其历史、地缘、文化乃至种族的独特渊源，尽管其经验世界的其余国家很难效仿，但在如何适时地根据自己的国情构建现代化的大厦，如通过协商或立法来协调本地住民与外来移民的关系，适当保护少数族裔权益，通过现代教育体系来整合社会，实行务实外交政策等方面，依然对我们有很多有益的启示。
在那些有深厚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由于英国的殖民入侵打断了这些国家的正常秩序，所谓“英国因素”激起的反应就完全不同了。“英国因素”当然不乏正面的影响，但负面的影响也不可小视。这不仅是英国在这些地区和国家采取了完全不同于移民殖民地的政策，而且也在于这些传统文化必然会与英国即便是现代化的外来文化发生激烈的冲突，这在南亚次大陆和东南亚地区表现得最为典型。由于现代化在这些地区的“异质性”，加之英国首先是维护自己的殖民利益，所以，这些地区和国家现代化进程所遭遇的种种阻力，显然超过了世界的任何一个地区。从殖民者一方而言，他们面临着既要打破原有的自然经济和政治结构，又要创建新的现代政治经济结构的任务。殖民者当然不可能按照当地民众的利益来完成这些任务，于是，他们便按照自己的利益来部分地打破传统的政治和经济结构，保留那些对自己的统治有利的东西；同时，也部分地引进了现代的政治和经济体系，以有利于自己的管理。于是，在这些地区出现了典型的刘易斯所定义的“二元社会”现象。一方面是现代的制度和行政管理机构，一方面是传统的个人统治权威，一方面是受到西方教育，并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社会精英，另一方面是几乎还在传统社会生活的普通大众；现代经济部门在一些地区已经建立，但其目的并非为了殖民地本身的发展，却是为殖民者获取最大利润而经营，于是，传统与现代以一种杂乱无章的状态交织在一起，始终未能很好地融合。而这些地区在20世纪中期先后获得独立后，所产生的问题也就十分突出了。相对落后的地区具有强大的“向后看”的势力，尽管实际上并不可能向后看，但其具有“反现代化”的巨大能量，对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起着明显的阻碍作用；而殖民时期相对发达的区域以及各种殖民者的现代化“飞地”，却产生了具有现代化倾向的各种社会力量，它们强烈地要求按照英国方式迅速完成国家的现代化任务，两种力量的碰撞往往转化为激烈的社会冲突。在这种大的“二元”背景下，整个国家还由于贫富、种族、宗教信仰等等差异分化出若干个“亚社会集团”，不仅使国家要实行的政策发生了种种变异，甚至还产生了危及国家生存的分裂势力。所以，英国殖民者的遗产，无论是制度的还是精神方面的，都产生了十分复杂的后果。
在制度方面，英国式议会民主的命运显然是人们最关注的问题。然而，民主的本质是同质人群的政治游戏，不同质的人群之间是很难参与此类游戏的，这也是英国的民主为什么渗透到一般民众要等到20世纪初期的重要原因。在第二类英属殖民地，传统与现代的种种因素造成的分裂使社会不仅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同质性，甚至连传统的同质性也消失了，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议会民主制要么成为一种闹剧，要么本身就成为分裂的根源。在经历了痛苦的冲突后，只有印度最后成功地保持了议会民主制，但长期以来依旧是一些传统的大家族集团控制着实际的政治权柄。另一些国家，则干脆是军人干政或者是打着民主招牌的威权政治。因此，即便是目前民主形式上最完整的这类国家，与西方那种实质性民主依然有不小的差异。而落后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有效政府，使得这些国家在民主与权威之间面临着极其艰巨的两难选择。无论是走市场经济还是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发展道路，这些国家在独立后所进行的经济现代化都不可避免地要寻找一种制度上的稳定。在民主的形式不能提供有效的稳定政治秩序时，英国的另一个遗产似乎就显得更为重要了。那就是独立的司法体系和法治原则。于是，我们发现，在这一类地区，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国家，都不是所谓的“威权国家”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这一点尤为明显，新加坡的一些司法纠纷甚至还要到英国上院解决。换言之，在各种政治形式的表层下面，真正起作用的却是英国的司法系统和司法观念。如果这一原则得以保存并能够大致实施，则无论这些国家政权的变更如何，都能多少促进本国的发展。
至于那些尚处于社会发展初级阶段的地区，英国殖民者原本是去掠夺本地资源，推销自己的商品的。因此，英国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就更为复杂，这些地区在被外力强制纳入现代世界体系时，所遭遇的冲击更大。从一个大的范围看，这一类的国家和地区主要集中在非洲，除了少部分区域外，大部分地区都处在部族文明或类似的阶段。英国殖民者在这类地区的主要目的是掠夺资源，按母国的需要开发某些产品，倾销本国的过剩产品，甚至在一些特定阶段强制使当地人沦为白人移民者的廉价劳动力。另一个更主要的特征是，这类国家和地区由于殖民者的需要而构建起来的与世界市场接轨的经济，往往是单一的种植出口经济，这种初级资源出口型经济这使他们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世界的发达国家市场而生存，却又无法控制与之相关的贸易条件。同时，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原有社会发展水平极低，本身还缺乏内聚力，甚至它们的疆界，都是殖民者划分势力范围而任意确立的，因此，在这些国家土地上生活的部族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或国家认同感，它们所面临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的任务更重，也更艰巨。当殖民者原有的政权机构用强力将这些原本没有关系的人群捏合在一起时，其内部的矛盾似乎还不明显，一旦殖民者撤离，一个由殖民者建立起来的现代国家机器就停止了运转，所有隐藏的矛盾就暴露出来。加之其经济基础本来薄弱，所以，这些国家所面临的现代化挑战自然十分严峻。除开其自身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外（如维护国家统一而不至于解体等等），如何对待英国殖民者的遗产问题在这类地区也更加突出。因为殖民者原本的掠夺政策给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造成了难以愈合的伤害，所以，在独立后，是否还要借鉴原宗主国所拥有的合理的政治结构，管理经验，科学技术，司法体系乃至经济发展的固有优势等等，就显得更为艰难。如果仅仅是从情绪出发，采取闭关政策，或在国内实行激进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其最终结果只能使这些国家偏离正常的现代化轨道。
总的来说，无论那一种国家和地区，都有一个合理地对待英国遗产和影响的问题，凡是在英国殖民者撤离后，正确解决好了这一问题的国家和地区，在战后的发展过程中都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就，反之，则往往在“现代化的陷阱”中不能自拔。这真是一个历史的吊诡。换言之，现代化的一般原则并没有特定的国家属性，并没有只属于特定的国家所拥有的“知识产权”，只要对自身的发展有利，无论什么国家的制度、经验和模式都可以化为我用。反过来，没有消化，没有按照自己国情进行创新，机械照搬也不可能真正有成效。从英联邦的国家发展看世界现代化进程，人们不难有这样一些体会，那就是，这些最终在现代化的竞争中占有了一席之地的民族，都有下面一些共同的特点：第一，及时地建立其了有效的国家机器和行政体系，能以一种民族国家的集团形式参与国际社会的竞争；第二，将内部的矛盾冲突始终限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和时间内，并尽可能将内部的矛盾通过协商化解；第三，无论是否解决了政治的民主化问题，都在依法治国的原则上取得了一致，可以这样认为，没有法治就没有国家的繁荣；第四，密切关注他国的发展，尽可能利用一切有利的国际机遇，使自己能够利用自身的优势在一个特定领域脱颖而出。而所有这些因素中，有两个最基本的问题是绕不过去的，第一是依法治国的原则，以及在这种原则基础之上构筑的政治体系能够提供的社会稳定；第二是发展经济，即在一个开放的基础上发展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无论以什么借口忽视经济发展，都会给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当然，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我们也必须意识到，现代化的事业在今天已经不单单是一个国家的事情，它已经被纳入了世界发展的大背景中，在现代化的竞争洪流中，一个国家的发展与他国密切相关，我们必须拥有全球眼光，善于吸取他人的长如，勇于创新，尤其重要的是，是去除现代化的“外来”属性，让它与我们自身的命运融为一体，才能在世界新一轮的现代化事业中重铸中华民族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