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柔弱的手，针对这个时代写作。

——[德]君特•格拉斯

奥斯威辛：波兰地名。纳粹政权在此建立规模最大的灭绝营。1944年夏，每天有2万犹太人被毒气杀害；据统计，仅Ⅱ号营地就有100万犹太人死去。此外，至少有6000名吉卜赛人被毒死，还有成千上万的非犹太人死于劳役。它是无数集中营和灭绝营的代表，民族屠杀的标志，反人类行为的象征。

二战过后，奥斯威辛的毒气室和焚尸炉已经烟销火灭，除了供人参观纪念，它的存在还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如果说，它尚可给死气沉沉的历史学提供一些刺激性的材料，那么，对于以虚构和想象见长的文学来说，是不是显得太实在太陈旧了一点呢？

阿多尔诺说：“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姑不论对这个著名的论断作何种解释，都不得不承认，奥斯威辛是一个尺度：关于时代的、道德的、人性的尺度，无法弃置的尺度；即使作家所写的题材毫不涉及战争和杀戮，时至今日，也都与奥斯威辛有关。在这里，奥斯威辛已成为现实的一部分，虽然属于过去，却向未来敞开。作为一个关键词，它不但没有被遮蔽，被克服，而且在新的语境中，一再地被政治问题和生活事件所激活，从而表现为文学自身的诉求，以及作家具体的写作态度。至于直接表现奥斯威辛题材并一生执著于此的作家，统计起来为数甚少，但是，无庸置疑，他们是同行中最卓越的一部分。

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就是这少数的作家之一。

他认为，文学的本质是回忆，而未来只有通过回忆才能变得清晰，所以多次声明，他是针对流逝的时间写作的。他明确指出，“奥斯威辛并没有在我们的身后结束。”他承认，被他写进书里的所有东西，都曾屈从于时间或者与之发生过磨擦；历史要求他用这些东西挡住现在的去路，把现在摔倒。就是说，历史必须参与到现实中来，如果拒绝这种参与，此前的失误将会以更苦涩的形式出现。但是事实上，人们对历史普遍表现出了可怕的冷漠，甚至厌倦，作出种种努力以求摆脱现在的“历史”过程。对此，他不无自负地说，这种企图遭到了他的叙述的抵抗。

格拉斯1927年生于但泽（后划归波兰），父母一方为德意志人，一方为波兰人。他十七岁被征入伍，1946年从美军战俘营获释，后沦为难民。出生地，血统，早年经历，都使得他日后的写作无法绕开纳粹统治的历史。他从中一面体验苦难，一面感受罪责；尤其是行伍经验，使他不可能从胜利者的角度，而是从底层，从失败者一方进行反思。他相继出版著名的“但泽三部曲”：《铁皮鼓》（1959）、《猫与鼠》（1961）、《狗年月》（1963），写的是家乡但泽，故事则与二十世纪德国的那段黑暗、恐怖、荒诞的岁月联系在一起。此后，他又陆续出版了《比目鱼》（1977）、《母鼠》（1986）、《辽阔的原野》（1995），以及《我的世纪》（1999）等作品。除了小说，他也写诗，此外还有大量随笔、书信、评论、演讲；而所有这些，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维度，那就是奥斯威辛。

战后德国出现一个“零起点”的口号，大约相当于我国“文革”过后的“向前看”的观点，不问而知，这种观点遭到了格拉斯的反对。他认为，纳粹党史是血腥的历史，灭绝人性的种族屠杀是所有罪行中最严重的一种，德国的罪恶及其影响是没有限度的，因此必须加以充分的、彻底的暴露。1979年6月，在纽约举办但泽犹太教会堂圣物展览会时，他写了一篇文章，提出一个谁也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在奥斯威辛过去二十五年之后，我们应当怎么对孩子们说？我们有没有告诉孩子们，在奥斯威辛、特布林卡、马基旦涅克等地发生了什么事？是谁以德意志民族的名义进行这所有一切，而这一切又何以成为可能？对于一场人类的浩劫，像举办展览会或成立纪念馆一类事情固然不应被延宕，而那些没有摆放在展台和陈列柜里的东西，也都应当一道被陈述，被倾听，被解释。为了增进对历史的理解，格拉斯多次强调，需要启蒙主义的理性；但是，他又反对理性的僭妄，指出有必要提防将具体鲜活的历史事实抽象化。至少，对他个人而言，他认为不能从文化史的角度回顾历史，而只能从德国罪行的影响，以及作为他的文学创作的条件出发进行反省。如果没有获得一种痛感和耻感，根本不可能从史无前例的罪恶中引出每个人的责任，并且负担起来。

在后奥斯威辛时代，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如何对待罪责问题。著名的政治学家阿伦特有关纽伦堡审判的观察和研究，也都把重点放在责任问题上。说到罪责，人们总是习惯地归之于大独裁者希特勒和他的追随者。此外，格拉斯还注意到，奥斯威辛呈现出有组织的，与客观必然相性联系的责任，已被划分到无法辨认的程度，以致最终表现为不负责任。无论是参与或没有参与犯罪的人，在行动时，都有意无意地从各自对“义务”的狭隘的理解出发，寻找逃避责任的借口。连那些制造一个又一个犯罪现场的作案者，在受审时都可以为自己辩护，说他们只是出于服从纪律动用枪弹，或出于义务使用办公桌而已；而其他众多既不赞成也不反对，知道情况而听之任之的人，始终不吭声的人，他们一样没有被审判，难道都称得上是清白的吗？格拉斯不同意这种撤离历史现场的结论，相反认为，就连战后的一代人，从时间上看是完全没有责任的，也得一同背负罪责，而且看不到结束的时候。

对于德国历史进程中无法治愈的创伤，以及引起这一无比罪恶的事件的责任问题，格拉斯确实倾向于人人有份的观点。在这里，这一观点不可能被理解为替杀人者开脱。他不能容忍作为德国人可以指责别人不忏悔而自己竟置身局外，无动于衷；说到忏悔也不认为仅仅是一个良心问题。他有一个演讲，题目叫做《学习反抗，进行反抗，敦促反抗》。在演讲中，他指出，除了健全议会制度以外，仍然需要良心的呼吁和真理的抗争，这就是知识分子的作用。他特别强调抗争，他说：“我们总是错过反抗。德国的历史是一部错过反抗的历史。”他认为，希特勒政权所以得以巩固，不是因为它有多么强大，而是在于对手的软弱，缺少反抗的决心。他提出，每一个人应当拥有“抵抗的权利”。当责任问题被引导到对自身权利的思考时，显然已经越出一般的伦理范畴，而直接转变为一种政治要求了。

格拉斯热心政治是必然的事情。

他坦言表示说：“我的整个一生都带有政治色彩。尽管我的主要兴趣在美学方面（无论是绘画还是写作），但是只要在这里工作，就是在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被政治造就的世界里工作，当我试着描画现实生活中的图像时，已经在与这个为政治所造就的世界打交道了。何况，今天的政治要大量入侵生活的所有领域，这比十九世纪要可怕得多，看警察对电话的窃听就可以知道。”作为一个作家，他觉得，假如不是首先把自己当成为一个公民，对现实生活作出积极的反应，是不可理解的。他承认，这种态度并非来自文学方面的见解与经验，而是源于迟到的政治见解与经验。实际上，知识分子的属性，对人类事务的关注和干预，也即所谓“公共性”，与其说是在文学领域中，不如说是在与政治打交道的过程中得到了促进。

公民必须做一些实质性的工作，而从事政治，就意味着站在某个党派一边，格拉斯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公开表示，他的政治参与具有党派性，以致后来成为社会民主党的一员。对于那些自称为超政治超党派的作家，他是深不以为然的。他直接卷入竞选活动，参与撰写勃兰特的演讲稿，进行各种政治辩论和讨论。然而，他从来不打算通过这些特定的政治工作谋取个人权力，而是同人们一起遏制国家社会主义的影响，巩固和发展议会民主，以建设一个“启蒙的公民社会”。

从本质上说，公民社会也就是民主政体的社会。格拉斯在维也纳的一次演说中充满激情地说道：“使民主成为日常的现实是多么艰难，多么弥足珍贵；在由唯一的政党凌驾于一切之上，不允许有任何选择的地方，人们是多么地怀念和向往民主。”然而，从极权主义的政治蛊惑之下走过来的一代，对有关民主的记忆仍然心有余悸。他指出：“社会主义不能由上面来规定，它只能通过更多的民主来实现。现在我们知道，形式上的民主充其量只能保证表面的权利，惟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公正才能实现它的要求。”在极权主义社会，“民主”往往被演绎为“群众决定论”，虽然实际上是领袖支配一切，群众则被广泛地动员和组织起来成为对少数一小撮人“专政”的工具。因此，格拉斯说，在民主政体的社会里，消除现存的阶级对立，不能通过复辟十九世纪的阶级社会来实现，而必须克服一度成为必要的阶级斗争，以使所有的人的平等权利成为日常的实践。但是，这并不等于消除社会上的所有冲突，相反他指出：“在民主社会里，如果在解决政治冲突的时候将政治上的对手都当成敌人来对待，那么这种民主离结束已经不远了”；又说，“一个民主的社会如果不能让冲突决出胜负，而是用禁令把它封存起来，那么，在它开始理解民主之前就已经不再是民主了。”按照格拉斯的理解，民主应当保障政治冲突和思想冲突的存在的客观性，即保护冲突的自然状态，使冲突的各方——不同的政治党派和个人——获得本来意义上的自由。所以，他提出一个十分鲜明的口号，就是：“在冲突中生活。”

这是一个富于政治智慧的创见。然而，我们并没有学会在冲突中生活。尤其在像“文革”这样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运动结束之后，知识界普遍害怕和厌恶正常的思想斗争，八十年代倡言“费厄泼赖”，九十年代大谈“宽容”，而且都一样以反“文革”、反激进的姿态出现，以致不惜给坚持社会批判立场的知识分子蒙覆魔鬼的面具。事实上，各种批判、驳诘或论辩从来未曾停止过；而进步的观念和正确的原则，却往往是通过冲突和斗争得以彰显和传播的。

人为地强制性地消除冲突，惟是奥威尔笔下的《1984》的世界。“老大哥在观察你”。在一个监控国家里，任何异样的、不满的、反叛的思想，都会在一张透明的组织网络中暴露出来，在没有形成行动之前，即行遭到清除。更可怕的是，每个人的头脑都不是自己的头脑，通过灌输和清洗，思想已统一为“老大哥”的思想。整个国家体现出寡头统治的集体主义的特征，没有个人空间，因此也就没有自由冲突的可能性。格拉斯多次赞扬奥威尔的洞见和勇气，在随笔《魔术学徒》中，他这样写道：“奥威尔能够洞察他所处的时代的意识形态上关于终极目标的咒语，能够证实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能够品尝出加在这种或者那种许诺的粥中的知识分子调料。他从大换班、丧失地位、清除异已、人人自危的恐怖、官方的伪造历史以及语言为意识形态服务之中看到未来的日全食。他的反乌托邦超越了它们形成的原因，今天仍在发挥作用；四十年代中期与末期的《动物庄园》和《1984》的出版，从直接产生的影响来看，这两部书堪称是一位知识分子向当时的魔术学徒的宣战书。”其实，格拉斯同奥威尔一样地站在“知识分子魔术学徒”的对面，捍卫启蒙的理性、正义、自由和民主，并把所有这些当作“有益的流行病”，通过他自己而使之传播开来。

格拉斯深知，他做的是“双重工作”，一方面是尽作为一个公民的义务，从事日常政治活动；另一方面是做一个作家，工作就是伏案工作。就普遍的状况来说，作家总是强调这一工作的特殊性，但是，在格拉斯看来，作家不论怎样特殊，都不能把写作和政治分开。也就是说，写作带有政治性。格拉斯坦然承认，他的写作语言患了“政治病”。他说，既然他为之写作的国家沉重地承担着一种政治后果，读者也将同作者一样，带上政治的烙印；所以，倘要寻找一种脱离政治的田园生活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时即使拿月亮做比喻也会变得阴森可怕。由于他经历了一场浩劫，因此根本不可能接受那种貌似拯救文学的意见，即作家不应该屈尊参与政治，而必须保持距离，不应该重视当下性，而必须追求“永恒”，才不致于败坏文学的风格。在他看来，包括作家在内，在渗透了奥斯威辛的毒气和鲜血的现实环境中，我们的身份不能不受到质疑，可是，如果不彻底放弃距离，就不可能把自己置于真实的位置上。他说：“一种文学风格，如果只能像室内植物那样在密封的温室里依赖精心的照料才可以成长，那么，它虽然可以作为艺术的语言保持纯洁，但是遗下的现实却并非是纯洁的。”

文学不是自由的。矛盾永远存在。一种现实总是配上另一种对立的现实。这就是格拉斯的社会观和文学观。如果说，文学是自由的话，只能使用并保持反抗的权利，失去了反抗也就失去了主体的自由。格拉斯对自己的定位为：一个用“窃窃私语的过去时”叙述故事的中欧作家，一个持怀疑态度，在共产主义专政和无限制地进行掠夺性开发资本主义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的社会民主党人。当政治家以国家的名义要求作家写“正面”的东西，“肯定生活”的东西时，他写“反面”的东西，批判和否定现实的东西，不是唱赞歌而是控告和诅咒；当政治家诱导作家如何“克服历史”的时候，他却不断地揭开伤口，不让它过早地愈合。他站在东西方之间，也可以说站在任意一方的边缘，不但不受国家理解力的约束，也不受各种思潮、主义、意识形态的干预，随时发表他对人类事务的批评性意见。格拉斯以自己的写作实践表明，作家的反抗自由，是对权利和独立人格的尊重，自由是个人尊严的代名词。

在一个题为《德国的文学》（1979）的报告中，格拉斯表明，在对待文化和文学问题上，他对国家的作用持不信任态度。这种态度，与鲁迅的“政治与文学的歧途”的命题颇为相近。他说：“国家认为文化是装饰品，是确认书。有时候，它向文化提供资助，以便文化对它进行确认。因为国家是没有美学的，所以要颁布准则作为替代。”他指出，国家希望从文艺家那儿得到美化，所以喜欢寻找唱赞歌的歌手，并给予各种奖赏；相反，对那些异议者，批判性的作家，“害群之马”，则从来不曾停止过谴责。尤其是当国家遭到原来为自己所宠爱的作家的拒绝时，这种谴责便愈发严厉，直至使用粗暴的手段予以实际解决。

纳粹时期禁书、烧书、逮捕和流放作家的众多事件记忆犹新。控制思想，言论和出版自由，对于一个知识分子作家来说是最敏感、最不可容忍的。所以在捷克的艺术家和科学家遭到压制的时候，格拉斯及时予以声援，他致信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党中央第一书记诺沃提尼，强烈要求给外国的同行以自由的权利。在题为《请给思想以自由》的信（1967）中说：“这些捷克的艺术家们要求是些什么呢？发表意见的自由、思想的自由，取消文字审查。这些都不是什么新鲜东西。对于言论自由的渴望，经历了所有的专制统治并存活了下来……捷克和德国的作家们在梅特温、希特勒和斯大林的统治下都一如既往地发表他们的意见。没有任何一个权力机构有足够的手段将它完全压制下去。这是因为人们对于能够自由地表达担忧、怀疑、批评以及发表解放性的言论的渴求远远大于他们对于虚假的安定景象的期盼，而这种虚假的安定景象正是某些国家，甚至是多个国家一直企图以牺牲自由为代价强加给它们的民众的。”英国印籍作家拉什迪因出版小说《撒旦诗篇》，宗教领袖霍梅尼对他下达处死令，并对所有通过翻译、出版、销售他的书，或者以其他方式支持他的人进行威胁。　　格拉斯认为，这一切都是对言论自由的额外打击，造成的国际影响是史无前例的。由于柏林艺术科学院拒绝给为拉什迪而举行的团结集会提供场所，格拉斯认为这是屈服于恐怖主义的压力，逃避历史责任和应尽的义务，于是公开声明退出该学院。“你并不孤独，”格拉斯致信拉什迪，说：“请相信，我尝试着分享你日常的担忧和微茫的希望，还有你从恐惧中鼓起的勇气。”充分表现了一个自由作家的抵抗意识和道义感。

艺术的自由，确实只存在于重视全社会和个人的人权的地方。在一个人权状况十分糟糕的国家里，作家惟有同公民一道为争取人权的普遍改善而斗争。这既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同时也是关系到自身利益的斗争。格拉斯指出：“无论在什么地方，凡是艺术家的相对自由或者艺术家的特权地位是通过促使自己摆脱潜在弊端的社会状况来换取，那么，艺术家就会作为精英而自我孤立，就会满足于游戏场里的自由。倘若他们的艺术以迷惑和遮掩的方式美化束缚自由的关系，那么，这个艺术家就是更迭的政权的婊子。”但是，我们看到，愈是专制的国度，作家愈是追求特权，那里的政府也愈是倾向于把少数御用文人保护起来而使之享有特权的做法。表面看起来是政府豢养文人，实际上两者同为权力共生的产物。

文学艺术，就是依靠了自由抵抗而抵达未来的。格拉斯有这样一个说法：“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文学更多地将有保障的前沿阵地，即未来看作是自己存在的一个前提，它生存的时间超过了专制的统治者，神学与意识形态的信条，一个接一个的独裁……文学的历史，是图书战胜书刊检查员、诗人战胜权贵的历史。换言之，文学完全可以想念它的同盟者，无论其处境多么糟糕，未来总是站在它一边，西洛尼与莫拉维亚，布莱希特与德布林，他们比法西斯主义更持久，正如伊萨克•巴别尔和奥西普•曼德施塔姆比斯大林主义活得更长久一样——尽管他们死于后者的迫害。”为什么说文学更靠近未来，更持久呢？就因为它比起别的艺术来，更讲究思想意义，更富有对抗性。在反专制，反迫害，反奥斯威辛的过程中，它唤回了许多东西，也创造了许多东西。

一个为逝去的时间写作的人，一个始终不曾忘情于记忆的人，他的眼睛，却一直在瞻望未来。出入于记忆与现实，过去与未来之间，于是成为这位公民作家的人生的全部戏剧。

纳粹的口号：“旗帜重于生命。”一个专制政体以无数无辜的生命捍卫一面旗帜，这个教训是十分惨痛的。所以，格拉斯反对革命，包括欧洲1968年革命，比较地倾向于保守秩序。他害怕革命设置超人的目标，制造持续的反革命，结果以一种强制代替另一种强制，这是可以理解的。至于反对超党派，则明显与欧洲的党派政治背景有关。但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他对现实介入的深度，对个体生命的实际境遇的关切。现代中国很少有像格拉斯如此忠实于一个记忆的作家，深入反思而且持续行动的作家，具有开阔的视界又执著于眼前事务的作家。他作为一场浩动的无数幸存者之一经过奥斯威辛，奥斯威辛便因他而获得了永久性的文学存在。

允许在奥斯威辛之后写诗吗？

格拉斯所做的回答是：不但允许，而且必须。没有说出的事情必须说出来，不间断的言说，不同方式的言说。文学惟有保持与人类苦难记忆的联系，它才是道德的、人性的、人生的；惟有这样，它才可能返回人类的心灵，获得为其他精神创造物所没有的温暖和力量。

这就是格拉斯的启示的意义。如果说，这一意义在它的虚构性作品中是一种暗示的话，那么在他的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中，在他的随笔和演说中则是直接的呈现，在那里，每一个细节都闪耀着一个公民作家的良知、人道主义和自由的美德。

200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