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月27日，苏联军队来到一个叫做奥斯威辛的小镇，他们没想到在这个地方遭到德军的顽强抵抗，整整五个小时才结束战斗——此前他们并不知道这是著名的“死亡工厂”所在地。当时才19岁的苏联士兵维尼辛科在60年后回忆道：“进入集中营，我们惊呆了，到处都是带电的铁丝网，到处都是穿戴黑白间条衣帽的囚犯。这些囚犯几乎都已经不能行走，他们瘦骨嶙峋，就像影子或幽灵。”无独有偶，集中营里的幸存者约瑟夫?比亚罗也用“幽灵”这个词来描述解放了他们的苏联军队：“一支幽灵般的队伍沿着楼梯悄悄开进来。士兵们头戴白帽子，身着伪装服，全部手持冲锋枪，爬在地上几乎让人分辨不出来。”集中营的残酷性，使得解放者和幸存者都怀疑他们所面对的并非人间，而是幽灵的世界。
尽管奥斯威辛集中营最终获得解放，110万永远无法复活的幽灵却仿佛一条鞭子，时时抽打着7000名幸存者和所有的后来者。2005年1月27日，集中营的幸存者、解放者、各国青年代表和44个国家的领导人聚集在这个地方，在皑皑大雪中鸣响火车汽笛，纪念60年前的那一天。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60周年的纪念活动，成为欧洲国家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60周年系列活动的序篇。奥斯威辛几乎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代名词，但两者又截然不同，正如维尼辛科所说：“我在战争中看到过很多可怕的场景，但任何可怕的场景都比不上这个集中营。”战争的双方都是手持武器的军队，集中营里一边是赤身裸体的平民、另一边则是头戴钢盔的杀人机器。更重要的是，战争从不隐瞒它的暴力气息，而集中营却披着温情脉脉的面纱，据说在奥斯威辛里经常飘荡着巴赫的赋格。洛特雷阿蒙曾用“一架缝纫机和一把雨伞在解剖台上的偶然相遇”来形容少年的美，只要把“偶然相遇”改成“厮杀”，这句话就可以用来描述集中营的“美”了。
早在1970年代，奥斯威辛集中营就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它不再仅仅是波兰的一个小镇，而是全世界的灵地。今天，当我们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也会理所当然地想起奥斯威辛，缅怀那些没有了头发也没有了皮肤的幽灵。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亚洲又有什么被全世界铭记呢？很遗憾的是，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广岛和平纪念公园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却看不到中国的影子。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欧美和亚洲出现了“记忆不对称”的现象，我们对奥斯威辛耳熟能详，他们却对中国一无所知。
中国有没有“奥斯威辛”？毫无疑问，在中国找不到任何一个名叫 “奥斯威辛”的地方，但是中国又有无数个地方可以被称作“奥斯威辛”。暂且不说南京大屠杀，抗战爆发前的哈尔滨和长春就有两支日本秘密部队，一个是设在哈尔滨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一个设在长春的“关东军兽疫预防部”，它们在抗战时的秘密番号是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在他们眼里，活人就是解剖台上的木头、笼子里的小白鼠，他们需要研究的就是如何高效、快捷地用细菌来消灭冒着热气的人体，这无疑要比“一架缝纫机和一把雨伞在解剖台上的偶然相遇”残酷得多。从1938年2月到1943年8月，日军还对被称作大后方的重庆发起了218次空袭，据不完全统计，他们共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炸伤14100人，炸毁房屋17608幢。日机对重庆的军用和民用设施进行了无区别的轰炸，仅1939年5月3日、4日两天便炸死3991人，1941年6月5日则有2500人在防空隧道中窒息或践踏而死。统计学永远是无情的，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掩埋着无数个不为后人所知的悲痛故事。除此之外，还有遍布各地的慰安所，把中国的每一块土地都划上伤口。可以这样说，纳粹把奥斯威辛变成集中营，日军则把整个中国都变成“奥斯威辛”。
让我疑惑的是，既然整个中国都变成“奥斯威辛”，为什么欧洲和美国又会对中国的“奥斯威辛”几乎一无所知呢？我们可以责备他们是“西方中心主义”，对东亚的苦痛视而不见。但事实又不是完全如此，就在欧洲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胜利60周年的时候，英国的《卫报》还发表了题为《我们不应忘记战争如何胜利》的署名评论文章，文章特别指出：“如果不是中国付出2000万人的代价，在亚洲战场拖住了日本军队，日本军队便会从中国进攻原苏联的后方，或者进一步进入太平洋地区。在没有亚洲盟国顽强抵抗的情况下，西方盟军的损伤将更为惨重。而在西方，这一事实几乎没有人知道。”看到这里，我们首先要反思自己而不是指责他人，为什么中国的历史，需要其他国家的媒体提醒人们记住呢？为什么中国的“奥斯威辛”没有被恰当地言说和书写？日军对中国平民的大屠杀一点也不亚于纳粹，为什么我们的大屠杀文学却无法与欧洲相比？
“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阿多诺这句人言人殊的名言曾经惹起无数争议。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度过短暂童年的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斯，曾故意反其道而言之：“奥斯威辛之后只能写奥斯威辛的诗。”其实，阿多诺后来回收了他那句格言：“长期受苦更有权表达，就像被折磨者要叫喊。因此关于奥斯维辛后不能写诗的说法或许是错的。”但“或许”这个词又说明阿多诺的回收并不彻底，这种“否定辩证法”的表述恰恰说明奥斯威辛和诗之间的难题。坚持书写奥斯威辛的凯尔泰斯也会特别提醒，在种族屠杀问题上会形成了大屠杀感伤主义和大屠杀廉价商品，这些恰恰是对奥斯威辛的否定。他把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名单》看作大众神话，这部黑白电影在结束时出现彩色的胜利人群，暗示着人文理想完好无恙地走出了奥斯维辛，他认为这种想当然的情节简化了大屠杀的多重面相。
奥斯威辛之后的“哈姆雷特”们，不仅需要思考“写还是不写”，还需要思考“如何书写”。父母都是大屠杀幸存者的萨?里比来赫特，认为大屠杀幸存者的家庭有两种：“在一种家庭里，人们着了魔似的谈论着大屠杀，所出现的任何话题——从一根鞋带到一块面包——都直接导致对犹太人区和集中营的回忆。而另外一种家庭的反应，则是完全的沉默。”从表面上看，前一种家庭更像欧洲，截止到1972年，以大屠杀为主题的希伯来小说就有300多部；后一种家庭更像中国，迄今为止，感动全世界的大屠杀文学还暂付阙如。但是，现实又没有这么简单。
谈论有谈论的理由，沉默有沉默的借口，两者都会有致命的危险。凯尔泰斯一边坚持书写奥斯威辛，一边提醒人们对大屠杀感伤主义和大屠杀廉价商品保持距离，这是首鼠两端的油滑么？当然不是。事实上，当代中国并不缺乏“祥林嫂式”的抗战文学，每次见到人就抬起她没有神采的眼睛诉说自己的“悲情故事”：“我真傻，真的……”等到讲完之后，她便“神气舒畅些，不待指引，自己驯熟的安放了铺盖。”言说对象的痛感逐渐被舌头的快感取代，暴力、苦难和耻辱的内涵被抽空，成为四溅的词语唾液。这种“过度言说”不但无力呈现历史的伤口，反而稀释了其中的残酷性。最初的时候，祥林嫂会呜咽着“说不出成句的话来”，后来她只是呜咽着，最后已经可以熟练地反复讲述那些情节了。她的演讲水平越来越高，听众却越来越少。最初很多人特意寻来，后来三五个人来听她，再后来的情况鲁迅这样写道：“但不久，大家也都听得纯熟了，便是最慈悲的念佛的老太太们，眼里也再不见有一点泪的痕迹。后来全镇的人们几乎都能背诵她的话，一听到就烦厌得头痛。”或许人们可以指责听众/看客的无情，但不管祥林嫂从“小篮，豆，别人的孩子上，引出她的阿毛的故事来”，还是大屠杀幸存者家庭“从一根鞋带到一块面包”的谈论，都有把历史的伤口变成了展览性伤疤的危险，从而走向大屠杀感伤主义和大屠杀廉价商品。
中国的“奥斯威辛”无需像祥林嫂一样“过度言说”，但是又不能“拒绝言说”。美裔华人张纯如曾引用一位集中营幸存者、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威塞尔的话：“忘记大屠杀，就是第二次屠杀。”（值得注意的是，呼唤人们铭记大屠杀的威塞尔同样说过：“小说家在他们的作品中随意地把‘大屠杀’取作题材……不仅削弱了它的意义，也使它的价值大打折扣。‘大屠杀’现在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话题，容易引人注意，并很快获得成功。”）这位柔美又坚定的女性，从小就听到过祖父逃离南京的经历，直到1994年才在加州看到南京大屠杀的黑白照片。这是她第一次看到有关记录和照片，此前她曾专门在学校图书馆里寻找，却没有找到那些历史风尘中的雪泥鸿爪。张纯如决心自己来书写这场被遗忘的大屠杀，用了好几年的时间来搜集资料、访问幸存者。1997年12月，南京大屠杀60周年的时候，张纯如出版了《被遗忘的大屠杀——1937年南京浩劫》。这本书在英语世界引起巨大反响，使得很多欧美国家的读者第一次知道除了奥斯威辛之外，还有南京大屠杀。祥林嫂通过讲述苦难缓解了自己的疼痛，最终也耗尽了苦难的力量，讲述大屠杀却使得张纯如耗尽了自己，她在写作的时候体重减轻、头发脱落。直至2004年11月9日，她终于无法忍受这种折磨，把车开到加州一条无名的道路上，用手枪朝自己头部扣动了扳机。尽管威塞尔说过“忘记大屠杀，就是第二次屠杀”，索福克勒斯笔下的伊斯墨涅却宁可保持沉默，因为她“不愿意受两次苦：经受了艰苦，又来叙述一次”。从这个意义上说，写作者就是火中取栗，冒着灼伤双手的危险取出记忆之栗。除了张纯如，我们还可以列出一串长长的自杀名单，他们都曾书写过大屠杀：1951年，波兰诗人布洛夫斯基开煤气自杀；1970年，奥地利诗人保罗?策兰从塞纳河米拉波桥跳下；1987年，意大利作家莱维自杀。这些集中营的幸存者，最终依然没有摆脱受害者的“宿命”。威塞尔和伊斯墨涅的话同时有效，失忆等于第二次屠杀，回忆等于第二次受难。这种左右为难的“宿命”是在告诫我们放弃诗么？恰恰相反，它暗示奥斯威辛之后我们无路可逃，只能选择诗。尽管诗有可能毁灭诗人，却可以慰藉全世界。
60年过去了，当我们庆祝抗战胜利时，奥斯威辛的诗学难题再次彰显，一方面诗很难表达奥斯威辛，它甚至有可能窒息奥斯威辛；另一方面奥斯威辛很容易被时间尘土掩埋，它又需要以诗的形式存活下来。阿多诺可以说：“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我们也可以说：“奥斯威辛之后，不写诗是野蛮的”。抗战八年，现代中国遍布着“奥斯威辛”；抗战胜利60周年，中国文学又非常缺少“奥斯威辛”。哪怕危险重重，我们的写作也必须摆脱这种比例失调的状态——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的“奥斯维辛”，恐怖的历史才不会再来。
（原载《人民文学》2005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