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前不久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今年前三季度的经济数据，1-9月GDP的增长7.4%，2一季度7.4%，二季度7.5%，三季度7.3%，三季度的增幅比前两个季度有所回落，这在社会上产生了一些看法，有人认为当前的经济增速已经创下最近几年的新低。您如何评价当前的经济形势?

张军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这种看法是有的，尤其是在8月份全国工业增速大幅回落至6.9%低位的时候。9月份虽然有所回升，但也仅为8%，仍处于近年来的次低水平。对此，有入主张采取更大的需求刺激政策，以刺激经济回升。我不赞成这样的主张。其实，当前的经济形势总体上是正常的，既符合宏观调控政策的预期目标，也符合经济转型时期的发展规律。理由有三：第一，经济增速虽然有所回落，但是经济运行的效益保持基本稳定。第二，经济增速虽然有所回落，但是经济结构有所改变，风险总体可控。今年以来，服务业增长继续快于制造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最大来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稳步上升，超过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节能降耗继续取得新进展，前三季度国内能耗下降7.6%。今年以来，调整大的领域，包括重化工业、房地产泡沫，融资平台去杠杆，也都呈现了翦利于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发展方式的良性变化。在经济结构和矛盾化解的过程中，中国经济长期积累和潜伏的-些风险因素进一步暴露，但总体而言，还处于可控的状态。当然，当前我国经济潜伏的风险仍然很大，对此，我们应该保持警惕，不能掉以轻心。第三，经济增速虽然有所回落，但是尚处于中国现阶段潜在增速的合理范围。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去年的一项研究，中高速增长的潜力范围可能会在6%-8%之间。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潜在增速是就一定时期的增长潜力而言的，不能将其机械地理解为每一年都能实现或者都应该争取这样的增速。现实当中的增长会受到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而出现波动，这是十分正常的。特别是在当前，我们既面临着潜在增速的下降，也面临调整结构化解矛盾和防控风险的任务，这个时候增长力可能会低一些，甚至低于潜在的增长力。

郑新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三季度公布的经济数据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持续了三年多经济下行的态势还没有改变，经济下行的压力越来越大，而且还看不到什么时候能够改变下行的状态。虽然说这个下行的增速仍然处在合理区间，但是对这种下行的态势不可掉以轻心。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的主要特征是过剩，产能过剩、供给过剩。我们曾经对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短缺认识深刻，而且有了解决办法。但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过剩这个基本矛盾、基本规律认识不够，也把握不好，更缺乏应对的办法。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能力无限扩张和广大居民有限支付能力的矛盾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马克思虽然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也是适合的。如果对这个全面的过剩不引起高度的警惕，找不到有效的解决办法，致使经济继续下滑，那么落人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就会比较大。我国目前的人均GDP去年是6750美元，正好处在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等收入国家跨越的阶段，世界上许多国家在这个阶段过不了槛，在人均六七千美元上下徘徊，因此我们不能满足于目前经济增速尚处于合理区间，而是要找到解决产能过剩的办法。我认为，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是需求不足，产能过剩。而产能过剩和需求不足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记者：当下有个时髦词叫“新常态”，对于这个词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理解，有的观点认为，现在三期叠加的情况是新常态，也有观点认为，潜在增长速度的回落是新常态。您的理 解是怎样的?又该如何在这个新常态中把握下一步宏观经济的走向或者取向?

张军扩：我个人的看法，三期叠加时期不 能看作是新常态。所谓新常态，在潜在经济力下降和经济回落之外至少还有两个特点，一是 过去在粗放式增长模式下所积累的结构矛盾 和财政金融风险要得到一定程度的化解，二是新的增长动力和增长模式应该基本确立，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经济增长才能有一个比较稳定和稳固的基础，从而达到新的平衡，也才能进入到一种新的常态。从这点来讲，我更能够接受“走向新常态”，而不是“现在的新常态”。当前，最为重要的改革是要加快推进那些有利于充分释放我国增长潜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改革，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通过改革释放中国本来所拥有的，但是被一些弊端所制约的体制优势。我国劳动力成本远低于美国等前沿发达国家，但是由于政府的管制过多，竞争不充分，使中国在资本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方面远高于美国，这是导致近年来美国企业回归甚至不少中国企业选择到国外市场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二，要通过改革释放巨大的国内需求的潜力。实际上，现阶段中国依然具有巨大的投资需求空间，而支撑这些投资需要的生产能力不仅是充足的，有些还存在大量的过剩，就是因为这些领域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质。如何通过财政、金融制度的创新，建立新常态下可持续的投融资体系，以充分释放国内投资需求的空间，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的改革挑战。最后，还要通过改革促进创新驱动，新的增长动力的形成从根本上来讲要靠创新，而投资环境要靠政府打造。

记者：郑主任提到了中等收入陷阱，那么，如何使中国避免这个很多国家都陷入的中等收入陷阱?而对于人均收入的问题，我们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将何时实现?

郑新立：要通过改革释放发展的潜力，我想，需要从五个方面打破改革以来形成的新的思维定式，通过改革新的突破释放发展的潜力，为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持。只要改革到位，把潜力释放出来，到2020年我们就有可能实现人均GDP达到12000美元，跨人高收入国家行列。这五个方面是：第一是要打破农民工市民化会加大城市公共服务压力的思维定式。通过户籍制度的改革，农民工市民化的潜力释放出来了，如果每年进入城市的人口保持在1个百分点，那么，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个人消费都会形成强大的需求，成为未来十几年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强大的动力源泉。现在留守儿童6千万，留守妇女4千万，留守老人4千万，加上2.6亿农民工，如果帮助他们实现全家团圆梦，将会对现在留在农村的人产生强大的吸引力。第二是打破农村土地改革会冲击农户在农村的经济主体地位和18亿亩耕地红线的思维定式，释放土地和劳动力的潜力。第三，打破一谈发展就上工业项目的思维定式。第四，打破允许民间资本发起设立金融机构必然会加大金融风险的思维定式。第五，打破允许民营企业进入垄断洼行业必然会带来无序竞争的思维定式，释放民营资本的潜力。如果在这五个方面有序推进改革，我想，未来十几年我们保持8%左右的增长速度是没有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

记者：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离开了金融的改革就只是个壳。如果说金融市场化的重点在利率市场化，那么金融国际化的重点是否就是人民币的国际化?人民币的国际化是不是未来中国金融改革的一个重点?

魏建国(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今年5月28日，奥巴马在西点军校发表演讲时说，美国要再领导世界100年。奥巴马说，美国必须成为一如既往的世界舞台的领军者，发挥领军作用。接下来，拜登又说：当前全球经济处在一个拐点，美国现在做未来世界的全球领导角色是游离观望。美国是继续发挥领导的作用，还是在新兴经济体形成之前袖手旁观?我认为，新兴经济体关键时刻是机遇和挑战并存，这时候中国必须要发挥作用。具体有四点：一是应该加速改革。当前我们正在全面深化改革，但是有两个改革滞后，即金融和财税改革。首先是金融改革，这是这次改革的关键。中国金融改革最重要的是三步，第一步是推动中国金融体系的宽度改革。这是相对于中国金融体系太狭窄而言的，要让投资者有充分的自由选择权，扩大融资的渠道，宽度改革的核心是证券化。第二步是推动中国金融体系的市场化。第三步是推动中国金融体系的国际化。财税改革一定要加快，中国的收入要做大，中产阶级的消费要形成。其次是加决结构调整。我不太同意有些专家说把产业转移出去，形成产业的核心、优势、强项，而是要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传统产业的改造。第三是扩大消费，如生产的消费、服务消费、养老保健消赞、文化消费。第四是加大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一个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却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货币支持是不行的。中国要加快布局，不仅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而且要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更重要的是要加大对金融机构的支持，建设好金砖银行。

记者：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不是经济战略，而是文化战略、政治战略，就经济看经济是不现实的。请您侧重于国际贸易体系改革的角度，谈谈中国在经合会议上提出的亚洲自由贸易区的体制。这种贸易对新常态经济的改革，不仅仅是在上海建设自由贸易区，还在于，整个中国的贸易体系能否重新构建出一个良好的、能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魏建国：美国是这样看待不平衡的：如果把全球的不平衡算做一个平衡，边缘的国家向中心靠拢，中心的国家向边缘靠拢。韩国、以色列从边缘往中心走，因为个体小，所以产生的影响不大。当然，也有从中心往外走的，比如英国。但是，美国看到的是，中国正在向中心走。对此，他们会采取三个措施：能不能抵制，能不能暂缓，能不能全面阻止。通过我们智库的研究，美国采取的是阻止，能阻止多少就阻止多少。

如何在原有的基础机制上建立适应中国新常态的全球平衡机制?我认为就是把我们的“10+3”、“10+1”、“10+6”做好，路径非常清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希望大家从中国的发展中享受到惠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