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吴飞教授《何处是家园？——传播研究的逻辑追问》（载《新闻记者》2014年第9期，下称吴文）的题目，我耳朵的神经立马受刺激，不由自主就飘起费翔的声音，“归来吧归来吧，浪迹天涯的游子”。“家”或“家园”的意象非常丰富，从不同门径（比如社会、经济、文化或哲学等）进去会有不同的“家”。不过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家”或“家园”，是一个封闭的至少也是有界限的“场所”或“空间”，是某一同质关系的聚集之地。 我现在越来越感觉词语对思维乃至认识的影响，以伯格和卢克曼的“现实的社会建构”观点看，这并非无稽之谈。至少有一点很明显，由于有了“家园”的影子，吴文才特意在全文前面刻意突出，“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一开始就走偏了”，也就是走错了家门，“存在严重的方向性错误”。“一开始就走偏了”，即便千真万确，从其最正面意义来理解，也不过是一种后见之明，既不表明过去的不行，也不代表现今的超群。如今是时髦“顶层设计”，任何完善的“顶层设计”，哪怕再认真再细致，都只能是即时的认识和把握，是“择其善者而从之”的结果，不可能一劳永逸。“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即此之谓。如果“最精妙深奥的理论，也有历史现实的根源”，那么，最粗浅简陋的传播研究，也是有其历史现实的触发。我们应该是循着这样的思路，去考察为什么是这样选择，什么原因造就，而不是下一个对与错、正确与偏向的结论。选择本不存在对错，好比走哪条路，自有其道理。说到底，人都是生活在博尔赫斯“小径纷叉的花园”之中，一辈子就是在纠偏中度过，压根就说不清也很难知道哪条小径对头。这就好比恋爱婚姻中的“试错”。试错，是为了尽量减少错误，而不是为发现一个唯一的“真爱”。以此作为个人梦说说无妨，相信没有人会阻拦，同样也没有人会当真。“知今是而昨非”或者“知昨是而今非”，就是人的一种常态，所以才有俗话说的，一辈子没有后悔药好吃。

为此吴文做了一点历史考察，从传播研究的“理论旅行”到存在什么问题，就是打算完成这一任务。倘果真如此，这样的考察还是粗疏了些，基本属于对事件的罗列，把时间、空间和事件随意自然堆放，构不成“逻辑追问”。华勒斯坦说，要“将时间和空间当作对我们的分析具有建构作用的内部变量，而不仅仅是当作社会宇宙存乎其间的不变的物质现实，而重新安插进来。如果我们把时间和空间的概念看成是世界（和学者）藉以影响和解释社会现实的社会变量，我们就面临着发展一种方法论的必要性，从这种方法论出发，我们可以把这些社会结构置于分析的前台，而与此同时又不把它们当作一些任意的现象来看待或利用”。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从时空的特殊性，对中国传播研究初生阶段做过一点“追问”：中国大陆一开始之所以对传播学发生兴趣并动了引进之念头，与因“文革”而陷入僵死的新闻学和新闻实践的刺激有关。“第二次全国传播学术讨论会”提出的，“在对外国传播学评介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利用大众传播研究中某些有用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的大众传播事业，特别要与我国传统新闻学相结合，取长补短，以促进我国新闻学研究，推动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就是一个清楚的表述。此种“推动发展”的现实动因，在“传播学”及其研究上，即刻显现出的结果，就是传播学成为应对社会变化的“应用之学”或者之“技”。在政治上，可以“帮助集团、国家树立形象，使国家的政治制度趋于稳定，同时又能为国家提供决策依据，使国家的政治制度更趋向于完善和成熟”。对于新闻学的益处，传播学有助于扩大其视野和关注的对象，使之找到“新的发展空间”。传播学“说什么和怎么说，即传什么和传播模式”，恰恰属原有新闻学之空缺。具体的实际应用也是从这样的起点和思路上起步。1982年北京受众媒介接触行为调查，就是从党报群众路线出发，服务于当时的新闻改革。随之进行的浙江、江苏等地的调查，同样没有脱离这样的窠臼。

我的“追问”同样很粗疏，谈不上全面和准确，但仅此也就足以质疑“一开始就偏了”的“追问”。就我的“追问”看，一开始不存在什么偏，因为有其充分的现实依据——逻辑。自然，用吴文的标尺——逻辑来“追问”，或许真是“偏了”，可是有什么理由非得要求他们用这个标尺呢？我不是要站在相对主义立场，证明存在就是合理，相反，通过反思，发现前人的局限性甚至某些不见，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好比将来人对我们要做的追问一样，但不能倒过来要求前人像我们一样，否则就是“偏了”。历史反思需要“原点”而不是“原罪”，否则可能无意中矮化了前人，不留神会导致“追问”颠倒了“逻辑”：不是在历史现实追问中发现前人的逻辑，然后表明自己的逻辑由来，而是直接用自己的“逻辑”来追问前人。文章起名是“逻辑追问”而不是“追问逻辑”，就已经预伏着这样的可能和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