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世纪初期，在全球化、区域化大发展背景下，在两岸经济合作日趋紧密而政治对立不见缓和的矛盾纠结中，台湾对外经济层面凸现出“出口导向产品单一化”、“新产业空洞化”、“经济边缘化”、“发展战略泛政治化”等问题。文章对上述“四化”问题的现象和成因加以探讨，重点分析大陆经济成长对其产生的客观影响，进而阐明深化两岸经济合作对解决台湾经济“四化”问题的重要性。

关键词：台湾经济：“四化”问题；两岸经济合作

一、新世纪初期台湾经济的“四化”问题

2000年以来，台湾经济遭遇50年来罕见衰退，反映在对外经济层面，不但对外贸易、投资多数指标呈现持续、大幅度下滑，而且一些主要对外经济关系消长也出现较大反差。从表面上看，这些不景气与世界性投资、贸易衰退有密切关系，并且其中一些指标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已呈现利好走势，但实质上反映了台湾对外经济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透视出全球化演变格局中台湾经济所面临的一些新问题。

（一）“出口导向产品单一化”问题

自1990年代初制造业结构发生剧烈变动以来，台湾电子、信息通信产品出口比重开始逐年递升，至1990年代末期平均比重已达到30%以上，10年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而其它两类大宗出口产品中，纺织品所占比重呈缓慢下降的趋势，基本金属及其制品所占比重虽缓慢上升，但10年间仅提高了不足1个百分点。这种演变格局反映出台湾出口产品结构的单一化特征。

台湾出口产品结构向电子、信息与通信产品的重度倾斜，一方面虽对其产业结构升级和提升国际竞争力有利，但另一方面也使其对外贸易容易遭受国际景气波动的影响——2000年以来台湾对外贸易的大幅衰退，很大程度上是国际电子信息产品需求缩减所致，因台湾电子信息产业主要是以个人电脑（PC）及其上游产品为主体。国际市场对个人电脑需求的饱和以及1990年代末期美国企业的过度投资，导致从2001年第二季度开始国际市场个人电脑出货量急剧下降，从而对台湾电子、信息与通讯产品的出口造成严重冲击，致使2001年出口额较2000年锐减119.7亿美元、负增长23.4%，而出口萎缩进一步引发“出口引申”疲弱，导致台湾电子、信息与通讯产品进口同期缩减94.2亿美元，负增长24.4%.2002、2003年，台湾电子、信息与通信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6%和7.9%，但仍属于低基期上的恢复性增长。

台湾经济对出口有很高的依赖性，出口出现问题将会带累经济全面衰退：除使国际收支受到影响外，还会直接带来内部经济调整，引发企业投资缩减、出口引申下降、生产萧条、失业人口增加等连锁反应。

近年来台湾经济衰退，受出口贸易下滑的影响很大，从中也透视出台湾“出口导向产品单一化”问题的严重性。

（二）“新产业空洞化”问题

产业空洞化（Hollowing-Out ）是指由于海外直接投资的增大而带来的本土生产、投资、雇佣等减少的现象[1].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台湾先后发生了以轻纺工业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石化工业为代表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大举外移，由此引发了岛内学者对台湾产业空洞化的担忧。后来由于台湾快速推进向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体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由传统产业外移造成的经济转型压力。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尤其2000年以来，台湾岛内资本外移逐渐转向高科技产业，与此同时，台湾经济遭受50年来最严重衰退，出现工业生产和进出口贸易下降，民间投资、外资投资巨减，失业率攀升等现象。岛内部分学者认为，资讯产业大量外移所引发的“产业空洞化”是导致台湾经济困境的主要原因。于是，“产业空洞化”又成焦点。由于此番的“产业空洞化”是针对高科技产业外移现象而言，故称之为“新产业空洞化”。[2]

按照产业空洞化的一般性衡量指标（刘红，1998[3]；林武郎；2003[4]），台湾确实存在“新产业空洞化”趋势：首先，台湾信息电子产业的海外投资逐年上升。以其中之电子电器业为例：1952—1990年台湾FDI 制造业净流入达71.8亿美元，其中电子及电器产业21.4亿美元，占制造业资本净流入的29.8％。自1993年起台湾FDI 制造业投资除了1995年为净流入外，其余各年均为净流出，表示台湾制造业资本外移超过外部制造业资本进驻，呈现资本净流出的局面。1991至2003年FDI 制造业净流出高达236.5亿美元，其中电子电器业FDI 净流出65.3亿美元。尤其是2000以来的四年间，台湾电子电器业FDI 净流出总额高达68.0亿美元，占过去13年净流出总额的104.1%.[5]

其次，台湾资讯产业海外生产比重大幅增长。据台“经济部”2003年12月1日公布的2003年“制造业经营调查报告”显示，台湾制造业海外生产比重逐年增加，岛内自制比例逐年减少，2002年委由海外生产基地生产的比重达到18.7%，相较2000年提升了近10个百分点，其中信息硬体产业的海外生产比重攀升更快，2002年已达到64.3%，较2000年提升了13.4个百分点，2003年更高达79.1%.[6]

此外，与台湾FDI 制造业投资净流出趋势同步，台湾本土制造业从业人数、设备投资率、生产指数年增加率、劳动生产力均呈下降态势。[7][8][9]

总之，以信息电子产业为主体的台湾高科技产业加速外移，不但引发本土投资规模萎缩，失业率增加、而且有进一步导致其国际竞争力弱化的倾向；岛内制造业资本外移已不单是“防御型”投资性质，而显露出“扩张型”投资迹象，其结果也不单是扩张经济势力和促进本土产业升级，而是造成高科技与上游工业大规模外移，致使台湾经济面临“新产业空洞化”的挑战。

（三）“台湾经济边缘化”问题

“台湾经济边缘化”概念最初是由台湾岛内学者提出的，主要意涵是指随着东亚区域自由贸易整合的推进，台湾面临由“贸易、投资转移”效应所导致的市场空间缩小的危险：1980年代末期，在“南向、西和、北进”的“亚太战略”推动下，台湾经济重心开始向亚洲地区转移，至1990年代初期业已确立了以东亚为投资、贸易重心的对外经济格局。新世纪初期，东亚板块在台湾对外经济中的地位更加突出：2002年祖国大陆取代美国成为台湾最大出口地区——至此，台湾最大进、出口来源地齐集亚洲；新世纪以来的四年间，亚洲所占台湾出口比重由1990年代的49.0%上升到55.1%，所占进口比重由49.5%上升到56.5%；所占台湾对外投资比重由1990年代的57.6%上升到59.8%.这种趋势表明亚洲市场对于台湾经济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而从目前东亚地区内浮现的AFTA、“10+3”、“10+1”以及CEPA等板块整合来看，对于游离于外的台湾经济显然存在贸易、投资转移的负面影响，有导致台湾经济市场空间缩小的可能性。

实际上，作为与“经济核心化”相对应的概念，“经济边缘化”更多的是对经济体区域经济地位下滑现象的描述，反映经济体在区域经济事务中由于可替代竞争的出现而日渐“去中心化”的过程。表象上看，是经济体对区域经济活动参与减少、经济活力萎缩，实质上是区域竞争力的下降。因此，“台湾经济边缘化”除了“市场空间缩小”层面的意涵外，更主要的是台湾在亚太经济乃至全球产业分工链中的定位问题。

在过去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台湾经济创造了世人瞩目的发展奇迹，其区域经济地位从美、日经济的边缘上升为亚太区域的技术、产业中介。然而，全球化浪潮的推进，祖国大陆等发展中经济体的替代竞争，以及“入世”带来的挑战，加之岛内政治生态等非经济因素的负面影响——凡此种种，都在改变着台湾经济赖以发展的社会、经济环境，动摇着台湾经济在亚太产业分工链中的既有地位，使台湾经济面临“由产业分工地位下降导致经济边缘化”的挑战。[10]

（四）经济发展战略“泛政治化”问题

新世纪以来，台湾首次“政党轮替”，岛内以及两岸政治生态发生变化：一方面是朝野政党纷争不断，一方面是民进党“台独”政治诉求下两岸关系的严重倒退。台湾当局从“台独”政治出发，统筹全球化、两岸以及岛内财经政策，从而导致其经济战略“泛政治化”，集中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以遏制两岸经贸关系发展为出发点推行“全球布局”战略。“全球布局”战略是台湾当局在2001年8月的“经济发展咨询委员会”上提出来的，主要内容是“深耕台湾、布局全球”，对于两岸经贸关系，一方面主张以“积极开放，有效管理”取代“戒急用忍”，一方面主张加强“风险管理”。这次“经发会”虽然在岛内有识之士的呼吁下就“松绑”两岸经贸关系达成了很多共识，但在继后执行上却大打折扣。事实证明，受“台独”政治影响，台湾经济“全球布局”战略非但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贯彻和落实，而且在实际推行中偏离其原有的经济利益诉求，最终演变为针对祖国大陆的“市场分散”策略。台湾当局一方面对两岸经贸关系实施“假开放，真管理”，一方面积极深化与大陆以外的经济伙伴关系，试图以“多元分散”策略减缓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步伐。

其二是为达成巩固政权、竞选连任等目的，陈水扁当局以意识形态主导岛内财经政策，致使其施政中心不再是围绕经济发展而是围绕政治斗争[11]，诸如与在野党在“核四”、“防SARS”、“党产”、“公投”、“制宪”等政经议题上攻讦不休，以及为选战而出台一系列短期性社会福利政策等，都充分体现了其“政治主导经济”的“泛政治化”。

总之，台湾当局的“经济发展战略泛政治化”使岛内政治因素对于台湾经济的影响，在民进党执政以来的四年内上升到主导地位，其所引发的岛内政局动荡、财经政策摇摆不定、两岸关系前景不明，特别是迟迟无法达成两岸直接“三通”等，最直接的后果是造成岛内投资环境急剧恶化，侨外投资持续下滑，岛内企业加速外移，欧美商会纷纷撤离等。总之，台湾当局从“台独”理念出发，统筹全球化、两岸以及岛内财经政策，造成了台湾经济环境恶化，使台湾经济错过了许多发展良机。

二、大陆经济成长对台湾经济“四化”的影响

“四化”问题，究其根本，是内、外部经济、非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台湾经济结构性、当局战略性等深层次问题的反映。“出口导向产品单一化”是传统产业出口萎缩与高技术产业内部结构性失衡的矛盾显现：“新产业空洞化”导因于全球IT产业生产经营模式的变革，但其实质仍然是台湾电子资讯产业本身结构升级及其在国际IT产业价值链中所处地位问题；至于“台湾经济边缘化”，表象上看是台湾游离于区域经济集团化而导致其区域经济地位的下滑的走势，但最终取决于其区域经济角色调整，相当程度上是台湾当局全球化战略取向的函数；而“经济发展战略泛政治化”的主要根源则在于台湾当局以“去中国化”意识形态统筹对外经济政策。

“四化”问题由来已久，但在21世纪初期凸显出来，主要是受全球化、区域化浪潮冲击所至。特别是大陆作为亚太新经济增长中心的崛起及其对全球化、区域化的积极参与，对台湾经济“四化”问题产生了尤为深刻的影响。大陆经济的成长效应，对于台湾而言，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但在两岸政治“哈哈镜”的作用下，在台湾当局的政治宣导下，其消极面被放大，以至岛内存在将“台湾经济边缘化”、“产业空洞化”归咎、问责于大陆“磁吸作用”的舆论。因此，有必要就大陆经济成长对台湾经济“四化”的影响加以客观评估，以正确认识“紧密两岸经贸往来”与“保障台湾经济安全”之间的关系。

（一）大陆经济成长对台湾经济发挥“增长引擎”的作用；两岸贸易稳定增长有利于减缓台湾对外贸易波动性。

近年来，特别是中国“入世”后，低要素成本优势与市场商机的显现，使中国成为全球资本聚集地。一方面原来分散在其它东亚国家的来自东亚区域外的跨国投资转向大陆，另一方面包括日本、韩国、东南亚和港台地区的东亚区域内的制造业资本也向大陆的迁移。2003年大陆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1081家，比去年增长20.2%；全年吸引合同外资1150.7亿美元，同比增长39.03%；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535.05亿美元，同比增长1.44%.以实际投入金额计算，2003年对华投资前十位的国家和地区依次为：香港、维尔京群岛、日本、韩国、美国、台湾省、新加坡、西萨摩亚、开曼群岛和德国[12].近年来流入中国的外资不仅在数量上迅猛增长，而且在质量上也有明显提升，伴随日、韩等跨国制造商而来的往往是他们的配套研发部门和一些高端产品。这些迹象表明，中国正在成长为东亚乃至全球的制造业中心。

此外，中国本土重工业化的推进和国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启动了潜力巨大的内需市场，同时外商投资也带动原物料及中间产品需求的增加——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各国（地区）竞相角逐的“世界市场”。特别是泰国、新加坡、韩国、台湾等东亚经济体都相继以中国作为第一出口国（或最大贸易伙伴）。总之，作为“世界工厂”、“世界市场”的中国，正以其巨大的磁吸力量汇聚全球资本、物流、信息流，集成而为亚太区域经济增长的新极核，带动周边国家（地区）乃至全球经济成长。

依据经济比较利益法则以及区域经济成长的“近邻效应”，根植东亚、与祖国大陆一衣带水的台湾，因为享有与大陆的经济互补优势以及地缘、语缘优势，更有条件在与大陆这一新经济增长中心的互动中获取利益，成为新一轮东亚经济重组的大赢家。近年来两岸经贸发展对台湾经济增长、经济转型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大陆已经成为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特别是在新世纪初期台湾经济景气急剧衰退形势下，更加凸显出大陆经济对台湾经济的重要支撑作用。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台湾内部经济环境恶化，出口、投资、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中，唯有出口维持相对的活力。仅就2003年台湾经济成长情况分析：2003年台湾民间消费增加率、固定投资均创40多年来最低纪录，在如此严峻的内需不振形势下，台湾经济仍能够达到3.15%的年增长，其主要动力来自外部需求即贸易出超，贡献率高达82%，其中，与大陆贸易出超403.7亿美元，是台湾对全球贸易出超147.2亿美元的2.74倍。可见，两岸贸易已经成为台湾经济成长的主要牵引力。此外，两岸贸易具有稳步持续增长的特征。

四年来台湾对大陆进、出口成长最为稳定。即使2001年面对台湾进、出口市场的全面衰退，大陆市场的缩减幅度也是最小的。两岸贸易这种稳步持续增长的特性对“出口导向产品单一化”所导致的台湾对外贸易波动起到了重要的缓解作用。

（二）大陆作为新增长中心的出现，促进了亚太乃至全球产业分工链重组，客观上对台湾的经济转型产生压力和挑战。

从区域经济空间演进角度考察，新增长中心的出现会导致新投资、贸易网路的形成，从而引发区域资源重组和产业重构，进而打破既有的经济循环模式和业已建立起来的竞争均衡，形成新的区域产业分工格局以及新的竞争均衡。新增长中心所引发的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梯度的变化，无疑会使区域成员感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和压力。依靠低要素成本优势从事代工制造，是目前中国参与东亚区域以及全球产业分工的主体模式。因此，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崛起对于以加工制造业为支柱的东亚经济体而言，意味着强大的替代竞争压力。而加速产业升级、提升产业分工地位则是应对竞争、抓住机遇、谋求发展的最佳选择。

台湾的制造业一向以传统的代工生产模式为主，成本、规模、产业集聚效应是其竞争优势所在，但大陆在上述方面成长迅速，逐渐取代台湾成为亚太“制造中心”，从而在客观上加速台湾传统代工优势的丧失，迫使岛内产业加速“西进”。据统计，1991—2003年间，台湾制造业FDI 中有73.9%流向大陆，2000—2003年更高达80.4%；其中电子电器业FDI 中流向大陆的份额为66.3%，2000—2003年更上升至72.4%.在台湾社会政治经济环境恶化的大背景下，岛内制造产业的这种加速“西移”与“外人投资”的踯躅不前以及民间投资意愿的急剧下降所形成的巨大反差，自然引发了岛内诸如“生产基地西进，排挤‘国内’投资”、大陆“磁吸作用”导致台湾“产业空洞化”等疑虑。

事实上，产业外移是全球化下资本加速流动的大势所趋，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这样的趋势并不只限于海峡两岸，全球已开发的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和欧盟，都面临此类的产业外移；产业外移并不必然导致产业空洞化，产业升级滞缓导致新、老产业衔接不力而出现产业“断层”危机，才是“产业空洞化”的根本源头。台湾的信息电子产业主要因循“代工模式”，缺乏自主研发，技术提升缓慢，在产品附加值、品牌和服务方面都很薄弱。当较低层级的资讯硬体制造业为适应全球化下信息产业“供应链管理”模式[13]而外移寻求新发展空间时，岛内高阶产品成长有限、新形态应用领域开发不足，自然无法填补产业外移造成的“空洞”。

大陆对岛内资本的确存在巨大“磁吸作用”，但这种磁吸力量是通过市场经济规律发挥作用的。如果说有超越市场的“魔力”，则应归因于台湾当局限制性两岸经贸政策的“推力”效应——正是台湾当局对两岸经贸“假开放，真管理”，极力离间两岸经贸关系，迟迟不开放两岸“三通”等诸如此类的种种作为反而迫使岛内企业加快转移大陆的步伐。由此可见，台湾产业升级不力和台湾当局的“泛政治化”才是台湾“新产业空洞化”的始作俑者。大陆以“竞争促进者”身份所形成的对于台湾经济转型的压力和挑战，从积极的角度思考，恰是台湾实施经济转型的契机和动力。

（三）大陆经济对区域化的积极参与有力地促进了东亚经济整合；借助两岸经济一体化融入其中是台湾防范经济“边缘化”的最佳途径。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步伐加快。在这一进程中，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大陆越来越多地参与多边贸易体制和不同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目前已经加入的区域合作组织包括亚欧会议、曼谷协定、中国——东盟（10+1）合作机制、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上海合作组织、中日韩——东盟（10+3）合作机制等，合作对象包括欧洲、北美、东南亚、南亚、中亚等地区。其中尤以“中国——东盟（10+1）”合作机制为新世纪以来祖国大陆对外经济交往的新亮点。对于祖国大陆的积极态度，有台湾学者评论说：“以市场诱因为后盾，结合泛亚洲民族主义，使得中共不但表达了融入新国际秩序的企图，也展现了主导的实力，一改过去改造国际秩序的理念？？最足以说明北京方面以参与取代介入，以领导代替革命的新建设性交流政策”[14].实际上，祖国大陆成为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推动力，关键在于经济的日益崛起和市场空间的日益显现。“正在成为东亚共同的制造业中心的中国已经把东亚各国的经济联系在一起了”，因此，“东亚国家就有必要签订这种协议来保护这种分工，这种合作，使大家共享区域利益”。[15]

近年来，面对亚太经济整合新格局，台湾当局把与美、日以及东南亚国家洽签“FTA ”提高到谋求其所谓“国际空间”的“高度”倾力加以推动，但都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实际上，两岸经济一体化是台湾经济参与东亚经济“机制性”整合，防范“边缘化”危机的便捷通道。

这条通道不仅能够使台湾经济尽快融入区域一体化，实现其“全球布局”的产业扩张策略，拓展更广阔的市场空间，而且可以整合两岸资源优势重塑台湾经济竞争力，有助于巩固、提升台湾的区域经济地位。就此角度而言，能否尽快融入东亚经济一体化整合，避免经济边缘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台湾当局的战略取向：是执着于“远离大陆的经济多元分散”，还是依据比较利益法则与大陆经济持续整合。

三、深化两岸经济合作才是解决台湾经济“四化”问题的有效途径

通过前述分析，可以明确：台湾对外经济层面所凸显出来的“四化”问题是台湾经济本身结构性矛盾的显现，而台湾当局政治诉求下的战略导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陆作为亚太区域新制造中心的崛起及其对全球化、区域化的积极参与，于台湾经济而言，是机会也是挑战。

事实上，在全球化浪潮下，两岸经贸关系已不单是两岸之间经济往来的问题，还必须从全球化、区域化的高度加以探讨。所谓全球化，具体而言，就是在关税壁垒消除、信息科技大发展前提下，以追求最大获利机会为目的，全球资本、技术、工作机会在世界各国（地区）之间加速流动，进而形成全球产业分工网络的过程。在此进程中，不论是政府、企业或民间部门都将面对来自全球范围的竞争，都将有机会掌握全球各地的商机，也都必须不断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应对全球性的挑战。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世界各国（地区）经济的融合和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全球范围内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但其消极后果却是对世界各国（地区）非对称的冲击效应和日益加剧的两极分化。

一国（地区）要在客观必然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降低不利冲击、获取更多利益，其一是通过发挥比较优势，提升国际竞争力；其二是通过与其它国家（地区）的经济结盟，建构内部市场风险共担机制，以抵御和缓解全球化浪潮的冲击，这正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世界经济全球化并行发展的主要原因。从上述角度来看，两岸经贸关系不仅是两岸之间的经济交往，而且是全球、区域产业分工体系下的必要环节。企业对外投资，与全球生产体系紧密结合，是企业提升竞争力、拓展生存空间的基本策略，台商对大陆投资也是基于市场经济规律的理性选择，至于由此引发岛内“资本外流”、“产业空洞化”以及“经济边缘化”等现象，根源在于台湾经济本身结构性问题，很大程度上也受政府政策导向的负面影响。将其简单地归咎于产业外移现象、归咎于大陆“磁吸作用”则有失偏颇。

两岸经贸关系是在“后冷战”时期“经济合作取代政治冲突”的国际政经大气候中，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随着台湾经贸重心向亚洲转移而孕育、发展起来，又是以新世纪初期两岸先后“入世”为契机获得更大进步的。两岸经贸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也必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而成为不可遏止的潮流和趋势。因此，因势利导，抓住大陆经济成长所带来的发展机会，推进与大陆经济深度整合，构建两岸产业优势互补、合作分工的联动格局，加快台湾产业升级步伐，推动经济结构转型，不失为解决台湾经济“四化”问题的有效途径。

解决“四化”问题要从台湾经济结构转型着手，包括推进高科技产业结构多元化、资讯产业内部结构升级以及推进传统产业信息化、高附加值化等方面：①在总体发展策略上，就是由原有代工制造的出口导向模式重新定位，注重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运筹等服务环节，也即向“微笑曲线”两端提升。而把产业链低端的制造加工功能转移至祖国大陆，这样既可以因应祖国大陆的“替代竞争”，又可以利用祖国大陆的“制造中心”资源实现经济结构升级。②在具体产业发展方面，依据比较优势，选定策略发展的产业。目前台湾规划除大力发展以LCD 为主导的光电产业、半导体专工产业[16]以推进电子信息产业内部升级外，未来发展纳米技术、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但这些产业尚处于初始研发阶段，短期内难以达成规模经济。此方面存在两岸分工合作的巨大空间：大陆基础科技研究实力雄厚，研发人才众多，研究成果丰硕；台湾在科研成果的转化、企业市场营销的能力、分销网络的建设等科技商品化方面，以及在微电子、通讯、计算机、光电等产业等国际化营销网络方面有明显优势。据此，两岸可以考虑在“共选项目、共同研发、共合资金、共享市场”方面展开高科技商品的产业化合作。[17]

“四化”问题既有结构性因素，也有战略性因素，而在目前两岸政治矛盾纠结的大环境下，消除台湾当局经济发展战略的“泛政治化”更成为解决台湾经济“四化”问题的关键所在。其核心在于跳脱当局的“政经连环套”，从全球化、区域化、两岸经济一体化联动发展角度，重构台湾经济发展新思维。具体而言就是松绑两岸经贸关系，开放两岸“三通”，使两岸经贸关系在市场经济规律的导引下向纵深发展。唯此，才能进一步发掘两岸经济互补优势，使台湾经济得以充分利用大陆的腹地资源和市场，在与大陆这一亚太经济新成长中心的的互动整合中，奠定发展新利基。

主要参考文献：

[1][3]刘红：《日本产业空洞化浅析》，《辽宁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2]黄如良：《对台湾“新产业空洞化”的质疑》，《亚太经济》，2003年第2期。

[4]（台）林武郎：《台湾“产业空洞化”问题之再探讨》，《台湾经济论衡》，2003年4月。

[5]资料来源：台“行政院”主计处“国情统计通报”：“我国对外投资（FDI ）制造业概况”，2003年7月22日。

[6]资料来源：台“行政院”主计处“国情统计通报”：“近年我国资讯产业概况”，2004年1月13日。

[7]资料来源：台“行政院”主计处“薪资与生产力统计”，2004年2月。

[8]资料来源：台“行政院”主计处新闻稿：“国民所得统计及国内经济情势展望”，2004年2月20日。

[9]资料来源：据台“经济部”统计处“工业生产统计”，http://www.moea.gov.tw，2004年2月。

[10]石正方：《东亚经济一体化新格局下台湾经济的边缘化》，《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第1期。

[11]邓利娟：《陈水扁当局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及其影响评析》，《台湾研究集刊》，2004年第2期。

[12]《2003我国利用外商投资535亿美元》，http://www.cctv.com ，2004年1月14日。

[13]张冠华：《步入转型期的台湾信息电子产业》，《台湾研究》，2002年第3期。

[14]（台）赵建民：《停止政争参与亚太经济整合趋势》，http://www.npf.org.tw ，2000年11月28日。

[15]《中国正在塑造一个全新的亚洲经济圈》，http://www.cctv.com ，2002年11月19日。

[16]笔者注：与“代工”概念相对应，“专工”不单从事生产制造，还从事研发和设计，属于高科技制造服务业范畴。

[17]郭国庆等：《论台湾科技产业发展的缺陷与两岸合作模式》，《中国科技论坛》，2001年第6期。

来源：《台湾研究集刊》2005年第1期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福建厦门36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