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货币和数字货币,我想做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分析。首先讨论货币的内在矛盾，再分析数字货币的产生与货币内在矛盾演化的关系，最后探讨数字货币在国际货币竞争中充当拐杖的可能性。
货币本身的内在矛盾
其一，货币既是公共产品又是私人产品，两种性质充满矛盾和冲突。作为公共产品，货币在币值稳定、流通顺畅的情况下，可提高交易效率，促进社会分工。作为私人产品，现代信用货币可由商业银行创造，并且完全可能成为金融机构逐利的工具或杠杆。金融机构逐利行为具有顺周期性，易造成金融市场的大幅波动或金融危机，进而加大贫富的两极分化，损害社会利益。因此，不管是传统货币还是数字货币，都存在代表社会利益的政府和代表私人利益的市场之间的博弈。这种博弈是由货币内在矛盾决定的，并且是不可避免的。
其二，作为货币发行者的各国央行是维护货币公共产品性质的代表，但是众多央行都在面临独立性丧失的问题。之前人们说中国的央行缺乏独立性，而今天包括美联储在内的众多央行独立性正在丧失。独立性的逐渐丧失首先表现在央行目标的短期化。央行的原始职能应该是在发行货币的同时维护币值的稳定，之后央行的政策目标扩大到增长、就业和其他社会目标。但是，每任政府都要追求任内的特定目标，每任央行行长也倾向于追求任内的政绩，因此，在政府和央行的协调中，央行大都乐意配合或服从政府短期目标，即使这么做可能牺牲社会的长期利益。
不仅如此，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及其操作本身也是集团利益的非中性的。一国货币政策的传递机制受到众多体制机制的限制，央行即使坐在飞机上撒钱，一般也只会撒在少数几个山头上，通常离央行最近的金融集团是最先得益的。全球范围内存在通货膨胀套利，费里德曼认为，货币供给增加到商品价格上升有6~18个月的时滞，而资产价格的反应会更为敏感和迅速。因此，先行获得增量货币的利益集团可通过投资商品或资产实现通货膨胀套利。美联储某种意义上扮演全球央行的角色；当美国联储量化宽松时，离美联储最近的美国金融机构，可最先、最便利地获得低成本美元进行全球套利。再比如，某地个别官员，在货币宽松时期违法违规向银行贷款买了多套房子赚取大钱，这就是通货膨胀套利。因此，无论是跨国还是国内，加杠杆投资获利，都是宽松货币政策的既得利益集团。投行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2017）的一项研究也发现，不同行业实际工资对广义货币弹性是完全不同的。银行保险和房地产行业的实际工资对广义货币的弹性最高，而教育、文化、科研和租赁等行业实际工资对广义货币的弹性则为负值。可见，宽松货币政策导致资产价格上涨和相关行业实际工资的上升，可能导致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的两级分化。
其三，国际货币是主权货币（欧元的特殊性暂不讨论）的延伸，既是全球公共产品，又是体现发行国利益的私人产品。国际货币发行国获得一种超级特权，这种特权体现为流动性带来的铸币税，以及向全球转嫁国内危机的可能性。
其四，货币还存在一般等价物和垫付资本双重属性间的内在矛盾。货币无论作为价值尺度、记账单位，还是行使支付和结算功能，都是作为商品世界一般等价物发挥作用的。但是货币发挥价值贮藏功能时，扮演着垫付资本的角色，发挥跨时期交易的媒介作用。而作为一般等价物和作为垫付资本的属性则是完全不同的。垫付资本的功能实际上是家庭储蓄，也即壮年期剩余劳动或剩余产品价值形态的储存及其使用权的让渡。此时，货币资本的流转代表上一代人的剩余劳动或剩余产品，与下一代人的剩余劳动或剩余产品之间的交换。如果下一代人数更多或下一代人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那么下一代人会有更多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反哺或赡养老人，表现为上一代人财富的增值及其交换价值或购买力的提升。反之，如果下一代人数更少，以及技术及效率改进不足以弥补下一代人数短缺或结构性失业造成的产出损失，那么上一代人的财富就会贬值或毁灭，这也是我几年前提出的“小富不安”思想。
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和垫付资本的双重属性存在内在冲突。作为一般等价物，货币天生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并且要求币值稳定和市场交易的公平性，这是货币存在和流转的法理基础。但是作为垫付资本，资金或货币资本不问过程直追利得，逐利成其天性，这就是马克思探讨的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虚拟资本不管、也无须知道剩余价值在哪里创造出来，而是将“钱生钱”看成货币或资本的天然属性。这两种职能的内在冲突是显而易见的。
数字货币与货币内在矛盾的演化
通过这些理论分析可以发现，关于当前数字货币的争议其实大都起源于货币的内在矛盾。一是从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两重性中派生的政府和市场的博弈；二是从一般等价物和垫付资本的两重性中形成货币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及其冲突，也即货币和金融是有效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还是脱实向虚，支配并盘剥实体经济部门；三是发行国际货币的主权国家与使用国际货币的货币区国家之间存在利益冲突，或者说货币宗主国和货币殖民地国家之间存在利益冲突。这是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一个结构性问题，目前尚无解决之策。
就以区块链为基础的比特币而言，其吸引投资者眼球的一个特点是，通过区块链技术生成的比特币的数量是有限或给定的，从而成为市场参与者规避金融当局通胀风险的工具，并且在通胀风险高企的发展中国家出现了对主权货币的替代。但是，正如马丁·沃尔夫（2019）指出的，“虽然单一加密货币的供应有限，但总供应量是无限的”。IMF披露，截止2018年4月加密货币已有1500种。“这个数字很容易达到150万。处理加密货币的最佳方法是将其视为没有内在价值的投机符号”。
技术是一把双面刃，就看谁去使用和如何使用。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技术，在让经济活动安全记录和保存方面是有价值的，特别是令财务更加高效和安全。但是比特币投机活动的社会影响则是负面的，浪费人力和电力等社会资源，其匿名性天然助长市场操纵、财富转移和分化。各国政府应联合起来禁止这类投机活动。
相比较而言，与资产或储备货币挂钩的稳定币，比如脸书与主要货币挂钩的Libra， 初衷可能是挑战银行体系借渠道垄断盘剥实体企业，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但也不能排除其取代商业银行成为盘剥实体企业的新兴垄断力量的可能性。相比银行体系来说，数字货币及互联网金融更少监管，也更难监管。特别是数字货币及其全球化的交易活动为资本外逃、洗钱和恐怖主义金融活动大开方便之门，因此更难为政府接受，具有社会公德的主流企业家也会与其保持距离。
各国央行对数字货币发展态势显示出高度的关注，并有意发行央行自己的数字货币。我国央行也有如此表示，并且明确央行的数字货币充当M0，不支付利息。央行推出数字货币对货币金融体系的影响十分深远。央行可抛开商业银行直接面向企业和家庭开展现金存款业务，而银行将失去信用货币创造功能，并不得不逐步转型为投资银行。在商业银行脱实向虚、逐利性增强的背景下，来自稳定币和央行数字货币的双重压力有可能成为银行加快改革和转型的推动力。只要解决了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的定位问题，央行、互联网和商业银行三者间的竞争也许是好事，可以从分散与集中两个角度提升金融中介服务的有效性。但是，如果央行完全替代商业银行垄断现金存款业务，尽管央行可能更有效地达成政策目标，包括实施负利率政策，显然会影响公众使用现金的自由度，并使依赖利息收入养老的社会群体无法规避负利率带来的收益风险。
从数字货币发展态势看，其交易的投机性是日益增强的。学者和政府部门需要研究其深层背景，不仅要“堵”，而且要根除其背后的动能和成长土壤。笔者以为，全球范围内安全资产的缺乏是投机活动日益兴盛的重要背景。而全球安全资产缺乏的可能原因是主权国家人口的代际结构失衡和地区间人口结构的失衡，加上地区和国家间广义制度差异带来的跨地区生产要素组合的困难，导致全球面临大萧条。各国央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仅无助于经济增长的恢复，反而造成基础金融资产泡沫的过度膨胀，致使资产贬值预期日益加深。随着全球恐慌指数的上升，美国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已与3个月期的国库券收益接近，欧央行与日本央行的政策利率已经出现负数。这使热钱到处流动以寻求保值增值和暴利的机会。因此笔者建议，我国政府可考虑大规模增发国债，借鉴日本全面推进鼓励生育和免费教育的政策，专款专用于从学前到高中的义务教育和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项目，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美元、欧元和人民币国际化的结构性问题
数字货币全球兴起的一个重要背景在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隐性危机正在渐行渐近。
当前国际货币及其背后的经济基础已形成不对称和不平衡格局。美元一币独大，占外汇储备货币的61.82%。相比较而言，以2018年美元计的美国GDP占比仅为23.89%。亚洲主要国家GDP占比达32%，但日元与人民币在外汇储备货币占比仅为6.2%。除英镑对其他地区外汇储备贡献1%多一点外，欧元及其他欧洲货币基本上属于本地货币，在充当国际货币方面几乎没有净贡献。
我们知道，美国的经济基础和可贸易品生产能力已不足以支撑美元的国际地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也快进入需要借新债才能支付利息的囧境。美元的结构性问题要从美国扮演的“全球银行”的角度去理解。国际货币的发行国，实际上像一家“全球银行”一样运作。联邦政府向境外投资者发国债，由于美国国债市场“安全性”和流动性都不错，美国政府可以极低的利率吸收境外资本，相当于银行吸收活期存款。美国的跨国金融机构和企业在本土筹集非常廉价的资本，到全世界去投资，相当于在做全球银行的资产业务。美国政府有3A级信用，可廉价发行国债；美国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可在海外获取高额投资收益——这是美国的两大优势。美国的软肋或死穴是其负债和资产业务的分离，也即跨国公司海外投资收益并不给联邦政府缴税。政府负债维持全球的军事存在以保护国家和跨国公司的全球利益，也要更多补贴低收入家庭，但债务要还本付息，是净支出项；美国金融机构和企业在海外赚很多钱却令政府税基流失，最后这家银行会因国债信用危机而破产。
尽管如此，美元在外汇储备中的份额本世纪并无明显减少，原因在于亚洲基本上属于美元区。中国的国际经济活动过度依赖美元，也成为美元的支持者。人民币的软肋正好与美国相反：首先，我国中央政府不愿意负债，而地方政府则存在软预算约束的过度负债和过度投资，造成社会资源低效率使用和浪费。尽管如此，我国政府显性债务仍占GDP47%，包括隐性债务的负担也低于大都数发达国家。相比较而言，日本政府债务高达GDP的238%。我们以FDI这种最昂贵方式利用外资，外商在华投资收益率以往都在15%~20%。中央政府本可以3%~4%的利息成本通过发债利用外资，我们却很少去做。其次，我们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大都还不具有强劲的国际竞争力，不少境外投资亏多盈少，像华为这样的企业更是屈指可数。这是我们的两个显著软肋。但中国的强项在于，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我们可以解决美国政府与跨国企业之间的利益冲突。国家资本可以财务投资方式参与本国金融机构和企业，国有股份可搭民营经济有效率的体制机制的便车。但是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金融机构和企业培育全球竞争力则无法一蹴而就。
欧元的问题在于：一是欧洲（包括日本）仍依赖与美国的安保同盟关系，更无力将军力延伸到欧洲以外地区，因此欧元（包括日元）无法争夺美元的国际份额。其他地区的货币不可能与美元松绑，然后盯住需要美国保护的欧洲或日本的货币。二是欧元缺乏欧洲统一财政的支持。欧元区各国财政并不统一，除德国外，财政稳健的国家并不多。因此，就目前而言，欧洲没有安全性、流动性良好的统一国债市场，没有充当各国央行储备资产的安全资产。如果欧洲在财政和军力一体化方面不能走得更远，欧元将存在很大的内部分裂的可能。
拐杖：数字货币助力人民币国际化的可能性
如前所述，美元、欧元和推进国际化的人民币都存在结构性缺陷，以致国际货币体系无法形成三足鼎立的稳定结构。那么，IMF有无可能创设一个超主权的全球数字货币？笔者目前并不看好。超主权货币需要有全球财政部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支持超主权货币，而后者达成的可能性极低。再一个核心问题是，货币作为价值贮藏功能，需要以税收支撑的国债等安全性和流动性良好的资产作为代际剩余劳动交易的载体，这是IMF这类国际组织无法满足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在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之间，人民币是有可能借助数字货币提升国际化程度的。
首先，人民币国际化并非是要与美元竞争国际地位，而只是帮助中国减轻对美元体系的依赖，以规避其信用危机风险。目前，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所占比重低于2%的状况，是与当前接近16%、未来将超过30%的GDP权重（参阅欧盟与法国智库BRUEGEL &CEPII研究报告的预测， 2011）严重不对称的。在美元一币独大且越来越不堪承载全球储备货币重任的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可帮助美元减压，并促进稳定的多元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形成。当然，人民币国际化还需要在维护美元稳定的前提下推进。
其次，中国借助数字技术和金融科技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是有可能的。国际货币的网络外部性是一种强大的惯性力量，具有边际收益递增特征。人们在经贸往来中倾向于使用大家共同使用的货币，这就是在位货币的网络外部性，也是当前美元最强大的优势，新兴货币很难替代它。数字货币的兴起对美元的国际地位是利弊参半的。Libra计划与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和新加坡元构成的货币篮子挂钩。如果原先使用美元支付结算的交易现改为使用Libra，这意味着美元地位的下降，但作为新经济增量的部分使用Libra则可以最大权重增大对美元的依存关系。
而人民币充当国际储备和支付结算货币的权重极低，与其实际的经济规模及对外为贸易投资规模不符，因此，与人民币挂钩的数字货币或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的使用，不仅不会消减人民币的权重，反而会提升人民币的国际重要性。另外，中国的互联网、大数据和金融科技的发展与美国的差距，要比中国金融业与美国金融业的差距小得多，因此人民币完全有可能借网络新经济之船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蓝海。笔者赞同邹传伟（2019）的观点，我国“中央银行的数字货币可采取联盟链的形式，由中央银行与某些特定机构共同维护分布式账本”，而这些机构可以是特定银行、特定的互联网企业和数字经济领域的领先企业。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的基本结论是：
第一，数字货币是缓解还是加剧货币的内在矛盾，并不取决于数字货币或传统信用货币本身，关键在于货币主权国家或国际社会能否健全一种有效的法律和监管制度，将货币金融活动纳入有效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及促进财富创造的轨道，而不是助长财富转移和贫富分化的投机或巧取豪夺。
第二，数字货币如果能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拐杖，它将有助于国际货币体系形成三足鼎立的稳定结构，否则可能延缓或加快美元体系的崩溃，同时给国际货币体系带来无序和混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