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诸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当中，路易·阿尔都塞应该算是最关注中国的人之一。甚至在他被病魔和罪悔缠身的痛苦晚年（1980年因精神病发作而误杀其妻并被迫从理论界退出），他还为自己最终没有到中国会见伟人毛泽东而懊悔。他在回忆性自传《来日方长》中写道：“毛甚至曾经保证给我一次接见的机会，但出于‘法国政治’的种种原因，我犯了一生中最愚蠢的错误而没有去见他，害怕党对我的反对性反应。即使我和毛会面的消息真的以正式的、公开的联合公报方式为人所知，党又能怎么样呢？我确实不是那么重要的‘公众人物’！”[1]这句话看似简单，却包含了非常丰富、令人感慨的历史和政治内容。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他确实是重要的“公众人物”。他的政治哲学思想曾在西方国家和拉美第三世界产生过直接而强烈的影响。在法国，他对“革命的毛主义阐释深刻地影响了参加运动的学生，使他们认为自己参加了一场在其中所有事情都可能发生的运动（即1968年的五月风暴）”。[2] 学生们追逐他的演讲，讨论他的著作，甚至咒骂他因病在“五月风暴”中的缺席。五月风暴无果而终，成为当代西方政治斗争和文化运动的转折点。阿尔都塞转向了对国家上层建筑结构及国际共运理论的研究，它的相关思想也开始向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研究领域扩散，直至被他的追随者贯彻到更多学科（如政治学、语言学、符号学、文学理论、文化研究等）的研究实践当中。在英国，“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这段时间里，整个人文学科都经受了阿尔都塞马克思主义的涉入”，它不仅影响到对政治、经济和法律研究，而且广泛影响到电影、文化研究、历史写作、艺术史、音乐学和文学等众多领域。[3]1966年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以“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为名对阿尔都塞进行了介绍，产生了世界范围的影响，西班牙、意大利、希腊、瑞典、比利时以及拉美一些国家出现了阿氏思想的阐释者和研究者。

但是，与阿尔都塞对世界上许多国家产生的剧烈影响相较，与阿尔都塞对中国的热切关注相较，[4]同属国际共运阵营的中国人对他却知之甚少。错过了会晤毛主席的机会，这固然是造成阿尔都塞与中国理论界失之交臂的原因之一。但一个更根本的原因可能是，这位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了“最警觉和最为现代的再阐释”的激进思想家，其思想和勇气已经远远超出了中国理论界的理解范围。尽管中国理论界从八十年代初就开始介绍阿尔都塞的思想，但是，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对此似乎兴趣不大。直到今天，虽然阿尔都塞的名字已为众多中国学者所熟知，但与人们对其他法国思想家（如萨特、福柯，甚至德里达）的热情关注相比，依然显得相当冷落。

从国内学术期刊最早对于阿尔都塞的介绍来看，他首先是作为一名政治哲学家被介绍到中国的。[5] 随着学术气氛的日渐宽松和浓厚，阿尔都塞的原著相继被译介到中国。复旦大学哲学系编译的《西方学者论＜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983）其中收录了阿尔都塞的有关人道主义讨论的五篇论文。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保卫马克思》的中文版，并将阿氏在1974出版的小册子《自我批评材料》作为“附录”一并译出，第一次使读者有机会全面理解阿氏“理论反人道主义”的思想线索。[6]并且，国内出现了第一本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角度来介绍阿尔都塞思想的专著（《阿尔都塞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李青宜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 阿氏的重要论文相继出现在各类学术期刊上，文章所探讨的问题、涉及的学科更为广泛，与中国理论问题的对话态势也更为明显。

译介过来这些论文涉及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类：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和人道主义的深化性阐述，如《亚眠的答辩》；[7] 对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问题的创新性阐发；[8] 有关文艺审美与意识形态关系的理论探讨和批评实践。这种全面的译介态势，比较客观地反映了阿尔都塞对当代西方政治思想和文化学术的影响范围和影响路径，也为中国学者更全面地理解阿氏的思想提供了基本的条件。

到八十年代末，中国学界对阿尔都塞原著的介绍已从政治哲学、社会结构分析扩展到文艺思想等多个方面，对阿氏思想的研究自然也在逐渐深化和扩展。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国内对阿尔都塞的介绍只集中在国内较为关注的几个方面，比较轻视对阿氏大部头著作的译介。除了《保卫马克思》有中文全译本之外，其余的均是一些重要的单篇论文。与八十年代相较，九十年代国内很少再译介阿尔都塞本人的著作，出现了较多探讨阿尔都塞思想框架的哲学论文和相关著（译）作。但就在此时，在国外却掀起了整理和出版阿尔都塞手稿和遗著的小高潮，而且于1990年在美国纽约大学召开了讨论阿尔都塞遗产的国际学术会议。

直到2001年，阿尔都塞的最重要著作《读〈资本论〉》中文版才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阿氏的名著《列宁和哲学及其它论文集》、《自我批评文集》、《孟德斯鸠、卢梭、马克思：政治与历史》、《意识形态论文集》，以及死后出版的《哲学和科学家的自发哲学》、《来日方长》（自传体分析）和《黑格尔的幽灵：早期著作》、《精神分析论集：弗洛伊德和拉康》、《马基雅维里的孤独》等重要著作，目前在国内依然没有中文译本；西方学者研究阿尔都塞的专著，也很少被译介过来。[9]

值得重视的是，2000年以后，国内以阿尔都塞理论作为研究对象的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逐渐增多，一些研究成果也相继发表。[10]随着介绍的深入，中国学者开始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与哲学认识论、社会结构与国家理论、后殖民理论、知识分子社会角色、文艺的意识形态特性、文本的意识形态分析等问题联系起来。但是，从总体上来看，虽然阿尔都塞对于中国的影响已经持续了将近四十年，而国内对于阿尔都塞的介绍和理解与阿尔都塞思想本身所具有的丰富性和深刻性还有较大的距离。因此，下功夫译介阿尔都塞的原著并及时介绍国外对于阿尔都塞的研究成果，已经成为理论界的当务之急。

[1] Louis Althusser, The Future Lasts a Long Time and the facts, Olivier Corpet & Yann Moulier Boutang ed. Richard Veasey trans. London:Chatto & Windus1993,p.234.

[2] 见道格拉斯·约翰逊(Douglas Johnson)为 阿尔都塞《来日方长》(the Future Lasts a Long Time)英文版所写的导言，Olivier Corpet & Yann Moulier Boutang编， Richard Veasey译，London:Chatto & Windus 1993，第11页。

[3] Antony Easthope《1968年以来的英国后结构主义》(British Post-structuralism Since 1968),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88(1991重印)，“前言”p.xii-iii.

[4] 阿尔都塞是西欧马克思主义者当中少数几个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模式有深刻见解的思想家之一，有关他对中国问题的分析，可参见笔者所写《阿尔都塞论中国》（《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8期）。

[5] 《国外社会科学动态》（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辑）1980年第2期、第3 期开辟专栏，译介了国外学者研究阿尔都塞的多篇论文以及“关于路易·阿尔都塞的两篇资料”。

[6] 顾良译，杜章智校，商务印书馆 1984年。

[7] 顾良译，见《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6年3-4合刊。

[8] 李迅和杜章智各自翻译了《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发表于两份学术趣味迥异的研究刊物《当代电影》（1987年3-4期）和《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8年第4辑）上。

[9] 九十年代初台湾出版了由两岸学者合作翻译的《列宁和哲学及其它论文集》、《自我批评论文集》（杜章智，沈起予编、译，台湾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并翻译出版了英国学者柯林尼可斯(Alex Callinicos)的研究专著《阿图塞的马克思主义》(Althusser’s Marxism,london:Pluto1976，台湾远流1990年)以及一些相关的研究著作。由于两岸文化交流障碍尚未消除，这些书的出版在大陆未能产生重要影响。

[10] 如，张一兵《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关于阿尔都塞的一种文本学解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孟登迎《意识形态与主体建构――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