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也是西方外交行为的混乱时期。当时的外交以搞阴谋著称，外交出现欺骗和狡诈的风格，对外交人员的要求则是观察家。从8世纪到14世纪，欧洲还经历了教廷外交和王权外交的长期冲突，最后尽管王权取得了胜利，但中世纪的阴谋外交对后来欧洲的外交发展起了极为消极的作用。
第一节：中世纪初期的西欧外交思想
公元476年，在日耳曼人的不断入侵下，西罗马帝国终于灭亡。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意味着欧洲奴隶社会的结束和封建社会的开始，从此欧洲进入了中世纪时期。
中世纪初期，南下的日耳曼部落在原西罗马帝国的领土上陆续建立了一些封建国家，如北非的汪达尔王国，西班牙的西哥特王国，意大利的东哥特王国，高卢的法兰克王国，不列颠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王国等等。其中法兰克王国存在较久，起的作用也较大。法兰克人原居住在莱茵河下游，后逐渐向南迁徙扩张。5世纪末，国王克洛维接受基督教，并通过武力占领高卢全境。6世纪中叶，法兰克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751年，宫相矮子丕平取代墨洛温王朝，建立了加洛林王朝的统治。他的儿子查理在位（Charlemagne, 768-814）时，法兰克王国达到了极盛时期。公元773-774年，查理征服伦巴德王国，据有意大利北部和中部。778-801年，越过比利牛斯山，攻打阿拉伯人，夺得埃布罗河以北的土地。772-804年，征服了萨克森人。791-799年打败阿伐尔人，占据德意志西部和南部及奥地利等地。通过50多次的东征西讨，查理使王国的版图东抵易北河及波希米亚，西临大西洋，北达北海，南部包括意大利的大部分。查理还与罗马教皇相勾结，在公元800年由教皇加冕称帝，授以“罗马人的皇帝”的头衔，法兰克王国遂成为查理曼帝国。中世纪初期，查理曼帝国曾是欧洲的一支最强大的力量，当时可以与之相较量的只有东方的拜占庭帝国。据说查理大帝有过与拜占庭女皇伊琳娜联姻统一东西两帝国的计划。但是，伊琳娜的被废除，使查理的宏伟计划落了空。拜占庭的新皇帝弗拉斯不承认查理的皇帝称号，东西两大帝国甚至中断外交关系达许多年之久。在查理当政时期，查理曼帝国在欧洲取得了较拜占庭帝国更大的优势和声望。例如，查理大帝在东方曾获得了巴勒斯坦“圣地”的监护权。在他加冕的那一年，巴勒斯坦总主教还派遣外交代表团把“天主”灵柩的钥匙以及巴勒斯坦的旗帜送给查理。丹麦、英格兰等国都愿意与查理帝国保持友好的关系。但是，查理曼帝国主要是政治手段、暴力和欺诈的产物，因此在查理大帝死后，帝国很快土崩瓦解。843年，争夺王位的冲突各方签订了《凡尔登条约》，把帝国划分为东法兰克王国、西法兰克王国和中王国，这种分割奠定了现代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三国的基础。
查理曼帝国的瓦解，反映了中世纪早期西欧封建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特点。在政治上，当时的西欧社会王权衰落、封建割据严重，短期建立的蛮族国家都是暂时的、不稳定的军事行政联合体，没有巩固的经济基础，国家的疆界在不断地变化，一些国家很快成立，又很快瓦解。在经济上，当时西欧国家普遍采取以大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封建领主制度。8世纪，查理.马特时期，法兰克王国实行采邑分封制，大片土地连同土地上的农民都由封建领主控制，但不能世袭，受采邑者，须服兵役。8-9世纪末，法兰克国家普遍推行“特恩权”制度，即国王承认封建主在其采邑中享有政治司法权力，国家官吏不得进入封建领地，封建主在其辖区内可以进行司法审判、搜捕罪犯和征收罚金等。到9世纪，采邑逐渐转为世袭领地。封建领主在其领地内把政治司法权力与土地所有权合二为一，成为与王权相抗衡的地方割据势力。国王只是许多封建贵族的一员，没有什么大的势力，甚至没有自己的军队，军事上也对封建领主的骑兵形成依赖。这种政治混乱的局面和封建领主制度，导致了国家概念的模糊和国家关系的紊乱，以及中世纪特有的私人外交和私人战争现象即每一个大的采邑都实行着一种多少具有独立性的外交政策，它们宣布享有私人战争权。
中世纪初期的政治和经济特点，决定了该时期的外交实际上是蛮族国家所特有的简单粗糙方式与罗马帝国某些遗产的混合物。对此我国曾有学者把欧洲中世纪初期的外交总结为以下4个基本特点：（1）外交权掌握在国王手中；（2）外交从属于军事，是军事手段的补充；（3）出现领主外交和私人外交；（4）外交出现欺骗、狡诈的风格。 这些特点也是该时期西欧外交思想的基本特点。
第二节：拜占庭帝国的外交思想
公元395年，罗马帝国由于宗教、文化、政治和经济上的原因，正式分裂为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是在古希腊殖民城市拜占庭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通常称东罗马帝国为拜占庭帝国，简称拜占庭。拜占庭帝国的疆域前后变化较大。起初，包括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外高加索的一部分。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 527-565）在位时，拜占庭帝国达到极盛时期，曾将北非（埃及以西）、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东南部纳入帝国版图。6-7世纪，在奴隶起义和外族进攻的双重打击下，拜占庭逐渐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7世纪中叶，阿拉伯人崛起之后，拜占庭帝国走向衰落。希拉克略（610-641）在位时，拜占庭的版图大为缩小，仅保有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中东、北非则为阿拉伯人占领。同时，罗马统治在帝国的影响也日见薄弱，拜占庭的官方语言由拉丁语改为希腊语。11世纪，塞尔柱突厥人侵占了小亚细亚的大部分，以及叙利亚、巴勒斯坦一带。1202-1204年第4次十字军东征期间，西欧封建主占领了拜占庭领土的大部分及其首都君士坦丁堡，建立拉丁帝国；拜占庭残余势力退守小亚细亚，建立了尼西亚帝国。1261年，尼西亚帝国在人民支持下，推翻拉丁帝国，恢复拜占庭帝国，但是其版图仅限于海峡的弹丸之地。1453年，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终于灭亡。
在欧洲历史上，拜占庭帝国一共存在了1058年，其对欧洲特别是俄罗斯、东欧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在查士丁尼时期，拜占庭帝国国力强盛，内政外交均有建树。例如在内政方面，查士丁尼在位时，曾组织专家整理自罗马共和国到他在位时颁布的法令和元老院的决议，先后编纂了《查士丁尼法典》、《法学总纲》和《法令新编》，统称《民法大全》。这是欧洲历史上的第一部系统的法典，对以后欧洲各国的法律有较大影响。在外交方面，查士丁尼时期，拜占庭帝国的外交联系非常广泛：从中国和印度到大西洋、从非洲内陆到黑海沿岸的草原。在拜占庭的宫廷中，经常可以看到来自欧洲、亚洲、非洲各个地方穿着各国服装和操着各国语言的形形色色的外交使节，在这里真正展开了极为丰富的外交活动。由于拜占庭帝国的周围生活着许许多多的不安定的、经常迁移的蛮族部落，所以拜占庭帝国外交的主要任务是使这些蛮族部落不要威胁帝国的安全，而要为帝国服务。为此，查士丁尼采取了极为巧妙的外交手法，归纳起来有以下6个方面 ：
1．雇佣和收买蛮族的武装为拜占庭服务。查士丁尼经常通过金钱、官职甚至美女收买和雇佣蛮族部落和蛮族国家的首领，迫使他们为拜占庭的利益作战。
2．分而治之。查士丁尼善于玩弄罗马的老办法即分而治之的手法。他鼓动匈奴人反对保加利亚人，阿瓦尔人反对匈奴人；利用东哥特人克服汪达尔人，利用法兰克人克服东哥特人等等。
3．干涉别国内政，甚至使用武力。在北非和意大利对汪达尔人和东哥特人的战争中，查士丁尼利用了这些国家内部的社会斗争，特别是利用了罗马土地占有者因蛮族夺去其土地而产生的不满情绪以及僧侣对蛮族阿利安教徒统治地位的愤怒心理。534-535年，拜占庭军队先后入侵了北非和意大利，消灭了汪达尔王国，占领了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与此同时，拜占庭军队还利用西哥特内乱的机会，派兵占领了西班牙东南部。
4．对既不能收买也不能用武力征服的敌人，则采取政治、经济包围的办法。例如对当时科斯洛埃斯一世统治时期强大的波斯国家，查斯丁尼就鼓动其周围的邻国来反对他。
5．利用商业关系来扩大拜占庭的影响。外交为发展贸易服务，而贸易联系的扩大又被拜占庭拿来作为最强有力的外交工具之一。
6．利用基督教来巩固拜占庭的势力。跟在商人后面的，是拜占庭的传教士。与罗马教廷不允许教徒用本民族语言做礼拜的做法不同，拜占庭准许教徒用当地语言做礼拜，并把《圣经》译成了多民族的语言。这种灵活的政策，使拜占庭扩大了在蛮族中的影响。许多蛮族部落和蛮族国家首领的妻子往往被发展为基督徒，这些教徒对他们的丈夫有相当影响，并在传教士的教导下成为拜占庭自觉和不自觉的工具。
查士丁尼的外交也就是拜占庭帝国的外交，只不过随着国家力量的变化和环境的改变而变得更加细致和圆滑而已。拜占庭外交是中世纪外交的典型，具有欺骗和狡诈的风格，对后来的外交活动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对此，英国外交学家尼科松在其著作《外交学》中写道：“在罗马帝国的后期，当武力政策衰落下去的时候，在拜占庭制度下外交又恢复了一种最没有建设性的形式。外交与其说是消除人类贪婪和愚笨的良药，还不如说是对这种贪婪和愚笨的刺激。离散代替了合作，分裂代替了统一，狡猾代替了理性，机巧代替了道德原则。拜占庭的外交概念直接传授给威尼斯，然后又从威尼斯这个水上城市传遍了意大利半岛。在中古时代，外交都带有一种浓重的意大利风格，而实际是拜占庭的风格，近代欧洲外交就是由于这种传统，因而蒙受这样不好的声誉。”
第三节：神权外交思想
在中世纪欧洲的外交中，教廷外交曾经发生过巨大的影响。教权与王权的斗争几乎贯穿了中世纪中后期的全部历史。罗马教廷秉持“教皇权力至高无上”的观念，利用王权压服西欧各国国王，并利用圆滑的外交技巧维护教廷在西欧基督教世界的领导地位。
基督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在公元1世纪左右兴起于罗马帝国的巴勒斯坦地区，后迅速传播于欧洲和北非。基督教在历史上曾经形成为天主教、东正教、新教等许多教派，但都崇奉耶稣基督为救世主。早期基督教是在犹太教新宗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信徒多是贫苦人民和奴隶，他们主张人人平等，反对富人，仇恨罗马统治。他们认为上帝是人类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但人类一开始就犯下了罪孽，苦难深重，只有上帝及其子耶稣基督才能拯救人类。人们须忍受人间苦难，死后方能进入天堂。公元2-3世纪，罗马的中等阶层和富有者纷纷信奉基督教，基督教在获得巨大发展的同时也失去了作为被压迫者宗教的特征。富有的基督徒利用自己的财产取得了特殊的地位，并掌握了基督社团中原本由众人选举产生的主教职务，主教于是逐渐成为高居众教徒之上、专职的教会事务主持者以及教义的制定者和阐述者。与此同时，基督教的教义也趋向理论化和系统化，并体现在被称为“圣经”的《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之中。在基督教建立之初，由于它对罗马帝国极端仇视，罗马统治者对其采取了极严厉的镇压措施。直至公元313年罗马皇帝发布《米兰敕令》，基督教才在罗马帝国取得合法地位。公元395年，基督教被定为罗马国教，基督教的教会体制和教阶制度也逐渐形成。公元452年，教皇立俄一世（440-461年）因在与侵入意大利的阿提拉的谈判中取得成功而在欧洲获得非常高的威信。他提出了罗马主教应居于其他基督教主教之首的主张。后来他的继任者在第一次万国宗教会议决议的拉丁文译本中将其发展为：“罗马教会永居于首”的原则。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西欧政治上陷入了四分五裂的局面，王权衰落，基督教会在西欧的作用日益突出。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占领意大利期间，教皇实际成为罗马的国君，在名义上隶属于拜占庭皇帝，事实上却拥有独立的地位。7世纪拜占庭帝国因阿拉伯人入侵逐渐衰落之后，罗马教皇们便利用拜占庭帝国发生的破坏圣像运动，断绝了与拜占庭的关系。8世纪中叶，法兰克王国的宫相矮子丕平发动政变，建立了加洛林王朝，为取得教皇对其政变的支持，丕平把意大利的拉文那地区赠给罗马教皇作为私人领地。与此同时，教皇为了对付伦巴德人的威胁，也需要法兰克国王的军事支持。在法兰克国王的支持下，罗马教会建立了教皇国，从而使以后教权的增长有了实际的支座。查理大帝时期，双方的联盟更加巩固。公元800年，罗马教皇利用查理访问罗马的机会，加冕查理为“罗马人的皇帝”，并为他戴上了皇冠。此事后来曾被罗马教会作为教权高于王权的重要论据。10世纪末，起源于克?四岬男薜涝焊母镌硕?銮苛私袒嵊绕涫墙袒实娜?Γ?⑹刮髋坊?浇袒嵬瓿闪思?ㄐ缘母母铩２槔砺?酃?呓夂螅?乱庵救?松?醭?陌峦幸皇酪虬镏?蘼斫袒试己?2世平息罗马贵族的叛乱，被教皇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承认其为古代基督教罗马帝国的真正继承者。但是，德意志王权的基础并不牢固，它既不能完全控制地方诸侯势力，也不能完全控制罗马教廷。
11世纪初以后，随着教皇的领土日益扩大，教皇进而要求支配原罗马帝国的全部遗产，于是教权与世俗王权的冲突就日益尖锐起来。以罗马教会为代表的教权势力和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为代表的德意志王权势力，先是在教皇选举问题上，后又在主教授职权问题上爆发了激烈的政教之争。
11世纪以前，教皇的选举受到了世俗权力的操纵，或者是直接由皇帝从罗马贵族中选出。1057年7月28日教皇维克多去世后，罗马教廷乘德皇亨利三世早逝、德意志王权软弱之际，自己选举了新的教皇，称斯提芬九世。1058年，斯提芬九世去世后，罗马教廷又自己选举了尼古拉二世。1059年，在拉特兰宫举行宗教会议，尼古拉二世颁布了选举教皇的敕令，规定教皇只能由红衣主教团选举产生，世俗封建主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无权干预，并禁止买卖圣职和教士婚娶。尼古拉二世敕令的主要依据是所谓“君士坦丁的赠礼”，实际上是罗马教会在8世纪中叶伪造的文件，该文件称公元324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曾将包括意大利在内的整个帝国西部的统治权“赠与”教皇。以此为根据，教皇要求在政治上统治意大利和西欧。1073年，克侣尼派的修道士希尔德布兰德当选为罗马教皇，称为格列高利七世。1075年，格列高利七世颁布了著名的27条《教皇敕令》，宣称教皇在教会事务中拥有绝对的权力，可以任免主教；同时教皇位于世俗统治者之上，“罗马教皇有权贬黜皇帝”，“他可以解除臣民对不义君主的效忠誓约。” 从格列高利七世开始，罗马教廷逐渐把它的触角伸向了世俗的政治事务中，建立了教皇使节制度。通过派遣教皇使节，代表教皇参与各国、各地的统治。
格列高利七世维护教皇绝对权威的观念和实践，使他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发生了严重的冲突。1075年，亨利四世出面干预米兰的宗教斗争，并任命了新的米兰大主教和主教，这引起了教皇的强烈反应。同年12月8日，格列高利七世致信亨利四世，严词谴责了他任命主教和修道院院长是忽视神圣的、宗教法规的权利，要求他中断与那些被教皇亚历山大处以绝罚的宫廷顾问的联系。但是，亨利四世对教皇的来信不屑一顾，在1076年召开的沃姆斯宗教会议上罢黜了教皇。一个月之后，教皇召开拉特兰宗教会议，宣布罢黜亨利，革除其教籍，解除所有基督徒对皇帝的总诚誓约，并禁止把亨利四世当作“国王”看待。在与亨利四世的斗争中，格列高利七世与德意志的地方诸侯结成了联盟，迫使亨利四世暂时屈服。1077年，亨利四世前往罗马向教皇表示忏悔，史称卡诺萨会见。1080年，亨利四世在不满罗马教廷的主教们的支持下，再次废黜格列高利七世，并另立了新的教皇。1084年，亨利四世带兵占领罗马，扶植新的教皇登基。格列高利七世南逃，求助于意大利南部的诺曼人。不久，诺曼人攻入罗马，并大肆抢掠，引起罗马居民反抗。诺曼人被迫南撤，格列高利七世也随之撤离，后客死萨莱诺城。格列高利七世去世后，他的继承者继续与皇帝进行斗争。1122年，双方签订了沃姆斯宗教协定，该协定规定皇帝在德意志保有干预主教选举的权利，在意大利在不享有此种权利。该暂时缓和在主教授职权上的冲突，但并没有停止教权和王权的斗争，实际上，主教授职权之争是罗马教廷树立其教权至高无上的权威的一个重要步骤。
1096-1291年，为了进一步确立教权的权威和建立神权政治国家，罗马教皇组织了持续一个多世纪的7次十字军东征。十字军东征的口号是从异教徒（穆斯林）手中夺回“圣地”耶路撒冷，实质上是西欧封建主对东方国家的侵略战争。参加东征的人员目的各异：教皇企图以此实现东西方基督教会的大合并；西欧封建主和骑士想要掠夺新的领地和农奴；意大利商人则力图控制东部地中海的商业；一些贫苦的农民也因封建主的欺骗，幻想找寻东方的乐土。十字军东征最后以失败告终，但它给中东、北非和西欧国家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然而，对罗马教廷而言，十字军东征却是实现教权至上思想的强有力工具。首先，东征扩展了教皇在东欧的势力范围，拜占庭被迫承认教皇的权力高于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大牧首。与此同时，东欧许多国家的居民纷纷皈依基督教，罗马教廷的影响通过世俗君主的武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其次，十字军东征削弱了王权，罗马教廷通过《教会法》加强了对各国内政的干预，从而为确立教皇的最高权威准备了条件。尤其是在第四次东征（1202-1204）中，教皇英诺森三世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在此期间，他颁布了《崇敬法》，鼓吹君权神授，教皇有权任免德意志国王。他说，宇宙的创造者在天空中安放了两大发光体；光度较大的一个管白昼，光度较小的管黑夜。在以天国之称的普世的教会的天空中也是如此，他设立了两个尊位，较大的管灵魂，较小的管肉体，这两者就是教皇和君主的权力。不仅如此，月亮从太阳得到光亮，而且在事实上，无论从它的大小和质地、位置和能量上均次于太阳，同样君王的权力来自教皇的权力威望。 依据这种君权神授的理论，教皇英诺森三世任意干预德意志、英国和法国等内部事务，罗马教皇的权力达到了顶峰。
14世纪，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在西欧的发展，民族国家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市民阶层逐渐与国王结成了同盟，共同反对教皇的势力和封建割据势力。当时在法国，一个中央集权化的国家正在成长，这使法国与罗马教廷的矛盾逐渐尖锐。1301年，由于教皇派往法国征收十字军远征费用的使节被扣留，教皇旁尼菲斯8世大为恼火，他威胁法国国王腓力普四世释放其使节，接着又剥夺了法国国王向僧侣征收任何赋税的权利，并禁止法国僧侣未经教皇许可向国王交纳任何款项。对于教皇的威胁，法国国王决定予以反击。1302年4月，国王命令召开法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三级会议，会议赞同法国国王对教皇的谴责立场。翌年，法国国王宣布教皇道德堕落、宣扬异端，并派人逮捕和殴打教皇。最后教皇旁尼菲斯8世在屈辱中悲惨地死去。1305年，法国国王的傀儡、波尔多主教登上了教皇的宝座，称克雷门五世。克雷门特五世完全是依靠法王势力上台，在罗马没有任何权力基础。为了得到法王的保护，他在1309年把教皇的官邸迁到了法国的阿维农，从而出现了国王控制教皇的局面。教权的衰落和王权的兴起，凸现了欧洲民族国家时代的来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