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扩张型工业化阶段已经结束，制造业和建筑业正在释放剩余劳动力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业绩为世人瞩目。但是前20年伴随大幅而快速的波动。后20年又分加入WTO后的持续加速增长和2008年以来增长的持续减速。其中2009年启动大规模基建投资以保增长，虽然拉起了2010年的增速，却以债务积累方式放大了重资产行业的产能过剩和增速下滑压力。

2012-2017年间基建投资平均增速依然维持在20%的高水平；但制造业和建筑业就业数量却在2013见顶后持续下降。因地方政府向负债，基建投资增速近期也出现了断崖式下滑，从2017年的19%下降为2018年1-11月的3.7%。

另外，2018年房地产投资扣除土地购置费后已出现多季负增长。其实，中国规模扩张型工业化阶段已经结束。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工业的增加值占比（47.65%）、增长贡献（57.4%）、就业占比（30.3%）和绝对就业量已分别在2006、2010、2012和2013年见顶并进入持续下降阶段。

房地产新开工面积和置业人群（20-49岁）数量也已经分别在2011和2013年见顶并急剧下降。特别是外部的中美贸易战和内部的债务违约风险已充分表明，中国政府主导、固定资产投资拉动型的增长已经走到头了。

以人为本，从消费升级和创造新增就业岗位的社会需要出发，亟需加快消费服务业发展动能的开发

高新技术、产业升级领域的新经济动能正在逐步形成，并且也得到政府和市场的高度重视。本文强调消费服务业的巨大发展空间，及其很少受到贸易战、重资产行业产能过剩、去杠杆与固定资产投资下滑等不利因素影响的“确定性成长”特点。

从美国战后消费升级的变化趋势看，耐用品消费相对稳定，食品与服装等非耐用品消费占比1947-2017年间已下降近30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占比则上升了同样幅度。由于技术进步、对外开放和信息传播效率的大幅度上升，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未来的消费升级可以用20年时间走完美国30年的历程；20年后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可以达到美国上世纪90年代中期水平。这意味着我们的服务消费占比可从48%上升到63%，而食品服装等非耐用品消费则将从38下降到23%。

而在服务消费中住房消费占比会下降，健康、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和文化体验上会有大幅增加。我们可从人口年龄结构和收入结构把握消费结构变化趋势，并以此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

服务消费的成长空间可有以下排序：保健、医疗、养老护理、教育培训、金融保险文化娱乐体验等。而热点和动能的先后排序则有：保健、旅游、医疗、教育培训、保险、财富管理和养老服务。目前医疗保健、旅游、养老和教育培训等潜在需求很大，急需通过产业发展释放供给的方式激活需求。

加快新旧动能切换 要求中央以政府采购和减免税收的方式促进技术教育和再就业培训

中国第二产业从2013年开始已经出现就业人数的绝对下降，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其实上未能阻止其就业减少势头。随着去产能、去杠杆、产业升级和人工智能的运用，工业部门过剩劳动力还将加速释放。未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和工业下岗人员的再就业都将转向消费服务业。后者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具备相应有吸收能力。

但是，消费服务业健康发展对从业人员有技能和职业操守方面的严格要求。比如，养老护理者需要懂点老年心理学，具有老年病防治的基本知识和急救技能，也需要相应的人文关怀精神。而且消费服务供给的特殊性在于无法储存，并以人力资本或人的劳动为载体。

因此，以更有效的稳就业、保民生方式促进新旧动能切换，需要政府在技能培训和再就业工程上进行大量人力资本投资。这样做现期可促进低收入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和教育培训产业的发展，长期可提高劳动生产率及经济增长的潜能，让低收入家庭有更多收入和财富积累，并给政府开创新的税源。

相比较，过度的基础建设投资虽然能避免急剧去产能带来的现期损失，但建成的公路铁路设施会因缺乏规模经济造成亏损，而且需要长期投入维护成本。人力资本投资与过度的基建投资相对的优劣势一目了然。

由于人力资本是以自由流动和自由选择职业的劳动力人口为载体，因此用于劳动力的教育培训开支应由中央财政承担。我们建议中央政府大规模发行10-20年期的国债，以不可交易的实名电子教育券方式，提供给需要技能培训和转岗的农民工和下岗工人，形成对再就业培训的政府购买。而接受培训者则可结合自身能力、个人偏好和市场需求自由选择培训项目。政府可指导产能过剩企业实施“半工半读”的用工制度，通过1-3年的过渡期完成减员、去产能和去杠杆目标。

政府采购和个人选择相结合的方式可促进教育培训产业的有序竞争和发展。另外，政府还应引入“二免三减半”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技能培训产业发展，重点激励人力资本开发和劳务派遣相结合商业模式创新型现代消费服务公司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