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卢梭的复古倾向，为暴政和专制开路

在贡斯当看来，由于卢梭"未能认识到两千年的时间所导致的人的气质的变化"，他"把属于另一世纪的社会权力与集体性主权移植到现代，他尽管被纯真的对自由的热爱所激励，却为多种类型的暴政提供了致命的借口"（贡斯当著，阎克文等译：《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商务印书馆1999年，页34），简而言之，他"误将社会机构的权威当作自由"（页35）。实质上，就是没有分辨清楚古代人自由与现代人自由的区别。

2.关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总的来说，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所犯的错误，经常被用来作为自由的颂辞，但是，这些颂辞却是对所有类型的专制政治最可怕的支持"（页57-58）。为什么如是断言呢？

贡斯当认为，关键要从他给"契约"所下的定义入手--

他给契约下的定义留给社会及其成员的印象是，每个人应当把他的所有权利毫无保留地全部让渡给共同体。贡斯当对此表示疑问："为了某种抽象存在的利益而放弃我们的全部存在，将会造成什么后果呢？"卢梭不会没预料到他关于契约达成的条件，会予人微词，因而，

"为了消除我们的疑虑，他告诉我们，主权者，即社会，既不能损害社会成员的整体，也不能损害他们中具体的任何个人。既然每个人都作出了完全的奉献，所有人都享有同样的地位，因此，没有人愿意让这种地位加重他人的负担。既然每个人都把自己献给了整体，他不会再把自己献给任何具体的个人。每个人都能从伙伴那里获得相同的权利，因为他已经为了他们的利益而放弃了权利。因此，他失去了一切，但又会获得这一切，这失去的一切将会汇集成更大的力量来维护他所拥有的东西。"（页58）卢梭的理论逻辑表明，人民失去一切就是为了获得一切，但是，谁能保证呢？贡斯当抓住卢梭理论的漏洞，话锋一转--

"然而，卢梭忘了，他赋予所有上述专有属性的这个抽象存在--他称之为主权者--是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它是由无一例外的所有个人组成的。但是，一旦主权者必须使用他所拥有的权力，或者换句话说，一旦开始运作实际的权力组织，那么，由于主权者不可能亲自行使主权，他必须把它委托出去，结果便是所有那些属性将会荡然无存。由于以全体的名义实施的行为，必定--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是由一个单独的个人或极少数人支配的，因此当一个人把自己奉献给全体时，他并不是把自己奉献给了抽象的人，相反，他是让自己服从于那些以全体的名义行事的人。"（页58）经过此番分析，贡斯当得出结论，

"由此可见，我们做出了全部奉献之后，并不能取得与全体平等的地位，因为那些人会从其他人的牺牲中获取独享的利益。认为没有人愿意让别人承担更多的义务，这不是实情，因为有些社会成员的地位高于一般人的地位。认为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能得到他们所放弃的同一权力，这不是实情。不是他们中的所有人都能既有所失，又有同样的所得，而且他们做出的牺牲的结果是--或者说可能是--创造了一种能够从他们那里夺走一切的权力"（页58-59）。

贡斯当的分析表明，卢梭通过社会契约而制造出来的"主权者"，并不能为人民主权的实现作些什么。相反，他除了重新给人民套上一副枷锁之外，就是对他自己的理论原则的颠覆。关于这一点，贡斯当明白无误地指出，

"他不知道该把这种令人恐怖的力量托付给谁的手中，除了设法让它不可能运转之外，他找不到其他办法去对付这种主权所必然造成的危险。他宣布主权不能被转让、被委托或被代表。换句话说，这等于是宣布它不可能被行使。实际上这意味着他刚刚宣布的原则已被摧毁"（页59）。

由此看来，卢梭似乎在给我们玩理论游戏。但是，这一理论一经被用于实践，就宣布了一个革命的恐怖的时代的到来（马克思、恩格斯曾有类似的结论）。这也难怪，后世很多理论家与野心家，都想方设法从卢梭那里获取思想的力量。因此，贡斯当对卢梭思想的针锋相对的批评，就显得尤为可贵。而他本人对专制君主的憎恨和攻击，又使其命运不济。但是，正如贡斯当著作的"英译者序"所言，

"他为政治理论保留了这样一种作用：探索、批判，朴实无华而又毫不留情，以求澄清思想、匡正道德"（页441）。