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以不同的方式，丰富着历史的细节，完善着我们对历史和生命的理解。

在《辛德勒的名单》之后，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二战中纳粹的死亡集中营已经固化为单一的表象:毒气室。其实，正如一位奥斯威辛的幸存者所说，奥斯威辛也是一个世界，即便是一个更接近于地狱的世界。人类在这个世界里挣扎于生死边缘，承受着命运的盲打误撞和翻云覆雨。从某种意义上说，生者似乎与死者一样不幸，因为他们在失去亲人的同时，无法回答别人和自己的提问:为什么数以十万计的人死去，而你竟然活了下来？

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因为每个幸存者都有不同的答案。

莱昂·格林曼

莱昂·格林曼是个94岁的孤独老人。他独自住在英国乡间一所破败的大房子里。房子外表已经陈旧，有着显眼的网状百叶窗。那是10年前新装上去的，因为一伙新纳粹分子用砖头砸碎了他的玻璃。两年前，他又收到了法西斯分子的贺年卡，所以，不要试图说服格林曼，纳粹主义已经成为历史僵尸。

在格林曼的房子里，到处挂着他妻子和孩子的照片，他们全部死于纳粹大屠杀。还有一些物品记录着他战后的历程，像“披头士”一样当过歌手，也像“披头士”一样卖过二手货。他20年前就从二手市场退休了，所以有些存下来的物品在今天看来颇为时髦。

在卧室最显眼的地方挂着他儿子巴内特·巴尼· 格林曼的肖像。巴尼生于1940年 3月17日，两岁半时死于奥斯威辛毒气室。照片上的孩子，天真地笑着，小手伸向未来，却不知道那是一个把他埋葬的未来。年轻时代的格林曼是名拳击手，他在战后60年来一直与种族主义作斗争，并因此获得奖章，但他承认，从失去儿子之后，他就再也没有缓过来。

格林曼生于伦敦，有5个兄弟姐妹。他的祖父是荷兰人，5岁那年，全家从英国迁移到鹿特丹。后来，他母亲去世，父亲为了一家老小，续弦娶了女房东。在家里，格林曼被后妈打，在学校，又被同学欺负，于是这个小个子开始练拳击。成人之后，他先是在肉铺干活，后来又帮着老婆家做书店生意，经常往返于伦敦和鹿特丹之间。

格林曼没能在1940年5月纳粹德国占领荷兰之前逃回英国，个中经历简直荒诞。1938年，他就试图离开荷兰，但那时《慕尼黑协定》刚刚签署，英国驻鹿特丹领事馆的官员向他保证，一旦战争来临，他会马上走上撤离船只，因为他拥有英国护照。后来，这一天真的来了，但领事馆的官员早就逃之夭夭。为了安全起见，格林曼又把护照交给一个朋友保管，结果那个胆怯的朋友居然把它烧了。于是，格林曼就成了一个没有国籍、没有证件、没有朋友的人。1942年，他和老婆孩子一起被关进鹿特丹附近的维斯特波克集中营，4个月后被送到奥斯威辛。与格林曼一起被送到那里的有700名荷兰犹太人，只有格林曼和另外一人生还。

在格林曼写的《奥斯威辛的一个英国人》一书中，他这样描绘抵达奥斯威辛的那一天:“女人和男人被分开。艾丽丝和巴尼排在女人那一队，距离我大概20米远……我试图看着艾丽丝，她在蓝色的逆光之下，很清晰。她也能够看到我，她向我飞吻，还抱起我们的孩子给我看。那一刻，她到底在想些什么，我永远都不会知道。也许她只是感到高兴，旅行终于到了终点。我们曾承诺，等活儿干完了就在周末相见。我们有很多话要说，我思忖着。”

“我认为他们一定还活着，”格林曼说，“我不知道，在抵达奥斯威辛几个小时后，他们就被送进了毒气室。我那时不知道有毒气室。在我心中，他们没有发生任何意外。我告诉自己，我将找到他们，他们就在集中营里的某个地方，我们等着瞧。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这种我将见到他们的想法成为支持我活下来的动力。”

格林曼的理发手艺救了他:在奥斯威辛，他所干过的工作之一就是帮犯人剪胡子。1943年9月，他被派到莫诺维茨劳动营充当苦力，扩建那座营地。战争结束前，他同样经历了“死亡行军”，直到1945年 4月11日被美军解救。

格林曼为奥斯威辛和莫诺维茨总结出一条存亡规则:“你在那里干活或者死亡，个子大的家伙总比小个子死得更快。”格林曼只有1.6 米的个头儿，但英国《卫报》说“他有一颗最大的心，和他的小屋一起包容了一个世纪。”

阿妮塔·拉丝克·沃尔费什

沃尔费什是一名大提琴演奏家。音乐是她的生命，音乐也在奥斯威辛挽救了她的生命:她在集中营的女子乐队里演奏。这个乐队每天在犯人们离开营地时演奏军乐，并在他们回来时奏乐迎接——如果他们还能回来的话。乐队同时给党卫军看守演奏。像许多德国人一样，党卫军中有不少乐迷，制定“最终解决方案” 的雷恩哈德·海德里希就是一个颇有才华的小提琴手。

今年已经79岁高龄的沃尔费什依然因为音乐而焕发着光彩。每个周末，她会和另一名大屠杀的幸存者一起演奏，那人已经101岁。在沃尔费什看来，奥斯威辛并不是生命的全部，那只是其中的一个乐章。

战后，沃尔费什嫁给了一位钢琴家，加入了英国管弦乐团。她的儿子是著名的大提琴演奏家，她的孙子也是音乐家。战争也好，集中营也好，都不能阻断一个家族的传统。

沃尔费什出生于布雷绍，当年属德国，现在是波兰的一部分，已更名为沃洛克劳。她的父亲是律师，母亲是小提琴家，她还有两个姐姐玛丽安和雷纳塔。

从1933年起，种族歧视已开始让这个家庭受害。战争爆发后，他们的景况更是每况愈下。“我的父亲曾在一战中上战场，得过铁十字勋章。”沃尔费什说，“他总是让自己往好处想，觉得情况不会变得那么糟糕，但慢慢地，情况糟得无法更糟了。”

沃尔费什的父母1942年4月被抓走了。从此，她再也不知他们的命运。此前，大姐玛丽安已去了英国，二姐雷纳塔和沃尔费什一起在一家造纸厂工作。在那里，他们遇到了法国战俘，开始帮助那些战俘伪造证件逃回法国。1942年9月，姐妹俩也准备逃往法国，但在布雷绍车站被盖世太保抓住。当时，他们的箱子已送上火车。

关在纳粹的监狱里，沃尔费什最大的感受就是生命的随意和荒谬。在那里，谁也不知道下一刻会不会被打死，这全凭看守的心情好坏。而将杀人视作儿戏的盖世太保却为她丢失的皮箱而焦虑。她记得盖世太保详细登记了皮箱的尺寸和颜色，竟然在很长时间以后把它找了回来。当然，皮箱和里面的东西再没有还给沃尔费什，但她注意到有一天，一个女看守穿着自己的裙子。

后来，沃尔费什和雷纳塔被分别送上载客列车，到了奥斯威辛。她说这是一种比较好的运输方式，至少比闷罐车强，没那么危险和肮脏——反正谁也无法选择如何抵达集中营。

“当我抵达奥斯威辛的时候，一个女看守问我战前是干什么的。我回答说拉大提琴。接下来她的反应让人惊异。‘太妙了，’她说，‘你将被留下来。’她找来乐队指挥阿尔玛·罗丝。那时，他们正好缺一个大提琴手。你知道，乐队里的乐器有多全——他们有曼陀铃，甚至手风琴——但是竟然没有大提琴手。所以，我就像被上帝从天堂派下来的。”

在40人的女囚乐队里演奏救了沃尔费什也救了她的姐姐。“只要他们还需要乐队一天，他们就不会把我们送进毒气室。”沃尔费什说，“他们不会那么蠢。他们知道我们是无法替代的，而背石头的人是可以被替代的。”

战后，曾有人问过沃尔费什是否因为拥有这样的一技之长得以逃生而产生罪恶感。她回答说:“你不会有负罪感。你到了奥斯威辛，你认为自己将被毒死。但有些不同的事发生了。有人给你一把大提琴说:‘拉点什么’你会这么回答吗？‘对不起，我不能在这演奏，我只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奏’不，你太幸运了，那时是惊喜，不是罪恶感。”

1944年10月，指挥罗丝死了，乐队演奏水平也不比从前。这时，苏联红军越来越近，一切都到了最后时刻。沃尔费什和其他3000人被送到贝尔森集中营。

“我们去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小的集中营。”沃尔费什说，“不像后来。当时连营房都没有，只有帐篷。我们就住在帐篷里，后来下大雨，帐篷都塌了。后来，突然之间，营房就建起来。人们曾问我，哪里更糟糕，贝尔森还是奥斯威辛。它们真的完全不同。奥斯威辛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地方，有各种功能。在贝尔森，他们不需要任何功能，你就听天由命地活着。没有食物，到处是疾病，后来又是死亡行军。我们在那里呆了6个月，没有任何吃的，偶尔有人发现一朵郁金香，就是美食了。在解放之后，联军在那里发现了好多食物，德国人就是不给我们。”

雷纳塔因为能说英语后来成了英军的翻译，她把妹妹沃尔费什也拉进了英军。后来，姐妹两人联系到大姐玛丽安，1946年移民英国。雷纳塔后来在英国广播公司就职，嫁到了法国，并在那里拍电影。而逃过集中营恐怖经历的玛丽安在战后不久就死于难产。“就这样，”沃尔费什说，“这就是命运的嘲弄。”

最有意思的是，作为成功的音乐家，沃尔费什曾有一次接受一名女记者的采访。那名愚蠢记者竟然问了这么一个傻问题:“你还在用奥斯威辛那把大提琴演奏吗？”当时，沃尔费什差点把她扔出去，她说:“如果你对我的故事一无所知就不要来采访我。我们是被德国党卫军从奥斯威辛遣送到贝尔森去，你觉得当时你能这么说吗？‘对不起，我得回去拿一下我的大提琴’。”

特鲁德·列维

1944年，纳粹开始将他们的目光对准匈牙利犹太人。在3个月内，43.7万匈牙利犹太人被抓起来，大部分被送入奥斯威辛集中营，只有极少数人幸存下来，列维就是其中一个。战后，列维写了两部书:《一只叫阿道夫的猫》和《小姐，你见过希特勒吗？》，成为著名的犹太学者。

列维出生在靠近奥地利的城市索姆巴斯利，当纳粹开始抓捕犹太人的时候，她正在布达佩斯。本来非犹太的朋友愿意为她提供避难所，但列维决心回家去看一眼，因为当初离家的时候，她正和父母闹别扭。可是，当她回到家的时候，发现母亲已经精神崩溃，父亲刚刚被盖世太保抓走。那一天是列维20岁生日后的第2天。

5月，列维和母亲被送入犹太隔离区，几经辗转竟然又与父亲重逢。7月1日，在烈日之下，他们一家和120名犹太人一起被送上前往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旅程。这段5天的旅程因为缺乏空气、水和食物让人们疯狂。

列维的妈妈就是在旅程中彻底垮掉的，一抵达奥斯威辛就被送进毒气室。列维和父亲也在那一天分离，再也没有相见。列维后来查看资料显示，父亲至少在8月2日还活着，但她相信在那天之后的大甄别中，父亲遇害了。

列维和其他1200名妇女被关在一个没有床铺的大营房里。“我们只能像在闷罐车里那样坐着，背靠背，地上是一些黄色和灰色的粉末，我们就坐在上边。那些日子是无休止地点数，在集中营里每项数字都必须丝毫不差。”

“我们就在那里呆到8月2日，”列维回忆说，“我们被从营房里叫出来，5人一组，站在空地上。我们被命令脱掉所有衣服——那时天还很黑很冷——因为我们要接受身体检查。我们在那里站了14个小时，直到天又快黑的时候，蒙格利来了，我们必须挨个从他面前走过，给他看我们的手掌。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是手掌，然后蒙格利就说:‘张嘴’我想他大概是要看你是不是有金牙。最后，他说左边或者右边。我猜有金牙的人都被发到了右边。我被挑到左边。”

列维被挑在了活下去那一队。她被送到德国中部的一个劳动营，在那里的一家军火工厂工作。在那里，她和她的匈牙利同事们一有机会就偷偷地破坏自己制造的炸弹。后来，随着盟军的接近，“死亡行军”开始了。列维所在的一队囚犯在易北河沿岸来来回回地前进后退。

在行军中，盟军的飞机不断飞过来向地面德军扫射，所以那些党卫军看守也都穿着囚犯的衣服。整整10天，只有雪，偶尔，人们能找到马吃的草料或者没蒸煮过的大米，许多人的牙齿都掉了，走不动的人被党卫军就地枪杀。

“我几乎再也走不动了，我完全筋疲力尽了，”列维说，“我们跨过易北河的一座桥的时候，太阳开始升起来。我经历了一生中最美丽的日出。当我走到对岸的时候，太阳挂在天空中，我再也支撑不住。我知道，这就是我的终点，现在他们就要走过来给我一枪了。两名看守走过来，他们一开始对我大声呵斥，叫我起来，但我起不来。所以他们拉动枪栓对准我。这时，他们中的一人说:‘算了，别管她了，她不值一颗子弹。’然后，他们调头走开，驱赶其他人继续前行。”

战后第3年，列维到了南非的德班，在那里和她丈夫、一名匈牙利音乐家一起生活。也是在南非，她第一次开口向人们讲述她的故事。

“我是最早到南非的奥斯威辛幸存者。”列维说，“当地的犹太社团邀请我告诉人们，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战后，我的记忆严重衰退，很多事我都记不起来了，所以当时我讲的大概只有真实情况的一半。那时，我身无分文，身上穿的衣服都是从犹太慈善机构那里捡来的，不那么合身。”

“我讲完我的故事，一个女人走过来对我说:‘亲爱的，我肯定你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但我也肯定你有夸大之辞。’另一个女人走上前说:‘你如果能穿得好看一点，你会非常漂亮。’我看着她们，一句话都不想再说，她们根本不理解奥斯威辛所发生的一切。”

幸存的象征

不仅列维一个人在战后曾面对人们的怀疑，另一名奥斯威辛的幸存者梅尔·赫什也有过同样的遭遇。他在战后移居曼彻斯特，成了一名著名高级裁缝，20世纪70年代退休。在战争结束30年后，赫什才告诉人们他在集中营的经历，但没人感兴趣。“人们毫无兴趣，不光是英国人，就连犹太人也如此。我记得有个犹太人曾在1946年前来看望我们这些幸存者，他问我们是否曾在集中营里受教育。我们当时几乎杀了他，掐着他的脖子。作为一个人，一个犹太人，怎能问出如此没感情的问题。”

好在现在人们愿意听他们的故事了，赫什说，讲述奥斯威辛，有助于缓解他失去亲人的痛苦。他相信，讲述是唯一能让人们了解真相，记住这段历史的方法，也是唯一战胜那些杀人凶手的途径。“因为我在讲述我的家族历史，他们的生命已经消逝，他们的声音已经消逝。那些凶手们还希望关于他们的记忆全部消逝。这是我所不能允许的，我希望通过他们的故事让记忆保存到永远。”

牛津大学波兰-犹太研究所副主任乔纳森·韦伯认为:奥斯威辛之所以成为大屠杀的象征，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那里有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幸存者。

从死亡数字看，奥斯威辛的确是二战中最大的坟墓，有超过100万的犹太人、波兰人、吉卜赛人和俄罗斯人在那里被劫掠、屠杀，最后变成灰烬，洒在周围的河流与田野中，但是依然有数以万计的人幸存下来，这些人成为历史的见证和口述历史的中介。

而对建在波兰的另外几个集中营，包括特布林卡、贝尔泽克、马丹尼克、索比堡和切莫诺，人们甚至很少听说。其实，那里也许更恐怖，因为几乎没任何幸存者。

韦伯说，奥斯威辛包含40个小集中营，里面有大量的苦役劳工。其中一部分被送进奥斯威辛的人并不是直接送进毒气室，而是在劳动营里干活，这就给了人们活下来的一线生机。在贝尔泽克集中营，那里与奥斯威辛不同，没有劳动营，只有毒气室，所以在那片只有三四个足球场大的集中营里，有将近50万犹太人被屠杀，只有不到10个人幸存下来。

另外，奥斯威辛是一个最“国际化”的集中营。那里的人们来自全欧洲，北至挪威，南到希腊罗得岛。所以，战后全欧洲都知道，有这么一个叫做奥斯威辛的波兰小镇，有这么一个死亡集中营。在口耳相传间，那里就成了纳粹德国暴行的化身。

韦伯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在奥斯威辛之外，还有数千万遭到屠杀的平民。他们被火焰喷射器集体烧死，埋在散落东欧各地的万人坑中;他们被囚禁在犹太隔离区里，因为缺少食物和药品无声死去。人们至今无法知道他们的确切数量和具体名字，也许以后也不会知道。

“感谢历史学家和那些幸存者吧，”韦伯说，“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在有生之年，丰富着我们关于历史的细节。即便大屠杀幸存者这一代慢慢离去，我们还有电影工作者，还有其他的艺术家和许多人一起，不断完善我们对历史和生命的理解。”

（本文摘自《看世界》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