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新闻周刊》和《时代》杂志先后以大篇幅对中国进行了专题报道和评述。中国受到西方主流媒体的持续关注表明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一种重大的国际关系事态。中国的崛起对世界的影响以及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美国媒体、官方和学者谈论的主要话题之一。九?一一之后，中美之间开展了广泛合作，两国关系一度出现非常好的势头，以致于布什总统的两任国务卿鲍威尔和赖斯都称目前中美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但另一方面，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中国威胁”论不时出现，主张遏制中国的言论也有相当的市场。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不断抛出中国威胁的言论，美国国防部关于中国军力的报告迟迟不能公布，美日军事同盟关系不断加强，这些似乎都表明美国国内主张遏制中国崛起的势力在增长。与此同时，中美关于人民币汇率之争和纺织品贸易磨擦加剧。面对这种纷繁复杂的局面，人们自然会提出这样的疑问，中美关系将向何处去？
“雅典力量的增长及其引起斯巴达的恐惧使得战争不可避免”。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原因的分析成为许多现实主义者预测未来中美关系的经典依据。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声言，中国崛起带来的国际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决定中美冲突不可避免。他引证历史言之凿凿地说，任何新崛起的强权都会在取得地区霸权之后，进而要求世界霸权，从而引发与原有霸权国的战争。20世纪三大强权，即德国、日本和苏联的崛起都引发霸权争夺战，因此从地缘政治理论和历史经验出发，中国和平崛起是不可能的，美国也不会容忍中国的崛起，而很可能也应该用当年对付苏联的办法对付中国。如果真的像米氏所预测的那样，那么我们似乎已经别无选择，只有像毛泽东1949年所说的那样“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美关系前途之凶险可想而知。
但是，米尔斯海默等现实主义者犯了对历史进行简单类比的错误，其对历史经验的运用也不恰当。在近代历史上，大国的崛起并不必然导致新旧强权之间的战争。美国的崛起就是一个例证。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崛起并没有引发与原有霸权国英国的冲突，相反，双方实现了协调。英国之所以乐见美国的崛起和主宰西半球事务，原因有三：其一是德国这个日益强大并咄咄逼人的更危险的敌人的存在转移了英国人的“视线”，使英国无暇顾及美国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还需要美国的支持与合作。其二，美国并不谋求对国际权势、领土和资源进行再分配，而试图通过修正原有的国际政治规则来谋求自己的利益，也就实说，美国并不谋求挑战英国的核心利益。即使在西半球美国虽然在1823年即提出了门罗主义，把美洲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但美国在美洲并不排斥英国的经济利益。第三，是英美两国在文化和制度上的亲缘性使双方能够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合作，避免了国际局势变动过程中因误解而导致的矛盾和冲突，并有助于建立双方的互信。当前的中美关系与当年的英美关系既有共性，又有不同。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猖獗至少在目前来说比应对中国的挑战对美国决策者来说更迫切，在一定意义上当然有转移美国注意力之效果，以致于一些对华鹰派力量惊呼中国在利用这一机会“扩张”势力。就第二方面而言，中国并不谋求挑战美国的核心利益，中国不会像当年的德国和日本那样谋求通过武力独占资源和重新分割世界，而恰恰相反，中国试图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接受现有的国际规范，充其量是谋求在融入国际体系之后通过协商的方式对体系规则进行修正。就第三方面而言，中美之间虽然在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方面差异巨大，双方不具有英美那种文化和制度上的相似性，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结果导致两国差异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中国越来越愿意接受国际社会广泛承认的共同价值观，双方相互理解的程度也是越来越深。伴随中国国内改革进程的加快，双方的差异对并不能构成不可克服的障碍。
现实主义的预言家们的第二个错误在于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盲目自负与“科学的傲慢”，即相信国际关系理论可以像自然科学那样对国际政治进行精确的分析和准确的预测。然而，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超出所有国际政治家的预测甚至想象之外，让最杰出的国际政治理论家大跌眼镜，也暴露了以科学自诩，以预测见长的国际政治理论的贫乏。人类社会毕竟不同于自然界，因为人是有理性的，现实主义理论忽视了人的理性，特别是人的自主选择性。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历史的一切现象都是人选择的结果，没有什么铁的规律和不可避免的宿命。战争并非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命运，而往往是决策者做出的错误决定造成的。而那些有关战争不可避免的错误观念本身，往往会成为导致战争的诱因。
对于当代中美两国的领导人和国民来说，避免错误决定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历史教训的汲取。人类在近代历史上经历了无数次战争的浩劫，特别是在由大国崛起导致的两次世界大战中，中国遭受了巨大的苦难，美国也承受了巨大的牺牲。中美两国应该，也完全有可能找到避免大国崛起引发战争的道路，相信两国决策者和人民有足够的理性和智慧，吸取历史的教训，避免重蹈覆辙。特别是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代，大国之间的战争难以想象，任何一个负责人的决策者都会看到，中美之间的战争只能是两败俱伤，甚至是双方的毁灭，从而在战争到来之前止步。
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是，在现代历史上，并不存在原有霸权国发动战争阻止挑战者崛起的例子，相反倒往往是由新兴的挑战国发动霸权争夺战，一战与二战都是这样爆发的。无论是英国面对德国的挑战还是美国面对日本的崛起，最初采取的都是接触战略。特别是一战后，美国对日本采取的就是接触战略，试图通过建立华盛顿体系使日本融入美国主导的远东国际体系，而日本在20世纪20年代也曾认同这样体系。至于二战后美国对苏联实施遏制的原因较为复杂，但美国至少是在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世时曾试图通过建立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等继续战时的美苏合作，以便把苏联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但这一接触战略没有成功，最终苏联拒绝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冷战爆发。有理由认为，美国当前对中国采取的是接触加防范的两手政策，通过接触把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通过防范对中国未来的不确定走向加以戒备，美国近年来军事与安全战略的一系列调整就是这种防范战略的一部分。但需要明了的是，防范不是遏制，至少目前美国并没有一个遏制中国的既定战略，用美国冷战时期对苏联的遏制战略来比附和理解目前美国对中国的防范是十分有害的，因为如果我们相信美国正在遏制中国，那么中国的反应只能是反遏制，而这种反应的结果最终将导致中美之间真发生对抗。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曾警告一些美国人，如果把中国当作敌人，那中国真的就会成为一个敌人。其实，这句话应用到中国人对美国政策的看法同样适用，“美国将遏制中国”完全可能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其实，即使有些美国人想遏制中国，也是枉费心机。中美之间广泛的共同利益和越来越加深的相互依赖会使遏制政策像飞去来器一样也会伤害美国自身，同时中国的崛起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
自九?一一以来，中美之间在反控、朝核、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地区安全、联合国和全球问题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具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中美之间在经济上的交往也急剧扩大，这种共同利益构成稳定中美关系的基础，这一基础不会因为领导人的更迭而消失，更不会因为某些鹰派官员和学者的言论而改变，美国外交决策取决于制度和利益，而不是取决于个人的好恶。当然，这并不是说，中美之间只有共同的利益而没有分歧，事实上，众所周知，中美两国之间的分歧是巨大的，即使在具有巨大共同利益的领域，分歧也广泛存在，甚至非常尖锐，如中美经济关系一直被视为两国关系的稳定器，但自中国加入世贸之后，两国贸易争端和经济磨擦大有增多之势，可以预见，随着两国关系的加深，贸易磨擦可能更多。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恰恰说明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成熟性，用布什总统的话说，中美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关系”。而复杂的关系恰恰不能采用遏制的政策，在这种复杂的关系中，美国像当年遏制苏联那样遏制中国几乎没有可能性，不仅美国的盟友不会追随其后，即使是在美国国内，遏制中国的政策也不可能像当年对苏遏制那样得到民众和两党的一致支持。
同时中国尽管对当前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有种种不满，并谋求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但20多年来，中国在现存国际秩序中并非仅仅是一个受害者，同时在很多方面也是一个受益者，特别是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全球经济秩序，这一点也决定中国不会是一个谋求推翻体系，彻底改变体系规则的革命性的国家，而只是一个谋求在体系内部，即在现存秩序内寻求变化的目标有限的修正主义国家。因此，中国与当年追求彻底推翻资本主义体系的苏联根本不同。除台湾问题之外，中美之间并没有不能调和的、至关重要的利益冲突。
我们应该时刻关注美国鹰派势力的动向，对此加以警惕和针锋相对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但也不必反应过度，应该看到，美国是一个多元社会，各种声音都会有一定的市场，毫无疑问，主张遏制中国的声音将来仍然会不时出现，有时甚至声势浩大，并可能对美国政策产生影响，但这毕竟只是众声喧哗中的一种声音，是否主导性的声音应细加分析，切不可将一人、一派之言论当成主流，甚至对华政策本身。中美关系不大可能回到全面的对抗，但也不可能像80年代后期那样蜜月般友好。中美之间将是复杂的、正常的大国关系，既有合作又有冲突，既有广泛的共同点，又存在重要的分歧，甚至磨擦不断。对中美关系盲目乐观和盲目悲观都是错误的。正如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所言，“无论是我们还是中国人都相信我们的关系中不再有什么不可避免的事情――不可避免的坏或者不可避免的好。相反，我们现在相信将由我们承担我们共同未来的责任。” 就责任而言，中美之间能否避免大国崛起可能导致的冲突，不仅取决于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反应，同时还取决于中国自身的行为。中国必须警惕非理性的狭隘民族主义的滋长和泛滥，坚持走和平发展与和平崛起的道路，不仅把和平崛起作为一种战略，更重要的是作为我们追求的国家目标，从而打破大国崛起的历史常规，使其成为中国人民为人类历史做出的一大贡献。
还是那句话，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中美最终是伙伴还是敌人，将“取决于政策而不是命运”。中美两国的政治家们都应时刻牢记这一点。
（说明：本文原载2005年7月3日《新京报》，网络版增加了《新京报》发表时删去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