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 篇 理论分析
如前所述，国际金融中心（IFC）早在13世纪就在佛罗伦萨开始形成，但直到一战前后，经济学才偶尔表现出对金融中心的兴趣（Fanno,1913；Powell,1915；Gras,1922）[31][8]。此后很长时期，“人们从未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过金融中心形成的问题,
可能是因为这一问题处在两个学科的边缘”（Kindleberger,1974）[20]。城市与区域经济学关注城市，探讨工商业的地理分布，极少提到金融业；金融理论则假定货币和资本市场均匀分布，对金融中心的地理位置和相互关系毫无兴趣。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推进，国际金融中心现象在1975-1994年间渐渐成为关注的热点。R. Roberts（1994）编著的国际金融中心四卷本论文集中收录的100篇论文，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13]。文献包括国际金融中心的概念、层系、功能、形成原因以及相互关系的理论探讨、个案分析和涉及排序的定量分析。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经济学家的研究兴趣转移到了金融危机、汇率制度等理论实践问题上。在经济学家的热情冷却下来的同时，经济地理学家却热忱地关注起金融活动的空间聚集及地理分布，形成了称之为金融地理学和货币空间经济学的新型交叉学科。A.Leyshon(1995, 1997,
1998)[32][33][34]、R. Martin（1999）[35]、A. Tickell & P.Taylor（2001）[36]等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原因及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IFC的研究中，对伦敦、纽约和东京三大全球金融中心（GFC）的研究体现出以下特点：（1）从经济金融学的角度分别进行的个案研究，这类文献数量众多；（2）通过体现金融中心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或决定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对全球主要的IFC的进行层级排序或竞争力排名,而三大GFC则处在顶端地位（东京时常处在次高端）。例如Reed(1981, 1983)[37][4], Jao(2004)[5]和Corporation of London(2003,2005)[12]主持完成的研究成果。（3）城市经济学家P.Taylor（2004，2006）[38][39]和社会经济学家S.Sassen（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2001）[40]等人对全球化与信息化背景下城市网络及城市作用的分析，三大GFC城市是他们关注的焦点，城市金融功能则是其研究的重要侧面。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经济学曾经显示出对金融中心的功能以及金融中心的相互关系的兴趣。Fanno(1913)在其著作中讨论了银行业和货币市场的集中过程，包括地理集中。Powell(1915)在其著作《货币市场的演进》中详细描述了相互独立的银行集聚于伦敦而形成地理上高度集中的金融结构的过程。经济史学家Gras(1922)在其《经济史导论》中描述了从乡村、城镇到城市经济的发展阶段，并花了较多的笔墨（其第五、第六章）深入分析了作为大都市功能之一的专业化金融机构的发展。他考察了都市为其腹地服务的四个阶段，并认为金融是在处在商业、工业和运输业之后的都市发展最高阶段。金融比商业、工业和住宅具有更大的集中度。Gras也是最早对金融市场层级结构特征作出分析的学者。他指出，一国有一个全国性的信贷市场，但这一市场在空间上显现出等级化的特征。
此后，关于金融中心形成的理论分析在很长一段时间几乎是空白。Kindleberger(1974)的解释是，金融中心的形成问题介于两个学科的边缘。城市与区域经济学关注城市，探讨商业、工业和住宅的区位选择，但极少提及金融业。例外的是加拿大地理学者Kerr(1965)发表过题为“加拿大金融地理的某些方面”的论文[20]。法国学者Labasse(1955)从地理学的角度涉及金融中心的研究，讨论了里昂地区银行网络的发展以及中心城市间的金融联系[20]。而关于货币和资本市场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文献对金融中心的地理位置或其相互关系毫无兴趣，除了只言片语， 经济学家通常假定，货币和资本市场在给定的国家里均匀分布。
上世纪60-80年代，经济学家表现出对国际金融中心日益增加的兴趣。Kindleberger是其中最重要代表。他在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1963，1974，1978，1984a，1984b，1985，1992）[20][41]大都具有关于国际金融中心的论述。其1974年的著述《金融中心的形成：一个经济史的比较研究》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规模经济与外部效应理论对金融中心的内在形成原因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并且运用历史分析方法对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德国柏林、意大利、瑞士、加拿大、美国纽约等金融中心的形成和演变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成为此后的国际金融中心研究者经常引用的经典。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涉及国际金融中心的特征与功能、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原因及推动因素、金融全球化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国际金融中心的影响等领域。这一时期的研究大都属于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部分文献以经济史分析方法探讨特定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和演变。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拉美和亚洲先后发生了金融危机，货币危机、金融体系脆弱性、汇率制度安排以及国际金融框架改革等问题引起了经济学家的更多关注。相比较全球范围的国际金融中心格局相对稳定，人们的研究兴趣也随之冷却。
虽然经济学家对国际金融中心研究热情有所冷却，但另外一些学者，经济地理学家则对金融活动在物理空间上的聚集和分布发生了强烈的兴趣。作为经济地理学的一个分支，金融地理学开始形成，金融中心成为其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金融地理学在解释国际金融中心的兴衰成败方面比以往的解释更有说服力，主要在于其强调了信息的作用。金融地理学家认为，信息的外部性、信息的不对称性、信息腹地是决定金融中心的最重要因素，其他的因素还有历史文化传统、历史事件的发生、路径依赖以及某些偶然因素等。国际金融中心提供专业和高增值的中介服务，很大程度上依赖信息，它不单是信息的收集者和使用者，而且也是将低层次信息升级为高层次信息的中转站。信息的性质和流量主导着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步伐和方向。而国际金融中心也同时将低层次信息加工成更高层次的信息。信息流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先决条件，而金融业也可被理解为“高增值”的信息服务业（Thrift,1994; Porteous, 1995; Martin,1999）[42][43][35]。
另外，国际金融中心也是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因为国际金融中心往往存在于经济发展状况较好的城市或者具有特殊优势的城市。Poon(2003)[44]指出，关于世界城市和国际金融中心的相关文献有着重要的相同观点：首先，两类文献都同意世界金融中心和城市都是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就像金融和其他经济流的控制和管理中心。第二，两类文献都支持研究城市空间安排的功能运用，并且断定城市在全球城市布局中具有层次性。第三，两类文献在区分世界城市或国际金融中心方面重叠很多，它们指出Big-3（伦敦、纽约和东京）作为全球经济交易的最高层次的城市，由相对较小的世界城市如巴黎、法兰克福、新加坡和香港来支持。第四，国际金融中心文献主要集中于城市的一个功能，即金融业活动，这相当于世界城市文献所讨论内容的一个子集。世界城市文献还涉及更为广泛的研究，如法律与会计服务、劳动力市场、公司总部、通讯、政治、教育和文化等功能。
本篇关于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理论的分析作如下安排：第七章阐述金融中心形成的新古典经济学解释。重点讨论Davis的金融机构选址理论和Kindleberger的聚集经济和规模经济理论，第八章讨论金融中心形成与发展的金融地理学观点，第九章讨论城市经济学适用于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理论和见解。
第七章 金融中心形成的新古典经济学解释
关于金融中心形成的新古典理论主要是将新古典经济学涉及的区位选择、需求供给分析和规模经济与外部效应等概念和原理运用于金融中心形成问题的分析。本章从区位选择理论的分析入手，重点阐述Davis的金融机构选址理论和Kindleberger的聚集经济和规模经济理论。
第一节 早期的区位理论[3][45]
早期的区位理论主要有古典与新古典两类区位理论，前者有冯·屠能（Von Thünen）的农业区位理论和劳恩哈特(W.
Laonhardt)和韦伯(A. Weber)的工业区位理论，后者主要有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的中心地区理论、勒施（August
Losch）的区位经济理论和 B.G.
Ohlin的区位贸易与生产力布局理论。我们分别简要介绍这些理论的主要原理。
一、屠能的农业区位理论
德国经济学家屠能在其1826年出版《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著作中设想了一个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四周为荒地所包围的国家，其中心是一个大城市，作为唯一的制造业产品的供应者，城市的食品则完全由四周的土地（一个农业大平原）供给；国内各地自然条件与运输条件相同。农业生产的利润为V=P -（C +T），其中P为农产品价格，C为生产成本，T为运费。屠能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函数，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农场生产的品种选择与经营方式的首要决定因素是距离，即生产地与市场的距离。农场生产什么作物获利最大，主要不是由自然条件决定的，而与特定农场或地块与中国心城市（农产品消费市场）的远近距离密切相关，农场的经营规模也与距离密切相关，增加投入必须使价格与边际成本之差能偿付追加的成本与运费。当生产成本给定时，离中心城市越近，追加的运费越低，边际产量所需偿付的越少，生产规模扩大的可能性越大。
屠能认为，地租是与距离负相关的，随着可耕地与市场距离的不断增大，可耕地的地租是不断下降的，这样便可形成一个以城市为中心的同心圆环，半径距离小的环上土地昂贵，宜种植运输成本大、单位面积产值高的的作物，而半径距离大的环上土地则种植土地密集型或运输成本小的作物。这样，屠能设计了孤立国六层的农作物圈层结构，构成著名的农作物圈层布局理论。屠能理论的创新点在于：农业经营方式上，并非集约程度越高越好，离中心城市越近，集约化程度越高，离中心城市越远，经营越粗放。农业布局上并不是哪个地方适合种什么就种什么，与距离有关的地租与运费才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二、劳恩哈特与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
劳恩哈特1882年在德国《工程师协会期刊》上发表了“确定工商业的合理区位”的论文，利用几何学与微积分将网络结点分析运用于工厂的布局，提出了在资源供给和产品成本馋涎欲滴售约束下，使运输成本最小化的厂商最优选址问题及其尝试性的求解方法。他构造了一个区位三角形，寻找使里程运费在生产的区位中必须保持平衡的最小值点，即区位的三角形极点。他在1885年发表的“经济学的数学基础”一文研究了运输对生产和消费的影响而建立了被称之为“劳恩哈特漏斗”的分析方法，奠定了他在经济分析史上的显著地位。
韦伯是工业区位理论的重要创始人，他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于1909年出版了《工业区位论》这部著名著作，系统地建立起一系列概念、原理和规则，严谨地表述了一般区位理论。面对制造业规模庞大的迁徙，韦伯试图回答：什么原因使某个工业从一个地区迁徙至另一个地区？决定迁徙的一般经济规律是什么？韦伯将影响工业区位的因素分为区域性因素和领取因素两类。工业布局于各个区域受区域因素影响；而在工业区域内，厂商为什么集中在某个地方是集聚力和分散力相互作用直至均衡的结果。集聚力受技术发展、劳动力组织变化、市场化因素以及经济环境因素的影响，分散力则可归结为伴随工业集聚而来的地租增长的影响。韦伯设计了一个集聚函数，精确地表述了大工业单元对小工业单元的吸引程度。该函数由公式R=f(M) / As表示，其中M为大工业单元的日生产数量，R为集聚的扩散半径，A为运输单位产品的总重量，又称区位重，S为运输价格。韦伯在分析厂商定价决定时继承和扩展了劳恩哈特的方法。他假定一个厂商靠一个或多个供应商提供投入品，也为一个或多个市场提供产品，因此涉及的区位不少于三个。他将劳恩哈特的区位三角形概念一般化为区位多边形。韦伯也考虑了生产成本中的劳动成本，它与运输费用一样影响厂商的选址的决策。而决定企业最优规模的标准有两个，一个是单位产品的成本最低，一个是企业总利润最大，在区位选择的时候，这两个标准确定的最优规模可以是不一致的。因此区位对最优规模的决策也有重要的影响。韦伯用聚集经济表述企业的外部经济，并指出聚集能否产生效益既取决于聚集企业的种类与结构，也取决于聚集的规模。
三、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区理论
克里斯塔勒于1933年出版《德国南部的中心地区》一书。他在书中探讨了城镇为什么存在？决定城镇发展的因素是什么？ 城镇在区域中的次序排列是如何产生的？克里斯塔勒假设有一块匀质的平原，资源、人口密度均匀，运输费用给定不变，消费偏好相同。厂商的区位选择要考虑需求界限（满足正常利润要求的最低规模需求），考虑市场范围（代表市场的地理限制，超过这个限制，消费者将光顾其他较近的市场）。这样就形成了商品市场地理分布的范围，形成若干个大小不等的“中心地”。在一个区域内，高级的中心地只有一个，次一级的中心地较多，等级越低的中心地数目越多、规模越小。每一个中心地的相对重要性取决于它所提供的商品数量和等级。克里斯塔勒首创了以城市聚落为中心进行市场范围与网络分析的理论，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他的理论也被看作是一个静态的新古典框架。
四、勒施的区位经济理论
勒施1939年出版了题为《区位经济学》的专著，将新古典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运用于空间的分析，距离成为研究的中心。勒施从局部均衡转向一般均衡，研究区域的结构而不是将它看作是既定的。他用一系列一般化的假定替代“其他条件不变”的假设。他假设人口和原材料均匀分布，这是与以前学者不同的一般化假设。他引入竞争者影响因素，认为，工业布局首先会受到竞争者的影响，其次会受到消费者和供应商的影响。他认为，布局问题是一个经济单位之间互动的过程，如果考虑各种影响因素，找出各经济单位布局的相互关系，就要寻求整个区位系统的平衡。勒施建立了区位的一般方程，由五组平衡方程表示，分别反映五组均衡条件。勒施建立起市场区位理论（与中心地理论在市场网络体系上的观点一致），并研究了市场网络对工业区位的作用。勒施的研究表明，仅靠竞争力量自身就将建立一个包括工业区、经济区和市场区的区位体系。该区位体系既可以被理解为生产集聚，也可以被理解为或多或少的聚会中心地交叉，三个区位同时决定。勒施建立和发展了工业区位理论、经济区理论和市场区位理论。
五、奥林的区际贸易与生产力布局理论
奥林在1977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其1933年出版的《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著作被提名为他的主要贡献。奥林首先假定商品在国际间可能自由流动（无运费）而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的情况下，讨论生产要素的丰欠如何决定商品的相对价格和贸易格局；继而放弃商品贸易无运费的简单假设，讨论进口税和运费对贸易的影响，分析了地理位置、规模经济对贸易的影响，并进而研究了资本移动的因果关系，他最后放弃了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的假设，讨论要素流动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书中第10章和第11章专门讨论了一般布局理论，第12章讨论了作为区位理论的区际贸易理论。他在附录“对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看法”中指出，国际贸易理论是一个多边市场理论，尤其重要的是国际贸易理论是拉近布局理论的，布局理论比国际贸易理论更为广泛，贸易理论的一大部分可以看作是布局理论的一小部分。当把各种运输条件的影响和大规模生产的优点结合起来时，关于生产布局以及国际贸易的性质和影响所做出的结论，同只考虑生产要素的稀缺性所得出的结论有很大的不同。奥林的这一著作不仅对国际经济学作出重大贡献，而且对布局理论作出重要贡献，开拓了贸易与生产力布局关系的新领域。
第二节 金融机构的区位选择理论
英格兰银行的经济学家戴维斯（E. P.Davis,
1990）将工业区位选择理论引入对金融中心形成问题的研究，提出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微观经济分析框架[23]。他用企业区位选择理论解释为什么金融服务企业选择在某个中心城市而不是在其他地方开业和经营，分析了金融机构选址的供给和需求方面的因素。
一、工业企业区位选择的一般原理
早期的工业企业区位选择理论注重生产要素和产成品的相对运输成本。最优抉择要求在产量给定情况下总的运输成本最小化。如果生产要素相对于产品更难运输，企业的地址将选择在生产要素供应地，反之则选产品市场所在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源和产品市场的地点都会发生变化，相应地企业最佳的经营所在地也会发生改变。同时由生产技术的变化造成的要素投入组合的改变，也会改变企业最佳的经营所在地。
更为现实的决策目标是生产成本的最小化。企业所在地的选择虽然取决于要素的价格，包括运输成本的影响，但要素价格还影响企业的生产决策，并可能使生产要素的成份发生变化，因此同时进行经营地和生产方式的选择则更能节约昂贵的资源，如城市中心的土地。这种成本最小化的决策机制也可与利润最大化的通用模型相结合。利润最大化模型通常构建一个地点-收入函数和地点-成本函数，用于描述不同的地点选择所产生和收入和成本的变化。地点-收入曲线显示在工厂交货价格不变的情况下，税后收入是如何随着地点的变化而变化的，而地点-成本曲线则表现了在不同地点进行生产所耗费的要素和制造成本的总和。
戴维斯对企业内部的规模经济与外部经济的关系作出自己的解释。他认为，规模带来的外部经济的增加是因为企业自身而不是辅助性机构的壮大。一旦一个企业在某个地点的生产规模达到足够大，它就会吸引很多辅助性单位。这些辅助性单位可以使它得到更加可靠和便宜的生产要素，也使它的产品销售更有效率。比如，在经营所在地会出现一个适合本企业技术条件的熟练员工人才库，本地的广告公司和市场组织，以及合作性的研发机构甚至专业的原材料市场等等。
工厂一旦建起后，如要迁移就将涉及“沉没成本”。沉没成本是指工厂或企业迁移时由于部分生产要素不能迁移所造成的损失（如建筑、土地等）或即使能迁移也要付出的很大成本（如员工、机器、电子和计算机系统）。这种迁移成本导致在进行区位选择决策时具有很大的惯性：一个新的经营所在地不能仅仅只提供相对静态意义上的更多单位利润，还必须能提供足够的利润以补偿新投资的贴现现值和现有投资的损失。
与沉没成本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不可分性”：很多情况下，我们不可能把新增业务转移到其它地方仍实现其最优化。沉没成本与不可分性都说明企业的区位选择决策是一个典型的非边际问题。沉没成本与不可分性的存在，导致企业区位选择时具有很大的惯性。
在明确了迁移的沉没成本后，新的经营所在地与原先的地址相比，不仅现在应该具有明显的优势，而且公司还要有将这种优势长期维持下去的信心。因为企业一旦在哪里扎下根来，她对所在地区就有了一种社会责任，这种社会责任或义务是长期的。
长期的事情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对于公司而言，不同地点的长期优势是不确定的，要素的供应商与产品需求者会作何反应？竞争对手对公司数目的增减也会作出相应的战略调整。这将对企业迁移决策产生相应的影响。
经验研究表明，导致企业迁移的主要原因常常出于企业自身的原因。比如企业规模的扩大受到了空间的限制，当地没有足够的劳动力资源或其他条件，这些排斥性因素远远比别的地点所拥有的吸引性因素更加重要。
另一些经验研究强调大经济区域的繁荣所带来的公司自维持性。当地市场的繁荣和聚集的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吸引力使公司不愿意搬迁到别处去。政府的地方性政策也对企业的区位选择造成重要影响。
另外关于跨国公司为何选择在国外设厂而不是出口的问题以及区位选择的问题，专家认为其主要的决定因素有：东道国的关税壁垒、政治的稳定性、在竞争对手已建立工厂的地方建立自己工厂以保护自身竞争地位的考虑、当地的市场规模、增长速度和相关的劳动力成本和运输成本等等。
简言之，企业区位选择理论认为，影响决策的主要因素是（生产要素）供给和（产品）需求以及所给定地点与可代换地点之间的外部经济性的差异。一旦先定一个地址后，沉没成本就决定了这一选址的惯性程度，这与其他地点未来条件的高度不确定性对惯性的影响是一样的。
二、区位选择理论在金融业的运用
金融服务企业的选址决策取决于：供给方面因素、需求方面因素和沉没成本。
1、 供给因素
就供给因素而言，金融机构的主要生产要素包括经营特许权、专业人才、经营场所、设备以及投入资金的成本。经营特许权或获取营业执照的成本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创业审批制度的效率负相关，与金融管制的程度正相关。通常业务限制少或放松管制的明显趋势可增加某个地区的吸引力。
对金融机构而言，人力资源的成本并非越低越好，金融机构需要的是具有必要的素质并接受过相应培训的专业人员。与制造业不同的在于金融机构通常可利用已有的办公大楼作为自己的经营场所，但是不同地方的人力资源和经营场所的成本和质量具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就二者而言，与成本相关的边际收益产品也是影响决策的重要变量[4]，后者取决于潜在市场需求因素。
在金融机构的区位选择决策中，政治与经济的稳定性因素具有重要的影响。政治与经济的稳定性使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具有良好的信心，这也是金融市场正常运行的前提条件。
广义的资金是金融机构最重要的供给要素。任何一个地方的资金成本除了取决于可借贷资金的市场供求因素外，还是一国国内规章制度的函数。阻碍竞争或扭曲竞争关系的规章制度如对金融机构业务范围的限制会提高经营成本，因为缺乏多样化经营的可能性会导致更高的经营风险。金融机构还必须对规章制度的变化不会产生负面影响抱有信心，如果政府或监管当局制定的规则变化无常，这对吸引金融机构落户绝对是一大障碍。另一方面也不宜将所有的规章制度都看作是成本，那些保护消费者利益或致力于降低储蓄者和投资者风险的法律制度和强有力的监管措施都能有效地降低资金的成本。最后，支付和结算的效率也会影响金融机构营运资金的成本。
我们可以将戴维斯所论述的影响金融机构选址决策的供给方面因素归纳为以下七大因素：
（1）适当的熟练员工的可获得性和成本；
（2）市场进入和开办企业的难易程度；
（3）辅助性的活动与市场的范围；
（4）合适的办公场所的供给；
（5）政治和经济的稳定；
（6）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利益的法律；
（7）成本因素：资金的供给和需求、税收的水平和种类、 支付与清算系统的效率、 以及与复杂的金融产品相适应的监管。
2、需求方面因素
能否进入金融市场并获得客户是金融机构在需求方面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从历史上看，证券和商品市场的参与、与商业顾客的交易以及银行之间的交易都需要而对面的协商，如证券交易所大厅的喊价和交易等。今天，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意味着物质形态的交易场所对于批发性的金融活动尤其是大多数证券交易和投资活动已经并非是必需的条件了。在需求方面，金融机构倾向于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方面的调整努力加强与客户的联系，因此在制造业与金融业的集中之间不会继续存在以往金融贸易中心成长过程中显现的那种必然的联系。[5] 理论上通讯和网络交易技术的运用可以给金融机构选择提供更多自由，但是金融机构重新选址或搬迁的自由受到沉淀成本的限制。
需求方面依然显得重要的是在选择经营所在地上的时区问题。所谓时区问题是因为地球围绕太阳的公转和自转造成全球不同地区的时差而产生的。人类早就养成了白天工作夜晚睡觉的习惯或者形成了这样的生物钟，不同地区的市场参与者不太可能同时进行交易，因此为了适应市场需求者的这种经济生活的内在需要，跨国金融机构必须在不同地区开设分支机构以满足人们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不同时区的金融市场、不同时区的金融中心就有了存在的必然性。
3、沉没成本与不可分性
金融机构的沉没成本，尤其是进入一个新市场的启动成本是可以测算的。但是与制造业相比，金融业的启动成本是不太重要的。沉没成本除了包括员工的培训和搬迁费用、营业条件的完善和建设，以及申请营业执照的相关成本外，还包括潜在客户的流失和从一个地区或市场退出时造成的声誉上的损失。与客户的关系、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关系以及与政府监管部门的关系以及与本单位工作人员关系的损失可能是最严重的沉没成本，将经营场所迁至一个新的金融中心不能保证在原先经营所在地发展起来的各种关系还能继续利用。
金融机构与制造业企业相比具有较低的内部规模不经济，金融领域的不可分性也比较弱。因此对金融机构而言，在世界各大金融中心建立自己的分支机构是比较经济的，这样做可以在环境逆向变化时更加便利地采取业务转向的调整。金融业的清算与结算体系具有较明显的规模经济效益。另外金融领域可以开发可观的范围经济效益，比如可以通过产品或业务的多样化降低产品的联合成本，开发产品的联合需求。
三、技术、机构和市场类型对金融中心的影响
1、技术的影响
与技术相关的核心问题是在全球范围内使用声像通信联接和自动交易系统等设备是否
可能完全取代金融机构的聚集，已经达到共识的有两点：第一，对一个既定地点而言，技术对二级市场交易的替代作用比对一级市场交易和特殊交易的替代作用大的多。对一级发行业务和特殊交易而言，关系网的作用要大得多。第二，技术必需与一定的熟练劳动力的结合才能带来效益。如果一个金融中心是全球金融网络的轴心，通信技术有助于它的集中程度的提高。但是如果没有熟练掌握这些技术的人才，金融中心也很难从这些技术中获益。这一点可能会限制金融中心向发展中国家扩散。
2、机构类型的影响
不同种类的金融机构对聚集的外部收益的要求是不一致的。这一点在经验上可以通过英国的情况加以考证，建房互助协会分散于全国各地，银行和保险公司也有这种趋势，而证券公司却继续在集中。外国公司在其本国客户群的吸引之下以及由于他们在所在国家的业务相对较少也会显得更加容易转移。
关于经营地点对不同种类的金融机构的竞争能力的影响的详细论述可参见Economists Advisory Group (1984)。比如对银行来说，人们就认为脱离于规章制度约束而获得的自由还不如诸如长时间形成的专门技术，货币市场的深度和广度，与其它金融和贸易活动的紧密联系，以及一系列可得到的辅助性服务等等外部经济来得重要。对证券公司而言，主板市场的交易量、国际证券数目、清算和结算效率，对投资者的保护以及规章制度的灵活性等因素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保险业则得益于有组织的保险市场的存在、经纪公司的存在、已有的可进入的银行业的存在、以及法律和其它辅助性服务的存在。但是，信息技术的应用可以使得保险业变得更加分散，这一点可以从美国保险市场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到，信息技术的发展可能会减弱金融市场在地理上聚集的需要。
3、市场性质的影响
有很多分析更加注重市场而不是公司。与客户联系的便利性对于批发业务来说不如零售业务重要。此外，市场中相互信任的重要性由于产品种类的不同也有所区别。最后，技术可以促使市场交易的地点变得分散。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根据与客户接触的重要性和技术的可运用程度，市场可以分为具有不同自由度的类型。市场可能在总体上比公司更加自由，但是如果长期来看，市场位置的变化当然也会成为公司选址决定时的重要考虑因素。
第三节 聚集经济和规模经济理论
对于国际金融中心如何形成，或者说金融机构以及金融活动为什么会形成空间聚集和集中，麻省理工学院的杰出经济学家金德伯尔格（Kindleberger, 1974）从金融机构和市场集中的外部规模经济的角度探讨其原因或推动力[20]。
金德伯尔格认为，从历史的角度看，需要对为何货币和资本市场集中于英国、法国和德国的首都，却并未集中于意大利、瑞士、加拿大、美国或澳大利亚的首都的分布状态作出解释。米德兰银行、里昂信贷、德累斯顿银行、Banca Tiberina、加拿大商业银行和第一波士顿集团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它们的名字揭示了银行总部所在地点。许多银行在名字中提及其经营所在地的地名而未提及其功能，这突出了金融业与地理位置的密切联系。另外，由于信誉最为重要，私人银行则大都以创始人的姓名命名。
金德伯尔格认为，金融中心形成的内在动力源于金融中心的聚集效益和规模经济效益。他在其著作的第二部分重点探讨了银行和银行业集中在大城市形成金融中心的原因。
一、金融中心的聚集效益
首先，金融中心的聚集效益体现为跨地区支付效率的提高和金融资源跨地区配置效率的提高。他指出：“单一金融中心的效率性类似于增加单一法币的效用。每个地区在对外收付时，并不是分别与其他地区进行结算，而是与单一金融中心进行结算；如此，只需要n-1个渠道，而非
n(n-1)/2个。法国将商品经销集中于巴黎的做法遭到众多的批批评；随着运费的上涨，商品清算中心的效率必定明显下降。但是对于货币支付来说，作为一国系统顶点的核心金融市场和作为各国金融中心顶点的单一国际金融市场的效率是毋须置疑的。”、“金融中心的必要性不仅体现在它可跨时期平衡个别企业家的储蓄与投资，将金融资本从储蓄者转移给投资者，还体现在它可实现支付，并跨地区转移储蓄。银行业和金融中心履行着交易媒介功能和跨地域的价值贮藏功能。通过一个金融中心，一国不同地区之间可最有效地实现单笔支付；不论是季节性的还是长期的金融储蓄盈余和赤字都能得到最佳的匹配。”此外，国际支付和对外借贷的专业化功能也能由承担国内跨地区支付功能的金融中心来有效地履行。(1974，P6)
其次，金融中心的聚集效益在于它所提供的近距离交流与沟通的便利。城市吸引着具有巨大不确定性、需要面对面接触的产业和服务业，吸引着那些以较快的互动速度为必要条件的行业。纽约港吸引了批发商，批发商带来的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又引来了全国性公司的核心机构。公司或金融机构集中在一起能够促进为熟悉复杂多变的市场需求而建立起来的客户关系。具有相关业务的金融机构需要加强联系，高级管理者要与承担债券发行的分销商加强业务联系，也需要与中央银行或金融监管部门打交道。为了避免交易中出现的误会，金融机构或公司间的低层业务人员也需要紧密的联系来解决相关的问题。(Vernon,1960）就现代经济而言，大城市的房地产业与金融业的发展具有互动的关系。房地产商需要银行的支持进行房地产的开发，消费者住宅的购买需要银行的住宅抵押贷款，而银行持有的抵押资产又需要发达的房地产市场提供必要的流动性。[6]
二、金融中心的外部规模经济效益
金融中心的外部规模经济效益体现在多个方面。
1、 节约周转资金余额，提供融资和投资便利。“随着高效支付体系的发展，公司发
现通过集中于大都市的金融中心，利用银行业的交易媒介功能能节约周转资金余额。达到一定规模的公司趋向于在大都市设立财务部门，利用当地的金融市场进行交易，并且可以运用较少的周转资金余额为更大规模的支付提供资金。竞争性日益增加的证券市场为资金短缺者提供越来越大规模的、便宜的证券发行机会，同时为资金盈余者提供更多的流动性投资对象。规模经济不仅存在于货币的交易媒介和价值贮藏功能之中，就贷款、贴现和债券而言，规模经济还存在于延期支付的标准功能之中。”（Kindleberger，P7）
2、 提高市场流动性，降低融资成本和投资风险。通常金融市场的规模越大，证券的
流动性越高。这会吸引其他地区的贷款人和借款人把他们的总需求和总供给转移到这个市场中来，而不仅仅是他们的净超额需求和供给。借款人可以支付较低的利率和/或得到更多的贷款。贷款人则可获得性质不同的投资，这些投资能在规模更大的二级市场上进行交易，这也是贷款人愿意接受较低利率的原因。
3、 提高市场定价的有效性。规模的外部经济中有很多是与信息流动的情况有关，因
此也牵涉到更加准确和富有竞争力的金融服务和工具的定价。比如，各个金融公司可能通过参加有组织的市场而联系在一起，这种有组织的市场的流动性（定义为付出较低的交易成本在最小的价格波动下大额定单的快速执行）和效率（指在订立可反映所有可获得信息的价格时的效率）会随着参加者数量的增加而增加。各个市场本身联系紧密，以至于很难想象它们不在同一个地点时如何能进行交易（比如短期的货币市场）。
4、金融机构的合作得以开展，其辅助性产业得以共享。当大量金融机构集中在较小空间时，银行业内部可发展众多的合作项目和业务联系。如商业银行的银团贷款业务、金融机构经常建立清算和结算的联合服务，如联合的票据结算中心等，这将导致规模的外部经济效应。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之间、商业银行与保险公司之间，保险公司与证券公司之间都可开拓出众多的跨专业业务合作关系。随着大批金融机构的集中和发展，为金融机构服务的相关辅助性产业或社会中介服务业也将得到迅速的发展。律师、会计、投资咨询、信用评估、资产评估、外语和金融专业技术培训等等机构都将得到发展并提供高质量的服务。至于那些具有相同专业背景和利益的白领阶层和管理人员，工作使他们变得关系亲密，他们相互之间也会激励出创新的思想和行动。那些对所有企业、机构和市场都有益的研究机构也将建立起来，并提供决策咨询等相关服务。香港相对于新加坡在银团贷款方面的优势就是由于她在法律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金德伯尔格认为，正是金融机构和市场集中的这种规模经济效益导致每个国家有一个卓越的国内金融中心。这种内在的推动力也促进了国际金融中心层系结构的发展。在这个层系的顶端有一个卓越的全球金融中心：1914年前是伦敦；1914-1960年代中期是纽约；60年代中期以后，又是作为欧洲货币市场中心的伦敦。
三、金融中心的负聚集效应
金融机构的空间聚集除了有益的效应外，也会产生一些负面效应。集中带来的不经济主要反映在以下四个方面。
不经济首先表现为信息成本的增加。信息成本的存在使地方性商业银行在与当地小公司进行交易时具有较大的优势。对地方经济形势、公司状况与借款人素质与信誉的生疏可能阻碍金融中心的货币与资本市场对地方经济的资金融通。远距离金融交易成本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它无法获得只有面对面接触才能得到的信息。
其次是时区的差别，虽然使用电话或电传可实现同步直接交流，但是跨越多个时区时，至少有一方必定会被打乱正常的工作时间。这使得欧洲货币市场可对抗纽约市场，亚洲市场可对抗美洲与欧洲市场。
第三是拥挤昂贵的办公楼租金、交通的不便、停车的困难、噪声和污染等等。
第四是市场供给能力可能出现过剩，这会导致金融业的过度竞争和平均利润率的下降。Davis（1990）称其为股票市场崩溃后金融机构生产能力的过度供给带来的冲击。市场环境的突然变化会引起金融机构对已有金融中心进行重新评估。
四、影响金融中心形成地点的因素
聚集效益和外部规模经济效益解释了金融机构为什么在空间上会集中在某个地理位置。但是这些因素并不能解释金融中心为什么会处在这个地理位置而不是哪个地理位置。
金德伯尔格认为，银行业和商业都需要克服距离问题，银行业的地理布局与商业相关。城市通常都处在交通中转之地，而交通中转之地必定穿越某条贸易般线。伦敦、巴黎、科伦、罗马和蒙特利尔这些历史上的金融中心都位于主要河流沿岸，法兰克福位于莱茵河边。
铁路的出现、19世纪运输的主要创新都曾改革了银行的业务特点和一些金融中心的地理位置。城市的地理位置、运输网络和一个地区所专门从事的商品服务业的经济特点决定了当地的金融格局。这种影响机制部分是自然演进形成的，部分是政府和个人审慎行为的结果。银行业务模式的自然演化通过萧条显示出来。经济萧条消除了地理位置选择错误的银行和银行家，也消灭了地理位置选择正确但业务经营轻率的银行家。政府政策也对金融中心形成的地点产生一定的影响。历史上，法国政府和法兰西银行的集中化政策，以及加拿大和美国政府面临分权压力下的政策都对金融中心形成的地点产生影响。虽然政府政策可能会加速或减缓一个给定城市成为主要金融中心的速度，但它也许不能够改变结果。过度推进的集中化政策将引起抵抗，而强烈的分权化努力也可能为市场力量所克服。
第八章 金融中心形成与发展的金融地理学解释
本章讨论1980年代以来金融地理学的产生以及金融地理学对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的解释。本章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一节讨论金融地理学的产生、金融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方法；第二、第三节分别讨论金融地理学对金融中心的研究成果。
第一节 金融地理学的产生和发展
一、金融地理学的产生
金融地理学是最近20年来刚刚兴起的一门边缘学科，属于经济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国外很多学者将经济地理学分为旧经济地理学和新经济地理学，并认为金融地理学的学术渊源是新经济地理学。
虽然早期部分经济学家和经济地理学家在区域经济研究中提出了区域经济进布局中特定的金融要素，[7] 但是人们在区域经济或经济地理研究中长期忽略对货币和金融问题的研究。Richardson(1972)认为这主要是区域经济学家对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过度借鉴[46]。由于假设信息充分、资本和劳动在区域之间充分自由的流动，且成本为零，新古典增长理论实际上在假定中没有考虑区域资本和劳动流动时货币的作用。
上世纪70年代，区域经济学家和地理经济学家开始了对区域金融特定领域的研究。经济学家主要集中在国家货币政策对区域经济影响方面的研究。但是有区域性金融市场和跨地区金融体系的论述较少。地理学家的论述主要集中在都市圈金融资本的流转以及英美银行抵押贷款分配的地域歧视。70年代中期出现了将区域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相结合的金融论述，主要是法国银行家兼学者Labasse(1974)讨论了银行网络、主要城市金融圈、城市金融生态、国内与国际金融中心的层次结构以及区域金融支付体系等内容。但是，即使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金融地理学仍然是一个未被充分开发的学科（Martin，1999，P4)[35]。
直到80年代后期，地理学家和经济学家才开始弥补这方面的疏漏，导致货币空间维度研究的论著日益增加。区域经济学家探讨了地区性利率差异、区域内资金流动和区域性信贷的可获得性。经济学家则在地理结构和金融体系区域变迁的理论研究上取得重要进展。这一时期研究的一个分支集中讨论了金融地理布局和信贷资金配置问题。另一分支则侧重探讨金融中心的成长作竞争。一些关于国际金融的研究也开始涉及地理问题。地理学家的研究分为三个分支：一些学者主要研究特定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跨地区组织和运作。另外一些学者关注全球主要金融中心关分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的对比分析以及这些力量在联系和形成全球货币金融地理格局、建立金融机构特有的企业文化和金融实践中所起的作用。还有一些学者则探索区域金融流向与区域产业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Leyshon(1995)认为货币金融地理学仅仅处在这个学科发展的初级阶段，现在的任务是继续发展[32]。
二、金融地理学的理论基础
金融地理学以“新经济地理学”为理论基础。
有关学者认为在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眼里，新经济地理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顾朝林等，2002）[47]。经济学家认为，新经济地理学作为主流经济学的分支，侧重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和区域增长集聚的内在动力问题。并在分析方法上特别强调模型的重要性。地理学家的新经济地理学则更多地考虑区域的个性、文化、社会、历史和制度因素的决定和影响作用，强调经济行为的社会根植性质（embeddedness）。
作为主流经济学分支的新经济地理学是以克鲁格曼（Krugman, 1991a, 1991b, 1995）[48][49][50]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倡导和推进的。它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的主要特点在于吸收了经济区位论关于空间集聚以及运输费用的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强调来自于规模经济、关联效应、市场厚度、知识溢出和其他外部效应的向心力，以及来自某些生产要素的不可移动性、土地租金、运输成本、拥挤和其他外部不经济的离心力，两者对空间经济活动的影响。其主要特点与贡献在于：引入“规模收益递增”概念，以不完全竞争假设为前提，运用上世纪70年代出现的产业组织理论、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兹的（Dixit and Stiglitz,1977）[51]垄断竞争理论和非线性动力学理论来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问题，建立起严谨而精致的空间基本模型，通过数学模型的表达方式，赋予理论更多的科学内涵，并在主流经济学界迅速确立起重要的理论地位。
总之，收益递增带来的规模经济、运输费用、生产要素的不可移动性、历史发展的偶然性、路径依赖等相互作用是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经济活动的区位选择和经济发展的基本视角， 也是金融地理学研究金融活动空间集聚和金融中心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基本概念工具。
由于金融地理学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其学科的概念和研究范围尚无定论。主要涉及地理环境与金融发展关系、货币地理学、金融体系的空间组织、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等领域。我们在这里简要介绍前三项内容，而将关于金融中心的理论和原理放在此后的两节中加以讨论。
三、关于地理因素与金融发展关系的分析
大多数金融地理学家在讨论金融体系变化时，强调放松管制、技术创新与全球化三大相互交织、相互促进的变化过程。
放松金融管制的过程从1973年开始。当时伴随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制度的解体、美元与黄金的脱钩、以及资本管制的取消，各国经历了高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并存的滞胀，从各国经济政策的制定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的活动，都开始强调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因此出现了经济自由化浪潮。放松金融管制的金融自由化浪潮从美国、英国快速蔓延到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各国竟相放松或取消金融管制、“挑战监管底线”的情况下，货币和金融活动上世纪30年代建立起来的监管框架中解放出来。这一时期的特点在于金融机构被较少监管同时得到较多的保护。但是金融管制的取消和利率的降低使政府调控经济的活动空间缩小。
另一方面，在计算机、微电子、通讯领域的信息技术革命则不仅改变了金融交易的方式，而且也改变了货币与金融的形式和金融机构本身。我们已生活在一个充斥着电子货币、无纸化货币、信用卡、电话银行、直接借贷和电子货币转帐系统以及由电子屏幕计算机构成的远程交易系统的时代。所有货币与货币转移新形式的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导致货币流动速度的加快。管制的取消和信息技术革命，不仅使货币具有了超常的流动性，而且金融产品特别是金融衍生产品的数量急剧增加。金融交易和投资变得更为便利和有效率，但是金融风险也在大幅度增加。与此同时，金融机构自身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是退体基金、养老基金、证券投资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金融管制的取消、信息技术的运用加速了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的进程。金融活动跨越国界，超越经济领域，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以惊人速度运转的无纸化、无国界电子货币的数量急剧增长，跨国金融机构和跨国金融交易迅速增长，国际金融市场的价格水平及其变化趋势也日趋一致。
在这种背景下，有些学者提出了地理终结论（the end of Geography）观点。
O’Brien认为，“地理终结，作为应用于国际金融关系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一种经济发展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地理区位不再重要，或不再象以前那么重要。在这种状态下，金融市场的监管者在他们监管的辖区不再能发挥其威力；规则不再适用特定的地理结构，如国家或特定的监管或司法辖区。对金融企业而言，地理学的终结意味着地理区位的选择空间得到极大的拓展；股票交易所不能再指望垄断本国或本地区上市公司股票的交易。对金融服务的消费者而言，地理学的终结意味着他们可面对更多种类的金融服务进行选择，大大超过了本地银行所提供的传统金融服务”（O’Brien，1992，P1)[52]。
同时O’Brien又指出，“寻求维持地理控制的势力是存在的：监管者和金融企业将继续保护和确定他们的地理区域，他们的势力范围，以及他们的市场份额。地理仍然是最强、最显著的参照因素之一。┄┄，只要物理上的壁垒存在、旅行还需要时间、文化和其他社会差异存在，区位将仍然重要。”但是，他基本结论是“随着市场和规则的一体化，地理的重要性以及以地理作为决策基础的必要性将发生改变并消失，已变得可替代的货币将继续试图避开，并且将很大程度上成功逃避现存地理条件的限制” （O’Brien，1992，P2)[52]。
Cairncross在她“距离的消亡”的论文（1997）中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距离将不再决定电子通讯的成本。公司将根据世界上三个主要的时区：美洲、东亚/澳大利亚和欧洲间的替换来组织各类工作。区位将不再是大多数商业决策的关键因素。公司可以在其能够找到的世界上任何生产率高而熟练劳动成本低廉的地方开展以电子屏幕为基础的活动”（Cairncross，1997：xi）[53]。
其他学者如Ohmae(1990,1995)[54][55]和Kobrin(1997)[56]都认为，全球化的威力足以凌驾在国家主权之上，并影响各国的自治性，它抹去了各国经济的空间概念。此外，Castells（1996, 2000）[57][58]提出了“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概念，说明由于某种原因电子通讯和电子商务的发展开辟了庞大而复杂的全球信息和交易网络，在不同区域的电子空间内，货币和债务流通不被任何环境所阻碍。地理终结论学者还认为，电子货币的出现以及全球经济数字化网络的形成对依靠地理优势特成为金融中心的城市已产生威胁。
尽管信息技术和全球化进程已产生深远影响，但是以O’Brien为代表的地理终结论仍受到众多学者的质疑。
R.Martin认为，地理终结论夸大了金融全球化在空间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影响,他们将金融全球化看成是金融活动和金融服务在空间上的分散过程，是一种片面的解释。（Martin, 1994）[59]。“这种观点忽视了全球化基本的辩证法性质，它拥有两种相反力量之间不变的牵引力：一方面是分散和扩散，另一方面是集中和集聚。理论上，分散与扩散、集中与集聚，这两种相异的力量与金融全球化都是一致的，正是两者之间动态的相互作用促进了国内金融与全球金融地理的形成。┄┄逃避现存地理条件的限制并非新的情况，货币的所作所为一贯如此。放松管制、新技术的运用和全球化并没有抹去货币地形（the landscapes of money），而是在很多方面重新构造了这些地形的形态”（Martin, 1999，P15）[35]。为此Martin重新构画出一幅当代金融地形图，见表8.2，以此来说明放松管制、信息技术的应用和全球化在强化商业活动的集聚力量的同时，也大大抵消了科技带来的分散化力量。
Barry et al (1997) [35] 强调功能的外部性在金融聚集中的作用。他认为，某些金融机构仍然非常重视“空间临近”因素，因为空间距离的交易成本是正的，而功能上的外部效应仍然是商业决策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Porteous(1995)[43]则强调信息不对称性，并用非标准化信息的“距离耗损”（Distance- decay）来解释某些金融服务业空间集聚的原因。他指出：“金融信息的质量对于其价值来说是关键的。标准化的金融信息（比如股票报价）是廉价的并能快速传递，这与其潜在价值相对应。但是非标准化信息的质量则可能随着其发布者与使用者之间距离的拉大而急剧下降。举例来说，某公司的一条财务传闻可能通过全球网络迅速传播，但是交易者为了依据这一传闻采取行动，想进一步通过信息来源确定这一信息却是很难的。当然，他们可以与当地的交易商取得联系以作出确认，但这将导致费用的发生以及与当地交易商相比在信息使用上的延误。当地交易商拥有各种信息反馈渠道，享有本土化信息的外溢效应，因而对新信息的准确性和价值有更好和更快的把握。这些便利保证了他们能够获取那些难以标准化的、难以通过网络传播的信息。这也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大都数国际银行在各国设立办事处，而这些办事处则很活跃地在各种营销与客户服务功能中发挥着“听音哨”的作用。因此，尽管存在着离心力，甚至面临着通讯技术的发展，金融业空间集聚的力量依然很强，不像O’Brien认为的那样，地理区位已不太重要，区位的作用对于这个（金融业）部门依然重要”（Porteous，1999，P104-105)[60]。
Thrift（1994）[42]曾以伦敦的案例来解释集聚的力量。他认为，每一个国际金融中心都有若干地方的特性和优势，包括现有的商业组织、庞大的地方商品与劳动市场、以及金融中心所在地的商业文化。这说明社区网络仍然重要，并且要求它们在地域文化上和该地区的社会网络杂交生存。此外，Martin（1994）[59]和Porteous(1995,1999)[43][60]等学者也都认为地方性的社会、文化节和传统因素综合塑造了不同地区的地方优势，地理因素仍然重要。
Baccock-Lumish(2003, 2004)[61][62]重点探讨了风险资本和创新活动的集聚过程，指出地理上的邻近对于管理企业家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流，控制激励与潜在支付中无法预料的差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地理位置仍然是投资管理和投资效益的重要决定因素。
Clark(2004)[63] 认为，Richard O’Brien看重新通信技术在把本地和国内资本流转换成国际资本流的解放性力量。在极端情况下,“地理终点”假设通信技术使得并且促进了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进行金融交易；这意味着相对风险和收益而言，没有有绝对优势的地理位置。对于先进通信技术已经对日常的信息和资本流动产生了影响这一点是几乎没什么怀疑的。同样地在特定环境中，这些形式的资本信息流动会对一国以及该国的社会和产业产生二十世纪工业资本主义无法产生的深远影响。但是，我们不应该被全球新秩序这一说法所迷惑，它把全球资本市场一体化背后的推动力简单化了，关于“地理终结”的论述没有假设全球金融的范围及其流动可以被或将会被限制。
四、关于货币地理学的主要思想
金融地理学中一个重要部分是关于货币的讨论。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主要学者有Dodd (1994,1995)
[63]，Blark(2000) [63]，Thrift(1994) [42]，La Porta(1997,1998)[64][65] 和Clark(2004) [63]。
Dodd(1994,1995)的主要理论贡献在于提出了货币网络概念，通过确认货币重要而抽象的特性尝试着在货币的功能性质与物质属性间找出一条中间路径，并为鉴别不同时空货币系统的变化提供有效方法。Dodd(1994)认为，货币具有多方面的用途、执行所有可能的货币功能的看法是错误的，不存在同时发挥多种功能的货币形式。法偿货币只是在实践中被用作价值储藏；钞票和硬币代表价值单位而非本身；支票、信用卡和银行汇票只是支付手段，认为这些货币形式可以执行多种功能、具有多种用途的想法是荒谬可笑的。
Thrift(1994)主要致力于金融网络的研究。他的分析方法得到了Dodd的赞同。但他却指出了Dodd抽象的、唯心主义的方法论的局限性。他认为货币不仅仅是理性的设计，货币也是具体化的，蕴含着大量的社会和文化的变形。
Blark(2000)从历史的角度，研究英国银行业从1830年到1870年资金在空间配置上的演变，认为在协调货币经济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过程中，意识形态对塑造已有环境空间的作用变得越来越大。
La Porta(1997, 1998)等人试图依据各国法律传统、投资者保护的范围和本地股票市场流动性等因素构画全球金融地形图。金融制度结构在很大程度上被现代资产组合理论提出后的金融文献以及主要研究商品生产区位的经济地理学文献所忽略。他们这一研究的重要性在于他们展现了被国家制度结构和法律实践所反映的、由历史和地理区别和细分的金融地形。开创了一个有趣而十分重要研究领域。
Clark(2004)
[63]通过货币流像水银的比喻，阐述了货币的特性，强调了解货币的所有权和地理分布。阐述了金融产品独特的信息特性，以及加强对货币金融管理的重要性。这里我们对Clark的主要观点作更为具体的讨论。
为了充分阐述货币的特性，Clark(2004) [63]首先将水与水银作一比较。他指出，首先，人们认为水来自天堂，被人们友好地分享。相反，水银通常从矿物辰砂中提炼出来，并在化学家实验室里加工而成。提取它并进行加工的人可以拥有它。其次，水虽然不是随处可见的，但水的稀缺性是气候学或社会性的，而水银的稀少是因为已知含汞的矿物稀少并且必须通过提取才能得到，因此水银很昂贵。第三，水是生命必需的，在大多数场合，如果由人类控制，水对人类是有利的。相反，水银却是有毒的，必须很好地加以保管，少量的累积和大量的聚集都会致命。第四，水是被动的，必须被组织起来才有利用价值，因为它只是沿地形无目的的流淌。相反水银由于其重量和“粘性”的性质会飞快地聚集在一起，从来不会随机地分散，即使是放在光滑而无差异的平面上。第五，水在外力下汇聚，水银由自身的特性而汇聚。水银很贵重，但保管不善也会造成很大的危害。“就特性而言，水银倾向于（1）迅速聚集；（2）聚集成团；（3）如果被分散则重新聚集；（4）无论其光滑与否，沿任何物体表面的渠道流动；（5）如果管理不善或多或少会有毒性。全球金融也有同样的特性，即使我们应该小心不要夸大水银和货币的共同性”（Clark，2004，P12）[63]。
全球金融可以在现有网络中“迅速聚集”，并且在几秒种内就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流转。全球金融迅速汇聚成货币池是任何一个交易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在资金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的资金流动。如果在金融服务和供给的基础上，将资金分配到更小的单位中，将会存在很强的驱动力使小的资金单位融入到大的金融机构中去。这种汇聚和分配的过程通过预设的网络发生，而网络的效率成为资金管理成本的重要决定因素。任何资金管理的失败和未能精确有效地配置和聚集资金都会对那些承担管理责任的机构造成重大的损失。虽然金融市场存在短暂的非理性狂热和悲观，但是金融管理仍然是一个有着内外部审核和平衡机制用来使大规模货币管理的潜在成本最小化的、组织良好的官僚管理过程。而且全球金融的汇聚是通过有组织的高度发展的交流与沟通渠道实现的。
资金的聚集、分散后再聚集的内在动力在于信息不对称和规模经济效益。资金聚集起来经营管理是为了更有利地利用一般知识和只有通过交易过程才能把握的关于市场条件、相关成本和盈利机会的信息。聚集起来管理而非分散投资可以使交易者更好地探究在有风险和不确定性的金融交易中人们的市场预期和市场情绪。没有这些信息投资者会遭遇更高交易成本和更低收益的风险。资金汇集起来管理也使金融机构要嗵更大限度地发掘现有交易渠道和网络的利用价值。因为每新增一笔交易只需要一个边际成本而不需要重新建立交易渠道或网络，资金的集中交易可以降低交易的固定成本。将金融资产集中管理，并用高级软件来区分和标记所有权的管理基金是一种需要昂贵的保证资金管理过程诚实的管理系统的方法。规模经济决定着产业的成本结构，并成为决定每个基金管理公司竞争力的关键因素。而精明的全球金融服务消费者则通过竞争的服务供应商的成本与效率的比较进行选择。为了利用规模经济和金融机构丰富专业知识的少数金融机构手中。全球范围内金融的更深层次的聚集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对于了解全球金融的特点及其分配形式而言，了解货币所有权的特点和地理分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际金融是通常由来自美国的资本雄厚的基金和机构投资者主导的。养老金资本化就是这一金融不平衡的体现，就像金融的制度框架和投资理论也是美国传到世界各地一样。来自英美的金融流量也是最多的。它主要来自养老基金、保险公司、银行和公司。与20世纪早期民族国家的和附属银行的金融机构相比，目前私人金融机构在全球资本市场上占剧着主导的地位。
因为货币是被拥有的，并且被集中在全球经营的大金融机构中，信托责任成为一个经常性的问题。公司治理的缺失、糟糕的内部监控机制，以及从股份公司到机构投资者信托责任的普遍缺乏，已引起关于现代股份公司合法性的大讨论。代表我们的利益集中持有公司大多数股份的金融机构已被迫重视考虑他们在厉行金融资本主义诚信方面所承担的责任。没有受到监管控制的金融（像水银）对整体社会的积累制度，对承担管理责任的金融机构具有毒害作用。贫穷国家的金融精英们开始利用不完善的监管体系的缺乏透明度的金融市场从中获利。由于风险过高导致的资本外逃成为阿根廷、 巴西、韩国、黑西哥等国家发生货币危机的内生性原因。“货币像水银”的比喻又一次提供了理解这种危机的方法。而信息和透明度差异的存在是解释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提高市场透明度和信托责任、保护私有产权等全球金融准则的制定是全球金融的内在要求。
Clark深刻体会到老龄化人口的福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资产在全球化组合投资中增值的重要性。并认为金融全球化是提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福利的必要途径。他指出“现在仍有人坚持从二战继承下来的，国家作用是保证个人和集体利益的根本。我并不同意这种观点。我们和那些在10-20年后要退休的人的福利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具有确保稳定、统一标准和透明度制度的全球金融体系的一体化。全球金融的一体化不仅是保证婴儿潮一代人福利之必需，而且也是提高全球经济边缘地区的大多数人生活水平之必需。正是缺乏金融一体化，特别是缺乏在最贫穷国家与最发达国家的金融一体化，才是对前者的经济发展潜力和后者未来经济的增长和稳定的威胁。”（Clark，2004, P21）[63]
但是，出于其养老基金资深管理人的立场，Clark并没有讲清楚金融机构信托责任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与全球金融一体化利益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也没有讲清楚全球金融一体化过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利益存在的矛盾如何解决。
五、金融体系的空间结构理论
Sheila C.Dow（1999）[66]探讨了不同国家金融体系空间上的差异性及其产生的原因。她认为金融体系的空间差异主要取决于三方面的因素。
第一类因素是特定国家或地区银行体系的起源以及政府在其间所发挥的不同作用。
例如英国在18世纪中期由于民间贸易和生产发展的需要，银行业得到速度发展。地方性银行最初作为厂商或贸易商的一个分支部门产生由于不得超过六个合伙人的法律规定，合伙制的地方性银行数量众多但规模很小。相比较伦敦的银行主要依附以国际贸易起家的大商业家族，特别19世纪20年代的经济危机催生了多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在政府的支持下成长为很有影响且极具规模的现代银行。
在美国，法律在长时期里不允许跨地区设立分子机构。这种单一银行制度使美国的银行在空间的分布上具有相对平衡的特征。而加拿大则没有这方面的约束，早期银行较多集中在东部和蒙特利尔地区。
对银行体系也是金融体系在空间上的最初分布状况有重要影响的第二个因素是财富储备的分布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国际金融中心的地理位置为什么可以相对稳定地维持下去。财富储备分布状况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它决定着银行的资金来源，为银行负债提供了信用保证。其次， 财富储备促进了借与贷的金融活动，财富为金融借贷活动既提供资金来源，又为融资活动提供信用基础，而金融的发展也促使财富更快地积累。金融中心在特定地区的持续性在20世纪70和80年代曾经受到以石油为基础的财富积累的挑战。例如加拿大西部银行的成立使得人们预测加拿大银行业的中心将从东部转移到西部去。但是随着石油价格的下降导致的信用的下降，使得西部这些新银行无法生存而开始衰退。金融中心具有稳定的累积效应。专业金融机构、专业化的经营、信息网络的发展以及信心和市场信用的扩张可以有助于有利条件在特定地理位置上的集中和加强。
第三类重要影响因素是政府在金融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
例如英格兰银行帮助或满足政府战争融资需要的过程中被赋予相关大的经营特权。在英国，银行业的早期发展是在自由放任的基础上进行的。商业银行可以在没有国家发起的中央银行的环境中得到发展，虽然它们需要一些执行中央银行职能的相应机构。美国联邦政府地商业银行的跨地区设立分支机构的限制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纽约银行业的地位和作用。
在当代国际金融领域，政府对金融中心空间位置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政策意义上。 例如美国早年的金融管制和国际资本流动限制促进了欧洲货币市场的发展和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的恢复。而其上世纪90年代对跨地区设立分子机构和并购限制的取消则导致了国内银行机构数量的减少。欧盟则在采取重要政策以促进欧洲单一的金融市场的形成。单一市场的出现鼓励金融机构在整个欧盟范围内的并购活动，让金融机构在一个扩张而独立的欧洲市场中开展竞争。通过多个国家地区的机构合并而成的大型综合金融机构的出现产生了一系列不容忽视的空间影响。这些欧洲银行的更大力量来自于现存的金融中心，这些金融中心也将通过这些跨地区经营的大金融机构拥有更强大的力量去控制欧洲市场。
第二节 信息外部性与信息腹地理论
运用信息外部性与信息腹地理论解释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的理论建立在信息不对称理论和路径依赖理论的基础之上。该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David Porteous(1995，1999)[43][60]。它是说明在一个时期中金融活动的空间集聚以及特定区域发展为金融中心的背后推动力的一个理论框架。本节重点阐述这一理论的主要观点。
通常拥有高端金融服务业的地区具有两个显著的标志。一是专业化的金融服务常常在空间上集中于一些典型的大都市或称为金融中心的特定地区。第二个标志是每一时期内各个金融中心之间具有一个十分稳定的排序。金融地理学运用信息不对称和路径依赖理论对金融中心的形成、发展和变迁了有力的依据。
一、关于金融中心形成原因的解释
经济活动的区位选择是“向心力”和“离心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克鲁格曼（1991a,1991b, 1995）[48][49][50]将这些区位理论的主要思想发扬广大，纳入到“新经济地理学”中，为金融中心的形成与发展的理论分析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理论框架。
1、促进金融中心形成的向心力因素
通常有三种标准的力量推动经济活动的区域集中。这些推动力也同样作于金融活动，只是需要小心的地分析才能得出与这个行业发展的特点相吻合的解释。
第一个推动力是单个企业层面的正的空间外部性或溢出效应。在金融业可称为“劳动力市场的外部性”。金融业的发展特别依赖高度熟练的金融从业人员的存在。大型专业劳动力供应市场的出现使金融业受益非浅。因为这意味着金融机构空缺的岗位可以很快得以填补，而且因为有较大选择余地而可以招聘到素质更好职员。克鲁格曼（1991a）[48]认为，这种推动金融业集聚的外部性不仅给作为雇主的公司方还来好处，而且也给作为雇员的劳动者带来好处。如果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有一深度的市场，求职者可以很快找到能够发挥其专业才能的合适工作岗位；当他们拥有的技能日益专业化的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劳动力市场的外部性理论建立在商品需求的不确定性（由此产生了对劳动力需求的不确定性）和生产的规模收益递增（决定了生产趋于集中而不是均匀扩散）的理论基础之上。金融市场的周期性波动确实导致金融业劳动力需求的不确定性。
第二个推动力来自对于“中间服务”的需求。金融机构需要大量信息技术、会计审计、法律服务、投资咨询等社会中介服务。如果与这些社会中介服务的供应商毗邻而处，金融机构就可以获得更优质的服务和更低廉的价格。而且服务的及时提供对金融机构也至关重要，这有助于金融机构更好地把握获利的机会。
第三个推动力在于技术的外溢效应。在那些技术快速更新的产业，企业知识的溢出效应可能是同行业企业聚集的重要推动力。但是，克鲁格曼认为象硅谷这样原高科技企业集聚地的形成，劳动力市场的外部性可能是重要的推动力量，而不完全是技术外溢效应。在金融业，区域内金融产品的创新可能产生正的外部效应，比如新出现的金融衍生品会很快在空间集中在一起的金融机构中传播开来。通常技术外溢效应被狭义地理解为“如何做”，在金融业，更为广义的“信息外溢效应”，即“外部是怎么样的/其他人在做什么”的知识，更为重要。因此空间外部性的概念需要拓展，以涵盖金融服务环境中的信息密集度所产生的外溢性。
除了以上三种标准类型的聚集经济或外部性外，Porteous(1999)[60]
提出了他认为对解释金融活动发生的地点以及这些金融活动向主要金融中心集中更为重要的另外三种外部性。
第一种是信息的外溢效应。金融业与其他市场参与者相比，更受益于能够有效地或更迅速更准确地获取信息，更为通畅的信息渠道能够给金融机构带来利润。但是仅仅是信息流量大并不足以保证有利用价值，只有高质量的、及时的信息才是有价值的。因此，在金融中心设置人际的联系或本土化的信息网络是快速传递信息的重要方法。经济地理学者强调人与人面对面沟通对于信息交流的重要性，因此信息交流成为城市化进程的推动力。Pred(1973)探讨了美国东部城市体系的形成过程中信息传递模式所起的影响作用。早期纽约取得东海岸线商业和金融中心地位，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定期的海运航线首先抵达纽约，带来了欧洲大陆的信息，然后这些信息再从纽约传递到美国的其他城市去。
第二个外部性是社会制度与文化因素。社会和文化的因素在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货币不仅是一种经济商品、价值贮藏手段、交易媒介，它还是一种社会文化的关系。市场参与者的行为规则和风范，包括信托责任问题与声誉，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金融当事人之间的交易行为和操作。这些规则和习俗既要求金融活动在空间上集聚，其自身又被金融活动集聚的金融中心所强化或巩固。这些习俗或规则成功地制度化后，就成为现有金融中心所拥有的竞争力。这些习俗和规则构成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反映了金融中心日常的商业交往之中。而以此社会文化为基础的金融活动同样发生在信息传递最为通畅的地区。
第三个因素是相对宽松的监管制度。在国际层面，作为金融中心的地区相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监管制度相对宽松，比如低税收，较少交易限制，自由的市场进入等因素会加强这一地区对国际金融机构和企业的吸引力。在20世纪60和70年代，这一因素对于离岸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显得尤为重要，也成为80和90年代全球各大金融中心之间的重要竞争因素。
2、不利于金融集聚的离心力因素
经济与金融活动也存在与集中与集聚推动力相对立的分散或离散的离心力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因素是金融中心所在城市的经营成本十分高昂。办公空间相对有限，甲级办公楼租金成本高昂，并呈现不断上涨态势。金融从业人员负担的城市昂贵的生活成本要求金融机构支付高水平薪水。近年来，随着城市经营成本的不断上升，金融中心城市已出现金融机构将仅产生低附加值的后台功能部门迁往中小城市或大城市周边地区的潮流。
第二个因素是大都市交通的拥堵、环境的污染和生活的不舒适。与适合居住与生活的宜居城市相比，这要求金融中心所在城市的金融机构给员工提供额外的、补偿性的工资。这又进一步提高金融机构的经营成本。
第三个因素是信息的空间不对称导致金融中心城市的金融机构在竞争周边或外围地区业务上的不利地位。虽然集聚会产生信息外溢效应，但是集聚在同一地区的金融机构也会失去一定的竞争力，因此集聚地以外地区的信息可能被那些地区的金融机构抢先获取，如果非集聚地区的信息变得越来越有价值，那么就有一种力量推动金融机构从集聚走向对外扩散。尽管非集聚地区信息的价值在提升，但是目前也不可能存在大范围的金融分散趋势，毕竟有价值的信息在金融中心的传递来得更为通畅。
第四个因素是时区的作用。全球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时区。这种时区的差异决定了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人们的作息规律的差异。因此金融交易不可能集中在一个时区的一个全球金融中心内交易，而会分布在不同时区的不同大都市来交易。因此，时区使得国际金融中心在不同时区相对平衡的分布。每个时区至少会有一个全球性的金融中心，例如美国的纽约、英国的伦敦和亚洲地区80-90年代时期的日本东京。而外汇、证券和期货等金融交易行为就在由这些金融中心串联起来的市场中得以一天24小时不间断地进行。
在一特定的时期内，集中与分散力量的相互作用的平衡状态决定金融业集聚范围的大小。随着信息传递技术的高速发展，分散的力量似乎得到了加强，因为现在以更低的、并且还在不断下降的成本进行大量的远距离的信息传递和处理，这也是“地理位置不再重要”理论的主要依据。但是Porteous(1999) [60]认为，目前最新的技术除了可以支撑非核心的后台部门迁往他处，还不能满足大规模的核心金融功能的分散。一个原因是“路径依赖”。因为金融机构所在地是一个具有很好信息流的地方，那么留在此处就能保证一个持续的良好信息流。另一个原因在于迁移涉及迁移成本。这一费用可能延缓金融机构对信息传递技术革新所应有的反应。尽管如此，金融业仍然是一个高竞争性和高流动性的行业。金融机构的迁移中不涉及巨大的物质实体工厂的搬迁，因此当迁移带来成本下降、而盈利能力却不受影响时，这种好处会很快被人们所发现和利用。
二、关于金融中心为何出现在特定城市的分析
尽管信息传递技术使得信息传递可以忽视地理位置，更为均匀。但是通讯技术在创造更有效市场的同时也产生了相反的影响，推动金融机构选择离信息源更近的地方，以便发现并利用未被开发的信息去获取利润。Porteous(1999) [60]用金融信息质量的差异对金融企业持续集中作出解释。他认为金融信息的质量对于其价值具有关键的作用。标准化的信息（比如股票行情）能够相对其潜在价值以低廉的价格较快地得到传播。但是非标准化信息的质量则会随着信息发布者与使用者之间的距离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例如某公司的一条财务信息可以通过全球网络得到迅速的传播，但是当券商或机构投资者依据这一信息打算进行投资时，他们会发现，通过信息传递媒体去确认这一信息是十分困难的。处在世界各地的机构投资者也许可以与当地的券商取得联系去确认，但是与当地的投资者相比，确认这一信息除了要发生一定的获取信息的成本以外，还会耽误投资的最佳时机，因为远距离确认这一信息的真实价值需要花费时间。本土的金融机构或投资者可以对新信息的真实性及其价值可以更准确更迅速地作出判断，因为他们拥有各种当地信息的反馈渠道，并且享受本地信息的外溢效应，这也保证了他们能够获取那些难以标准化的、难以通过网络传播的信息。某种程度上这也解释了为何大多数国际银行在一国设立的地区总部通常都非常活跃。因为它们在为总公司的其他市场和客户充当情报站或听音哨卡的功能。
关于金融中心为何在一特定的城市形成和发展，金融地理学有以下解释。
1、信息腹地城市
Porteous(1999) [60]第一次提出“信息腹地城市”这一概念，用来说明金融中心的空间布局特点。“信息腹地可定义为一个空间或地区，一个特定的金融中心为其提供了获取有价值的信息流以实现盈利目的最佳渠道”（P105）。具体而言，信息腹地有以下内涵：
首先，获取信息的“最佳渠道”是指信息的双向流动，信息从腹地到中心城市，再从中心城区流动到外围的相关区域。这一信息获取的便利受到有利的先天地理环境的极大影响。但是获取信息的便利程度已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为的后天发展因素（比如交通运输网络）的影响。交通运输网络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弥补先不利先天地理条件。例如美国芝加哥地处平原，缺乏先天的地理优势，但是她通过成为美国中西部的中心市场以及交通枢纽这些后天因素而弥补了她在地理位置上的不足。
其次，信息流的价值，取决于信息腹地所从事活动的类型和及其预期的长期成长。它最初取决于先天的资源秉赋，但长期来看主要由该地区自然资源的开发模式和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决定。
第三，利用信息盈利的潜能如何评价的标准也很重要。为了使信息在金融中心所在城市具有盈利的潜在能力，该城市必须具有提供足够交易机会的金融市场基础。这要求金融市场具有足够的广度和深度为大规模的金融交易提供服务，并克服流动性风险。这也是一国家通常只拥有一二个金融交易市场的原因。因此，金融机构选择经营所在地时可以有两种替代性选择，或者选择邻近信息源的地方，或者选择利用信息可以更便利地获取利润的地方。跨国金融机构通常采取较为折衷的办法，在一国的金融中心设立分支机构这种物质存在，而不是通过全球金融中心为这个国家的市场提供服务，尽管全球金融中心的市场更有深度。
信息腹地城市概念并不排除金融业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事实上，在信息腹地城市，来自实体经济的具有价值的信息和投资机会决定着金融业的实力，而金融中心作为本地区与外界交流的门户，通过提供优质的服务和有竞争力的价格促进着实体经济的发展。
金融中心信息腹地概念用来解释为何金融聚集发生在特定的地区，以及在一定的时期中为何各地区相对的金融地位上升或下降。一国金融中心的信息腹地有这种一种功能，能加强国内各地之间的联系，也能加强国际都市之间联系。信息腹地内的信息流主要取决于内部与外部贸易的模式、交通运输网络、历史、制度和政体的更替等因素。技术、经济和制度的变化带来金融中心信息腹地的不断变化。随着距离造成的摩擦的减弱，以及产品的可移动性，使得先天的地理优势在某地区的固定优势中所占的重要性下降，这一优势很快就被来自技术与制度方面的后天的优势所超越。因为新的远程交流技术的出现可能会改变各城市之间的比较优势；世界经济增长的模式也会使某些城市受惠；制度因素尤其是政治力量改变可能体现在国家政策中对特定地区的优惠或者体现在中央银行或金融监管机构地址的决定和选择上。
2、地区间的连接点
金融中心不仅是通往腹地的门户，而且也是腹地之间的连接点和交往通道。例如殖民地时期，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曾经作为一个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连接点，将英国的资本导入加拿大本地经济之中。如果信息的传递不会因为“距离摩擦”而导致速度与可靠性的下降，英国的金融机构可以直接在伦敦为加拿大各地区提供金融服务而不需要在加拿大设立分支机构。但是由于一些非标准化的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出现耗损或失真，因此有必要选择邻近信息源的地方设立分子机构。这样一种连接点产生的地方是国内不同金融中心信息腹地的函数。
某些地区或城市的直接而天然的信息腹地通常都是省会城市。但是这些省会城市之中最后哪个城市成为金融中心则取决于她们的经济结构、发展模式、技术进步或政策冲击等多种因素。
金融地理学家分析了澳大利亚的悉尼与墨尔本之间、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与多伦多之间的竞争关系，说明了金融中心形成的过程中，技术进步、对外开放及其其他相关政策因素的影响和作用。例如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和悉尼分别维多利亚和新南威尔士的首府，它们的有效信息腹地延伸到更广阔的区域。悉尼比墨尔本具有更好的地理优势，服务于包括昆士兰州在内的澳大利亚北部地区。国际联系对悉尼在与黑尔本的金融中心竞争中胜出产生重要影响。悉尼的国际导向和开放性在其扩大国际连接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反过来，这种国际联系也增加了悉尼的经济实力，弥补了新南威尔士腹地的相对弱势（Cardew, R.V., Langdale, J.V., and
Rich, D.C., 1982）。在加拿大多伦多与蒙特利尔的竞争中，国际经济关系也帮了多伦多的大忙。战后，美国在加拿大安大略省进行了大规模的制造业投资，这使加拿大的经济重心向南偏移，多伦多作为该地区主要的国际城市，从中得益甚多。另外借助航空技术的产生，悉尼和多伦多都建立了国际机场，这进一步加强了两地的国际连接点功能。两个城市都通过后天的努力加强了与国际市场相联系的先天地理优势。此外，多伦多除了二战后在新技术的运用方面胜过蒙特利尔外，魁北克党的民族主义政策也加剧了蒙特利尔经历了四十年之久的衰退。很多金融机构从蒙特利尔迁来多伦多，使该城市的集聚效应得以进一步加强。魁北克的民族主义政策也使得外国银行对蒙特利尔望而却步，从而帮助多伦多崛起为国内的金融中心。
3、路径依赖模型
Arthur(1988)[67]发现，一些公司往往将地址设立在同行业其他公司聚集的地方，尽管这里不是原材料的来源地，他们也不是为了与同行竞争当地的客户群。金融机构符合他所描述的特征。Arthur提出的模型表明，公司聚集的现象很大程度是由于新进入的公司所作的选址决策会受到该地区已有公司的影响。一旦特定区域内存在充分的聚集，地理上的“锁定”现象就可能发生，与其他地区相比，这一地区便取得了优势。他的模型具有以下基本框架：地处j的公司得到一个报酬，净现值为Πj +g (yi)。Πj表示公司所处地理位置的内在价值，Arthur称其为“地理收益”， g (yi)是地理聚集的收益，其数额的大小取决于j地区已经具有的公司数目yi。最初该地区公司并不集中，公司以收益最大化为目标开始一个接一个选择公司地址。模型设置了具有不同Πj +g (yi)报酬的多种类型的公司，在进入的过程中，某一类公司出现的概率是已知的。如果g (yi)所表示的聚集收益能够无限提高（即该地区公司聚集得越多，各公司得到的报酬就越高），那么最终这一地区会入驻足够多的公司，成为最具有吸引力的地区，而其他地区则被排除在公司所在地的选择范围之外。这个模型是一个运气和宿命的结合体。一方面，没有公司能够预测出哪个地区将成为最具有优势的公司所在地，因为这要取决于各类公司持续的进入；另一方面，最初内在价值最具吸引力的地区在将来有可能成为最具优势的公司所在地，公司不断入驻的整个发展过程将决定最终结果。路径依赖不再是一个“黑箱”中的过程，而是一个可以被人们分析的过程。
图8.1表示下一选址的公司选择某地区的概率与该地区已入驻公司占公司总量的比例之的关系。该图纵轴表示下一个公司选择该地区入驻的概率，横轴表示该地区已有公司占公司总量的比例。Arthur证明，入驻公司比例收敛于一个稳定点，在这个稳定点，已有公司所占比例等于下一个公司进驻此地的概率。在概率函数具有非凸性质时,可以存在多个收敛的稳定点（如图中的原点和B、C点）。
4、路径依赖模型对金融中心形成的解释
Porteous(1999)[60]将Arthur(1988)[67]的路径依赖模型运用金融中心形成的分析。他认为，金融中心的形成取决于入驻金融机构数目的增加。一个金融中心的衰落与另一金融中心的兴起取决于基本的概率函数的非凸性质，这种性质意味着衰落金融中心入驻的金融机构占全部金融机构的比例会下降到0，而具有上升势头的竞争性城市入驻金融机构所占比例可能会上升到100%。路径依赖模型中概率-比例函数的形状取决于两个因素：每个地区信息外部性的大小和一段时期内一个中心城市内在优势的变化。讨论金融中心的形成需要把握Πjt 值（下标t代表时间），即一个地区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内在价值。那么什么东西决定着这种内在价值的变化呢？Porteous认为，一个城市的信息腹地的变化影响着该城市对金融机构的吸引力。而这个信息腹地派生的价值取决于通过它所传统的信息流所具有的价值。随着信息腹地实际部门结构的变化，这种价值也随时变化。此外实体部门的增长并非纯粹是外生的，一个更为动态的金融部门可以导致更快的实体经济增长，而一个更大的实体经济又会产生更大的 金融服务需求。
地处中心的金融机构可以获取来自其他城市腹地的信息。但是在利用非本地信息时存在着摩擦。这一信息摩擦并非来自沟通的成本（目前沟通成本很低），而是来自信息传递过程中价值的衰减。这一价值衰减的发生是因为企业不能像靠近信息源也即离中心最近的的企业那样捜集非本地信息或快速利用这些信息。因此经济学家在常规的实体经济贸易模型中假定，信息传递所耗成本是一个固定值，即在信息从源头传递出来的过程以及应用的过程中总是有某个比重的信息价值“蒸发”或损失掉。
Porteous还将Arthur的地区“内在的吸引力”重新定义为本地以及非本地可获取的信息流所产生利润的预期贴现价值。有一部分利润的增长来自于金融市场参与者内生的信息。某一进入金融中心A的金融机构，在t期的预期利润的贴现值可以表示为：
Σt ρt ΠtA = Σt ρt pt {Φ[ItA
+( ItB /ε)] + σt (NtA
)}
其中B定义为另一中心，ρ为贴现因子，pt 为信息接受的价格，Ii 为i地区有价值的信息流量，ε为非本地信息价值的衰减因子，Ni为在i地区的企业数目。下标t为时期的标号，Φ（.）和σ（.）是分别定义金融部门外部和内部信息生产函数的函数关系。如上所述，Ii是实体经济部门外生力量和金融部门内生变量如每一地区金融机构数目的函数。价格p则取决于每一时期对有价值信息的需求和供给，它是市场规模和市场参与者的函数。每一个时期，准备进驻的金融机构将选择这一预期利润更高的地点入驻。
随着城市信息腹地的改变，本地与非本地信息的质与量也发生变化。图8.1的概率与比例曲线描述了这一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过程。Porteous讨论了路径依赖过程出现反转的情况。假定概率函数存在，并且用来讨论具有两个区位的经济。最初金融中心A已经入驻了大量金融机构，如图8.1中的A点所标的位置。这可能使金融中心城市A形成如箭头所示的发展势头，使其金融机构所占比重高达100%。但是城市信息腹地的变迁和外部冲击可能使中心的地位及其发展趋势发生方向性变化。如图8.2所示，此时金融中心的变迁路径指向下方。结果与其竞争的金融中心城市份额上升，并逐渐占居主导地位。这种金融机构入驻概率走势的调整揭示了更深层次变化所带来的影响。这种深层次变化影响了各个城市对新进入者的吸引力。这种分析暗示金融机构的入驻概率是非凸性，趋势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
总之，聚集效应使金融机构的选址具有“粘性”特征。这种粘性减缓了金融实力相对地位在两个或多个中心城市之间重新分配的速度。在很长时期中，这种聚集效应并不足以防止可能的“空间转换”。但是在短中期，各金融中心还是可以保持其初始优势的。如果一个金融中心在初始阶段就具有很强的聚集效应，那么即使附近腹地出现衰退，该中心仍可以通过形成并控制一个更大的腹地保持其地位。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伦敦能继续扮演全球金融中心的角色，这是因为它在欧洲甚至超出欧洲的范围内形成其更大的信息腹地。长期来看，金融业的流动性越来越高，如果一个地区能保护和扩展其信息腹地，那么它就能保持并发展其对金融机构的吸引力。
第三节 金融中心形成的地域根植性及其面临的挑战
金融地理学某种意义上看也是演化经济学与经济地理学杂交的产物。演化经济学源于旧制度学派经济学家凡伯伦的相关研究。凡伯伦认为制度的主要部门是习俗和惯例，是确定的思维习惯，它影响人类行为的方方面面。制度本身不断随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Martin(1994)明确提出沿凡伯伦的路线发展金融地理学[59]。演化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理论已被用于讨论区域经济专业化问题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过程。
金融地理学家涉及的地理，不仅仅包括自然地理环境，还包括社会人文环境。他们强调社会网络、人文因素，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因素众多、目标多样、情况复杂、彼此紧密联系的复杂系统。因此需要考虑各个地区的个性、文化、社会、历史和制度等社会资本因素的决定和影响作用；强调社会资本是本地化网络形成的重要条件，社会系统、经济系统和金融系统在这一网络中自主进化；强调经济金融行为根植于广阔的社会、政治、文化和自然环境之中的性质，即社会根植性或地域根植性（territorial embeddedness）。这里我们重点讨论Reszat(2002)关于国际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文化认同作用的观点[68]，以及Budd(1995)关于地域根植性在面临金融交易电子化与分散化挑战时如何通过商业地产证券化来维护国际金融中心地域根植性的独到见解[69]。
一、文化认同与集体记忆在国际金融中心形成发展中的作用
B．Reszat(2002) [68] 探讨了文化认同和集体记忆对金融机构地址选择的影响。除了作为中介和金融活动提供者的实际功能外，伦敦、巴黎和法兰克福这样的城市还具有影响其国际竞争力的象征性维度。这是一种根植于集体记忆中金融所在地的主观经验。
二、商业地产的证券化对国际金融中心地域根植性的维护
L．Budd(1995) [69]运用批判现实主义的态度对地域根植在国际金融中心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方面的重要作用进行了分析。
他认为，各国的金融服务业大都集中在首都等大都市中，这是因为金融聚集可以产生规模与范围效益。而且人才、业务往来的契约和合作关系等集中优势对于日常金融业务而言仍然十分重要。大型金融中心商业的和私人的文化氛围以及大规模的专业人才储备与就业机会都是其他地区难以复制的。专业人才难以出现分散化趋势，后者一定程度上制约着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分散化趋势。
但是，金融市场的发展及其重要性不断增强刺激了这一领域的技术进步、金融创新与放松管制。这些综合的变化使得虚拟形态的金融交易成为可能，脱离大型国际金融中心、具有全球分散化趋势的虚拟电子交易事实上正在快速发展。这一变革的结果就是金融资本的流转与地理空间之间关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而使金融资本的流动摆脱了地域的限制。金融资本的流动不再局限于各个国际金融中心所组成的交易网络。这类技术进步正在将有组织的、以特定城市为地点的交易所变成超越地域空间限制的信息系统。像伦敦这样的国际金融中心及其所拥有的金融市场在本地的根植性将面临挑战。这些此国际金融中心想要在未来继续生存下去，就不能对虚拟金融市场带来的威胁存有侥幸。为了维持国际金融市场的地域根植，各大金融中心东道国政府需要凭借地域空间的再监管以实现国际金融活动的本土化带来的集聚效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以及主要工业国家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以放松管制为主要特征的金融自由化变革，使得对世界经济和金融的监管从根植于主权国家的空间转移到较少根植性的国际环境中，转移到国际金融资本汇集的少数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各国政府推行的金融自由化变革，很大程度上旨在提高本土金融市场的竞争力，强化国际金融中心与国际金融市场的地域根植性。但是正是金融的自由化成了金融市场地域根植的威胁。包括近年来对场外市场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的披露要求及其监管，变得越来越像一种任何地方都可以提供或获取的网络服务，从而威胁到金融市场的地域根植。
为此，Budd提出将商业房地产作为维护国际金融中心地域根植重要机制的独特见解。他认为，避免威胁变成现实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地域本身。即一个特定的金融中心在多大程度上可能通过商业不动产的租借机制转变成金融资本流量，将有助于维持其作为根植在本地的金融交易场所的功效。
在发达国家，住宅和商业地产仍然是净财富的主体部分。1990年美国居民持有住宅与土地价值大约为其净财富的50%（在国内16.24万亿美元的净财富中占到8.35万亿美元）。如果加入商业不动产，那么房地产在财富中占极大比重。英国房地产总价值与美国大体相当。[1] 商业房地产既是生产要素又是一种重要资产，金融机构的决策与房地产密切相关，因为房地产未来的升值可以防止金融机构产生巨大负债。这种双重属性使房地产的社会关系变得较为复杂。作为建筑环境，房地产可以成为金融市场监管空间的重要决定因素。特别是在金融监管空间发生了本质变化，突破了主权国家范围后，通过房地产对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实行再监管变得尤为重要。
作为资产的商业不动产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交易成本和管理费用较高，而流动性较差。但是房地产投资的收益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股票收益没有相关性，波动也不如股票剧烈，其与债券的收益具有微弱的负相关。如果缺乏流动性的这一缺陷得以克服，房地产在金融机构资产组合投资中可以占据重要地位。如果以房地产为标的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得以创建和发展，那么这类市场就可以为房地产提供应有的流动性，使房地产升值所带来的内部收入流这种收益得以释放或变现。
90年代曾出现过以广义房地产指数为基础的期货产品，它们大都在场外柜台市场交易。1991年一种在交易所交易的期货在伦敦商品市场FOX出现，但仅持续了半年时间，后因内幕交易而被取缔。此后一批机构投资者在财政部的特许下开展了以不动产指数市场为基础的柜台市场交易的不动产期货业务，这类市场事实上已开始发展起来。1997年法国出现了第一个商业房地产租约的证券化。但是由于缺乏一个创造流动性的市场中介机构，比如有组织的交易所，制约了功能健全并有效运行的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在美国，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发挥着为商业房地产提供流动性和收益现金流的功能。尽管REITS在美国不动产总价值中所占比重不大，[2] 但是其税收优惠和投资收益率（1972-2002年）比S&P500高出3-6个百分点，使其成为良好的投资工具和房地产交易的避险工具，越来越为投资者所授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